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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是个脚踏英国和新西兰的双栖作家，她不仅被誉为100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而且还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特殊贡献的作家。虽然正值创作盛年即因病离世，但凭借徐志摩的译介宣传及诗人本身的影响，曼斯菲尔德却在异域的中国开始了一段精神之旅。根据全国报刊索引及国家图书馆的信息检索，笔者发现仅在解放之前，我国就出版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两部（此外，启明书局1937年推出的《英国小说名著》收有曼氏的短篇《一个理想的家庭》及其小传），翻译小说13篇、诗歌3篇、书信日记2篇，另有评介文章17篇。在此期间，总共有17人或翻译或介绍了曼斯菲尔德，其中用力最勤、效果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诗人徐志摩（1897—1931）。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情缘
徐志摩曾于1921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人出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解放之前，我国对KatherineMansfield的译名不甚一致，有时译为曼殊斐儿，有时译为曼殊斐尔，现统译为曼斯菲尔德），由此拉开了在我国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序幕。徐志摩对曼氏的文名极为仰慕，“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陈琳、张春柏：《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虽然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打了一定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教徒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
从1923年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儿》至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志摩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等10个短篇故事，翻译了《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三首诗歌，另撰有《哀曼殊斐儿》、《曼殊斐儿》、《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和《评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诗文4篇。1927年4月，“在1920—19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的北新书局还推出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而其译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波澜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故事，其妻凌淑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凌淑华甚至因文风与曼氏的相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文人作家。徐译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因为觉得徐志摩《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曾经表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西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
虽然批评徐译不够精确，但张友松却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指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尔’，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动人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中国
从整体来看，解放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主要强调其英国身份并且凸显其短篇小说创作。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声称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指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俞大薩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如果说在曼斯菲尔德之前，“英国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未成形，懦弱，无自信的文学体裁”，那么曼氏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独立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
翻译是文学接受的媒介，也是文学接受的一种形式。评介则是在广义的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一层的文学接受。无论翻译还是评介，它们都“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1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它们却相对及时地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入了中国，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曼斯菲尔德大规模的翻译、研究和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责任编辑王一澜）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情缘
徐志摩曾于1921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人出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解放之前，我国对KatherineMansfield的译名不甚一致，有时译为曼殊斐儿，有时译为曼殊斐尔，现统译为曼斯菲尔德），由此拉开了在我国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序幕。徐志摩对曼氏的文名极为仰慕，“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陈琳、张春柏：《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虽然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打了一定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教徒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
从1923年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儿》至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志摩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等10个短篇故事，翻译了《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三首诗歌，另撰有《哀曼殊斐儿》、《曼殊斐儿》、《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和《评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诗文4篇。1927年4月，“在1920—19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的北新书局还推出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而其译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波澜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故事，其妻凌淑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凌淑华甚至因文风与曼氏的相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文人作家。徐译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因为觉得徐志摩《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曾经表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西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
虽然批评徐译不够精确，但张友松却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指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尔’，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动人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中国
从整体来看，解放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主要强调其英国身份并且凸显其短篇小说创作。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声称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指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俞大薩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如果说在曼斯菲尔德之前，“英国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未成形，懦弱，无自信的文学体裁”，那么曼氏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独立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
翻译是文学接受的媒介，也是文学接受的一种形式。评介则是在广义的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一层的文学接受。无论翻译还是评介，它们都“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1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它们却相对及时地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入了中国，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曼斯菲尔德大规模的翻译、研究和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责任编辑王一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