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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我主演的《革命家庭》公映了。这部影片取材于陶承的自传《我的一家》，为了演好这位革命的老妈妈，我反复研读这本书，并与作者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从各个角度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最后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当时，全国观众反响特别强烈。周总理在香山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握着我的手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我也因为创作这部电影被评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1961年冬天，我在因病住院期间，读了《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小说《红岩》，被江姐的故事深深打动，“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在延安见过好多这样的人”，那些天我常常这样感叹。我还激动地把江姐的故事讲给病友们听，在那些日子里，江姐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
我是急性子，一出院就托人拿到了这部书的完整稿，一口气读完了。
有一天，老朋友欧阳红缨打电话说：“我读了一本名叫《红岩》的书，这书太好啦，我想与你合作拍成电影。”我笑了，说：“好哇，我也有这个想法。”放下电话，我忽然觉得江姐正向我走过来。
事情就是这么巧，没过多久，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让我和导演水华将《红岩》改成电影剧本。
转眼到了1962年春天，我和水华等人一起到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等地采访，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作了重点交谈，他们是从“渣滓洞”和“白公馆”死里逃生的共产党人。
回到北京后，我整理出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1963年夏天，剧本的第三稿写好了，可是，大家还是觉得剧本不够成熟。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我和水华去广东求助大剧作家夏衍。一个星期以后，夏衍就把剧本的第四稿拿出来了。电影正式开拍时，我被确定饰演江姐。
我开始了细致的案头工作，从大量素材中找出了江姐的个性：冷静沉着，随时准备牺牲，但并非毫无牵挂，并非铁石心肠——这就是真实江姐的性格特征。 于是，我推上银幕的江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温柔女性，她穿浅灰色大衣、脚穿高跟鞋、神情沉着、气质非凡。当她被敌人从牢房里押出去，那一句平静而深情的台词：“同志们，永别啦……”让人确信那就是江姐讲的。
最令人难忘的场面是江姐和许云峰共赴刑场，两位老战友以坚定的目光与同志们告别，而后相互搀扶着，步伐沉稳而从容，一步一步走向刑场。背面是高山与松柏，庄严的《国际歌》旋律响起，高天之上，白云舒卷……我自己很满意这场戏。
影片上映后轰动全国，广大观众纷纷给我写信，向我表达敬意。直到今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认为是江姐。
正是江姐坚定的信念，让我挺过了灾难和病痛。在“文革”中，因扮演江姐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大兴县北影厂五七干校改造。在一次修房子的劳动中，我头一晕，从房顶摔了下来，摔成“脑挫伤”、“腰椎滑脱”，右脸也摔歪了，我担心以后再也不能当演员了。
而就在这时，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1974年8月27日，爱人田方因患肝癌离我而去。我和他在延安相识相爱，他曾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因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坚毅温厚的王政委而为观众所喜爱。是江姐让我在悲痛中站立起来，毅然走进电影《侦察兵》剧组，成功地扮演了一位革命母亲。
然而，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978年，我患了乳腺癌。九次手术后，大家都以为我从此再也不会出来工作了。又是江姐让我再度顽强地站立了起来。我对人们说：“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算不得什么。”
挺不住时，是党给我信念和力量
1981年，已经60岁的我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首任厂长。
滴水成冰的严寒，简陋艰苦的工棚办公室，大难不死的病残之身……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
挺不住的时候，我想着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983年冬天的一天早上，我关办公室门时，右手被夹断了一节指头，医生让我做手术，休息一个月。我担心影响建厂进度，索性扔掉了断指，缝好伤口，就继续工作了。
经过20年的苦苦奋斗，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终于成形了、壮大了，并且卓有建树。建廠以来，生产了数十部深受孩子和家长喜爱的影片。其中《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意大利第12届季福尼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和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五虎将》在伊朗第17届德黑兰国际科技片电影节上获金像奖；《鸽子迷的奇遇》获1987年印度第5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最高金像奖；《少年彭德怀》获葡萄牙第15届菲格腊达福茨国际电影节儿童片奖。1991年，由王好为执导的《哦，香雪》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国际儿童青年中心艺术大奖，这是我国儿童片迄今为止在国际获得的最高奖。
80岁时，我终于离休了。但自己是个党员，还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做贡献。2002年，我为儿童电影《25个孩子和一个爹》友情出演；2008年，在儿童题材电影《寻找成龙》中出镜；我还带领大家创办了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为少年儿童认识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
今年，我已98岁了，行动有些不便，但我依然热切地关注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热切地期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