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迁，到1949年以后文物陆续北返，20年来辗转上万公里，播迁十余省份，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故宫先辈们的壮举缔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的奇迹。

烽烟骤起，何去何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
　　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
　　日本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是迁还是留？
　　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1933年1月1日，万里长城起烽火;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
　　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匆匆告别家人，约20名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踏上迢迢南迁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北平沦陷治后，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南迁文物正藏在日寇够不着的地方。跋山涉水觅生机，颠沛流离求保全。故宫人日夜守着它们，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兵荒马乱，护宝辗转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次年2月15日，故宫交接大会召开。
　　参加故宫交接大会的北归英雄和留守职工齐聚中和殿，唱响了《故宫守护队队歌》。歌词“惟吾队士”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为十余年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贴上了无悔的标签。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他们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
　　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这样说来，文物确实有灵;但如若故宫人存一丝犹豫或侥幸，行动只消放慢半拍，文物还会刚巧躲过浩劫吗？
　　19557箱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库。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
　　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南迁文物分3批向西迁移：80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順，1944年12月接运到四川巴县;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9369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7月抵乐山。
　　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前4天，马衡、徐森玉、欧阳道达等押运第三批“中线”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

　　故宫人用“对签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一支签子对应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

　　“南线”的80箱文物非常珍贵，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家字画。它们起先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著名的岳麓书院。
　　已升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暂时安顿好“中线”之后到长沙，发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三面环山，若在这里凿洞存放文物，会比较隐蔽。说干就干，几周后山洞凿好。这时马衡突接密电，得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便紧急组织文物向贵州转移。 　　装文物的车队刚刚离开，多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爱晚亭旁也有死伤。“北线”更惊险：装运文物的列车在郑州车站停靠接驳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陷入火海，狂风席卷着烈焰扑向装有文物的车厢，司机果断发动列车，冲出火场。
　　战火之外，还有其他天灾人祸。从宝鸡到汉中要翻越秦岭，车队遭遇了大雪封山、山路塌方、车辆翻覆、断水断炊等种种险情。在绵阳附近的一座桥上，载运文物的车辆掉进河滩，所幸那是干涸河滩，桥不高，文物并未摔坏。
　　1943年，峨眉县一家鸦片馆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危及存于西门外武庙的几千箱文物，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命令驻军士兵将西门外草房一律拆除，所拆房子由故宫博物院赔偿，守库员工用水枪、火钩等奋勇扑火，阻断了火源，保全了文物。
　　1939年夏，文物从“陪都”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能雇到的木船只有11艘，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故宫人星夜不停地忙碌。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布置装运，曙色微茫，舱中昏暗，朱学侃并未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
　　但故宫人怎会想到，还有最后一场“南迁”在等着他们！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命庄尚严、那志良、梁廷炜等故宫人分3批带走了总计2972箱文物，占南迁故宫文物总件数的22%。从此人隔两地，物各一方，纵然再多离愁和遗憾，又如何填平那一道海峡？

典守严密，文脉不绝

　　19557箱南迁文物历尽劫难却无一受损，为什么？除了对战局的准确判断、见机行事、果敢和运气之外，还离不开巧妙的装箱和严密的文物典守制度。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故宫文物南迁议案，故宫文物编号、点查、挑选、装箱工作随之展开。每件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故宫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一丝不苟、极为繁复。为了给南迁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故宫职工专门从琉璃厂的古玩商店学来文物装箱的窍门，还把从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瓷器箱打开，只见每10只碗用草绳紧紧捆成一束，每束之间用谷壳隔开，整箱瓷器无任何松动，把箱子从城墙上扔下，里面的瓷器毫发未伤。
　　故宫人博采众长，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稳准隔紧”，比如瓷盘边缘包棉花，盘相叠用绳子扎紧，再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防震。
　　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青铜器专家吴玉璋包装的铜器箱，哪样东西摆哪里像是经过计算似的，上海开箱检查之后次序打乱，就很难再装回去。国子监交给故宫代运的10个石鼓如何装箱呢？石鼓每个重约1吨，石鼓上的字刻在石皮上，石皮已与石身分离，敲起来“嘭嘭”有声。装运后一旦石皮脱落只存石心，那就没有价值了。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
　　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南迁之前已对每一件文物进行了核对造册，但内容过于简单。文物抵沪之后，展开了更为细致的点收工作。每一件文物的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文物单封进箱子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装订成册，印刷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便于几家“对册子”。每次查点，几方面的人都要在场，查完重新贴封条，谁都不敢对文物动手脚。
　　故宫的13491箱文物进行了分类编号：古物馆2631箱以“沪”字编标，图书馆1415箱用“上”字，文献馆3773箱用“寓”字，秘书处5672箱用“公”字，合起来正好是“沪上寓公”。“寓公”是指流亡他乡的贵族。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南迁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均配有故宫工作人员全程押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都有文字记录。
　　故宫人用“对签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一支签子对应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文物存放成都时，故宫博物院理事李济和院长马衡前去视察，他们在册中随便圈了两号，5分钟不到，两箱文物就从几千箱中提出来了，管理之高效可见一斑。故宫人还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如何防止文物在保存期受损。
　　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
　　为防白蚁，故宫人在箱子底部垫上鹅卵石。白蚁畏光，它们要进入箱子的唯一办法是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故宫人一天两次伏在地上，拿着手电筒查看鹅卵石上是否有隧道，一旦发现隧道，就要把一堆箱子全部卸下来检查，并在鹅卵石下挖深坑，倾倒防蚁药水，再回填泥土。
　　为防止文物霉变，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就得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几个人一起签字。在严密典守制度的保障下，故宫人没有忘记博物院的文化使命。1935年6月，上海招商码头，那志良等数位故宫人带着700多件南迁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国“萨福克号”远洋舰，远赴英国举办故宫文物展，这是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出展。
　　在百万文物大迁移路途中，故宫人还挑选了数百件精品，在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自1939年7月陆续迁来，至1947年2月迁离，故宫9369箱国宝在乐山存藏了7年又7个月，无一损坏，无一遗失，完璧归赵。告别乐山安谷乡村民时，马衡带来了亲自手书的“功侔鲁壁”木匾6块，木匾上端加盖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分别赠予曾给南迁文物提供庇护的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赵氏祠、陈氏祠、易氏祠和梁氏祠6座祠堂。
　　文物南迁不只是故宫人的倡行，更是政府、軍队、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全民护宝的壮举，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伟大胜利，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 来源|文汇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