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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14至1934年，张嘉璈经历中国银行期间，为整顿银行、提升中行的货币信用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整理京钞就是稳定中行信用关键的一步。本文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当时整理京钞的过程及因果做简单的梳理和初步的探讨，这是对张嘉璈经济思想理念形成的初步探究，以及对民国时期金融发展的进一步了解。
关键词： 张嘉璈 中国银行 北洋政府 京钞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宝山人。1906年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专攻经济学，后于1909年毕业归国后在邮传部路政司工作。1913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开始频繁接触金融界，当时正值中国时局动荡阶段，中行刚建起信用，后遇袁世凯称帝，发生停兑风波。张与经理宋汉章商量后与沪行业界协力抗兑，以维护银行信用。后被梁启超提拔，于1917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借“抗兑风波”扩充商股、减少官股，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促进南北金融交流，发展银行事业。1928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主持行务，主编《银行周报》。后于1935年金融风暴中辞职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战时出任交通部部长。1943年，以行政院顾问名义赴美考察。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任中央银行总裁。50年代后定居海外，著有《通货膨胀的曲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国铁道建设》等著作。
北洋政府一直属于赤字财政，中交两行为其垫款逐年增加，但政局一直颇为动荡，国家的关、盐两税落入外国人之手。在此情况下，张从沪上京赴任，担负起整理京钞的使命，同时对中行实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北洋政府岌岌可危的货币信用。本文就张嘉璈与整理京钞的过程做简单探讨。
一、整理京钞之历史背景
（一）民初政府统币制。
民初市面上流通着各种货币，袁世凯政府为改善币制混乱的弊端，最终于1914年初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决定采取梁启超提出的银本位制，后铸造新银币“袁大头”并通过中、交两行与钱币公会流通。鉴于新银币在重量、成色上严格划一、因此很快在市面上代替清末的旧龙洋。
除统一银币外，北洋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理，以清除当时市场上滥发的纸币。当时“各省滥发纸币，价格低落，市面恐慌，人民恣怨”，不仅影响市场交易，还波及财政安危，因此北洋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兑换券对纸币进行兑换回收。鉴于当时的准备金较充足且信用坚挺，加之中行垫银138万，使广州的纸币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江西的8000万钱票亦由政府向中行借款200万定价收回。币制的统一、确立本位制及对滥币的整理为币制改革作出重要的贡献，也给政府发行公债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政治影响引风波。
未等纸币整理进一步推进，袁世凯的称帝事件引得原本政局不稳的社会更动荡，金融开始受到波动，市面开始紧张，银行各业开始商讨稳定金融的办法。由于登基大典的花费巨大，加上为镇压云南的护国起义而筹措的军费，北洋政府的财政更趋紧张。各省纷纷开始独立，地方财源也被截断。列强各国看到袁政府失势后断绝了一切援助，于是孤立无援的袁世凯开始伸向北京天津地的中、交两行。中交两行在此之前就多次为北洋政府垫款，交行总经理梁士诒作为袁的亲信给予其更多便利，交行大部分准备金被供给。而中行则对此态度冷淡而被撤换总裁李士伟，让党羽周自齐督办后，中行现金也被大量抽调。1916年4月，袁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坊间开始广为流传袁计划镇压西南，为保持北洋势力，梁主张将中、交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发行不兑现钞票，致使人心动摇。随着中交两行准备金日渐空虚，听闻风声的京城官宦商贾先行到京津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后引得商民们纷纷争相兑现，于是发生1916年各地的挤兑风潮。
是年5月，国务院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政策，并封存现金准备。停兑令发布后，市面上的现金迅速消失，市场交易者不愿收取纸币，而持币消费者无法购买货物，市场开始紊乱。之后由于交通部开始收付现银，随之海关、盐务，直隶省和商界也开始拒收纸币。受到停兑影响的京津地区，京钞面值严重下跌至六折。北洋政府开始慌乱，发布命令欲缓和人心、安定市面，称停兑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表示“一俟金融活动，即照纸币面额定数担保兑现”，然则已于事无补。6月底，政府又任命徐恩元为总裁，徐将张调任重庆分行经理等措施，引起诸多不满后不了了之。之后段祺瑞内阁任梁启超财政总长，梁在上任后期望整理财务，欲以缓付庚款与币制借款，以改革币制，整理金融，然事与愿违后梁引荐王克敏继任财政总长兼任中行总裁，张为副总裁。张遂于1917年8月初赴任。
（三）北洋政府的赤字财政。
北洋政府的垫款逐年增加使当时的财政饱为诟病，1915年底，政府垫款欠额占停兑時京钞发行及存款总额的45%，1916年11月底，占41%，1917年底占59%，达到京行停兑券数额的41%。到1917年9月止，中行为政府垫款达3563万元，票价跌至7折，中行信用遭受莫大损失。按照各项公债条例，若如期还本付息，年需3970万元。但鉴于北洋政府的赤字财政，往往不能如约还清，导致难以再借。如此恶性循环，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当时正值国外新银团派员来中国考察财政，以查中国政府有无可供新借款的担保财源及整理财政的能力，被大抵认为中国财政已濒临破产，设有借款必须派员监督。当时盛传将制定地丁作为借款担保，并着重于统一铁道，整理币值。张在听闻此消息后，十分担忧政府急不暇择，将铁道及币值行政管理权再落入外人之手，因此主张从速整理公债。1921年初，张在北京银行月刊发文“国民对于财政改革应早觉悟”，强调整理财政的责任应由全体国民担负而起，先自整理内债开始。
二、整理京钞之过程
张就京钞整治问题及整顿中行办法时，深感银行独立问题之重要性，提出修改银行则例、限制中行对政府垫款，并邀请堀江归一来华演讲，以阐明各国银行货币的实情与基本原则。堀江归一认为银行业对国家经济金融存在较重要的责任，对于中国当时的京钞兑现问题，认为要停止增发钞票，就必须停止对政府的垫款，而这就必须修改银行则例，变更银行组织，增加商股，使其保持独立，不以政府为转移。张在随笔中提到当时政府股权占一半，“足以左右董事监选举，复操任命政府总裁之权。政府既有权控制银行人员，不患其独立自主”。停兑风波发生后，不兑现纸币发行数目逐日增加。张表示“照此趋势，不兑现纸币将永无整理之望。而中国银行之信用与基础，永不能建”。自此，张下决心开始整顿中行，整理京钞。 1916年6月，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决议电请政府拨还垫款以恢复京津两行营业，并扩充商股。之后，决定中行业务对象由政府转移于商业，着重于购买或贴现商业期票，而不应依赖纸币发行特权。并提出用公债偿还中交两行借款，并呈请政府限制发行新钞议案，并全国商会联合会呈送各商会整顿北京中交银行钞票意见书。
（一）恢复兑现，疏通汇兑。
1917年8月，众议院提出整顿中交两行，主张先恢复京钞兑现。张上京赴任前，徐曾恢复过短暂兑现，但因准备金不充分，不及数日就开始限兑，每日限兑四万元，每人一元为限。2个月后，完全停兑。此次兑现未起到任何作用。张在自述中描述看到“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翌晨兑完始散。其恶劣情形，不堪入目”。当时京钞受停兑风波影响，市值已低至6折，张赴任后就整理京钞问题，认为应从稳定市价入手，须先取消限兑办法，恢复铜圆券兑现。然后将接收大清银行的资产作担保以借款一百万用以收回不兑现的铜圆券，以稳定京钞市价，同时展示银行不忽视小民利益。
若停兑后停止向政府垫款，尚能维持票价不至跌落。但当时停兑风波加之政潮鼓荡，因此亦不能不再次垫款。停兑风波后至1918年3月时，又增垫现洋290万余元、钞票1041万余元，加上积欠利息514万余元，共欠5408万余元。此时京行流通钞票共2800余万元，钞票存款2250余万元，合计5000余万元。因此，此时的中行负债与政府所欠大致相抵。
且因受政治波动，人们普遍倾向于手持现金，加之官收亦转收现金，钞票用途日益狭隘，导致钞价仍有跌无涨。中行因此一直推广钞票用途，规定疏通汇兑办法。凡指定银号钱庄均得以京钞汇兑，汇价较市价为高，同时创设星期存款办法，优给利率，吸收存钞，扩宽用途。另由大部及交通部通饬各路及征收机关一律收用钞票，是以钞票不能停发，而票价可勉强维持，不图政府需现繁多，政策变更，各路货票一律收现，各征收机关相继改用现洋。加之政局不清，市面多放压低钞票，影響所及，京钞依然停滞。直到发行长短期公债后好转。
（二）二发公债，停止垫款。
自发生停兑事件后，钞票价格一路下跌，必须发行公债收回不兑现钞票以维持票价。因此为了减少市场上流通的京钞，中交两行呈请政府以延期五年的庚子赔款作为准备金，发行公债收回京钞，同时可抵政府垫款。由此于1918年3、4月份先后发行长短期公债9300万元，其中五年期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中交两行各占五成，中行共计发行4900万元长短期公债。自发行后至同年6月，中行售出2481万余元，另自筹现金八九百万专做汇兑，又收回1500万京钞，合计3981万余元。自1917年9月至1918年8月底，增垫现洋200余万元，钞票685万余元，除增垫现洋及积欠利息不计外，实际共垫京钞1728万元。与之相抵，实际收回700余万，减少流通京钞2253余万元。垫款较以往减少近1800万元，即京钞流通额与存款额减少，此为停兑后政府垫款减少的第一次。
在整理京钞过程中，幸得发行的债票能收回大部分钞票，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公债所得及中行筹集现金所收回。长短期公债发售后，至1918年底，中行的政府垫款尚有2900余万元，是以京钞流通额及存款额尚在五六千万元。因此，若要维持票价，必须请求政府停止垫款，减少发行，否则将功亏一篑。此时，正值政府接受“西原借款”，财政压力得以缓解，因此张约同交行呈请财政部停止垫款，曹汝霖表示应允，致函“自七年十月十二日起，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1919年起，两行再无增加垫款，中交两京行的漏洞由此被塞，两行各分行开始将现金接济京行，以扩充营业，收缩京钞。市面对于两行的整理措施渐增信心，京钞市价开始逐渐回涨。直到1918年9月底，京钞市价稳定在六折以上。后至1919年10月，共售出长短期债票42307400元，收回等额京钞。
截至1919年底，财政部账面结欠3400余万元。北洋政府采纳中交两行再次发行公债的建议，于1920年发行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自民国1921年起，分六年还清。其中中行占2400万元，与财政部欠款相抵不敷1000余万元。自此，流通的不兑现京钞基本收回，整理京钞接近尾声。
三、结语
从抗兑风波到整理京钞，尽管多次遇到政治俶扰，但在张嘉璈的心中仍坚持其为国建立统一币制与新银行制度的理念，其在日记中多次自述道：“本人个性不宜于政治活动，而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则素抱宏愿。”在此次的整理京钞过程中，张更加认识到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因此在之后的行务中尤其注重银行的近代化改革及近代金融理念的传播。此次整理恢复了银行信用，奠定了张在金融界的地位。可以说，此为中国内国公债史上第一次的整理，也是财政当局与银行业界的切实合作。尽管此后全国支离破碎，内战仍频，但公债信用仍能保全，不得不可谓民国十年的整理之功。
参考文献：
[1]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
[2]姚崧龄，著.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04.
[3]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 1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0.
关键词： 张嘉璈 中国银行 北洋政府 京钞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宝山人。1906年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专攻经济学，后于1909年毕业归国后在邮传部路政司工作。1913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开始频繁接触金融界，当时正值中国时局动荡阶段，中行刚建起信用，后遇袁世凯称帝，发生停兑风波。张与经理宋汉章商量后与沪行业界协力抗兑，以维护银行信用。后被梁启超提拔，于1917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借“抗兑风波”扩充商股、减少官股，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促进南北金融交流，发展银行事业。1928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主持行务，主编《银行周报》。后于1935年金融风暴中辞职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战时出任交通部部长。1943年，以行政院顾问名义赴美考察。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任中央银行总裁。50年代后定居海外，著有《通货膨胀的曲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国铁道建设》等著作。
北洋政府一直属于赤字财政，中交两行为其垫款逐年增加，但政局一直颇为动荡，国家的关、盐两税落入外国人之手。在此情况下，张从沪上京赴任，担负起整理京钞的使命，同时对中行实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北洋政府岌岌可危的货币信用。本文就张嘉璈与整理京钞的过程做简单探讨。
一、整理京钞之历史背景
（一）民初政府统币制。
民初市面上流通着各种货币，袁世凯政府为改善币制混乱的弊端，最终于1914年初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决定采取梁启超提出的银本位制，后铸造新银币“袁大头”并通过中、交两行与钱币公会流通。鉴于新银币在重量、成色上严格划一、因此很快在市面上代替清末的旧龙洋。
除统一银币外，北洋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理，以清除当时市场上滥发的纸币。当时“各省滥发纸币，价格低落，市面恐慌，人民恣怨”，不仅影响市场交易，还波及财政安危，因此北洋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兑换券对纸币进行兑换回收。鉴于当时的准备金较充足且信用坚挺，加之中行垫银138万，使广州的纸币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江西的8000万钱票亦由政府向中行借款200万定价收回。币制的统一、确立本位制及对滥币的整理为币制改革作出重要的贡献，也给政府发行公债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政治影响引风波。
未等纸币整理进一步推进，袁世凯的称帝事件引得原本政局不稳的社会更动荡，金融开始受到波动，市面开始紧张，银行各业开始商讨稳定金融的办法。由于登基大典的花费巨大，加上为镇压云南的护国起义而筹措的军费，北洋政府的财政更趋紧张。各省纷纷开始独立，地方财源也被截断。列强各国看到袁政府失势后断绝了一切援助，于是孤立无援的袁世凯开始伸向北京天津地的中、交两行。中交两行在此之前就多次为北洋政府垫款，交行总经理梁士诒作为袁的亲信给予其更多便利，交行大部分准备金被供给。而中行则对此态度冷淡而被撤换总裁李士伟，让党羽周自齐督办后，中行现金也被大量抽调。1916年4月，袁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坊间开始广为流传袁计划镇压西南，为保持北洋势力，梁主张将中、交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发行不兑现钞票，致使人心动摇。随着中交两行准备金日渐空虚，听闻风声的京城官宦商贾先行到京津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后引得商民们纷纷争相兑现，于是发生1916年各地的挤兑风潮。
是年5月，国务院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政策，并封存现金准备。停兑令发布后，市面上的现金迅速消失，市场交易者不愿收取纸币，而持币消费者无法购买货物，市场开始紊乱。之后由于交通部开始收付现银，随之海关、盐务，直隶省和商界也开始拒收纸币。受到停兑影响的京津地区，京钞面值严重下跌至六折。北洋政府开始慌乱，发布命令欲缓和人心、安定市面，称停兑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表示“一俟金融活动，即照纸币面额定数担保兑现”，然则已于事无补。6月底，政府又任命徐恩元为总裁，徐将张调任重庆分行经理等措施，引起诸多不满后不了了之。之后段祺瑞内阁任梁启超财政总长，梁在上任后期望整理财务，欲以缓付庚款与币制借款，以改革币制，整理金融，然事与愿违后梁引荐王克敏继任财政总长兼任中行总裁，张为副总裁。张遂于1917年8月初赴任。
（三）北洋政府的赤字财政。
北洋政府的垫款逐年增加使当时的财政饱为诟病，1915年底，政府垫款欠额占停兑時京钞发行及存款总额的45%，1916年11月底，占41%，1917年底占59%，达到京行停兑券数额的41%。到1917年9月止，中行为政府垫款达3563万元，票价跌至7折，中行信用遭受莫大损失。按照各项公债条例，若如期还本付息，年需3970万元。但鉴于北洋政府的赤字财政，往往不能如约还清，导致难以再借。如此恶性循环，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当时正值国外新银团派员来中国考察财政，以查中国政府有无可供新借款的担保财源及整理财政的能力，被大抵认为中国财政已濒临破产，设有借款必须派员监督。当时盛传将制定地丁作为借款担保，并着重于统一铁道，整理币值。张在听闻此消息后，十分担忧政府急不暇择，将铁道及币值行政管理权再落入外人之手，因此主张从速整理公债。1921年初，张在北京银行月刊发文“国民对于财政改革应早觉悟”，强调整理财政的责任应由全体国民担负而起，先自整理内债开始。
二、整理京钞之过程
张就京钞整治问题及整顿中行办法时，深感银行独立问题之重要性，提出修改银行则例、限制中行对政府垫款，并邀请堀江归一来华演讲，以阐明各国银行货币的实情与基本原则。堀江归一认为银行业对国家经济金融存在较重要的责任，对于中国当时的京钞兑现问题，认为要停止增发钞票，就必须停止对政府的垫款，而这就必须修改银行则例，变更银行组织，增加商股，使其保持独立，不以政府为转移。张在随笔中提到当时政府股权占一半，“足以左右董事监选举，复操任命政府总裁之权。政府既有权控制银行人员，不患其独立自主”。停兑风波发生后，不兑现纸币发行数目逐日增加。张表示“照此趋势，不兑现纸币将永无整理之望。而中国银行之信用与基础，永不能建”。自此，张下决心开始整顿中行，整理京钞。 1916年6月，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决议电请政府拨还垫款以恢复京津两行营业，并扩充商股。之后，决定中行业务对象由政府转移于商业，着重于购买或贴现商业期票，而不应依赖纸币发行特权。并提出用公债偿还中交两行借款，并呈请政府限制发行新钞议案，并全国商会联合会呈送各商会整顿北京中交银行钞票意见书。
（一）恢复兑现，疏通汇兑。
1917年8月，众议院提出整顿中交两行，主张先恢复京钞兑现。张上京赴任前，徐曾恢复过短暂兑现，但因准备金不充分，不及数日就开始限兑，每日限兑四万元，每人一元为限。2个月后，完全停兑。此次兑现未起到任何作用。张在自述中描述看到“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翌晨兑完始散。其恶劣情形，不堪入目”。当时京钞受停兑风波影响，市值已低至6折，张赴任后就整理京钞问题，认为应从稳定市价入手，须先取消限兑办法，恢复铜圆券兑现。然后将接收大清银行的资产作担保以借款一百万用以收回不兑现的铜圆券，以稳定京钞市价，同时展示银行不忽视小民利益。
若停兑后停止向政府垫款，尚能维持票价不至跌落。但当时停兑风波加之政潮鼓荡，因此亦不能不再次垫款。停兑风波后至1918年3月时，又增垫现洋290万余元、钞票1041万余元，加上积欠利息514万余元，共欠5408万余元。此时京行流通钞票共2800余万元，钞票存款2250余万元，合计5000余万元。因此，此时的中行负债与政府所欠大致相抵。
且因受政治波动，人们普遍倾向于手持现金，加之官收亦转收现金，钞票用途日益狭隘，导致钞价仍有跌无涨。中行因此一直推广钞票用途，规定疏通汇兑办法。凡指定银号钱庄均得以京钞汇兑，汇价较市价为高，同时创设星期存款办法，优给利率，吸收存钞，扩宽用途。另由大部及交通部通饬各路及征收机关一律收用钞票，是以钞票不能停发，而票价可勉强维持，不图政府需现繁多，政策变更，各路货票一律收现，各征收机关相继改用现洋。加之政局不清，市面多放压低钞票，影響所及，京钞依然停滞。直到发行长短期公债后好转。
（二）二发公债，停止垫款。
自发生停兑事件后，钞票价格一路下跌，必须发行公债收回不兑现钞票以维持票价。因此为了减少市场上流通的京钞，中交两行呈请政府以延期五年的庚子赔款作为准备金，发行公债收回京钞，同时可抵政府垫款。由此于1918年3、4月份先后发行长短期公债9300万元，其中五年期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中交两行各占五成，中行共计发行4900万元长短期公债。自发行后至同年6月，中行售出2481万余元，另自筹现金八九百万专做汇兑，又收回1500万京钞，合计3981万余元。自1917年9月至1918年8月底，增垫现洋200余万元，钞票685万余元，除增垫现洋及积欠利息不计外，实际共垫京钞1728万元。与之相抵，实际收回700余万，减少流通京钞2253余万元。垫款较以往减少近1800万元，即京钞流通额与存款额减少，此为停兑后政府垫款减少的第一次。
在整理京钞过程中，幸得发行的债票能收回大部分钞票，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公债所得及中行筹集现金所收回。长短期公债发售后，至1918年底，中行的政府垫款尚有2900余万元，是以京钞流通额及存款额尚在五六千万元。因此，若要维持票价，必须请求政府停止垫款，减少发行，否则将功亏一篑。此时，正值政府接受“西原借款”，财政压力得以缓解，因此张约同交行呈请财政部停止垫款，曹汝霖表示应允，致函“自七年十月十二日起，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1919年起，两行再无增加垫款，中交两京行的漏洞由此被塞，两行各分行开始将现金接济京行，以扩充营业，收缩京钞。市面对于两行的整理措施渐增信心，京钞市价开始逐渐回涨。直到1918年9月底，京钞市价稳定在六折以上。后至1919年10月，共售出长短期债票42307400元，收回等额京钞。
截至1919年底，财政部账面结欠3400余万元。北洋政府采纳中交两行再次发行公债的建议，于1920年发行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自民国1921年起，分六年还清。其中中行占2400万元，与财政部欠款相抵不敷1000余万元。自此，流通的不兑现京钞基本收回，整理京钞接近尾声。
三、结语
从抗兑风波到整理京钞，尽管多次遇到政治俶扰，但在张嘉璈的心中仍坚持其为国建立统一币制与新银行制度的理念，其在日记中多次自述道：“本人个性不宜于政治活动，而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则素抱宏愿。”在此次的整理京钞过程中，张更加认识到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因此在之后的行务中尤其注重银行的近代化改革及近代金融理念的传播。此次整理恢复了银行信用，奠定了张在金融界的地位。可以说，此为中国内国公债史上第一次的整理，也是财政当局与银行业界的切实合作。尽管此后全国支离破碎，内战仍频，但公债信用仍能保全，不得不可谓民国十年的整理之功。
参考文献：
[1]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
[2]姚崧龄，著.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04.
[3]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 1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