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也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变化。这自然也是全球化的代价。以目前的客观现实而论，我国巳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赛跑，法定准备金率与外汇占款赛跑，利率与通货膨胀赛跑的格局。
　　 截至今年3月底，我國外汇储备已达到30447亿美元，外汇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人民币升值压力再增。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就得干预外汇市场，买进外汇，投放本币，则本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中央银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又必须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冲销，以回笼货币。而为了增加央票发行的力度，就得上调利率，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上调利率，资本流入会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外汇储备增加一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一稳定汇率，外汇占款增加一稳定基础货币，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一利率上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一资本流入增加一外汇储备增加的循环过程。然而，在这个循环的背后，包含着多重矛盾。
　　 首先是利率调整和汇率调整之间的矛盾。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上调利率，势必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仍然保持较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投机成本下降，资本流入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将进一步上升。其次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矛盾，这又增大了中央银行冲销干预的压力，为了控制外汇占款的增加势头，中央银行必须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去冲销。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会使银行的经营成本上升；央行付息成本也会上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会促致利率上升，可是鉴于我国国内通胀的上升之势，为了扭转负利率状况，央行又不得不提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利率会加剧投机资本流入，这不仅加剧本已过剩的流动性，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又会进一步促进央行提高利率。再就是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策退出的步伐不一致，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就在这次全球性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应对危机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率、增加支出和扩张货币刺激经济。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率先复苏，开始逐渐退出了宽松货币政策，而主要发达国家复苏相对缓慢，因而仍在维持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和热钱流入的压力，发达国家面临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问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升值压力大，发达国家货币有贬值趋势。目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收紧货币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难以隔绝外部经济的冲击，内紧外松会抵消本国宏观调控的效果，这恰恰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在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的紧缩货币政策实际功效正在持续减弱。
　　 回望过去，早在2007年，我们就面临过类似的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加，法定准备金率和利率不断上调，人民币持续升值棘手问题。不同的是，当时还没有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因此，现在情况更加复杂。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去，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仍在继续发酵，甚至有恶化的可能，对此，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同时又要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跳出这个“怪圈”，既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性经济大国征程中的历史性课题。 毫无疑问，应对这样的重大挑战，只是依赖短期政策调控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需要有全球化视野；开拓性思维，从长计议，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国际收支的失衡，货币失衡的背后是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因此需要采取政策手段调控内外均衡，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但是，宏观经济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非得采取多种政策搭配的形式来综合处理不可，如果光指望某一种政策工具，只会左支右绌。除了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总量调控功能，还要利用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不断深化经济改革为宏观经济调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要继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理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调整贸易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理顺生产要素价格，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外部经济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尽快解决好外汇储备的被动过快增长，从机制上减少我国补贴全世界的问题，将外部经济风险对我国的冲击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