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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资金链一旦处于崩溃的边缘，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在建的项目被迫延期甚至停工，正常的教学科研经费因为学校财政的捉襟见肘，而受到影响。以吉林大学为例，今年春节前发工资都困难，校长不得不求助于省政府领导给银行打招呼临时发放贷款渡过难关。更有甚者，因为拖欠民工工资，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民工围堵校门的讨薪事件。看来，帮助突出债务困局的重围，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部门和高校面前的一道紧迫的课题。
捐款传统当归来兮
2007年10月24日和25日，北大、清华分别接受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捐赠的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基金，用于设立各自学校的杰出学者奖。基金为不动本基金，每年使用投资收益支付项目支出。基金的年度奖励支出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
暂时尚不清楚，碧桂园集团捐赠的这两笔基金，是由北大和清华自行投资，还是碧桂园集团代为投资。如果投资失败，风险如何分担。不过，能看到国内的企业慷慨解囊，无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这之前的2005年8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与大连维斯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在京举行了“校企合作”签字仪式。大连维斯飞机公司向北师大珠海分校首期捐赠一座“综合教学楼”，总预算为1.5亿元人民币，并承担该校已形成的全部银行贷款债务。有消息称，为此，维斯飞机公司需要支付大约11亿元的资金。如此巨额的捐赠，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一笔教育善款。
纵观国外高校的资金来源，学校的募款和社会以及个人的捐款，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的财政实力，养活2000所高校，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校要摆脱债务困局，踏上良性发展之路，需要学习西方高校的融资制度。俗话说，钱是满天飞，看你会追不会追。学会从外界找钱，是中国高校亟待学习的一门功课。
其实，我国的教育机制中，自古也有募捐的传统。
据《说苑·杂言》记载，孔子自己说:“自季孙我千锺，而友益亲。”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资助孔子千锺办学是可信的，因为孔子要维持他庞大的私学开支，单靠他微薄的生活来源显然是不够的，可见，孔子的私学也是在鲁君和鲁国执政者的资助下办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私立高校曾占很大比重。据统计，1947年，当时全国有专科以上学校207所，其中私立的79所，占38.16%。有些地方的私立高校，多于公立高校。例如，在上海市的40所高校中，私立高校就占了30所，占75%。此外，南京市、武汉市的公私立高校，也各占一半。如此众多的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除了学生缴纳的学费外，相当一部分是由我国的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企业主中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捐资兴办的。
现在，我国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正在形成。这意味着，我国的高校如果伸手去社会上募捐，不是没有募款的对象，关键是缺少一种发扬捐款的传统。只要高校在募款上下工夫，教育捐款传统的归来，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罢了。前提是，捐赠教育，按照国际惯例，对捐赠企业免税。缴税也是支持国家，为教育捐赠，同样是支持国家。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到我国的捐赠传统能否回归。
财政支持需要增加
打破高校的债务困局，增加年度的教育经费，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前面介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不到4%，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也没法相提并论。这两年，中央财政对中小学教育的扶持力度明显加大，先是免除了农村地区学生的学杂费，11月10日的报道说，从明年开始，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也免除了。高等教育的经费问题何去何从，有待中央高层关注。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中，州政府承担了相当多的比例。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50个州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年均总计500亿美元。州高等教育财政开支是州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目之一，占各州财政预算的10%多。各州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总和是联邦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的两倍多。我国的省级财政预算中，留给高等教育的份额又是多少？
远水解不了近渴。就当前的高校形成的贷款困局看，需要政府采取临时的措施，予以解决。政府贴息，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解决之道。高校债务数字，按照官方承认的2500亿元这个数字，让中央财政包揽，显然不大现实；分摊给各级省财政，仍可能有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财政部和省财政分摊贷款利息，只让高校负责贷款本金的偿还，应当更为可行。高校可以利用学费和其他经营性收入，逐步减少贷款规模。中央和省财政的贴息性支出，也会逐步减少。这一切，对于化解高校背负的沉重债务，最为有效。
教育彩票募集资金
化解高校的债务困局，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发行教育彩票。当然，发行教育彩票的收益，不是全部用于高等教育事业，中小学教育事业乃至职业教育职业，同样应该从中受益。一旦发行教育彩票成为一项制度，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的各项教育事业募集到可观的资金。
目前，我国的彩票种类中，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唯独没有教育彩票。早在数年前，有关教育彩票的呼声，已经见诸媒体，只是迟迟没见动静。如今，在为高校摆脱债务困局支招过程中，呼吁发行“教育彩票”的建议，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除了为学校募集资金的“教育彩票”方案外，替学生解困的“教育券”方案，也可从海外引进到中国。
据介绍，教育券的理念源自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反对政府补贴公立学校，尤其是对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买单——暗中补贴。他认为政府仍然应当补贴民众，让低收入者的子女有书念。怎么补贴呢？他认为应当发放教育券，每个地区的人民自己选择学校和老师，学校和老师根据自己的教育质量收费。
此外，还有人建议，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来缓解目前高校经费的紧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凭借大学的声誉，大学可以依照商业界的惯例，发行一定数量的债券，以解决学校持续发展中的燃眉之急。在美国，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达到160所，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学校增加到189所，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例如哈佛大学弗德学院曾经于1996年发行了总额达2400万美元的债券，用于该学院的楼房改造工程。通过发行债券，资金很快到位，工程很快竣工，效果是立竿见影。问题是，如果高校对债券依赖心太重，动辄发行债券，很容易造成债务失控。这种方式，当慎行。
法律监管不能缺位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从法律的角度说，有无资格举债？换句话说，当初高校纷纷向银行贷款时，显然缺乏对自身举债的合法性思考。
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已经将“负债”作为单独的会计要素引入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制度。借款办学，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然而，我国的《预算法》同时规定，不得编制赤字预算。而实际上，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有举债的现象，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政府不会也没有财力的可能来替学校还债，这样便产生了高校实际上预算赤字的问题。
那么，一个现实问题是，国家法规如何约束事业单位的金融借贷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高校借了债，最终一旦归还不了到期的债务，除非国家买单，否则，只能破产。我国的大学校长之所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就在于学校是国家的，政府不可能让它倒闭。
高校债务困局，再次表明以法治教的迫切性。在西方发达国家，高教立法与法规监督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定向和促进的作用，而且发挥了保障和监督的功能。中国的高校，是否也该汲取教训，别再干烧钱的买卖了？■
编辑：靳伟华
捐款传统当归来兮
2007年10月24日和25日，北大、清华分别接受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捐赠的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基金，用于设立各自学校的杰出学者奖。基金为不动本基金，每年使用投资收益支付项目支出。基金的年度奖励支出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
暂时尚不清楚，碧桂园集团捐赠的这两笔基金，是由北大和清华自行投资，还是碧桂园集团代为投资。如果投资失败，风险如何分担。不过，能看到国内的企业慷慨解囊，无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这之前的2005年8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与大连维斯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在京举行了“校企合作”签字仪式。大连维斯飞机公司向北师大珠海分校首期捐赠一座“综合教学楼”，总预算为1.5亿元人民币，并承担该校已形成的全部银行贷款债务。有消息称，为此，维斯飞机公司需要支付大约11亿元的资金。如此巨额的捐赠，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一笔教育善款。
纵观国外高校的资金来源，学校的募款和社会以及个人的捐款，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的财政实力，养活2000所高校，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校要摆脱债务困局，踏上良性发展之路，需要学习西方高校的融资制度。俗话说，钱是满天飞，看你会追不会追。学会从外界找钱，是中国高校亟待学习的一门功课。
其实，我国的教育机制中，自古也有募捐的传统。
据《说苑·杂言》记载，孔子自己说:“自季孙我千锺，而友益亲。”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资助孔子千锺办学是可信的，因为孔子要维持他庞大的私学开支，单靠他微薄的生活来源显然是不够的，可见，孔子的私学也是在鲁君和鲁国执政者的资助下办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私立高校曾占很大比重。据统计，1947年，当时全国有专科以上学校207所，其中私立的79所，占38.16%。有些地方的私立高校，多于公立高校。例如，在上海市的40所高校中，私立高校就占了30所，占75%。此外，南京市、武汉市的公私立高校，也各占一半。如此众多的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除了学生缴纳的学费外，相当一部分是由我国的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企业主中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捐资兴办的。
现在，我国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正在形成。这意味着，我国的高校如果伸手去社会上募捐，不是没有募款的对象，关键是缺少一种发扬捐款的传统。只要高校在募款上下工夫，教育捐款传统的归来，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罢了。前提是，捐赠教育，按照国际惯例，对捐赠企业免税。缴税也是支持国家，为教育捐赠，同样是支持国家。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到我国的捐赠传统能否回归。
财政支持需要增加
打破高校的债务困局，增加年度的教育经费，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前面介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不到4%，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也没法相提并论。这两年，中央财政对中小学教育的扶持力度明显加大，先是免除了农村地区学生的学杂费，11月10日的报道说，从明年开始，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也免除了。高等教育的经费问题何去何从，有待中央高层关注。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中，州政府承担了相当多的比例。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50个州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年均总计500亿美元。州高等教育财政开支是州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目之一，占各州财政预算的10%多。各州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总和是联邦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的两倍多。我国的省级财政预算中，留给高等教育的份额又是多少？
远水解不了近渴。就当前的高校形成的贷款困局看，需要政府采取临时的措施，予以解决。政府贴息，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解决之道。高校债务数字，按照官方承认的2500亿元这个数字，让中央财政包揽，显然不大现实；分摊给各级省财政，仍可能有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财政部和省财政分摊贷款利息，只让高校负责贷款本金的偿还，应当更为可行。高校可以利用学费和其他经营性收入，逐步减少贷款规模。中央和省财政的贴息性支出，也会逐步减少。这一切，对于化解高校背负的沉重债务，最为有效。
教育彩票募集资金
化解高校的债务困局，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发行教育彩票。当然，发行教育彩票的收益，不是全部用于高等教育事业，中小学教育事业乃至职业教育职业，同样应该从中受益。一旦发行教育彩票成为一项制度，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的各项教育事业募集到可观的资金。
目前，我国的彩票种类中，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唯独没有教育彩票。早在数年前，有关教育彩票的呼声，已经见诸媒体，只是迟迟没见动静。如今，在为高校摆脱债务困局支招过程中，呼吁发行“教育彩票”的建议，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除了为学校募集资金的“教育彩票”方案外，替学生解困的“教育券”方案，也可从海外引进到中国。
据介绍，教育券的理念源自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反对政府补贴公立学校，尤其是对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买单——暗中补贴。他认为政府仍然应当补贴民众，让低收入者的子女有书念。怎么补贴呢？他认为应当发放教育券，每个地区的人民自己选择学校和老师，学校和老师根据自己的教育质量收费。
此外，还有人建议，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来缓解目前高校经费的紧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凭借大学的声誉，大学可以依照商业界的惯例，发行一定数量的债券，以解决学校持续发展中的燃眉之急。在美国，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达到160所，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学校增加到189所，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例如哈佛大学弗德学院曾经于1996年发行了总额达2400万美元的债券，用于该学院的楼房改造工程。通过发行债券，资金很快到位，工程很快竣工，效果是立竿见影。问题是，如果高校对债券依赖心太重，动辄发行债券，很容易造成债务失控。这种方式，当慎行。
法律监管不能缺位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从法律的角度说，有无资格举债？换句话说，当初高校纷纷向银行贷款时，显然缺乏对自身举债的合法性思考。
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已经将“负债”作为单独的会计要素引入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制度。借款办学，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然而，我国的《预算法》同时规定，不得编制赤字预算。而实际上，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有举债的现象，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政府不会也没有财力的可能来替学校还债，这样便产生了高校实际上预算赤字的问题。
那么，一个现实问题是，国家法规如何约束事业单位的金融借贷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高校借了债，最终一旦归还不了到期的债务，除非国家买单，否则，只能破产。我国的大学校长之所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就在于学校是国家的，政府不可能让它倒闭。
高校债务困局，再次表明以法治教的迫切性。在西方发达国家，高教立法与法规监督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定向和促进的作用，而且发挥了保障和监督的功能。中国的高校，是否也该汲取教训，别再干烧钱的买卖了？■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