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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形成能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资本形成能力视角，从资本形成能力的来源结构、传导模式两个环节实证分析了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差异。结果表明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的资本依次是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财政资本，资本市场的作用仍待提升；最后提出促进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配的资本形成能力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资本形成能力；经济增长；相关性；资本来源结构
一、引言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都有重要论述。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新技术革命出现的新特点、人口结构的变迁等因素，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出现了连续性变化，区域差异也愈发明显（赵昌文，2004）；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机理需要不断检验（李扬，张晓晶，2015；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2009）。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资本之外，还有技术创新、劳动力、土地等，众多因素中单独研究资本的作用机制，必须将其他因素的作用剔除掉，如果上述其他因素的作用显著，则不利于对资本形成能力作用的分析。基于此，我们选择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原因之一在于这两个城市同是我国华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创新集聚的主要城市，具有相似的区位特征、相近的发展路径和同脉的文化（蒋玉涛，郑海涛，2013；姜巍，2004）；原因二也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是，这两个城市近年来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局面，深圳大有全面超过广州之势：总量上，两地GDP已非常接近；结构上，广深两地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均超过50%，但自2013年起，深圳的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60%，广州第三产业则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产业升级方面，2015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是7003.48亿元，是广州的三倍；趋势上，2013年，广州新登记企业户数为154575户，同期深圳为167220户，旗鼓相当；2015年，广州新登记企业户数是205887，深圳则为299925，多于广州近10万家，深圳的资本聚集能力已远远领先于广州。
因此，理清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导致差异的资本形成能力层面原因，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从资本形成的来源结构层面研究资本形成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及资本形成能力的传导效应。
二、区域资本形成能力及其比较
广州深圳两地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类似的，具体包括民间资本、财政性资本、银行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上市公司权益融资等。全文数据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00-2015）、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5）、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5），广州统计信息网等整理而成，由于篇幅所限，详细数据对比略。
1.广深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民间资本形成潜力都比较大
2000年至2015年间，深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比广州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但是广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幅为9.02%，比深圳的平均增幅5.47%大。2015年，广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6734.60元，实际增长为2.0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323.10元，实际增长9.40%；深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4633.00元，实际增长9.00%。由于深圳农村居民占比极低，因此从居民可支配收入角度看，深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略高于广州；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资本形成能力的微观表现，但单凭此还难以直接定资本形成能力强弱，储蓄率、消费水平对资本形成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不过储蓄率整体下滑、互联网经济拉底城市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已成趋势，在此背景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对资本形成总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2.广深两地财政收入相当，自身积累能力较强
广州、深圳两地从2000年到2014年，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0倍，且两地相当。在支出方面，广州略高于深圳；广州财政支出从2000年的258.6亿元，2014年增加到2525.38亿元，15年间增加了9.8倍；深圳财政支出从2000年的225.04亿元，2014年增加到2166.14亿元，15年间增加了9.6倍；广州略高于深圳。具体在公共财政收入上，在2015年，由于股市、楼市的带动，深圳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5年，来源于深圳的公共财政收入达到724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其中中央级收入实现4512亿元，增长29.7%；深圳市地方级收入实现2728亿元，增长31%，为近8年以来新高。分行业看，去年深圳税收规模占比前四大行业是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占整体税收的比重达到71.6%。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贡献较为突出，金融业税收实现980亿元，超常规增长60%以上。广州稍显囊中羞涩，广州2015年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349.1亿元，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当然这与广州的财政收入要上缴省级和中央两级财政，而深圳只与中央分成有关。
3.广州利用外资数量相比于深圳处于下滑状态
2000年，广州利用外资28.89亿美元，领先深圳1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广州利用外资却落后于深圳近7亿美元。表明在吸引外资上，深圳更具有优势。
4.深圳在资本市场有得天獨厚的条件，广州难以比拟
深圳证券交易所使得深圳企业在资本市场相比于广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上市公司权益融资方面，广州落后于深圳，有时甚至远远落后于深圳。资本市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仍然是凸显的。如何在已有资本市场发展格局下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引领产业发展，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辅助。
三、资本形成能力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表1及表2可知：
（1）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资本形成来源与GDP增长关系显著。以广深两地的GDP为被解释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GDP影响较大，弹性系数分别为2.16和1.86且皆表现为显著，即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GDP分别增长2.16%和1.86%，可见广州经济与外资的关联度较深圳稍高。 （2）另外，广深两地的上市公司权益融资产出弹性分别0.39和0.41，即深圳在上市公司融资方面的投入度和效率比广州稍高；最后，相比两地的财政支出和银行贷款产出弹性，广州高于深圳，说明广州对财政的依赖性大于深圳。对广州而言，继续发挥财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有力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促进金融发展，来优化资本形成的结构。
2.形成能力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
从表3与表4可知，第三产业在广深两地的发展中皆处于较好态势。
两地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贡献相对最大，两者之间的相关度最高。外资与两地经济的深度啮合性基本显现。财政支出、贷款余额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拟合优度相当高，产出弹性上广州高于深圳，这是广州近年来经济转型的成果。尽管如此，前文所述，深圳的第三产业发展含金量更高，说明深圳民间资本的投资绩效作用凸显。
3.资本形成能力对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贡献
从表5和表6可知，这部分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稍低于前面的模型，但皆于区间[0.74，0.96]中，资本形成能力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关联。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受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每增加1%的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两地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分别增加2.96%和2.36%，产出效率较高；但拟合优度低于其他类型资本，说明民间资本、财政资本、银行贷款对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展现较高的投资动能。从两地财政资本、银行贷款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弹性均大于1，相比较它们对三大产业的贡献度而言，有了显著提升。资本流转呈现出新趋势，但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仍较低，可能与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有关。不过，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尤其是提升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获得性，是亟待从政策层面重视的。
四、结论
本文立足于广深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分析资本形成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利用实证方法确认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适配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和传导路线。
1.继续发挥财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加快资本市场建设
深圳具有证券交易所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资本市场比广州发达，因此深圳经济发展受资本市场支持力度比广州大。广州经济发展对财政的支持仍然比较依赖，这也并非一无是处，从供给端进行资本形成能力的结构优化与动能疏导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但广州金融发展结构性失衡，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尽管发展很快，但尚不能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尤其是普惠性金融发展缓慢，创业金融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广州应抓住金融科技创新的契机，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改进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2.推行以公平为主导的长效发展机制
深圳投资效率较高，源于资本形成能力与第一产业的发展是负相关；而广州的银行资本、财政资本与第一产业产值呈现高度相关，并对其具有正向支持作用。这提示广州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谨慎。选择性政策若不精准则极易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重心应转移到解决金融资源的倾斜问题，避免将金融资源错配到产能过剩的产业中。系列针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科技金融政策，秉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传统发展模式，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在效率优先下，公平往往是兼顾不到的；部分中小微企业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满足预设条件而套取政策补助。由于政策性优待具有典型的时间节点约束，更加加剧了部分中小微企业难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司未来发展息息相关技术创新上。
政策的同质化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的必然不同，而差异化政策又不能精准化，政府控制金融有效供给不足，且供给结构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迁；国企无法律授权不可为，中小微企业无法律约束皆可为，这种双重标准是追求公平的速成之路。国企强势，体量大，回旋空间小，则应严约束；广大中小微企业处于弱势，体量小，回旋空间大，则宽约束，通过这个过程，充分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
3.资本形成能力的传导要优先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本形成能力近年来呈现出新的趋势，但总体上资本形成能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度仍然处于低位。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的未来新形势；这些新特征都要求决策部门能够及时的掌握，并从资本供给端采取骑墙策略，即针对当前金融覆盖性不太好的种子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问题，政府应当直接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撑作用。而针对那些目前仍然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取金融资源的、而发展动力与创新驱动不一致的，政府减少或不再实施类似税收返还或补贴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赵昌文.中国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及其与东、中部地区的比较[J].中國经济问题，2004（05）：64-72.
[2]蒋玉涛，郑海涛.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及模式比较研究--以广州、深圳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3（14）：24-30.
[3]姜巍.广州、深圳经济增长因素实证比较分析[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15（1）：57-60.
[4]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5]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9）：39-51.
作者简介：骆世广（1981.01- ），男，河南信阳人，硕士，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广州）区域金融政策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金融、金融数据挖掘
关键词：资本形成能力；经济增长；相关性；资本来源结构
一、引言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都有重要论述。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新技术革命出现的新特点、人口结构的变迁等因素，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出现了连续性变化，区域差异也愈发明显（赵昌文，2004）；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机理需要不断检验（李扬，张晓晶，2015；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2009）。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资本之外，还有技术创新、劳动力、土地等，众多因素中单独研究资本的作用机制，必须将其他因素的作用剔除掉，如果上述其他因素的作用显著，则不利于对资本形成能力作用的分析。基于此，我们选择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原因之一在于这两个城市同是我国华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创新集聚的主要城市，具有相似的区位特征、相近的发展路径和同脉的文化（蒋玉涛，郑海涛，2013；姜巍，2004）；原因二也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是，这两个城市近年来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局面，深圳大有全面超过广州之势：总量上，两地GDP已非常接近；结构上，广深两地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均超过50%，但自2013年起，深圳的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60%，广州第三产业则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产业升级方面，2015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是7003.48亿元，是广州的三倍；趋势上，2013年，广州新登记企业户数为154575户，同期深圳为167220户，旗鼓相当；2015年，广州新登记企业户数是205887，深圳则为299925，多于广州近10万家，深圳的资本聚集能力已远远领先于广州。
因此，理清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导致差异的资本形成能力层面原因，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从资本形成的来源结构层面研究资本形成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及资本形成能力的传导效应。
二、区域资本形成能力及其比较
广州深圳两地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类似的，具体包括民间资本、财政性资本、银行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上市公司权益融资等。全文数据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00-2015）、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5）、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5），广州统计信息网等整理而成，由于篇幅所限，详细数据对比略。
1.广深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民间资本形成潜力都比较大
2000年至2015年间，深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比广州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但是广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幅为9.02%，比深圳的平均增幅5.47%大。2015年，广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6734.60元，实际增长为2.0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323.10元，实际增长9.40%；深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4633.00元，实际增长9.00%。由于深圳农村居民占比极低，因此从居民可支配收入角度看，深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略高于广州；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资本形成能力的微观表现，但单凭此还难以直接定资本形成能力强弱，储蓄率、消费水平对资本形成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不过储蓄率整体下滑、互联网经济拉底城市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已成趋势，在此背景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对资本形成总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2.广深两地财政收入相当，自身积累能力较强
广州、深圳两地从2000年到2014年，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0倍，且两地相当。在支出方面，广州略高于深圳；广州财政支出从2000年的258.6亿元，2014年增加到2525.38亿元，15年间增加了9.8倍；深圳财政支出从2000年的225.04亿元，2014年增加到2166.14亿元，15年间增加了9.6倍；广州略高于深圳。具体在公共财政收入上，在2015年，由于股市、楼市的带动，深圳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5年，来源于深圳的公共财政收入达到724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其中中央级收入实现4512亿元，增长29.7%；深圳市地方级收入实现2728亿元，增长31%，为近8年以来新高。分行业看，去年深圳税收规模占比前四大行业是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占整体税收的比重达到71.6%。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贡献较为突出，金融业税收实现980亿元，超常规增长60%以上。广州稍显囊中羞涩，广州2015年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349.1亿元，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当然这与广州的财政收入要上缴省级和中央两级财政，而深圳只与中央分成有关。
3.广州利用外资数量相比于深圳处于下滑状态
2000年，广州利用外资28.89亿美元，领先深圳1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广州利用外资却落后于深圳近7亿美元。表明在吸引外资上，深圳更具有优势。
4.深圳在资本市场有得天獨厚的条件，广州难以比拟
深圳证券交易所使得深圳企业在资本市场相比于广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上市公司权益融资方面，广州落后于深圳，有时甚至远远落后于深圳。资本市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仍然是凸显的。如何在已有资本市场发展格局下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引领产业发展，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辅助。
三、资本形成能力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表1及表2可知：
（1）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资本形成来源与GDP增长关系显著。以广深两地的GDP为被解释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GDP影响较大，弹性系数分别为2.16和1.86且皆表现为显著，即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GDP分别增长2.16%和1.86%，可见广州经济与外资的关联度较深圳稍高。 （2）另外，广深两地的上市公司权益融资产出弹性分别0.39和0.41，即深圳在上市公司融资方面的投入度和效率比广州稍高；最后，相比两地的财政支出和银行贷款产出弹性，广州高于深圳，说明广州对财政的依赖性大于深圳。对广州而言，继续发挥财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有力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促进金融发展，来优化资本形成的结构。
2.形成能力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贡献
从表3与表4可知，第三产业在广深两地的发展中皆处于较好态势。
两地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贡献相对最大，两者之间的相关度最高。外资与两地经济的深度啮合性基本显现。财政支出、贷款余额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拟合优度相当高，产出弹性上广州高于深圳，这是广州近年来经济转型的成果。尽管如此，前文所述，深圳的第三产业发展含金量更高，说明深圳民间资本的投资绩效作用凸显。
3.资本形成能力对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贡献
从表5和表6可知，这部分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稍低于前面的模型，但皆于区间[0.74，0.96]中，资本形成能力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关联。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受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每增加1%的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两地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分别增加2.96%和2.36%，产出效率较高；但拟合优度低于其他类型资本，说明民间资本、财政资本、银行贷款对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展现较高的投资动能。从两地财政资本、银行贷款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弹性均大于1，相比较它们对三大产业的贡献度而言，有了显著提升。资本流转呈现出新趋势，但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仍较低，可能与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有关。不过，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尤其是提升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获得性，是亟待从政策层面重视的。
四、结论
本文立足于广深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分析资本形成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利用实证方法确认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适配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和传导路线。
1.继续发挥财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加快资本市场建设
深圳具有证券交易所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资本市场比广州发达，因此深圳经济发展受资本市场支持力度比广州大。广州经济发展对财政的支持仍然比较依赖，这也并非一无是处，从供给端进行资本形成能力的结构优化与动能疏导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但广州金融发展结构性失衡，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尽管发展很快，但尚不能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尤其是普惠性金融发展缓慢，创业金融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广州应抓住金融科技创新的契机，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改进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2.推行以公平为主导的长效发展机制
深圳投资效率较高，源于资本形成能力与第一产业的发展是负相关；而广州的银行资本、财政资本与第一产业产值呈现高度相关，并对其具有正向支持作用。这提示广州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谨慎。选择性政策若不精准则极易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重心应转移到解决金融资源的倾斜问题，避免将金融资源错配到产能过剩的产业中。系列针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科技金融政策，秉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传统发展模式，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在效率优先下，公平往往是兼顾不到的；部分中小微企业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满足预设条件而套取政策补助。由于政策性优待具有典型的时间节点约束，更加加剧了部分中小微企业难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司未来发展息息相关技术创新上。
政策的同质化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的必然不同，而差异化政策又不能精准化，政府控制金融有效供给不足，且供给结构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迁；国企无法律授权不可为，中小微企业无法律约束皆可为，这种双重标准是追求公平的速成之路。国企强势，体量大，回旋空间小，则应严约束；广大中小微企业处于弱势，体量小，回旋空间大，则宽约束，通过这个过程，充分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
3.资本形成能力的传导要优先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本形成能力近年来呈现出新的趋势，但总体上资本形成能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度仍然处于低位。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的未来新形势；这些新特征都要求决策部门能够及时的掌握，并从资本供给端采取骑墙策略，即针对当前金融覆盖性不太好的种子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问题，政府应当直接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撑作用。而针对那些目前仍然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取金融资源的、而发展动力与创新驱动不一致的，政府减少或不再实施类似税收返还或补贴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赵昌文.中国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及其与东、中部地区的比较[J].中國经济问题，2004（05）：64-72.
[2]蒋玉涛，郑海涛.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及模式比较研究--以广州、深圳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3（14）：24-30.
[3]姜巍.广州、深圳经济增长因素实证比较分析[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15（1）：57-60.
[4]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5]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9）：39-51.
作者简介：骆世广（1981.01- ），男，河南信阳人，硕士，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广州）区域金融政策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金融、金融数据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