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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目标，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但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一五”时期政府的抉择首先是保证“国富”，但是从“十二五”开始，中国正在从注重“国富”转向注重“民富”。在澄清三个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的要义在民富”和“民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两个观点，认为实现民富的重中之重是要缩小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员收入的差距。
关键词：“十二五”；国富；民富；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01-02
一、澄清三个观念
（一）“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
增长和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有不同的内涵。增长更侧重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包括另外四个要素，即“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
1.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从实践看，增长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由此形成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和积极性。
3.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不能也不应当长期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上。单一的经济增长常常容易使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并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才有可能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主要原因是：第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第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第四，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二）“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
1.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带来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贫困的阶段，实行国富优先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它可以使国家有能力改变社会的贫困状态。问题在于，当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发展型新阶段，仍然坚持国富优先的发展，就容易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二是国富民穷，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阻碍社会稳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够实现民富国强。一方面，民富带来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由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新阶段的民富，在有利于解决公平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适应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是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由此，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
3.着力构建民富优先的体制基础。应当说，国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与民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有利于国富发展的制度安排未必能自动全面地带来民富。为此，需要加快构建“藏富于民”的体制。例如，第一，合理控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第二，构建社会成员共享国民财富的机制，使国家财富真正惠及全体公民。第三，保护居民财产，建设财产性收入的体制性基础，尤其是让农民能够明显地分享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成员创业、就业的体制机制。
（三）“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
当前，“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三十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做大蛋糕”仍然有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现实看，从中长期趋势看，从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因为，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 “做大蛋糕”十分重要，“分好蛋糕”同样重要。我的看法是，中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
1.充分估计“分好蛋糕”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当前，“分蛋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有效社会需求的形成；另一方面，“分蛋糕”中的某些不公平问题，将影响进一步“做大蛋糕”。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地“做大蛋糕”。
2.建立、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应当说，当前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上都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其中，关键取决于“十二五”时期能否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能否实质性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二、提高两个认识
（一）民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五中全会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主要目标之一。而实现民富，则是实现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看，中国急需把经济拉动方式转变到以消费为主上。全会已经明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全会将消费放在三驾马车首位意义重大。然而，启动国内消费受到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消费倾向、理财习惯等多种因素制约。其中，居民收入增长快慢是关键，也就是说，没有民富，如何提高消费；消费不能有效提高，何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使得百姓有钱消费，民富是“十二五”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民富才能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从根本上拉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了，又使得民众更加富裕，民众更加富裕又激发民众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又拉动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后，中国经济才能彻底走向良性发展轨道。
全会要求，未来五年城乡居民收入要普遍较快增加，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一脉相承的。
（二）经济发展的要义在“民富”
1978年，农民年收入13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3元，城镇居民是农民的2.58倍，国际差距是2倍。 2009年农民年收入增长到5 153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 175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38倍和50倍，但城乡差距扩大到3.33倍，现在的世界平均差距为1.7倍。再看地区差距， 2009年上海与西部某省的人均GDP差距达到9倍，而印度最富的邦与最贫困邦的差距约为4.5倍。人群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 “警戒线”。以社会1/10最富有人群收入占全社会收入份额的比重看，中国占45%，世界平均占31.7%；1/10最贫困人群占收入份额的1.4%，世界平均为2.5%。包容性增长，即包容落后地区、贫困人群增长，向“共同富裕”迈进，成为各级领导议事日程上更重要更迫切要思考、策划和运作的课题。
三、明确四个重点
1.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2.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增强经济活力，缩小行业差距。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社会民众自主创业。开辟灵活多样、适合普通民众参与的投资渠道，从股权、债券、基金、信托、金融衍生产品等多个方面积极进行拓展。
3.缩小地区、城乡和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其中最关键在于高低收入群体差距。对于低收入群体，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其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提高补助、限制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资源税、开征资本暴利税，同时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
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体力和智力支出对行业的贡献率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水平。而且第三产业空间很大，劳动力需求量大，能够提高社会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从而提高全社会民众整体收入。
参考文献：
[1]李彩艳.从“国富”转向“民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1-14.
[2]杜海强.从国富到民富[N].中国经济导报，2010-10-12.
[3]周永生.“十二五”转型：从国富到民富[N].东莞日报，2010-10-25.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十二五”；国富；民富；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01-02
一、澄清三个观念
（一）“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
增长和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有不同的内涵。增长更侧重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包括另外四个要素，即“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
1.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从实践看，增长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由此形成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和积极性。
3.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不能也不应当长期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上。单一的经济增长常常容易使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并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才有可能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主要原因是：第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第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第四，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二）“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
1.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带来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贫困的阶段，实行国富优先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它可以使国家有能力改变社会的贫困状态。问题在于，当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发展型新阶段，仍然坚持国富优先的发展，就容易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二是国富民穷，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阻碍社会稳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够实现民富国强。一方面，民富带来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由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新阶段的民富，在有利于解决公平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适应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是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由此，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
3.着力构建民富优先的体制基础。应当说，国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与民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有利于国富发展的制度安排未必能自动全面地带来民富。为此，需要加快构建“藏富于民”的体制。例如，第一，合理控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第二，构建社会成员共享国民财富的机制，使国家财富真正惠及全体公民。第三，保护居民财产，建设财产性收入的体制性基础，尤其是让农民能够明显地分享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成员创业、就业的体制机制。
（三）“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
当前，“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三十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做大蛋糕”仍然有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现实看，从中长期趋势看，从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因为，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 “做大蛋糕”十分重要，“分好蛋糕”同样重要。我的看法是，中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
1.充分估计“分好蛋糕”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当前，“分蛋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有效社会需求的形成；另一方面，“分蛋糕”中的某些不公平问题，将影响进一步“做大蛋糕”。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地“做大蛋糕”。
2.建立、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应当说，当前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上都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其中，关键取决于“十二五”时期能否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能否实质性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二、提高两个认识
（一）民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五中全会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主要目标之一。而实现民富，则是实现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看，中国急需把经济拉动方式转变到以消费为主上。全会已经明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全会将消费放在三驾马车首位意义重大。然而，启动国内消费受到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消费倾向、理财习惯等多种因素制约。其中，居民收入增长快慢是关键，也就是说，没有民富，如何提高消费；消费不能有效提高，何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使得百姓有钱消费，民富是“十二五”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民富才能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从根本上拉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了，又使得民众更加富裕，民众更加富裕又激发民众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又拉动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后，中国经济才能彻底走向良性发展轨道。
全会要求，未来五年城乡居民收入要普遍较快增加，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一脉相承的。
（二）经济发展的要义在“民富”
1978年，农民年收入13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3元，城镇居民是农民的2.58倍，国际差距是2倍。 2009年农民年收入增长到5 153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 175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38倍和50倍，但城乡差距扩大到3.33倍，现在的世界平均差距为1.7倍。再看地区差距， 2009年上海与西部某省的人均GDP差距达到9倍，而印度最富的邦与最贫困邦的差距约为4.5倍。人群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 “警戒线”。以社会1/10最富有人群收入占全社会收入份额的比重看，中国占45%，世界平均占31.7%；1/10最贫困人群占收入份额的1.4%，世界平均为2.5%。包容性增长，即包容落后地区、贫困人群增长，向“共同富裕”迈进，成为各级领导议事日程上更重要更迫切要思考、策划和运作的课题。
三、明确四个重点
1.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2.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增强经济活力，缩小行业差距。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社会民众自主创业。开辟灵活多样、适合普通民众参与的投资渠道，从股权、债券、基金、信托、金融衍生产品等多个方面积极进行拓展。
3.缩小地区、城乡和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其中最关键在于高低收入群体差距。对于低收入群体，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其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提高补助、限制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资源税、开征资本暴利税，同时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
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体力和智力支出对行业的贡献率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水平。而且第三产业空间很大，劳动力需求量大，能够提高社会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从而提高全社会民众整体收入。
参考文献：
[1]李彩艳.从“国富”转向“民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1-14.
[2]杜海强.从国富到民富[N].中国经济导报，2010-10-12.
[3]周永生.“十二五”转型：从国富到民富[N].东莞日报，2010-10-25.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