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星期天。龙华金仍在广州花都区一间充斥噪音的工厂里上班。
　　工余，他与工友聊天，聊起“中国梦”的话题。在像他这样的 “新生代农民工”眼里，“中国梦”不仅仅是描画“愿景”，更是一种国家的承诺：每一个人，无论他爸是不是李刚，都能机会平等地通过努力实现梦想，改变命运。
　　10几天来，龙华金的心被触动过，但很快又陷入困惑。25年的人生，一系列的挫败已经让他形成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固定模式：不可能的事情，就压抑自己去想，以免再受到打击。他不知道凭努力，能否打破自己父母是农民工，所以自己是农民工，未来的孩子也许还只能是农民工的“阶层再生产”链条。出身，就像是一个诅咒。
　　在龙华金的身上，还有身后，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分配资源、权利、机会的不平等已经非常的刺眼，恍若“身份社会”再度来临。其“丛林化”的特征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
　　中国梦，从给无爹可拼的人以平等的机会开始。

从开始就输了

　　在和《南风窗》记者的聊天中，龙华金有时会陷入沉默，猛吸一口烟，然后双眼呆视前方。他早已明白，自己 “天生”就比权贵、富人子弟，比城里人，处在了一个不利的起点上。命运，从出娘胎的那一刻，似乎就已注定了。
　　他25年来的遭遇，也是现在中国方方面面的机会不平等的折射。套用两句哲学术语，他“历时性”的命运，反映出了现在社会“共时性”的诸多严峻问题。
　　1988年，龙华金出生在湘黔交界武陵山区的一个山村里。他出生几年后，“打工潮”兴起，父母即到广东打工。他因此成为那个地方最早的一批“留守儿童”。
　　90年代初的湘黔交界地带，农村根本无幼儿园可上。幼儿的教育资源，在城市里基本已经普及，而权力机构用纳税人的钱，更是对自己的子女优先和特殊照顾，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了机关幼儿园。
　　20年了，教育资源仍是以权力、金钱为中心来进行不平等的分配：权贵、富人的子女读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而城市贫民、农民的孩子读较差的幼儿园、中小学。农民工的子女，则更多的只能读教育质量很差的民办学校，有的甚至没有学上。
　　“教育获得”，通向的是“地位获得”。政府在分配教育资源时的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对底层的向上流动构成了阻碍。等龙华金第一次意识到没有幼儿园可上、只能读教育质量极差的村小、镇初中的后果时，他已经高中二年级了。
　　那所中学，就像是一个“收容所”，收容那些既没有读书的天赋，更没有一个当官、做生意的老爸，但还不至于混成一个“烂仔”的贫民子弟。对于考上大学，他们班90%的人不抱希望，因此靠谈恋爱、玩乐来逃避自我。结果很容易想象，他们班，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而且是很普通的学校。龙华金不在其中。
　　前几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注意到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的事实。但它已经是一个结果。当优质的教育资源几乎被中上阶层垄断，并且，各种“特招”、“保送”也是在为这些阶层的子弟量身打造时，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对龙华金等人关闭。
　　于是，龙华金所能做的，就是继承父母的阶层地位，出去打工，成为一名“二代农民工”。那一刻，他吃到了在教育资源上遭受不平等对待的苦果。
　　但那只是个开始。
　　“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在龙华金眼中是失败的：打工20年，一无所有，让自己替换上场了。没有文化的他们，不会捕捉，也没有资本抓住任何商业潮流的机会。龙华金呢？机会更加渺茫。
　　文化技能的限制，“白领”类的工作机会从来没有向他招手。创业？这谈何容易。既无资本，又无经验，加上种种体制障碍，压缩了个体户的创业活力。这是一种隐形的对龙华金等人通过“创业”而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剥夺。当他上大学的同学，虽然突破了“教育封锁”，但仍无法从“市场”中看出多少机会时，他就更只能靠边站。
　　唯一现实的，就是努力在工厂的管理等级、技术等级中向上攀爬。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垄断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使工厂能不能存在下去都很难说。
　　是的，没有机会。和无数工友一样，龙华金等待的，只是买彩票突然中大奖之类的奇迹发生。

谁的社会

　　1971年，美国著名的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对曾经给他以巨大心灵创伤的童年时代、20世纪初的美国如此回忆：“我用孩子的目光朝妈妈看去，她的脚长满血泡，终日地站立着，我知道，她的双脚永远不会治愈。”
　　那时，他的母亲，为了获得每个星期10美元的收入，在橄榄油厂难闻的雾气中，每天要站立干10小时的活。
　　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对此仰天长叹：“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在流水线旁被剥夺掉人的尊严。”
　　幸运的是，屌丝弗兰克·卡普拉没有重复身处社会底层的父母的命运—经过努力，他最终砸烂了“阶层再生产”的链条，凭个人的能力，还有一定程度的机会平等，成为“美国梦”的代表。
　　但对于龙华金来说，弗兰克·卡普拉是一个遥远得不可想象的神话。他对《南风窗》记者说，“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人，但那只是个别。” 　　从2006年开始，他打工已经7年，现在一个月累死累活可以挣得3000元左右。同时，他有一个来自于湖北，在另一家工厂打工的女朋友，一个月约2500元的收入。这些钱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要说“融入”城市，成为“职业工人”、“市民”，即使回到老家，龙华金都不敢妄想在房价已超过3000元每平方米的县城买房“城镇化”。
　　“连大学生找工作都困难，都买不起房，更何况我？呵！”他表示，自己现在只是得一天过一天。
　　当然龙华金也关心“国家大事”。他有一个智能手机，下班的时候，就会用手机上网看看新闻。类似于辽宁东港“美女副市长”、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的事件他都知道，而且，他“不用想都晓得”，这些人有一个当官的爹或亲戚—或者“上面有人”。
　　无一例外地，他都会在这类新闻的跟帖里狠骂几句。这类语言有一个心理功能，那就是给他疗伤。精神分析有一个理论：一个人在心理上受到不公的伤害，他会以发泄回敬。发泄，不过是一个“受过伤”的人自我同情，以及要求对自己进行补偿。
　　这类心理，在龙华金的老乡，还有工友那儿不同程度地存在。事实上，这是今天的一种社会情绪。感受到社会不公，感觉没有改变命运机会的人们，总渴望发生点什么，以便让他们从角落里一跃而出。
　　“社会”从来不预设它就是一个由少数有权力、金钱庇护的人表演并羞辱大多数人的舞台。假如不幸如此，那么，一直在看戏的社会底层，难免会通过某些性质各异的“群体性事件”登台表演。
　　一个社会分配资源、权利、机会的游戏规则越不公平，越是让底层付出代价，它或迟或早就越会付出代价。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早就揭示，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里，并没有绝对的强者和赢家。

机会平等，对政府的“法律命令”

　　《南风窗》记者问龙华金，假如让他重来一次25年的人生，照样还出生在一个农民工的家庭，他能够希望什么。他想了想，对记者说：“我想要从一开始就不要和别人拼爹，拼努力、拼能力。”
　　“如果大家起点差不多，而且拼努力、拼能力能够影响到成功不成功，我想，我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因为当时我会知道我努力肯定还有希望。但如果起点我就输了，以后越落越远，那一定会打击我，我怎么拼得过人家？”
　　这是实话，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龙华金正是这个原则里所说的“最少受惠者”。
　　这条原则有两个意思：如果存在不平等的话，那么，要有利于“最少受惠者”才是正当的；职务和机会—扩大一下就是“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前景的资源、权利、机会的分配”—应该机会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龙华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比如公务员的福利让人艳羡，人人挤破头要进去分享制度红利，比如央企高管拿可怕的年薪—最终会有利于作为农民工的自己和仍在做农民工的父母。恰恰相反，这些不平等，建立在一种结构性的，并且得到制度支撑的分配机制之上，剥夺而不是有利于“最少受惠者”们。
　　按照正义原则，在分配各种资源、权利和机会时，拿身份说事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但这就是那么多年来，龙华金的父母和他所遭受到的对待。他们无“资格”享有任何城市居民因户籍而享有的东西。
　　从父母到自己，龙华金们只有地域上的“流动”，没有阶层上的“社会流动”。他们的数字是2亿多人。如果加上城市贫民，加上每年几百万涌向社会，但感觉不拼爹什么也拼不过的大学生，那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阶层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当社会流动严重受阻，机会，跟随权力、财富的阶层占有而固化，这其实是多么可怕。
　　因此现代社会作出了一个“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取得成功”的抽象承诺。而政府就是这个承诺的“责任人”。大多数人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白痴，他们的人生前景受制于分配资源、权利、机会的制度环境。
　　龙华金明白，自己一个月究竟拿到的是3000元，还是5000元，那是个人能力、努力和“市场”进行交换的事情，不是政府该负责的。但确实，他25年来因机会不平等而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却不完全是“市场”的过失。
　　“中国梦”必须化为政府纠正不平等的资源、权利、机会分配，还有利益分配的行动。这也是龙华金们尚在等待，但不知还能等多久的一项内容。
　　中国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履行好政府守护公平正义的角色，比如，废除各种不公平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政策规定，给所有公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尽快出台并认真执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做到各行业、高管和员工间收入分配合理；加大对农村、城市的普通学校的教育资源投入力度；维护招考、录用中公平竞争的各种制度规定；对垄断国企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业……
　　第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进行政策上的、资源投入上的补偿，给因处境而被限制了机会的他们以机会。广东在2011年、2012年、2013年，面向优秀的农民工招录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就是非常值得赞赏和复制、推广的做法。还可以有其它的做法，而且，应上升为国家层面。
　　第三，应有关于“机会平等”的、可以约束政府的特定法律。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给黑人、华人等提供平等机会的，是《公民权利法》等法律，而不仅仅是“自觉”的政治伦理。把政府在分配资源、权利、机会时的失责，不仅仅界定为“违背政治伦理”，而且是“违法”，更能确定政府的责任，以及推进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