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说过：“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某些决定可能会不同。”
　　
　　身体健康很重要。不仅出于对自身的关心，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自古以来，通常面对敌人最惨的境地不是一死了之，而是病恹恹地一边等死一边眼睁睁看着对手热火朝天地干事业干革命。
　　而通常对于弱者来说，当敌人或竞争对手是单凭实力无法战胜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等他老，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比他年轻，若是年龄相当，那就等他大病吧。这一点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反复论述，再厉害的高手，病了中毒了就是人见人欺的软蛋了。
　　不光是普通人，再伟大的领袖，再强大的国家，终也逃不过这一自然生存规律。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在他们的著作里就证明了这一点。惟一不同的是，一个国家元首对疾病的焦虑似乎要远远超过一个普通人。
　　在《病夫治国》和《非常病人》中，历数现代史上身染重病的各国著名领袖，他们虽然在公众前挥斥方遒，气魄非凡，但私底下却无法逃脱疾病的折磨。即使他们拥有着无上的权势和最好的医护疗养条件。但讽刺的是，人类最大的公平却体现于此。
　　领袖们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也决定着大多数人的生活，但他们却无法挽救自己的健康。被病痛折磨时，他们究竟能否做出与平时相同的理智判断?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说过：“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某些决定可能会不同。”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追究这个如果，就像去追究修筑长城秦俑是否是秦始皇的幻想焦虑症作怪一样略显荒谬。但至少在两个皮埃尔眼中，一些被公开的领袖乃至政权的更迭信息中，不难发现疾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
　　比如中国名君康熙，之所以可以荣登大宝，正是由于幼年已出天花，可以避免早夭的危机，从而在几个兄弟中赢得了皇位的竞争。而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列宁，这位伟人之所以选择备受争议的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他恶劣健康状况的影响而焦虑急躁。列宁逝世时不过54岁，如果他能够再健康地多活上一二十年，不仅苏联的历史将被改写，整个东西方的走势都将改变，甚至会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命运。
　　其实病夫治国的教训，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格外深刻的。在上千年的封建王朝兴衰史中，国家的安危系于帝王一身，一旦皇帝有个三长两短，往往导致整个帝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小则引发宫廷内乱，大则国家气运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改朝换代。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设计中，领袖个人的地位已日渐削弱，即使强大如美国总统，也不必担心一旦发生意外后会出现权力真空和政局动荡，一个完善的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病夫治国》、《非常病人》[法]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