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中，“金砖四国”经历了全球化浪潮、信息技术革命与发达国家信贷扩张所带来的增长契机，城市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创造了众多人眼中的高增长神话。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借助经济刺激政策加快内需发展，降低了对外需的依赖。然而这些经济体近几年来受到货币升值、通胀高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消费和投资成本明显上升，竞争力大不如前。
　　如今，人们在“金砖四国”的购物热情已经悄悄转到了美国，无论是奢侈品，还是加工食品、衣物和日用品的售价在美国都比较低，“金砖四国”的中产阶级也早已兴起到美国“购物游”。
　　不仅如此，最近外商对“金砖四国”的直接投资热情也有所下降，甚至已经投资的出口制造业也开始回流。比如，英国某手提箱生产商因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的影响而把大部分生产转移回英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也开始把其陶瓷杯的制造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
　　人们不禁感叹，这几年在“金砖四国”消费和投资，怎么就“贵”起来了呢？从根源上来讲，新兴市场国家从过去20年经历的危机之中吸取了教训，保持了较好的外部平衡，享受了经济规模效益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其刺激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就业，使居民收入提高，内需得到发展。从2007年开始，发达国家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衰退、高失业，甚至工资负增长的过程。而“金砖四国”稳定的宏观环境带来了汇率升值和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旦其上升幅度超过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对竞争力就会下降。
　　此外，在外资流入和本国信用创造的双重影响下，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充盈，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财富效应加速促进内需，进一步推高投资和劳动力成本。纵观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金砖四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企，孟买、莫斯科和里约的房价可承受度甚至不及北京和上海。
　　现在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欧美经济低迷的外部环境下，“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原来所追求的货币升值、单位数通胀（与两位数通胀或通缩相比）和工资高速增长反成拖累，降低了它们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来说仍处低位，美国经济中的去杠杆化仍在继续，大量的失业人口抑制着工资上升的速度，使其生产制造业的竞争力有所上升。
　　中长期来看，生产制造业失去竞争力不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就业。毕竟在这些国家里，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小，制造业还是最好的可吸纳劳动力的产业。虽然成本上升有利于产业升级，但当人们看到美欧这些发达经济体都为低端制造业回归而欣喜时，“金砖四国”似乎也不应主动快速地淘汰这些部门。
　　要想恢复竞争力，选择有三。一是货币贬值，这个方法看起来见效快，但副作用很大，尤其是对中国而言。美国总统大选在际，人民币汇率就算是在市场力量下贬值，恐怕也会招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利于外贸稳步发展。巴西和印度已出现汇率贬值，但由于进出口价格弹性以及时滞作用等会使逆差扩大，不利于本国通胀的稳定，这两国的央行也不愿见到贬值幅度扩大。
　　二是通缩，这个方法好比饮鸩止渴。房地产或股票市场的价格下降虽然有助于化解之前货币超发的部分影响，但无论是从货币政策会失效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考虑，政策制定者都应尽力避免全面通缩，且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防止高失业和工资增长停滞，尤其是在低收入人口较多、就业压力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最后一个方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是最有效持久和可行的手段。虽然经济学家对于如何提高TFP各持己见，无外乎下面三种途径：1.提高规模经济效益；2.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3.技术进步。对面临着外需减弱的“金砖四国”而言，这就意味着只有城市化和工业转移和升级这两个选择。
　　此外，若基建投资项目可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的提高，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上升，也是良策。而且由于此类投资的公共物品性质，需要国家集中资源进行投资。比如现代化的轨道交通体系、可靠的城市市政工程、优良的空气质量，皆有助于城市吸引和保留高端研发人才，有利于产业创新与升级。这不仅对印度和巴西等基建落后的国家适用，中国也是如此。在基建促进城市现代化方面，我们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