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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之一即实现现代化。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改革进程当中，中国对改革之现代化目标的规划，历经了一个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和国家整体层面的全面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改革逻辑;四个现代化;全面现代化;演进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4.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4-0018-0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改革的设计，总体表现为一个面向现代化的不断调整的渐进发展过程。纵观历史，中国对改革之现代化目标的设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党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框架，不仅发展了现代化的结构体系，还丰富了其科学内涵。改革所指向的现代化目标，历经了一个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和国家整体层面的全面现代化的演进过程。考察中国改革面向现代化的这种内在逻辑及其演进过程，对于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把握其推进脉络、判断其未来走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之现代化逻辑的确立
历史地看，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和启动，要早于改革的启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建设工业国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工业现代化之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在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基于国家建设，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雏形。1960年2月23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谈话时，又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概念。1963年1月28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周恩来号召各党各派要团结一心，“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3]，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完整表述。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确立为国家发展之战略目标，并就如何实现该目标作了战略部署：“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至此，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共同目标，被正式确立下来。之后，尽管历经“文革”曲折，但作为一种发展共识，并未被摒弃。
改革开放伊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地选择和坚持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将其上升为改革的方针、指南，指引新时期的经济社会改革。1978年，邓小平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5]140，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积极推动“生產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比如“企业的改组”“国家机关的改革”等[5]152，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改革的未来目标是，“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5]153。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以上工作来看，瞄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启动了经济社会改革。历史表明，这些工作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远景目标，初步确立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及其内在逻辑。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及同时期的其他相关文献中，这一改革方向和逻辑被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6]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并且强调，它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与实现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7]邓小平也多次重申，“为了保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必须“首先注重体制改革”[8]。至此，通过改革来实现现代化、用现代化来指引改革——中国改革所遵循的现代化逻辑已经完全确立。
当然，对于中国改革所遵循的现代化逻辑，必须明确以下几点。首先，该逻辑是中国改革所遵循的一条基本逻辑，但并非唯一逻辑，在此之外，它还遵循着一些并行不悖的诸如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其他逻辑。其次，属于必须长期遵循的改革逻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改革所服从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期间从未断裂或搁置，故它属于一种必须长期坚持、长期遵循的改革逻辑。再次，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改革逻辑。改革之初，中国改革对于现代化的选择和界定，更多地指向于“四个现代化”，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摊子的逐步铺开，改革的现代化逻辑除了纵向延伸之外，亦开始横向延展，渐由最初的四个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
二、向“第五个现代化”的延展
随着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逐步推进，对现代化的认识和布局开始由最初的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向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多维现代化延展。
改革启动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很快发现，改革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四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首先，从作用关系来看，通过改革来推动现代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这一制度前提，也无法绕开国家建设这一政治前提，四者构成为一个同向而行的动态整体，彼此关联、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其次，就覆盖面而论，依托改革来搞现代化建设，是一盘大棋，涵盖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同时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不仅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基于这种认知和判断，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布局，逐步由一维拓展到多维。一方面，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方针，稳步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根据发展实际，适时推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工作。 从时间上看，在确定四个现代化改革目标之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也随着陆续展开。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善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9]显然，在布局四个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意识到了“四个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二者的区别，并尝试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高度、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二位一体的方位来分析和布局现代化建设。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这都为后来党在改革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现代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改革进程中，党中央开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层面来使用“现代化”范畴、布局现代化工作。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规定：“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0]如果将之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进行比较，新的规定对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定位——将四个现代化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统筹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实现了现代化布局由单一到多面的质的飞跃。
后来的改革设计，大体承袭了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层面来布局现代化建设的做法，并结合时代的认识与实际，不断地发展其内涵与体系。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并号召，“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将和谐社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框架，这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和目标内涵。
伴随着中国改革由过去的以经济体制为主转入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作了新布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现代化的结构，使之由四个现代化拓展到“第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用历史和事实共同确证了中国改革所遵循的现代化逻辑的客观性、绝对性。由此也折射出一种与改革联动的现代化布局动态，随着改革由以经济体制为主转向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对现代化的布局，也相应地由技术、器物层面的四个现代化拓展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
三、全面现代化格局的形成
新时代，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第五个现代化”建设，中国对现代化的布局逐步走向全面现代化阶段。所谓全面现代化，就内涵来讲，首先属于一种宏观层面的总体现代化。它包括四个现代化，但不局限于四个现代化，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不囿于“治理现代化”，其目标很明确，即推动整个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现代化。其次属于一种面向所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全面现代化覆盖发展全局，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表现为一种全局性的“一揽子”现代化。
历史地看，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蕴含了全面现代化的部分基因。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3]根据这一论述，“第五个现代化”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表现出面向全局的现代化取向。
虽说如此，但它还是有别于全面现代化。首先，侧重不同。“第五个现代化”聚焦于治理层面的现代化，重在解决体制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问题。相比之下，全面现代化的外延要宽泛得多，它不仅要求解决治理层面的现代化问题，还要求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每一领域之内容的现代化问题。其次，表征不同。“第五个现代化”作为与“四个现代化”并行的单元，更多地诠释了现代化的结构、框架。全面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总体布局，更多地诠释了现代化的范围、领域和对象。故两者不可混同，“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不等于全面现代化建设格局的形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开启了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征程。
首先，在概念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范畴[14]，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思维。其次，在横向布局上，明确了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框架。基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布局，将现代化建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为一体，把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提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14]，由此确定了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框架。再次，在纵向布局上，明确了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步骤。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分两个阶段推进全面现代化的建设工作。一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再奋斗十五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透析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以上规划和部署，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格局已经形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
总之，中国对现代化的布局，历经了一个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和国家整体层面的全面现代化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中国的改革是有章可循的，它以实现现代化为远景目标，形成了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38.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2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4.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4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1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前线，2006（11）.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4.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J].前进，2017（11）.
责任编辑：顾榕昌
关键词：改革逻辑;四个现代化;全面现代化;演进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4.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4-0018-0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改革的设计，总体表现为一个面向现代化的不断调整的渐进发展过程。纵观历史，中国对改革之现代化目标的设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党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框架，不仅发展了现代化的结构体系，还丰富了其科学内涵。改革所指向的现代化目标，历经了一个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和国家整体层面的全面现代化的演进过程。考察中国改革面向现代化的这种内在逻辑及其演进过程，对于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把握其推进脉络、判断其未来走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之现代化逻辑的确立
历史地看，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和启动，要早于改革的启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建设工业国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工业现代化之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在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基于国家建设，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雏形。1960年2月23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谈话时，又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概念。1963年1月28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周恩来号召各党各派要团结一心，“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3]，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完整表述。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确立为国家发展之战略目标，并就如何实现该目标作了战略部署：“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至此，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共同目标，被正式确立下来。之后，尽管历经“文革”曲折，但作为一种发展共识，并未被摒弃。
改革开放伊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地选择和坚持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将其上升为改革的方针、指南，指引新时期的经济社会改革。1978年，邓小平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5]140，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积极推动“生產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比如“企业的改组”“国家机关的改革”等[5]152，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改革的未来目标是，“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5]153。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以上工作来看，瞄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启动了经济社会改革。历史表明，这些工作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远景目标，初步确立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及其内在逻辑。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及同时期的其他相关文献中，这一改革方向和逻辑被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6]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并且强调，它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与实现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7]邓小平也多次重申，“为了保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必须“首先注重体制改革”[8]。至此，通过改革来实现现代化、用现代化来指引改革——中国改革所遵循的现代化逻辑已经完全确立。
当然，对于中国改革所遵循的现代化逻辑，必须明确以下几点。首先，该逻辑是中国改革所遵循的一条基本逻辑，但并非唯一逻辑，在此之外，它还遵循着一些并行不悖的诸如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其他逻辑。其次，属于必须长期遵循的改革逻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改革所服从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期间从未断裂或搁置，故它属于一种必须长期坚持、长期遵循的改革逻辑。再次，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改革逻辑。改革之初，中国改革对于现代化的选择和界定，更多地指向于“四个现代化”，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摊子的逐步铺开，改革的现代化逻辑除了纵向延伸之外，亦开始横向延展，渐由最初的四个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
二、向“第五个现代化”的延展
随着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逐步推进，对现代化的认识和布局开始由最初的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向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多维现代化延展。
改革启动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很快发现，改革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四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首先，从作用关系来看，通过改革来推动现代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这一制度前提，也无法绕开国家建设这一政治前提，四者构成为一个同向而行的动态整体，彼此关联、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其次，就覆盖面而论，依托改革来搞现代化建设，是一盘大棋，涵盖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同时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不仅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基于这种认知和判断，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布局，逐步由一维拓展到多维。一方面，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方针，稳步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根据发展实际，适时推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工作。 从时间上看，在确定四个现代化改革目标之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也随着陆续展开。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善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9]显然，在布局四个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意识到了“四个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二者的区别，并尝试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高度、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二位一体的方位来分析和布局现代化建设。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这都为后来党在改革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现代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改革进程中，党中央开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层面来使用“现代化”范畴、布局现代化工作。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规定：“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0]如果将之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进行比较，新的规定对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定位——将四个现代化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统筹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实现了现代化布局由单一到多面的质的飞跃。
后来的改革设计，大体承袭了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层面来布局现代化建设的做法，并结合时代的认识与实际，不断地发展其内涵与体系。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并号召，“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将和谐社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框架，这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和目标内涵。
伴随着中国改革由过去的以经济体制为主转入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作了新布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现代化的结构，使之由四个现代化拓展到“第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用历史和事实共同确证了中国改革所遵循的现代化逻辑的客观性、绝对性。由此也折射出一种与改革联动的现代化布局动态，随着改革由以经济体制为主转向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对现代化的布局，也相应地由技术、器物层面的四个现代化拓展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
三、全面现代化格局的形成
新时代，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第五个现代化”建设，中国对现代化的布局逐步走向全面现代化阶段。所谓全面现代化，就内涵来讲，首先属于一种宏观层面的总体现代化。它包括四个现代化，但不局限于四个现代化，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不囿于“治理现代化”，其目标很明确，即推动整个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现代化。其次属于一种面向所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全面现代化覆盖发展全局，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表现为一种全局性的“一揽子”现代化。
历史地看，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蕴含了全面现代化的部分基因。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3]根据这一论述，“第五个现代化”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表现出面向全局的现代化取向。
虽说如此，但它还是有别于全面现代化。首先，侧重不同。“第五个现代化”聚焦于治理层面的现代化，重在解决体制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问题。相比之下，全面现代化的外延要宽泛得多，它不仅要求解决治理层面的现代化问题，还要求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每一领域之内容的现代化问题。其次，表征不同。“第五个现代化”作为与“四个现代化”并行的单元，更多地诠释了现代化的结构、框架。全面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总体布局，更多地诠释了现代化的范围、领域和对象。故两者不可混同，“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不等于全面现代化建设格局的形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开启了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征程。
首先，在概念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范畴[14]，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思维。其次，在横向布局上，明确了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框架。基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布局，将现代化建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为一体，把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提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14]，由此确定了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框架。再次，在纵向布局上，明确了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步骤。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分两个阶段推进全面现代化的建设工作。一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再奋斗十五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透析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以上规划和部署，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格局已经形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
总之，中国对现代化的布局，历经了一个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和国家整体层面的全面现代化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中国的改革是有章可循的，它以实现现代化为远景目标，形成了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38.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2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4.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4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1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前线，2006（11）.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4.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J].前进，2017（11）.
责任编辑：顾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