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华盛顿期间，首次提出了中美之间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之后在2013年加州庄园会晤、2014年奥巴马访华，以及今年8月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18日会见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时，习近平主席均重申中国致力于与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中国新时期外交的标志性术语之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和政策实质，已成为国内外学界探讨的热点。9月22日～25日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无疑是对这一术语最生动鲜明的阐述。

中美关系的“关键转折点”

　　尽管仍有人习惯性地怀疑，由于奥巴马16个月后即将离任，此次访美意义是否足够重大，成果能否延续等等，但两国主流舆论都相信，习近平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访美。2015年的中国和美国，与习近平之前6次访美（1985、1992、1993、2006、2012、2013）的时空背景都有着较大不同。
　　目前，中美年贸易额已达到550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量的1/5，是世界最大的一对国家性贸易伙伴。双方每年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次，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已有数百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防止核扩散、维护中东稳定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两国也有日趋深入的合作。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利益的聚合趋同使得双方已不可能进行冷战年代下的零和竞争，虽然说不上一荣俱荣，但一损俱损是肯定的。华盛顿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表示，中美关系正接近“关键转折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双边性质，对地区和全球局势都有着重要影响。
　　中方则坚定认为，此访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发展，这对夯实两国关系和新时期国际格局作用重大，其意义甚至不亚于1979年邓小平访美—那次访问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美国六成，并提出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具有全球视野、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构想。北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中美关系不必受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而要以我为主，采取主动。换句话说，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
　　根据已披露的行程，习近平访美首站将是离加拿大温哥华不远的华盛顿州首府西雅图。在这个波音、微软、星巴克、亚马逊等公司总部扎堆的西部港口城市，习近平将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另一个重要行程是借纽约宝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潘基文出席9月3日中国阅兵式后，习近平受邀于9月26日～28日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有机会重申中国在战后体制确立中的贡献，并展望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此外，中美在投资、金融、气候变化上深入沟通乃至达成重大协议也是可预期的。6月在华盛顿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就两国商谈了6年的相互投资协定做足了预案。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举行新一届执董会会议，讨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问题。IMF已宣称，只要中国奉行灵活外汇政策，该问题将得到积极解决。12月巴黎将举行世界气候大会领导人会议，中美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必定会充分协调以确保会上取得对两国有利的成果。
　　分歧也依然存在。比如，中国近年来一直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包括美俄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以“保卫的责任”“人道主义干涉”“民族自治”等理由威胁到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网络安全、经济间谍、南海、人权等敏感问题上，相信双方将采取搁置争议的做法。争吵和分歧在所难免，但双方具有相互共同利益的领域，还是要大于充满分歧的领域。

权势分享

　　许多人将互信问题界定为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然而，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是权势如何分享。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开始接受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承认中国是“经济总量世界”和“贸易世界”里和美国一样的大国，但对中方之后提出的“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观点却未有积极回应。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尚不愿将中国当作“战略世界”里的大国对待，无论是在中国身处的地区还是全球层面。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型”很好理解，其主要特征是相互尊重，互利合作，避免冲突和对峙。历史上以对抗方式争取平等强国地位的，多数以失败告终或是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与英国和平的海上霸权转移，是在二战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英国为了生存不得不同意“潜艇换基地”的协议。中国愿意从中汲取教训和经验。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与西方研究美英关系時提出的“搭车”战略相通，即在不与首席大国发生强烈硬对抗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强国地位。这也与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确立，并经新一代领导人明确阐释的“两个百年”的大战略目标相符。其核心表征是富民，即从小康水平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将视野放得更远一些，1449年明英宗亲率50万大军讨伐蒙古瓦剌部失败，遭受“土木堡”之变后，中国对外安全战略总体的内向性已成为一项经久不变的传统。虽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百年屈辱时期，激发了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的强烈反弹，出现过诸如“两个拳头打人”等激进政策，但都是昙花一现，没有对本土防御这一安全战略的根脉形成冲击。未来除非再次遭到类似的重大安全挑战，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这一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的安全战略传统做出根本改变。冷战后中国海外利益多次遭遇危机，最后都是选择了抗议、撤侨等保守应对方式，就是最好的注脚。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大战略共同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治国方略都是“国内第一”，外交进取性的增强，军事力量的提升，都是从属于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属于两个百年的大战略目标，从属于中国的安全战略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