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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工作任重而道远，人民政府着力从取缔娼妓，严禁贩吸毒品，颁布新《婚姻法》建立新型的平等婚姻关系，肃清匪患等方面入手，彻底涤荡旧社会残存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
一、解放妇女，实行新型婚姻制度
解放前夕，全国约有近万家妓院，还有为数不少的暗娼，1947年仅上海以卖淫为生者就不下10万人，在这种社会痼疾的毒害之下，不但广大妇女身心饱受摧残，而且这些色情场所不仅是梅毒淋病泛滥的渊薮，往往也是赌博、吸毒等犯罪活动的集聚地。
封闭妓院娼馆，改造妓女，使广大失足妇女在新政权领导下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处理娼妓等社会顽疾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全国范围内首先开始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工作的是北京市。1949年11月，北京市举行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11月21日，集中查封妓院行动正式开始，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充分，查封行动仅历时12小时便宣告完成。接着“天津、上海、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都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取缔卖淫嫖娼，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惩治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妓院老板，挽救了一大批被迫为娼的妇女，使其脱离苦海。”经过努力，娼妓活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得到了遏制。
讓弃娼从良女子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有能力开始新的生活，是防止娼妓现象死灰复燃的必要后续工作。为了做好她们的生活安置问题，废除娼妓制度之后，党又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从良妇女的改造与生活帮扶上，各级政府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帮助她们根治性病、学习文化、接受培训技能，不但使她们恢复了身体健康，而且深刻改变了她们的精神面貌。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一致努力，到1957年，卖淫嫖娼活动基本禁绝，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改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平等身份，新政权还通过颁布法律，依法保障妇女的正当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关于解放妇女的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早在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就开始酝酿、起草，其后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950年4月30日终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5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婚姻法》还规定了婚姻双方都有依法离婚的自由。为了配合《婚姻法》的贯彻执行，新政权还颁布了相关的规定、党内通知和决定等，以推动《婚姻法》能在全国各地得到真正的落实，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干涉和违反《婚姻法》执行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给予依法制裁。《婚姻法》的颁布实施，逐渐改变了中国民间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观念，男女平等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逐渐形成。
二、禁绝吸贩毒等社会公害，净化社会风气
鸦片战争以后，种植罂粟、吸食鸦片、贩卖毒品等行为在中国社会快速蔓延。“食倒洋烟瘦出骨，黄皮瘦弱害自家。有日洋烟食上瘾，或烧八字命收哩。”“鸦片烟来白生生，牛角盒子玻璃灯；怀里抱着哭丧棒，手里拿着点主灯。”……透过这些民谣，可以看出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吸食鸦片恶习的流行，致使国人体质大幅度下降，一些士兵沾染烟瘾之后，身体羸弱，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国防形同虚设。据统计，新中国刚成立时，“当时吸毒者约2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4%。西南地区吸毒者多达600万人，仅贵州省即有300多万人。城乡烟馆林立，昆明有1100多家，贵阳有1000多家，重庆有3000多家，制毒、贩毒现象也相当普遍。上海发现制毒场所33处，参与制毒贩毒者有3万人。重庆发现制毒场所有330家，每天销售烟土3400两。衡阳铁路局辖内贩毒人员达2000人以上，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四省及京津两市，贩毒者多达万人。”毒品在旧社会的泛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新政权采取措施，坚决禁绝毒品净化社会风气，决心彻底铲除种植罂粟，吸贩鸦片等社会毒瘤。1950年2月，政务院第21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在军事已完全结束的地区，从一九五零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刻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接着，全国各省市和有关地区均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作为各地区禁毒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查禁毒品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禁毒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由于鸦片、烟毒曾长时期流行于中国社会，绝非中央的一两个会议和决议就能彻底铲除干净的，为了使禁毒工作取得实效，彰显人民政府改造旧社会的决心，1952年，中共中央和有关部委又先后颁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等文件，不断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同时通过宣传攻势使群众充分了解禁毒的意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到与贩毒、制毒和吸毒作斗争的活动中，掀起了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对遏制在中国大陆猖獗百年之久的毒患，净化社会风气，增强国民体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肃清匪患，实现社会稳定
“兵来如梳，匪来如篦”，这句话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旧社会土匪为非作歹，掠夺百姓的可恶本性。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溃逃台湾时留下了200多万武装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各种反动势力，他们与当地的黑恶势力互相勾结，以各种方式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大批谍报人员和敌特分子不仅收集新政权的各种情报随时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还以各种极端的手段，如暗杀新政府党员干部、抢劫杀害普通百姓等来制造混乱，扰乱社会秩序。” 残留在大陆的这些土匪特务武装，在新解放区大量制造暗杀和破坏活动。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仅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个以上，仅福建、云南、贵州就有37个县城被土匪占领，土匪还在大别山及广西14个县建立了伪政权。1950年，全国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匪患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战役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匪特武装人数较少、分散灵活，隐藏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地和丘陵地区，以发动武装暴动和小规模的突然袭击为主要破坏形式，无法与之展开大规模阵地式的军事较量。人民解放军为肃清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匪特武装，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仅从剿匪所经历的时间来看，华北地区剿匪历时两年，华东地区的剿匪历时四年，中南地区剿匪历时三年零一个月，西南地区的剿匪历时三年，而西北地区的剿匪战斗最为艰苦，前后历时五年之久。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至1953年完成，贯穿了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整个时期。换言之，全国大部分地区剿匪战斗所用的时间都超过了解放战争的时间，相当于打了另一场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为剿灭匪患付出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如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不少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所向披靡，最后却牺牲在解放后的剿匪战斗中。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剿匪战斗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至1953年，历时四年多的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匪特武装二百多万人，缴获各种火炮两千多门，各种枪支一百多万支，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之灾，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安定。
【注释】
[1]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2]罗平汉、赵亮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3]转引自田涛：《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4]转引自田涛：《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转引自田涛：《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6]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7]《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5页。
[8]章猷才：《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9]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10]王永江：《不能淡忘的一段歷史》，《解放军报》，2014年5月24日。
作者简介：程光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讲师。
一、解放妇女，实行新型婚姻制度
解放前夕，全国约有近万家妓院，还有为数不少的暗娼，1947年仅上海以卖淫为生者就不下10万人，在这种社会痼疾的毒害之下，不但广大妇女身心饱受摧残，而且这些色情场所不仅是梅毒淋病泛滥的渊薮，往往也是赌博、吸毒等犯罪活动的集聚地。
封闭妓院娼馆，改造妓女，使广大失足妇女在新政权领导下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处理娼妓等社会顽疾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全国范围内首先开始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工作的是北京市。1949年11月，北京市举行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11月21日，集中查封妓院行动正式开始，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充分，查封行动仅历时12小时便宣告完成。接着“天津、上海、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都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取缔卖淫嫖娼，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惩治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妓院老板，挽救了一大批被迫为娼的妇女，使其脱离苦海。”经过努力，娼妓活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得到了遏制。
讓弃娼从良女子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有能力开始新的生活，是防止娼妓现象死灰复燃的必要后续工作。为了做好她们的生活安置问题，废除娼妓制度之后，党又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从良妇女的改造与生活帮扶上，各级政府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帮助她们根治性病、学习文化、接受培训技能，不但使她们恢复了身体健康，而且深刻改变了她们的精神面貌。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一致努力，到1957年，卖淫嫖娼活动基本禁绝，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改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平等身份，新政权还通过颁布法律，依法保障妇女的正当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关于解放妇女的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早在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就开始酝酿、起草，其后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950年4月30日终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5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婚姻法》还规定了婚姻双方都有依法离婚的自由。为了配合《婚姻法》的贯彻执行，新政权还颁布了相关的规定、党内通知和决定等，以推动《婚姻法》能在全国各地得到真正的落实，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干涉和违反《婚姻法》执行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给予依法制裁。《婚姻法》的颁布实施，逐渐改变了中国民间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观念，男女平等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逐渐形成。
二、禁绝吸贩毒等社会公害，净化社会风气
鸦片战争以后，种植罂粟、吸食鸦片、贩卖毒品等行为在中国社会快速蔓延。“食倒洋烟瘦出骨，黄皮瘦弱害自家。有日洋烟食上瘾，或烧八字命收哩。”“鸦片烟来白生生，牛角盒子玻璃灯；怀里抱着哭丧棒，手里拿着点主灯。”……透过这些民谣，可以看出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吸食鸦片恶习的流行，致使国人体质大幅度下降，一些士兵沾染烟瘾之后，身体羸弱，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国防形同虚设。据统计，新中国刚成立时，“当时吸毒者约2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4%。西南地区吸毒者多达600万人，仅贵州省即有300多万人。城乡烟馆林立，昆明有1100多家，贵阳有1000多家，重庆有3000多家，制毒、贩毒现象也相当普遍。上海发现制毒场所33处，参与制毒贩毒者有3万人。重庆发现制毒场所有330家，每天销售烟土3400两。衡阳铁路局辖内贩毒人员达2000人以上，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四省及京津两市，贩毒者多达万人。”毒品在旧社会的泛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新政权采取措施，坚决禁绝毒品净化社会风气，决心彻底铲除种植罂粟，吸贩鸦片等社会毒瘤。1950年2月，政务院第21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在军事已完全结束的地区，从一九五零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刻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接着，全国各省市和有关地区均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作为各地区禁毒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查禁毒品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禁毒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由于鸦片、烟毒曾长时期流行于中国社会，绝非中央的一两个会议和决议就能彻底铲除干净的，为了使禁毒工作取得实效，彰显人民政府改造旧社会的决心，1952年，中共中央和有关部委又先后颁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等文件，不断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同时通过宣传攻势使群众充分了解禁毒的意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到与贩毒、制毒和吸毒作斗争的活动中，掀起了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对遏制在中国大陆猖獗百年之久的毒患，净化社会风气，增强国民体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肃清匪患，实现社会稳定
“兵来如梳，匪来如篦”，这句话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旧社会土匪为非作歹，掠夺百姓的可恶本性。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溃逃台湾时留下了200多万武装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各种反动势力，他们与当地的黑恶势力互相勾结，以各种方式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大批谍报人员和敌特分子不仅收集新政权的各种情报随时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还以各种极端的手段，如暗杀新政府党员干部、抢劫杀害普通百姓等来制造混乱，扰乱社会秩序。” 残留在大陆的这些土匪特务武装，在新解放区大量制造暗杀和破坏活动。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仅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个以上，仅福建、云南、贵州就有37个县城被土匪占领，土匪还在大别山及广西14个县建立了伪政权。1950年，全国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匪患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战役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匪特武装人数较少、分散灵活，隐藏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地和丘陵地区，以发动武装暴动和小规模的突然袭击为主要破坏形式，无法与之展开大规模阵地式的军事较量。人民解放军为肃清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匪特武装，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仅从剿匪所经历的时间来看，华北地区剿匪历时两年，华东地区的剿匪历时四年，中南地区剿匪历时三年零一个月，西南地区的剿匪历时三年，而西北地区的剿匪战斗最为艰苦，前后历时五年之久。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至1953年完成，贯穿了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整个时期。换言之，全国大部分地区剿匪战斗所用的时间都超过了解放战争的时间，相当于打了另一场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为剿灭匪患付出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如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不少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所向披靡，最后却牺牲在解放后的剿匪战斗中。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剿匪战斗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至1953年，历时四年多的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匪特武装二百多万人，缴获各种火炮两千多门，各种枪支一百多万支，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之灾，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安定。
【注释】
[1]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2]罗平汉、赵亮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3]转引自田涛：《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4]转引自田涛：《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转引自田涛：《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6]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7]《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5页。
[8]章猷才：《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9]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10]王永江：《不能淡忘的一段歷史》，《解放军报》，2014年5月24日。
作者简介：程光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