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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2021年）1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线上讨论中，我曾围绕贺照田老师长文《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1}（下简称“陈映真文”），提交了一篇论文：《从“反思自我”到“理想主义重构” 兼及理想主义重构的当代可能性》。将“理想主义重建”作为主要探讨议题，与贺照田有关陈映真的这篇长文有莫大关系。在此，我想首先向读者交代文稿写作的前后情况和我对贺照田“陈映真文”的关切与共鸣;其次，检讨一下我的论文在思考、写作上的缺憾。
2017年，机缘巧合，我为贺照田最新修改出来的长文《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下简称“潘晓文”）撰写评论文章。其时个人的现实状况与心理状态都很糟糕：既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也有学术思想生态恶化带来的烦恼，更有对当下社会的总体认知处于纠结、撕裂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不知不觉中让进入高校任职有年的我陷入一种极端躁郁的状态中。当强烈地意识到这一困顿、挣扎的心境，渴望摆脱却久久不能解决时，心情往往会趋于两极：有时虚弱，有时不免自傲。其间，以读《明儒学案》来自我激励，类似的心理暗示有时也能产生止虚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心情仍无法摆脱不断翻转跌宕的状态：面对电脑空白的Word文档，一个句子也敲不完整，长时间坐着，甚至连洗澡都变成了一件需要特别动用身体里剩余力量才能完成的麻烦事。
在这样糟糕的心情下阅读到贺照田“潘晓文”。在这篇文章中，贺照田逐步深入到“潘晓来信”文字背后的历史—思想无意识，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让人悄然动容，文中有关人己互动关系和“自我”反思的部分，更令我感到惊心动魄。这些思考像团亮光，使我由人及己，反观自身，促动着我正视个人生活与生命中的纠结。因为要写书评，我同时反复阅读贺照田其他相关文章，自然包括“陈映真文”。读“潘晓文”时，颇为关注时代思想认知的我已注意到其中潜伏的一条暗线，就是剖析“毛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从“文革”后到1990年代一路被蛀蚀而衰落的历史与观念成因，而“陈映真文”与“潘晓文”实际上是姊妹篇，正面探讨了1980年代在发生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后陈映真如何探寻“理想主义重构”这一主题。自己当时对于这两篇文章中“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意义并不明确，但印象深刻，因而评论时就将这两篇文章关联在一起，概括性论及贺照田的“理想主义重构”议题。
评论写完，已是2017年4月下旬，忙着办理各种出国手续，7月底到美国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访学。访学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思想动态和国际社会形势的习惯。威廉斯堡附近，靠近海边的James Island，為英国冒险家登上美国大陆的第一个殖民点，以此为据点，英属“弗吉尼亚公司”沿河建立了许多烟草种植园。400年前，就在这里，当地印第安土著波瓦坦部落公主Pocahontas嫁给了英国来的穷苦白人罗尔夫;400年后，201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暮光昏暗，灰色的海涛不停地翻涌着，我坐在防波堤上，看见不远处三艘模仿殖民者登陆该地的船只在海波上摇荡，有种浑身被历史的飓风穿透的战栗感。尽管实质内容不同，那种感觉却让我蓦然忆起叶芝的诗句：
突然间我看到了寒冷的令乌鸦喜悦的苍穹
它看似冰在燃烧但不仅仅是冰……{1}
2018年7月底，我返回国内。同年11月30日参加以《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为聚焦的学术会议，有一圆桌环节，要求《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书中的作者，脱开自己收入《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文章的脉络，直接谈一下个人对“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议题的认识。当时非常焦虑，不知道说什么，似乎想要表达的已经全部投进《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与《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贺照田思想—历史方法论初探》两篇长文中了。在反复思索、琢磨的过程中，突然捕捉到一缕思绪：访美期间，在写作《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贺照田思想—历史方法论初探》时，有一隐秘但强烈的感受，就是相比“潘晓文”，“陈映真文”带给我的感受更为深刻！同样讨论理想主义问题，为什么贺照田对身处台湾的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讨论，较他对于大陆当代理想主义问题的讨论，似乎更能吸引我呢？围绕这一疑问，我写了篇情绪激动、思绪混乱的自我反思。问题的种子一旦种了下来，就如鲠在喉，迫使我去琢磨，为什么自己会产生这种印象。今年1月份的线上讨论提交的论文就是尝试给予一个解答。
实际上，像贺照田其他文章一样，要真正透彻把握其“陈映真文”，也需要多次反复的理解过程。追忆起来，刚一读完“陈映真文”，我就为之深深吸引，因为贺照田揭示的陈映真这一“思想形象”，对当时力图振拔却很虚弱的我来说，是深刻的激励。文章的两个方面未经辨析就击中了我。一方面是，文中的陈映真经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重构与调整，但始终保持了一种总体性的穿透视野，而勉力把握、分析时代思想状况的我，却随着近几年大陆思想界认知范式的分裂、冲突而陷入彷徨无地、挣扎无力的困思状态，因此，陈映真廓清时代思想迷雾、奋力探索台湾在地化实践的形象，对我具有特别的鼓舞作用。尽管今天的历史境况早已不是陈映真所面对的那一历史世界，尽管对当下时代进行总体性的把握与认知，被普遍视为不可能，但我隐隐觉得，危机后陈映真的系列思想重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构”、“民族主义重构”、危机后不断充实与发展的“第三世界认知”——所触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有着看似疏远实际密切的关联。
在此试举一例：在评价陈映真有关“社会主义民主”重构的理解与意识状态时，贺照田犀利地指出这一重构潜含的张力：
在借鉴西方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时，将会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可能紧张——此时的陈映真对这中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紧张显然也没有正面去思考。{2}
实际上，贺照田点出的这一“可能紧张”，之后以不同的问题面貌贯穿于中国大陆多年的社会思想论争。比如，国企/民企改制问题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焦点议题，而在1990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进入新世纪，这些“可能出现的各种紧张”又以不同的社会问题形式，隐现在当代社会的各种争议中。这些现象与状况，凸显出贺照田上述洞察、思考的力度及与现实对话的意义。这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在遭遇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后陈映真进行的系列重构与贺照田对其思想历程的梳理、揭示和阐发，所触及的是一些根本的历史现实问题，因此，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才会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争论。 这篇长文让我触动的第二方面，与陈映真进行理想主义重构时更加关注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改善所打开的新的视野相关。就此而言，贺照田对陈映真有关“基督福音‘非常简单却又深刻’的评价”的阐释，深入且全面，很具认识价值：
要做到“非常简单却又深刻”这一点，不仅要对人类苦难和现代社会的困境有深刻认识，有大悲悯和承担心，还要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状态有深刻的洞察——就是既要对这当中人和他所生存的历史和社会互相生产的一面有深刻认识，又要对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有准确深刻把握，并对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以重构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社会状态有深刻的解悟，才可能找到陈所说的“非常简单却又深刻的”理想的介入方式。{1}
以这一理解来观照当下的知识生产，可以看到，当下知识生产多在探讨“人和他所生存的历史和社会互相生产”这一面，尤为聚焦于人被历史和社会所生产的一面，却很少把握和探讨问题的另一面，即“对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有准确深刻把握，并对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以重构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社会状态有深刻的解悟”。贺照田在梳理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的思想过程时，把握到很多具关键意义的思考节点，比如“善的动力问题，行动中人们的自我身心安置问题，饱满精神维持问题和认知如何与善意冲动配合的问题”等。这些包含很强现实对话意图的思考节点，将我个人文学训练中积淀的部分激活了。人性善恶与个人生命成长问题一度构成文学世界的底色与初心，但在当下繁杂的学术话语体系生产机制中，文学这一本应被作为与历史中的人建立深切关联与影响的方式，却变得毫无存在感。而“陈映真文”在呈现陈所处身的1980年代台湾历史语境的同时，将这一久违的有关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以一种深刻而强有力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这是“陈映真文”最初强烈吸引我的地方。在对“陈映真文”反复细读后，我尝试以贺照田“潘晓文”为参照，探讨两文思考有关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异同之处。
对比两篇文章，可以发现，“潘晓”与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景况中。“潘晓”的理想主义信念在“文革”后遭遇危机，在人生意义与自我问题上产生怀疑与虚无情绪。但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说，当时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犹盛，人心也普遍乐观，对于未来有着美好的想象，处于顺承、转化理想主义精神较为有利的历史条件下。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则发生在与大陆相关联又不相同的历史语境中，其遭遇到的问题，是在“革命”不可能迅速发生且作为“系统真理”的美好社会存在与否都变成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重构“以爱与希望为基点”的新理想主义。
我至今仍然认为，贺照田有关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过程的讨论所触及、揭示的思想节点，深入到了“潘晓文”中内含但并未清晰呈现的层次。在这一意义上，“陈映真文”有关“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思考更为基本。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的讨论评议中，程凯老师曾提到的那种“切己、有我的主体性时刻”{2}对于“理想主义重建”非常重要。如何能够将这一“主体性时刻”中蕴含的思想转化为一种充满活力、身心饱满的实践？有关于此，“陈映真文”所提供的思考角度与层次，在今天仍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陈映真文”另一不同于“潘晓文”的地方，是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始终和其对时代的结构性认知的重构处于相互影响、形塑的张力中。陈映真在台湾开展出的现实介入实践——《人间》杂志——最终能够取得成功，既和他其时重构的理想主义状态有关，“也和其时其理想主义与他的社会主义取向、第三世界立场、民族主义关怀与民主想象间的张力能维持相当平衡有关”。③比照我个人在时代认知上振拔无力的困思状态，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的坚硬底色尤令人警醒。
上述比较中展开的思索与感受，构成了今年1月23—24日线上讨论中我的论文主体部分。三个月后回看这篇论文，其中两个方面的缺憾较为明显：第一方面，我对贺照田“陈映真文”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深入，而这主要因为我对陈映真的著述、思考及台湾的历史缺少理解所致。阅读“陈映真文”时，贺照田对陈那一时期“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背后更具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型构”的深度揭示与把握{1}，对陈思想进程复杂交错的多重脉络与影响因素的梳理与解析，让我对陈映真在理想主义重建过程中的思想、意识状况与情感逻辑有较为清晰的把握。但由于我对陈映真及其所处历史、思想语境缺乏深入理解，使我目前还难于顺着贺照田文章提供和蕴含的诸多重要思考线索、议题脉络和其中开显的多个历史思考空间进行延展性探讨。
比如，走出社会主义信仰危机的沉重打击，开始借助基督教思想资源来探索以“爱与希望为基点”的理想主义重构，是陈映真一次非常关键的思想转折历程。在钩沉陈映真这一关键的思想转折过程时，贺照田结合台湾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重要现实变化，岛内思想、文化、实践方面的新动向和言论空间、氛围的变化，勾勒了陈的认识调整与思考、创作进展。文章特别从陈的精神感受角度，体贴入微地分析他遭遇信仰危机时复杂的内心状态，深刻解析了陈如何在此沉重挫折中接续转化其已有理想主义的价值以及陈在思想层面的反省、重建工作与其对新的现实的认识间的关联与内在紧张。由于我对这一历史时期陈映真的思想认知与交流活动缺乏深入了解，在把握陈映真这一关键的思想转变时，就过于突出了他思想推进上的孤胆英雄面向，而不能对陈映真与当时台湾社会和思想文化界的互动有更为体贴入微的历史理解，因而无法更好体会、把握文中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微妙层面。
我的文稿第二方面的不足，则与程凯和冷霜两位老师上次对我的会议论文的评议有关。我在写作时有强烈动力，试图将贺照田揭示的——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历程——带来的启示延展到当下探讨“理想主义重构的当代可能性”的活动中。但是真正进入写作，自己却尴尬地意识到：从理想主义重构带来的当代启示角度看，无论“潘晓”还是陈映真，在他们与当下历史处境中的我们之间隔着一大片还未曾分析与透视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空间。冷霜从理想主义角度来评议当下社会时，认为：“我们实际上处在一种不无吊诡的观念状况中：一方面普遍质疑理想社会的实现可能，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的社会理想之间争论不休。”{2}某种意义上，我个人对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的关注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思想认知层面。程凯的评议开放了“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内涵，提示我：贺照田所阐释的“理想主义重构”可以是一種“普通人、常人的理想主义”，可以向所有的有生命意义充实需求的人敞开。③上次线上讨论从事乡建实践的朋友，则让我充分意识到有关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认知，对于当下带着理想主义精神投身现实改善的实践者具有的重要思想意义。冷霜还指出：陈映真有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向往，这是他的理想主义重构的背景，即使这一向往后来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但他并没有退到社会主义的价值底线之下。{4}当代大陆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理想之间争论不休”，但从将社会主义视野作为理想重构的活的思想传统的角度来看，冷霜认为“我们中大多数人面对的，也许不是‘理想主义重构’的问题，而是‘理想主义再造’的问题”。{5}在他看来，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不仅曾有的理想主义精神能量未能得到有效转化和重新安排，而且理想主义重构所需要的基础也遭到严重的剥蚀和破坏，乃至于“理想主义”本身的语义接受状况都已发生很大变化。尽管年龄上我比冷霜略小一些，但我在青年时期对文学理想主义的接受与理解，与他颇有共鸣与呼应。可以说，冷霜的思考为我打开了进一步讨论当代理想主义状况的切入口。
2017年，机缘巧合，我为贺照田最新修改出来的长文《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下简称“潘晓文”）撰写评论文章。其时个人的现实状况与心理状态都很糟糕：既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也有学术思想生态恶化带来的烦恼，更有对当下社会的总体认知处于纠结、撕裂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不知不觉中让进入高校任职有年的我陷入一种极端躁郁的状态中。当强烈地意识到这一困顿、挣扎的心境，渴望摆脱却久久不能解决时，心情往往会趋于两极：有时虚弱，有时不免自傲。其间，以读《明儒学案》来自我激励，类似的心理暗示有时也能产生止虚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心情仍无法摆脱不断翻转跌宕的状态：面对电脑空白的Word文档，一个句子也敲不完整，长时间坐着，甚至连洗澡都变成了一件需要特别动用身体里剩余力量才能完成的麻烦事。
在这样糟糕的心情下阅读到贺照田“潘晓文”。在这篇文章中，贺照田逐步深入到“潘晓来信”文字背后的历史—思想无意识，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让人悄然动容，文中有关人己互动关系和“自我”反思的部分，更令我感到惊心动魄。这些思考像团亮光，使我由人及己，反观自身，促动着我正视个人生活与生命中的纠结。因为要写书评，我同时反复阅读贺照田其他相关文章，自然包括“陈映真文”。读“潘晓文”时，颇为关注时代思想认知的我已注意到其中潜伏的一条暗线，就是剖析“毛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从“文革”后到1990年代一路被蛀蚀而衰落的历史与观念成因，而“陈映真文”与“潘晓文”实际上是姊妹篇，正面探讨了1980年代在发生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后陈映真如何探寻“理想主义重构”这一主题。自己当时对于这两篇文章中“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意义并不明确，但印象深刻，因而评论时就将这两篇文章关联在一起，概括性论及贺照田的“理想主义重构”议题。
评论写完，已是2017年4月下旬，忙着办理各种出国手续，7月底到美国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访学。访学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思想动态和国际社会形势的习惯。威廉斯堡附近，靠近海边的James Island，為英国冒险家登上美国大陆的第一个殖民点，以此为据点，英属“弗吉尼亚公司”沿河建立了许多烟草种植园。400年前，就在这里，当地印第安土著波瓦坦部落公主Pocahontas嫁给了英国来的穷苦白人罗尔夫;400年后，201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暮光昏暗，灰色的海涛不停地翻涌着，我坐在防波堤上，看见不远处三艘模仿殖民者登陆该地的船只在海波上摇荡，有种浑身被历史的飓风穿透的战栗感。尽管实质内容不同，那种感觉却让我蓦然忆起叶芝的诗句：
突然间我看到了寒冷的令乌鸦喜悦的苍穹
它看似冰在燃烧但不仅仅是冰……{1}
2018年7月底，我返回国内。同年11月30日参加以《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为聚焦的学术会议，有一圆桌环节，要求《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书中的作者，脱开自己收入《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文章的脉络，直接谈一下个人对“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议题的认识。当时非常焦虑，不知道说什么，似乎想要表达的已经全部投进《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与《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贺照田思想—历史方法论初探》两篇长文中了。在反复思索、琢磨的过程中，突然捕捉到一缕思绪：访美期间，在写作《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贺照田思想—历史方法论初探》时，有一隐秘但强烈的感受，就是相比“潘晓文”，“陈映真文”带给我的感受更为深刻！同样讨论理想主义问题，为什么贺照田对身处台湾的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讨论，较他对于大陆当代理想主义问题的讨论，似乎更能吸引我呢？围绕这一疑问，我写了篇情绪激动、思绪混乱的自我反思。问题的种子一旦种了下来，就如鲠在喉，迫使我去琢磨，为什么自己会产生这种印象。今年1月份的线上讨论提交的论文就是尝试给予一个解答。
实际上，像贺照田其他文章一样，要真正透彻把握其“陈映真文”，也需要多次反复的理解过程。追忆起来，刚一读完“陈映真文”，我就为之深深吸引，因为贺照田揭示的陈映真这一“思想形象”，对当时力图振拔却很虚弱的我来说，是深刻的激励。文章的两个方面未经辨析就击中了我。一方面是，文中的陈映真经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重构与调整，但始终保持了一种总体性的穿透视野，而勉力把握、分析时代思想状况的我，却随着近几年大陆思想界认知范式的分裂、冲突而陷入彷徨无地、挣扎无力的困思状态，因此，陈映真廓清时代思想迷雾、奋力探索台湾在地化实践的形象，对我具有特别的鼓舞作用。尽管今天的历史境况早已不是陈映真所面对的那一历史世界，尽管对当下时代进行总体性的把握与认知，被普遍视为不可能，但我隐隐觉得，危机后陈映真的系列思想重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构”、“民族主义重构”、危机后不断充实与发展的“第三世界认知”——所触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有着看似疏远实际密切的关联。
在此试举一例：在评价陈映真有关“社会主义民主”重构的理解与意识状态时，贺照田犀利地指出这一重构潜含的张力：
在借鉴西方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时，将会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可能紧张——此时的陈映真对这中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紧张显然也没有正面去思考。{2}
实际上，贺照田点出的这一“可能紧张”，之后以不同的问题面貌贯穿于中国大陆多年的社会思想论争。比如，国企/民企改制问题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焦点议题，而在1990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进入新世纪，这些“可能出现的各种紧张”又以不同的社会问题形式，隐现在当代社会的各种争议中。这些现象与状况，凸显出贺照田上述洞察、思考的力度及与现实对话的意义。这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在遭遇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后陈映真进行的系列重构与贺照田对其思想历程的梳理、揭示和阐发，所触及的是一些根本的历史现实问题，因此，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才会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争论。 这篇长文让我触动的第二方面，与陈映真进行理想主义重构时更加关注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改善所打开的新的视野相关。就此而言，贺照田对陈映真有关“基督福音‘非常简单却又深刻’的评价”的阐释，深入且全面，很具认识价值：
要做到“非常简单却又深刻”这一点，不仅要对人类苦难和现代社会的困境有深刻认识，有大悲悯和承担心，还要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状态有深刻的洞察——就是既要对这当中人和他所生存的历史和社会互相生产的一面有深刻认识，又要对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有准确深刻把握，并对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以重构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社会状态有深刻的解悟，才可能找到陈所说的“非常简单却又深刻的”理想的介入方式。{1}
以这一理解来观照当下的知识生产，可以看到，当下知识生产多在探讨“人和他所生存的历史和社会互相生产”这一面，尤为聚焦于人被历史和社会所生产的一面，却很少把握和探讨问题的另一面，即“对生存于此互相牵扯的锁链中人的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有准确深刻把握，并对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向上冲动和蕴蓄潜能以重构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社会状态有深刻的解悟”。贺照田在梳理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的思想过程时，把握到很多具关键意义的思考节点，比如“善的动力问题，行动中人们的自我身心安置问题，饱满精神维持问题和认知如何与善意冲动配合的问题”等。这些包含很强现实对话意图的思考节点，将我个人文学训练中积淀的部分激活了。人性善恶与个人生命成长问题一度构成文学世界的底色与初心，但在当下繁杂的学术话语体系生产机制中，文学这一本应被作为与历史中的人建立深切关联与影响的方式，却变得毫无存在感。而“陈映真文”在呈现陈所处身的1980年代台湾历史语境的同时，将这一久违的有关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以一种深刻而强有力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这是“陈映真文”最初强烈吸引我的地方。在对“陈映真文”反复细读后，我尝试以贺照田“潘晓文”为参照，探讨两文思考有关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异同之处。
对比两篇文章，可以发现，“潘晓”与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景况中。“潘晓”的理想主义信念在“文革”后遭遇危机，在人生意义与自我问题上产生怀疑与虚无情绪。但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说，当时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犹盛，人心也普遍乐观，对于未来有着美好的想象，处于顺承、转化理想主义精神较为有利的历史条件下。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则发生在与大陆相关联又不相同的历史语境中，其遭遇到的问题，是在“革命”不可能迅速发生且作为“系统真理”的美好社会存在与否都变成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重构“以爱与希望为基点”的新理想主义。
我至今仍然认为，贺照田有关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过程的讨论所触及、揭示的思想节点，深入到了“潘晓文”中内含但并未清晰呈现的层次。在这一意义上，“陈映真文”有关“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思考更为基本。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的讨论评议中，程凯老师曾提到的那种“切己、有我的主体性时刻”{2}对于“理想主义重建”非常重要。如何能够将这一“主体性时刻”中蕴含的思想转化为一种充满活力、身心饱满的实践？有关于此，“陈映真文”所提供的思考角度与层次，在今天仍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陈映真文”另一不同于“潘晓文”的地方，是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始终和其对时代的结构性认知的重构处于相互影响、形塑的张力中。陈映真在台湾开展出的现实介入实践——《人间》杂志——最终能够取得成功，既和他其时重构的理想主义状态有关，“也和其时其理想主义与他的社会主义取向、第三世界立场、民族主义关怀与民主想象间的张力能维持相当平衡有关”。③比照我个人在时代认知上振拔无力的困思状态，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的坚硬底色尤令人警醒。
上述比较中展开的思索与感受，构成了今年1月23—24日线上讨论中我的论文主体部分。三个月后回看这篇论文，其中两个方面的缺憾较为明显：第一方面，我对贺照田“陈映真文”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深入，而这主要因为我对陈映真的著述、思考及台湾的历史缺少理解所致。阅读“陈映真文”时，贺照田对陈那一时期“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背后更具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型构”的深度揭示与把握{1}，对陈思想进程复杂交错的多重脉络与影响因素的梳理与解析，让我对陈映真在理想主义重建过程中的思想、意识状况与情感逻辑有较为清晰的把握。但由于我对陈映真及其所处历史、思想语境缺乏深入理解，使我目前还难于顺着贺照田文章提供和蕴含的诸多重要思考线索、议题脉络和其中开显的多个历史思考空间进行延展性探讨。
比如，走出社会主义信仰危机的沉重打击，开始借助基督教思想资源来探索以“爱与希望为基点”的理想主义重构，是陈映真一次非常关键的思想转折历程。在钩沉陈映真这一关键的思想转折过程时，贺照田结合台湾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重要现实变化，岛内思想、文化、实践方面的新动向和言论空间、氛围的变化，勾勒了陈的认识调整与思考、创作进展。文章特别从陈的精神感受角度，体贴入微地分析他遭遇信仰危机时复杂的内心状态，深刻解析了陈如何在此沉重挫折中接续转化其已有理想主义的价值以及陈在思想层面的反省、重建工作与其对新的现实的认识间的关联与内在紧张。由于我对这一历史时期陈映真的思想认知与交流活动缺乏深入了解，在把握陈映真这一关键的思想转变时，就过于突出了他思想推进上的孤胆英雄面向，而不能对陈映真与当时台湾社会和思想文化界的互动有更为体贴入微的历史理解，因而无法更好体会、把握文中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微妙层面。
我的文稿第二方面的不足，则与程凯和冷霜两位老师上次对我的会议论文的评议有关。我在写作时有强烈动力，试图将贺照田揭示的——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历程——带来的启示延展到当下探讨“理想主义重构的当代可能性”的活动中。但是真正进入写作，自己却尴尬地意识到：从理想主义重构带来的当代启示角度看，无论“潘晓”还是陈映真，在他们与当下历史处境中的我们之间隔着一大片还未曾分析与透视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空间。冷霜从理想主义角度来评议当下社会时，认为：“我们实际上处在一种不无吊诡的观念状况中：一方面普遍质疑理想社会的实现可能，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的社会理想之间争论不休。”{2}某种意义上，我个人对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的关注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思想认知层面。程凯的评议开放了“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内涵，提示我：贺照田所阐释的“理想主义重构”可以是一種“普通人、常人的理想主义”，可以向所有的有生命意义充实需求的人敞开。③上次线上讨论从事乡建实践的朋友，则让我充分意识到有关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认知，对于当下带着理想主义精神投身现实改善的实践者具有的重要思想意义。冷霜还指出：陈映真有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向往，这是他的理想主义重构的背景，即使这一向往后来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但他并没有退到社会主义的价值底线之下。{4}当代大陆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理想之间争论不休”，但从将社会主义视野作为理想重构的活的思想传统的角度来看，冷霜认为“我们中大多数人面对的，也许不是‘理想主义重构’的问题，而是‘理想主义再造’的问题”。{5}在他看来，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不仅曾有的理想主义精神能量未能得到有效转化和重新安排，而且理想主义重构所需要的基础也遭到严重的剥蚀和破坏，乃至于“理想主义”本身的语义接受状况都已发生很大变化。尽管年龄上我比冷霜略小一些，但我在青年时期对文学理想主义的接受与理解，与他颇有共鸣与呼应。可以说，冷霜的思考为我打开了进一步讨论当代理想主义状况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