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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怡，文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近日，方彦寿所著《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中华书局2020年版）付梓出版，真乃学界一快事。这部上下两册，共计80万字的著作一经推出，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早在宋代，福建就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以建本为代表的闽刻图书对中国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展都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收录福建历代刻书家共812位，侧重于将刻书家的生平事迹与其刊刻本的地点、刊刻本的年代结合起来，进行考证辨析，纠正了不少以往研究中的误判，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书中胜义迭出，披沙简金，往往见宝，是闽刻研究的力作。
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其一，首次系统地将福建历代刻书家的面貌几近“全数盘点”，和盘托出，既是对过往闽刻研究的集大成，又为今后深入研究闽刻奠定了较为全面的坚实基础。
该书在体例上，依传统福建历史上形成的九州（府）行政区划建置，将全书依次分为九卷，分别是：福州（府）刻书家、建宁府刻书家、泉州（府）刻书家、兴化军（府）刻书家、南剑州（延平府）刻书家、邵武军（府）刻书家、汀州（府）刻书家、漳州（府）刻书家以及福宁州（府）刻书家，每卷之中，又分五目，前四目先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刻书家，第五目则著录籍出该州府却不在闽地刻书的历代刻书家。如此以空间为纲、以时间为目，将福建历代刻书家包罗其间，既使福建刻书家的整体面貌一目了然，又可彰显福建各地刻书的不同风格与特色。
其二，本书极具特色的是，每卷前都有著者对本卷作提纲挈领式的提要叙录。这九篇提要叙录足见方彦寿先生对闽刻研究的学养功力，其匠心独运的研究尽显其中。譬如言及福建首府福州时，方彦寿先生指出：福州在“北宋中后期以寺院刻书为主，南宋、元明时期均以官府刻书和私家刻书为主，坊刻则罕见著录”。①“入清以后，由于建阳刻书业逐渐衰败，福州坊刻于清中叶迅速崛起。南后街、三坊七巷一带书坊，承担起了原由建阳书坊所承担的接受官私刻书的大部分重任。”②寥寥数语，不仅简明扼要地说清福州刻书的特点，还清晰说明了福州刻书与建阳刻书在不同历史时段各自的特点。方彦寿先生指出：福州在宋元明时期以寺院刻书和官私刻书为主，坊刻并不盛行，但福州的官私刻一般是委托当时作为刻书中心的建阳书坊刻印的，或是聘请建阳书坊刻工刊行的，“这些书籍虽然由书坊所刻，但不应视为坊刻本，其性质取决于出资者：由官方出资的为官刻，由私家出资的为私刻。这与现代出版社委托印刷厂印刷书籍，其版权仍归出版社而不归印刷厂，道理是一样的”。③方彦寿先生对官私刻与坊刻作如此区别，有助于启发学界对闽刻作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分散在各卷卷端的这九篇提要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内容上前后呼应，互文见义。譬如卷二“建宁府刻书家”前的提要，方彦寿先生不仅指出建本与以武夷山为大本营的朱子理学的关联，还揭橥出建阳坊刻的兴衰与清代福州南后街坊刻及汀州连城四堡坊刻兴起之间的关系。方彦寿先生认为：“建阳能够连续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吸引、接受各地官私方的委托刻书，这是‘中心’最主要的作用。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是中心。”④他进而指出：学术界认为由宋至明，“除建阳外，福州、莆田、泉州、汀州、邵武等地的书坊业也很发达”⑤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坊刻并不发达，主要是官府、私家刻书，是在建阳坊刻的辐射和带动下，与建阳坊刻形成互补和共同繁荣的局面。入清以后，建阳坊刻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才有连城四堡、福州南后街和泉州等地的书坊。”⑥方彦寿先生如此明确的断语都是建立在对800多位刻书家条分缕析、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其立论持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在卷三“泉州（府）刻书家”卷端的提要叙录中，方彦寿先生对泉州刻书的特点及其与建阳的异同和关联作了细微的辨析，指出：“宋元时期，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坊刻并不发达，其刻书规模和数量反而不如闽北建阳这样的山区县。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图书的生产以原材料（木料、纸墨等）为主，原材料丰富、价廉之处往往就是书坊云集之地——建阳就是这样的地方。而泉州其时作为国际大都市，商业发达，故其图书贸易远比建阳繁荣。建阳等地生产的图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泉州销往海外的。”⑦方彦寿进一步指出，已故著名的中国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南宋时泉州刻书“为诸州冠也”，这应该是指当时泉州的官刻本和私刻本为诸州之冠，因为当时泉州作为国际最为发达的经贸港口城市，在此地任职的地方官有条件大举进行官刻或私刻，但“其时的泉州书坊刻书基本上还处于对官府的依附阶段”。⑧即便如此，方彦寿先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官私刻本与坊刻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干。有些官刻本，还有可能出自书坊所刻，即书坊接受官私委托刻书。”⑨
可以说，这九篇充满独立见解、观点鲜明的提要叙录，是方彦寿先生对福建各地历代刻书长期深入研究、细致积累的结果，体现了其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力。在卷四“兴化军（府）刻书家”卷端提要中，方彦寿先生指出，“宋代莆田的刻书，以官刻为主，私家刻书辅之，书坊刻书业相对薄弱。与同样有‘文献名邦’之誉的建阳相比，莆田的‘文献名邦’之‘名’主要表现为藏书家众多，而建阳则以刻书见长”。“最早与刻书中心建阳发生关联的莆田名士，是两位文学家、藏书家，一位是著名诗人刘克庄，他在公元1225年至1228年间任建阳知县，曾在书坊刻印宋建安黄铢撰《谷城集》五卷，以及《唐五七言绝句》《本朝五七言绝句》《中兴五七言绝句》等书。这是历代建阳知县刻书中，现今可考的最早记载。另一位则是莆田藏书家方子默，他在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寄钱十万，专门委托刘氏代购建阳书坊的刻本。以上两例，体现了以刻书闻名的‘文献名邦’建阳与以藏书闻名的‘文献名邦’莆田，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的特点。”⑩“在福建九地，莆田是唯一一处在外地刻书的人数超过本地的地区。其在外刻书的人数，仅次于省会城市福州，而远高于泉州、建宁、延平等地。从人员构成来看，这些在外地刻书者，几乎都是仕宦在外者，而非职业刻书家。由此可知，莆田文化底蕴深厚，历代进士、举人众多，在外游宦者眾多，著述数量众多，从而使当地在外刻书的人数位居全闽前列。”11这些论述，方彦寿先生从刻书家与藏书家的角度分析了莆田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建阳文化的异同，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而又言之有据。 其三，从上述可见，方彦寿先生撰写提要叙录有突出的“主脑”，即始终围绕着建阳这个刻书中心来观照全闽其他区域，从而既彰显各地刻书的区域特点，又钩沉出建阳这个刻书中心对全闽其他区域刻书业发展的辐射作用。譬如在其后的卷五卷六的提要叙录中，方彦寿先生继续指出：同为闽北的南剑州延平府和邵武军，因为距离建宁府和建阳都不算太远，由宋迄清，这两地刻书一样以官私刻为主，罕见坊刻，且官私刻“多委付离其不远的刻书中心建阳刊行”12，“或聘请书坊刻工刻印”13。在卷七“汀州（府）刻书”的卷首提要中，方彦寿先生指出：“南宋时期，汀州的官刻十分活跃，留下不少精美的古籍善本，……明末清初，长汀四堡刻书崛起于建阳刻书业衰微之时。……清中叶全盛时期，四堡有书坊73家，主要为邹姓与马姓人所经营。”? 学界通常将四堡书坊的兴起，归因于明末宦游杭州的邹学圣，认为是他晚年辞官归乡时，“把苏杭的印刷术带回故乡”的结果，但方彦寿先生指出：“追溯汀州官私刻书源流则不难发现，宋元至明末清初临汀的官私刻书实际上已渐成体系。这一发现，可能会使上述观点发生动摇。……其时，从事汀州官私刻书的刻工对崛起于明末清初，且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四堡坊刻理应产生影响。以故，笔者认为，对邹氏舍近求远，‘把苏杭的印刷术带回故乡’，且‘开先河’的说法，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15
漳州刻书是福建九州府中起步较晚、刻书家较少的地区，方彦寿先生在卷八的提要叙录中揭示出朱熹对当地刻书的影响，指出：“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其中涉及的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因此可以认为，漳州刻书，是与朱子理学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6朱熹与建阳刻书的关系，方彦寿先生在卷二“建宁府刻书家”中述之甚详，他说朱熹“以著名学者身份出入家刻和坊刻”，是“开理学家刻书，引发版权、著作权之争的第一人”，“除了建阳之外，朱熹刻书种类最多之地应该是在漳州。或者说，在漳州历史上，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是朱熹”。17方彦寿先生草蛇灰线，以前后互文的方式，通过朱熹再次揭示出建阳刻书中心对漳州的影响。
福宁府由于建州较晚，是全闽刻书最晚、刻书家最少的地区，方彦寿先生依然发微抉隐，指出：“对建州之前的宁德县文化做一番考察，可以发现，南宋时期的宁德名士与福建刻书业早已有密切联系。如宁德林駉，字德颂，领嘉定九年（1216）乡荐。……他编纂的类书《古今源流至论》前、后、续三集三十卷，宋元时期就在建阳书坊被频频翻刻。林駉同乡黄履翁，字吉父，绍定五年（1232）进士，续编此书别集，使此书又跻身于明代建阳坊刻本畅销书之列。”18
总之，方彦寿先生通过九篇卷首提要叙录，将自己数十年对闽刻历史的独到研究，要言不烦地将精华展示给读者，九篇提要对闽刻历史充分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其四，如果说九篇卷首提要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凸显了建阳为刻书中心这一宏观的“主脑”，那么，对812位刻书家刻书事迹的详细考辨，则见方彦寿先生披沙简金、集腋成裘之功。方彦寿先生甚至挖掘出清中后期福州永福（今永泰）女刻书家、林则徐夫人郑淑卿的闺蜜张瑞贞，可见其用心之细密。在作者的笔下，800多位刻书家各有令人解颐的刻书故事，读来妙趣横生。譬如讲到王十朋在泉州刻印蔡襄集，方彦寿先生录其诗歌一绝，体现他的爱民情怀;同时摘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十朋的自序道：“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顾叹而不忍去。”19王氏感慨于在蔡襄家乡见不到蔡襄的文集，到任泉州后，即“求其遗文”，“访于故家”，“得其善本”，与泉州府学教授蒋雝合力刊刻了三十六卷的《蔡忠惠集》。该书还引用朱熹称赞王十鹏云：“疏畅洞达，如青天百日磊落君子也。”20正是通过如此旁征博引，方彦寿将王十朋集名士名宦和刻书家于一身的形象渲染得栩栩如生，也将蔡襄、王十朋、朱熹等人同气相类、同声相求、异代相知的文化精神传承刻画了出来。
方彦寿先生长期浸淫于闽刻研究，数十年來，成果丰硕且专精，本书条分缕析800余位刻书家的生平事迹，其间不乏精彩的考辨纠谬，深化了对闽刻的研究。方彦寿先生的宏愿是“想将历史上所有的福建刻书家尽数揽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强烈地感受到，仅凭一己之力，这几乎是一件很难完成的工作，适可而止，留待后人补正，或许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21这充分体现了方彦寿先生谦逊严谨的治学精神。800多位刻书家已见闽刻阵容之庞大和方彦寿先生用心用力之精勤。但就笔者目力所及，该书至少还可补录明代泉州府刻书家陈鸣华。万历己未年（1619）仲冬，泉州晋江人、进士陈鸣华出资，由崇安孙世昌书坊付梓，刊刻出版了武夷山人徐表然所著的绘图本《武夷洞天志略》（又称《武夷山志》），一函四册。徐表然是陈鸣华的学生。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朴厚古拙的木版插图，“最大的特色是栩栩如生的插图，插图由作者徐表然自己完成。徐擅长绘画，又隐居于武夷山山水间，对草木人事体察入微，所以每幅画都生动可人”。22沈津先生对该书版本收藏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二十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亦有入藏。”23笔者在美国珀莫纳大学图书馆也见到此书，这本17世纪初的武夷山闽刻本是研究闽刻图书内容和装帧形式的重要文献，出资刻书家陈鸣华系泉州人，作者徐表然和印刷的坊刻主人孙世昌皆崇安（今武夷山）人，这也印证了方彦寿先生所论断的：从宋迄明，泉州官私刻多数还是委托或依托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坊刻或刻工来完成的。24
“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与书籍传播紧密相关。福建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刻书中心。一千多年来，闽刻文献在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252012年，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有感于美国图书馆所藏闽刻善本之富，撰文呼吁对海内外闽刻文献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著录和复制，进而在福州南后街三坊七巷建立闽刻图书博物馆。此建议多年来如泥牛入海，但方彦寿先生《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的出版，使笔者对此愿景又充满了乐观的期待。2019年，福建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在许建平先生等人的努力下，花巨资购回了四册元三山郡庠刻本郑樵的《通志》。笔者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加大中青年古典文献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呼吁福建省有关方面重视培养老中青结合的闽刻研究人才队伍，并为老中青学者们的通力合作研究创造良好的平台和氛围。福建省有方彦寿这样对闽刻数十年如一日情有独钟的研究者，一定会带动中青年闽刻爱好者的研究热情。随着《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的出版，笔者对闽刻研究的再度深入推进同样充满乐观的期待。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7 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上），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3，2，197，197，197，206—207。
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1920 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下），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10，410，411，494，495，566，608，650，651，688，720，414，413页。
2124 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上），中华书局2020 年版，前言 11 页。
2225 林怡：《美国所藏闽刻文献掠影》，《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3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
（责任编辑：斯扬）
近日，方彦寿所著《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中华书局2020年版）付梓出版，真乃学界一快事。这部上下两册，共计80万字的著作一经推出，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早在宋代，福建就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以建本为代表的闽刻图书对中国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展都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收录福建历代刻书家共812位，侧重于将刻书家的生平事迹与其刊刻本的地点、刊刻本的年代结合起来，进行考证辨析，纠正了不少以往研究中的误判，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书中胜义迭出，披沙简金，往往见宝，是闽刻研究的力作。
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其一，首次系统地将福建历代刻书家的面貌几近“全数盘点”，和盘托出，既是对过往闽刻研究的集大成，又为今后深入研究闽刻奠定了较为全面的坚实基础。
该书在体例上，依传统福建历史上形成的九州（府）行政区划建置，将全书依次分为九卷，分别是：福州（府）刻书家、建宁府刻书家、泉州（府）刻书家、兴化军（府）刻书家、南剑州（延平府）刻书家、邵武军（府）刻书家、汀州（府）刻书家、漳州（府）刻书家以及福宁州（府）刻书家，每卷之中，又分五目，前四目先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刻书家，第五目则著录籍出该州府却不在闽地刻书的历代刻书家。如此以空间为纲、以时间为目，将福建历代刻书家包罗其间，既使福建刻书家的整体面貌一目了然，又可彰显福建各地刻书的不同风格与特色。
其二，本书极具特色的是，每卷前都有著者对本卷作提纲挈领式的提要叙录。这九篇提要叙录足见方彦寿先生对闽刻研究的学养功力，其匠心独运的研究尽显其中。譬如言及福建首府福州时，方彦寿先生指出：福州在“北宋中后期以寺院刻书为主，南宋、元明时期均以官府刻书和私家刻书为主，坊刻则罕见著录”。①“入清以后，由于建阳刻书业逐渐衰败，福州坊刻于清中叶迅速崛起。南后街、三坊七巷一带书坊，承担起了原由建阳书坊所承担的接受官私刻书的大部分重任。”②寥寥数语，不仅简明扼要地说清福州刻书的特点，还清晰说明了福州刻书与建阳刻书在不同历史时段各自的特点。方彦寿先生指出：福州在宋元明时期以寺院刻书和官私刻书为主，坊刻并不盛行，但福州的官私刻一般是委托当时作为刻书中心的建阳书坊刻印的，或是聘请建阳书坊刻工刊行的，“这些书籍虽然由书坊所刻，但不应视为坊刻本，其性质取决于出资者：由官方出资的为官刻，由私家出资的为私刻。这与现代出版社委托印刷厂印刷书籍，其版权仍归出版社而不归印刷厂，道理是一样的”。③方彦寿先生对官私刻与坊刻作如此区别，有助于启发学界对闽刻作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分散在各卷卷端的这九篇提要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内容上前后呼应，互文见义。譬如卷二“建宁府刻书家”前的提要，方彦寿先生不仅指出建本与以武夷山为大本营的朱子理学的关联，还揭橥出建阳坊刻的兴衰与清代福州南后街坊刻及汀州连城四堡坊刻兴起之间的关系。方彦寿先生认为：“建阳能够连续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吸引、接受各地官私方的委托刻书，这是‘中心’最主要的作用。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是中心。”④他进而指出：学术界认为由宋至明，“除建阳外，福州、莆田、泉州、汀州、邵武等地的书坊业也很发达”⑤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坊刻并不发达，主要是官府、私家刻书，是在建阳坊刻的辐射和带动下，与建阳坊刻形成互补和共同繁荣的局面。入清以后，建阳坊刻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才有连城四堡、福州南后街和泉州等地的书坊。”⑥方彦寿先生如此明确的断语都是建立在对800多位刻书家条分缕析、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其立论持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在卷三“泉州（府）刻书家”卷端的提要叙录中，方彦寿先生对泉州刻书的特点及其与建阳的异同和关联作了细微的辨析，指出：“宋元时期，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坊刻并不发达，其刻书规模和数量反而不如闽北建阳这样的山区县。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图书的生产以原材料（木料、纸墨等）为主，原材料丰富、价廉之处往往就是书坊云集之地——建阳就是这样的地方。而泉州其时作为国际大都市，商业发达，故其图书贸易远比建阳繁荣。建阳等地生产的图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泉州销往海外的。”⑦方彦寿进一步指出，已故著名的中国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南宋时泉州刻书“为诸州冠也”，这应该是指当时泉州的官刻本和私刻本为诸州之冠，因为当时泉州作为国际最为发达的经贸港口城市，在此地任职的地方官有条件大举进行官刻或私刻，但“其时的泉州书坊刻书基本上还处于对官府的依附阶段”。⑧即便如此，方彦寿先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官私刻本与坊刻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干。有些官刻本，还有可能出自书坊所刻，即书坊接受官私委托刻书。”⑨
可以说，这九篇充满独立见解、观点鲜明的提要叙录，是方彦寿先生对福建各地历代刻书长期深入研究、细致积累的结果，体现了其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力。在卷四“兴化军（府）刻书家”卷端提要中，方彦寿先生指出，“宋代莆田的刻书，以官刻为主，私家刻书辅之，书坊刻书业相对薄弱。与同样有‘文献名邦’之誉的建阳相比，莆田的‘文献名邦’之‘名’主要表现为藏书家众多，而建阳则以刻书见长”。“最早与刻书中心建阳发生关联的莆田名士，是两位文学家、藏书家，一位是著名诗人刘克庄，他在公元1225年至1228年间任建阳知县，曾在书坊刻印宋建安黄铢撰《谷城集》五卷，以及《唐五七言绝句》《本朝五七言绝句》《中兴五七言绝句》等书。这是历代建阳知县刻书中，现今可考的最早记载。另一位则是莆田藏书家方子默，他在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寄钱十万，专门委托刘氏代购建阳书坊的刻本。以上两例，体现了以刻书闻名的‘文献名邦’建阳与以藏书闻名的‘文献名邦’莆田，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的特点。”⑩“在福建九地，莆田是唯一一处在外地刻书的人数超过本地的地区。其在外刻书的人数，仅次于省会城市福州，而远高于泉州、建宁、延平等地。从人员构成来看，这些在外地刻书者，几乎都是仕宦在外者，而非职业刻书家。由此可知，莆田文化底蕴深厚，历代进士、举人众多，在外游宦者眾多，著述数量众多，从而使当地在外刻书的人数位居全闽前列。”11这些论述，方彦寿先生从刻书家与藏书家的角度分析了莆田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建阳文化的异同，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而又言之有据。 其三，从上述可见，方彦寿先生撰写提要叙录有突出的“主脑”，即始终围绕着建阳这个刻书中心来观照全闽其他区域，从而既彰显各地刻书的区域特点，又钩沉出建阳这个刻书中心对全闽其他区域刻书业发展的辐射作用。譬如在其后的卷五卷六的提要叙录中，方彦寿先生继续指出：同为闽北的南剑州延平府和邵武军，因为距离建宁府和建阳都不算太远，由宋迄清，这两地刻书一样以官私刻为主，罕见坊刻，且官私刻“多委付离其不远的刻书中心建阳刊行”12，“或聘请书坊刻工刻印”13。在卷七“汀州（府）刻书”的卷首提要中，方彦寿先生指出：“南宋时期，汀州的官刻十分活跃，留下不少精美的古籍善本，……明末清初，长汀四堡刻书崛起于建阳刻书业衰微之时。……清中叶全盛时期，四堡有书坊73家，主要为邹姓与马姓人所经营。”? 学界通常将四堡书坊的兴起，归因于明末宦游杭州的邹学圣，认为是他晚年辞官归乡时，“把苏杭的印刷术带回故乡”的结果，但方彦寿先生指出：“追溯汀州官私刻书源流则不难发现，宋元至明末清初临汀的官私刻书实际上已渐成体系。这一发现，可能会使上述观点发生动摇。……其时，从事汀州官私刻书的刻工对崛起于明末清初，且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四堡坊刻理应产生影响。以故，笔者认为，对邹氏舍近求远，‘把苏杭的印刷术带回故乡’，且‘开先河’的说法，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15
漳州刻书是福建九州府中起步较晚、刻书家较少的地区，方彦寿先生在卷八的提要叙录中揭示出朱熹对当地刻书的影响，指出：“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其中涉及的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因此可以认为，漳州刻书，是与朱子理学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6朱熹与建阳刻书的关系，方彦寿先生在卷二“建宁府刻书家”中述之甚详，他说朱熹“以著名学者身份出入家刻和坊刻”，是“开理学家刻书，引发版权、著作权之争的第一人”，“除了建阳之外，朱熹刻书种类最多之地应该是在漳州。或者说，在漳州历史上，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是朱熹”。17方彦寿先生草蛇灰线，以前后互文的方式，通过朱熹再次揭示出建阳刻书中心对漳州的影响。
福宁府由于建州较晚，是全闽刻书最晚、刻书家最少的地区，方彦寿先生依然发微抉隐，指出：“对建州之前的宁德县文化做一番考察，可以发现，南宋时期的宁德名士与福建刻书业早已有密切联系。如宁德林駉，字德颂，领嘉定九年（1216）乡荐。……他编纂的类书《古今源流至论》前、后、续三集三十卷，宋元时期就在建阳书坊被频频翻刻。林駉同乡黄履翁，字吉父，绍定五年（1232）进士，续编此书别集，使此书又跻身于明代建阳坊刻本畅销书之列。”18
总之，方彦寿先生通过九篇卷首提要叙录，将自己数十年对闽刻历史的独到研究，要言不烦地将精华展示给读者，九篇提要对闽刻历史充分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其四，如果说九篇卷首提要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凸显了建阳为刻书中心这一宏观的“主脑”，那么，对812位刻书家刻书事迹的详细考辨，则见方彦寿先生披沙简金、集腋成裘之功。方彦寿先生甚至挖掘出清中后期福州永福（今永泰）女刻书家、林则徐夫人郑淑卿的闺蜜张瑞贞，可见其用心之细密。在作者的笔下，800多位刻书家各有令人解颐的刻书故事，读来妙趣横生。譬如讲到王十朋在泉州刻印蔡襄集，方彦寿先生录其诗歌一绝，体现他的爱民情怀;同时摘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十朋的自序道：“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顾叹而不忍去。”19王氏感慨于在蔡襄家乡见不到蔡襄的文集，到任泉州后，即“求其遗文”，“访于故家”，“得其善本”，与泉州府学教授蒋雝合力刊刻了三十六卷的《蔡忠惠集》。该书还引用朱熹称赞王十鹏云：“疏畅洞达，如青天百日磊落君子也。”20正是通过如此旁征博引，方彦寿将王十朋集名士名宦和刻书家于一身的形象渲染得栩栩如生，也将蔡襄、王十朋、朱熹等人同气相类、同声相求、异代相知的文化精神传承刻画了出来。
方彦寿先生长期浸淫于闽刻研究，数十年來，成果丰硕且专精，本书条分缕析800余位刻书家的生平事迹，其间不乏精彩的考辨纠谬，深化了对闽刻的研究。方彦寿先生的宏愿是“想将历史上所有的福建刻书家尽数揽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强烈地感受到，仅凭一己之力，这几乎是一件很难完成的工作，适可而止，留待后人补正，或许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21这充分体现了方彦寿先生谦逊严谨的治学精神。800多位刻书家已见闽刻阵容之庞大和方彦寿先生用心用力之精勤。但就笔者目力所及，该书至少还可补录明代泉州府刻书家陈鸣华。万历己未年（1619）仲冬，泉州晋江人、进士陈鸣华出资，由崇安孙世昌书坊付梓，刊刻出版了武夷山人徐表然所著的绘图本《武夷洞天志略》（又称《武夷山志》），一函四册。徐表然是陈鸣华的学生。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朴厚古拙的木版插图，“最大的特色是栩栩如生的插图，插图由作者徐表然自己完成。徐擅长绘画，又隐居于武夷山山水间，对草木人事体察入微，所以每幅画都生动可人”。22沈津先生对该书版本收藏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二十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亦有入藏。”23笔者在美国珀莫纳大学图书馆也见到此书，这本17世纪初的武夷山闽刻本是研究闽刻图书内容和装帧形式的重要文献，出资刻书家陈鸣华系泉州人，作者徐表然和印刷的坊刻主人孙世昌皆崇安（今武夷山）人，这也印证了方彦寿先生所论断的：从宋迄明，泉州官私刻多数还是委托或依托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坊刻或刻工来完成的。24
“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与书籍传播紧密相关。福建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刻书中心。一千多年来，闽刻文献在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252012年，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有感于美国图书馆所藏闽刻善本之富，撰文呼吁对海内外闽刻文献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著录和复制，进而在福州南后街三坊七巷建立闽刻图书博物馆。此建议多年来如泥牛入海，但方彦寿先生《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的出版，使笔者对此愿景又充满了乐观的期待。2019年，福建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在许建平先生等人的努力下，花巨资购回了四册元三山郡庠刻本郑樵的《通志》。笔者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加大中青年古典文献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呼吁福建省有关方面重视培养老中青结合的闽刻研究人才队伍，并为老中青学者们的通力合作研究创造良好的平台和氛围。福建省有方彦寿这样对闽刻数十年如一日情有独钟的研究者，一定会带动中青年闽刻爱好者的研究热情。随着《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的出版，笔者对闽刻研究的再度深入推进同样充满乐观的期待。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7 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上），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3，2，197，197，197，206—207。
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1920 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下），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10，410，411，494，495，566，608，650，651，688，720，414，413页。
2124 方彦寿：《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上），中华书局2020 年版，前言 11 页。
2225 林怡：《美国所藏闽刻文献掠影》，《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3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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