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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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多灾难深重。中国,近百年也是血流成河,泪流如河。研究中国,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对中国有刻骨铭心的爱。
  中国历史,一头一尾最重要
  我的专业不是研究美国,而是研究中国。美国研究中国,分三段,Early China(商周到汉),Medieval China(魏晋到宋明),China Study(明晚期到现在)。前两种是旧学,看家本事是philology(他们的考据学),这是欧洲汉学的延续;后一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地缘政治服务,带有情报性质的新学和显学。我在华盛顿碰见一位语言学家,他说战后,从前研究印第安方言的学者,全都转向汉语、日语、朝鲜语,这是政府导向。后来,他给《星球大战》配宇宙语。我是研究第一段,不是后两段。
  中国历史好比一条龙,一头一尾最重要。一头是走向帝国,一尾是走向共和。我是顾头顾不了尾,侧重早段。在我看来,周、秦、汉,太重要。西周大一统、秦代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底色。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国的三件事,全部做下来,要到东汉结束,就连造反的模式,也固定下来。从此,大局已定。后面的历史,格局没有变。民国以前,没有变。
  研究早期中国,要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
  我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但在北大教书,却教古文献,很多东西都是带着问题学,不知不觉,闯进了别人的菜园子,如历史地理、军事史、科技史、艺术史和思想史。
  中国太大,历史太长,我的生命太渺小。我想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最简单的事实,说说我自己的感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西汉国家图书馆,藏书约有一万三千卷,见于《汉书·艺文志》。这是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我给学生讲课,写过一本《兰台万卷》,就是考证这批书。
  我不但读传世古书,也读出土发现的简帛古书。现在读古书,两者必须结合。我写过一本《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就是综述这方面的心得。
  我读古书,非常重视读经典。我答应三联,要写一套小书,叫“我们的经典”。它包括四本小书:《去圣乃得真孔子》《人往低处走》《唯一的规则》《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第一本写《论语》,第二本写《老子》、第三本写《孙子》,第四本写《易经》。这四大经典,讲中国思想,最有代表性,海外译本最多。
  读《论语》,我写过《丧家狗》。我是从人入手,把它当孔子的传记读,把它当孔子的思想历程读。破宋学道统,破立教狂言,去圣还俗,当然是前提。
  读《老子》,我的正标题是“人往低处走”,副标题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用妇女、小孩、玄牝、溪谷和水解释大道,都是强调低调。我是学古文字的,牝字的本义是“牛×”。低调,才是最牛的思想。
  读《孙子》,前身是《〈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古人说,“人道先兵”(《鹖冠子 · 近迭》)。中国,人琢磨人,学问最大是兵法。战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兵法,挑战道德,挑战规则。人怎么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快速反应,不读兵法不明白。
  读《易经》,也是为了研究古人如何看世界,特别是天地万物。古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人脑都是由知和不知、疑和不疑构成,不全是科学。占卜是古人头脑的一部分,现代人,打仗、玩股票、赌足球,脑瓜也还装着这个部分。研究《易经》,不光靠啃文本,还要了解中国的占卜史。以前,我写过两本书,《中国方术正考》和《中国方术续考》,就是讨论这类东西的。
  研究中国,脚踏实地,有地理感,非常重要。中国的千山万水,我跑不过来,重点放在北方五省: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跑遗址,跑博物馆,跑考古工地,看出土文物。
  比如,中国的名山大川,有五岳、五镇、四海、四渎,我几乎跑遍,剩下个北岳(大茂山),2012 年一定要去。太行八陉,它的出入孔道,我曾穿梭往来。中国古代最能跑路的两个皇帝,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的祭祀遗址,除密布于八百里秦川,还有山东的八主祠,我也跑过。2007 年,我还沿着孔子走过的路走过一遍。
  不跑路,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中国。
  我要写本《我们的中国》。
  两次大一统
  西方人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说,国家的size 很重要,小才民主,大必专制。国家只能是自治城市、自治州的联合体。我们中国,有个他们看不惯、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它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两三千年,一直都很大。其实,校正世界历史,这正是最重要的参照系。
  研究中国,过去有个死结,就是老拿孔子和秦始皇作对。要么你站在孔子一边,要么你站在秦始皇一边。特别是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下,有一种无知妄谈,孔子代表民主,秦始皇代表专制。这是政治,不是历史。历史哪有这种一黑一白?这全是今人拿古人说事。
  为了解开这个疙瘩,我在秦俑馆(现在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作过一个演讲,叫“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大一统,一次是秦代大一统。我说,孔子的梦是周公之梦。他要恢复西周大一统,这个梦没做成,有人接着做。真正再造大一统,不是别人,是秦始皇。这两次大一统,都是陕西征服东方。
  大家说,周公是山东人,秦始皇是陕西人,秦灭六国,齐地最后,这是陕西人打山东人。但司马迁说,周公的老家在岐山,嬴姓的祖庭在曲阜。周公才是陕西人,秦始皇才是山东人。最近,清华简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其实,商周之际有大迁徙。商末,秦人的祖先离开山东,先去山西,后去陕、甘。周初,周公封曲阜,是占了嬴姓的老巢。他们正好调了个个儿。你要知道,800 年后,秦始皇回山东,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从此,中国才走向帝国。
  中国的帝制,中国的疆域,都是这两次大一统的遗产。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它的帝国,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也是昙花一现。但后面的事,还有人接着做,汉武、王莽、汉光武,一直到东汉末。   什么叫反封建?什么叫反专制?
  口号是口号,历史是历史。
  近代,中国学西方,学会两词,一个叫封建(feudalism),一个叫专制(有人说翻译despotism,有人说翻译absolutism)。封建的特点是四分五裂,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两个词,本来相反。中国闹革命,是以反封建、反专制为旗号,这个旗号是从日文转译,从西方借过来的。过去,大家一直把封建和专制当一回事,甚至干脆捏一块,叫封建专制,这是误读。
  中国和西方,历史的路子不一样,最大差别是在政教关系。中世纪欧洲,简直是五胡十六国,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封建贵族,比部落长老强不了多少,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宗教归国家管。他们的革命是分两步走,先借专制反封建,奉我们为榜样,再借民主反专制,连榜样一块反。所谓专制,不是despotism(专制主义),而是absolutism(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是他们的“初级阶段”。中国的革命,旗号相同,但背景不一样。第一步和第二步,不是前后脚挨着,而是有两千多年的大空档。西方革命,反教权,政教分离;反封建,统一国家;取消贵族特权,创建平民社会。这些对咱们中国,根本不是问题,早就办妥。只有第二步,两者才搭上了同一班车。
  这是殊途而同归。
  中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肇造共和,有立宪派参与,没错,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大功,还是不容抹杀。中国革命是激进的革命,皇帝打倒就打倒了,没留尾巴。凡卖立宪后悔药的,后悔去吧。从此,中国史才融入世界史。一头一尾的尾在这里。这是历史的结合点。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原生,而是后发,不是主动,而是被动。这个过程,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但中国毕竟迈出了一大步,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没必要把一切头疼脑热都归罪于传统,说秦始皇的专制尾巴割不断,也不必一阔脸就变,说是托了孔子仁义道德的福。一会儿赖,一会儿拜,一会儿骂,一会儿卖。说好说坏,都是厚诬传统。
  走向帝国,也曾经是革命
  中国革命,“反专制”一直是旗号。国民党、共产党都打这个旗号。
  专制和民主,两种政体,西方都有。它们怎么变成一黑一白,太值得研究。专制,本来是古典时代希腊对波斯的诬蔑,小国对大国的诬蔑。近代,这个概念被泛化,又被帝国主义拿来诬蔑东方古国(东方专制主义),诬蔑亚非拉,诬蔑伊斯兰国家,诬蔑共产主义。他们把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一锅乱炖,混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概念。
  有人说,民主是西方的基因,专制是东方的基因,更是扯得没边。如果西方光有雅典,没有斯巴达,没有马其顿,没有罗马,没有中世纪,还有欧洲吗?如果西方从来就民主,它还闹什么革命?
  芝加哥大学有个东方研究所,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对波斯考古、波斯铭刻研究最深。现在事情很清楚,希腊跟波斯根本没法比。希腊化在亚历山大以前早就开始,是万邦来朝,波斯接纳的少数民族文化(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马其顿并不民主,亚历山大也很残暴。他是酒鬼,经常借酒撒疯,乱杀身边的人。有人抵抗,他就屠城。波斯波利斯就是让他一把火烧掉的。波斯败于希腊,是因为疆域太大,疲于应付,这边平了,那边又乱。有个美国专家说了,问题和美国差不多。
  美国“样板戏”,《五百壮士》《亚历山大》,大家别上当。特别是《亚历山大》,活脱脱就是美国打伊拉克。
  亚历山大的大,罗马帝国的大,是西方的旧梦,新梦是资本帝国的全球化。
  中国,帝制最发达,两千多年,硕果仅存,当然可以戴上一顶“专制”的帽子,但这个标本,在古代绝对代表先进。18 世纪,欧洲的绝对主义,即所谓开明专制,就是效仿这种专制,咱们一点儿也不必脸红。
  中国,近代闹革命,很多人说,中国骨子里就不民主,一无是处。钱穆想不通。他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中国历史,岂能用“专制”二字一棍子打死。此公保守归保守,但话并不全错。因为革命有革命的道理,历史有历史的道理,古代有古代的道理,现在有现在的道理。我们不能执古律今,但执今律古也不对。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正饱尝凌辱,这个概念还包含了太多的西方偏见,基本上是个骂人打人杀人的借口。
  其实,专制主义作为学术概念是一回事,作为政治概念是又一回事。历史怪圈,很多人都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当年的走向帝国和近代的走向共和,同样是历史上的革命。革命就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近现代的革命,从长程的历史看,其实是二次革命,一个革命革了另一个革命的命,以前的地变成了天,以前的天变成了地。
  骂革命,那是数典忘祖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全是进口好词,没错。咱们引入这些好词干什么?全是为了宣传革命。它们是和革命二字,一起从国外进口。
  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事本来很清楚,谁都清楚。现在不同,大家革了100 年的命,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有人说,革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合法,反人权,等于专制,这不是满拧?
  革命是个社会矛盾的释放过程,释放出来的毒素,当然有专制。它引发的乱局,也是新专制主义的温床。以毒攻毒,此事太正常。你不能说,暴烈的革命都不算革命,只有不流血的革命才叫革命。其实,英国革命照样流血(前面流了太多的血)。美国革命更别说。谭嗣同都知道的道理,现在怎么全忘了?
  造反,有林冲、宋江、卢俊义这号的,也有时迁、李逵这号的。即便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君子革命”,民粹也好,暴力也好,这是革命的真相。你说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得温良恭俭让,但你不能说,革命也得温良恭俭让,“小人”绝对不许参加。革命,没他们什么事,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也没他们什么事,有他们就坏事。
  现在,我们吃够了“小人革命”的苦,但你不能全赖“小人”,忘了“小人”是在围困下“革命”。你就是杀鸡取蛋,也得先有个鸡。
  我们别忘了,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八个字全是欧洲革命的遗产。革命是民主他爹。你要讲民主,就别骂革命。骂革命,那是数典忘祖。
  革命是西方民主他爹,也是中国民主他爹。你骂这个爹,就别谈什么走向共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以民权与共和为号。特别是后一场革命,社会动员空前广泛,不仅群众基础比从前大,就是“君子”,也比原来广。1957 年的“右派”,原来都是“左派”。中国革命,千不该,万不对,毕竟给中国立规矩。从此,中国才一洗耻辱,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反专制,前赴后继,死了多少人,你就送它两字:专制,有良心吗?
  中国古代史,几千年,就两字:专制,一笔抹杀。近百年的革命,还是两字:专制,一笔抹杀。你拿这两字就把中国灭了,行吗?历史不能这么讲。
  中国精神
  小说比经史更能反映中国精神。鲁迅的学术著作就是研究小说。他的《故事新编》,其实是思想史。
  中国人的不守规矩是出了名的。《三国演义》里的英雄都是乱世枭雄,《水浒传》里的英雄都是绿林好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中国的自由神,《红楼梦》的主人公,以当时的标准讲,那是败家子。他们都是不守规矩的人。我有个美国朋友,在美国讲小说。美国学生说,他们不喜欢贾宝玉,因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不守规矩,可以从负面理解,也可以从正面理解。这是中国精神的两面。
  1999 年,我许过一个愿。我要写三本小书:
  《绝地天通》,写中国人为什么敢挑战鬼神。
  《礼坏乐崩》,写中国人为什么敢挑战制度。
  《兵不厌诈》,写中国人为什么敢挑战规则。
  现在我想,可能没时间了。也许我会用一本小书了却心愿。题目是《绝笔春秋》。假如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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