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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那个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对金老的采访，联系了数次才成功。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备受迫害，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十代、也是末代肃亲王。
41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贿，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道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还谁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平时就在外面穿一件布衣。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旅顺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子，各有各的奶妈和“看妈”，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
父亲组织“宗社党”，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他的意思是，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哥哥们上旅顺“工大”，我们小不点上第二小学，同学们都是满洲铁路或者关东厅的后代。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机会出去。
我很庆幸，出生得晚，没怎么受过这些“洋罪”。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姐姐们称我为“革命儿”。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先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的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灵柩用火车经奉天（今辽宁省）、山海关到达北京，是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的。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
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认识了一个女传教士，每次来家里教我们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小学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被川岛浪速控制着，川岛浪速就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她们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被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圩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在“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但是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3岁的十四姐。
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1916年，袁世凯暴亡后，父亲支持巴布扎布叛乱，希望搞“满蒙独立”。巴布扎布后来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死，我父亲就把他们全家接到我们家里养着，也让他的几个孩子念书。老大后来回到了蒙古，老二和老三留在中国。老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特别喜欢芳子，一心想娶她为妻，甚至为她得了相思病。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挺漂亮的。
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大连。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长得挺漂亮，生了5个孩子。奇怪的是，甘珠尔扎布结婚时，川岛芳子竟跑来参加婚礼。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但驾驭不了她。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去她那里玩。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名声也不好，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
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住在东四九条，我只去过一次，看到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都怕她，喊她“金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得有个人帮她，但我不愿意。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于是尽量躲着她。有一次我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摆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我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说“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那样一种方式渡过。1948年，哥哥成了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我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但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一笔钱，我用这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平反，而是想有份工作。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平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摘自东方出版社《走出历史的烟尘》 编著：李菁 本文口述：金默玉）
对金老的采访，联系了数次才成功。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备受迫害，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十代、也是末代肃亲王。
41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贿，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道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还谁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平时就在外面穿一件布衣。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旅顺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子，各有各的奶妈和“看妈”，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
父亲组织“宗社党”，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他的意思是，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哥哥们上旅顺“工大”，我们小不点上第二小学，同学们都是满洲铁路或者关东厅的后代。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机会出去。
我很庆幸，出生得晚，没怎么受过这些“洋罪”。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姐姐们称我为“革命儿”。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先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的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灵柩用火车经奉天（今辽宁省）、山海关到达北京，是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的。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
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认识了一个女传教士，每次来家里教我们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小学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被川岛浪速控制着，川岛浪速就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她们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被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圩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在“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但是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3岁的十四姐。
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1916年，袁世凯暴亡后，父亲支持巴布扎布叛乱，希望搞“满蒙独立”。巴布扎布后来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死，我父亲就把他们全家接到我们家里养着，也让他的几个孩子念书。老大后来回到了蒙古，老二和老三留在中国。老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特别喜欢芳子，一心想娶她为妻，甚至为她得了相思病。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挺漂亮的。
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大连。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长得挺漂亮，生了5个孩子。奇怪的是，甘珠尔扎布结婚时，川岛芳子竟跑来参加婚礼。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但驾驭不了她。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去她那里玩。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名声也不好，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
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住在东四九条，我只去过一次，看到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都怕她，喊她“金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得有个人帮她，但我不愿意。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于是尽量躲着她。有一次我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摆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我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说“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那样一种方式渡过。1948年，哥哥成了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我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但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一笔钱，我用这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平反，而是想有份工作。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平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摘自东方出版社《走出历史的烟尘》 编著：李菁 本文口述：金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