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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右错误倾向都会危及党的事业。社会生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界定“左”右倾向的标准具有多维性，如时间维度的“超越”与滞后、立场维度的坚持与发展、策略维度的斗争与联合等。正确对待和及时纠正“左”右错误倾向，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条件，也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任务。
关键词：“左”右错误倾向；多维思考；思想路线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6）01-0001-04
“左”右错误倾向都会危及党的事业，正确对待和及时纠正“左”右错误倾向，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条件，也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任务。界定“左”右倾向的标准具有多维性，其原因在于社会生活是多维而错综复杂的，如实践的复杂性、历史条件的复杂性、人们思想认识的差异性，等等。界定“左”和右的基轴是左，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时间维度看，“左”和右表现为“超越”和滞后两个极端；从立场维度看，“左”和右都不善于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从策略的维度看，“左”和右都不能正确把握斗争与联合的政治艺术。
一、时间维度：“超越”与滞后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为对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如果不是正确地把握了时代主题，而是思想上“超越”于或滞后于时代，则会犯“左”或右的错误：时机尚未成熟而误认为时机已成熟，则行动上易犯“左”的错误；时机已成熟而误认为时机未成熟，则行动上易犯右的错误。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考茨基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认为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像一个孕妇，“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考茨基对“左”的特征的描述应该说是恰切的，只不过用错了地方和对象。在列宁看来，此时的考茨基是十足的右，因为他“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没有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俄国革命形势，并且在政治立场上“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
中共早期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大革命失败。时任中央没有积极争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认为“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并批评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没有把握当时的时代特征，而把思想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内，是导致当时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之一。八七会议对这次右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但在反右的同时，却开启了“左”的闸门。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间的第一次“左”倾错误，是基于中央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矫枉过正和对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缺乏深刻认识而导致的。时任中央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盲目举行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进一步的重大损失。1930年6月至9月间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革命开始复兴，并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其特征依然是对形势的误断：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的王明第三次“左”倾错误把此前两次“左”倾错误当成右倾来批，在“超越”发展阶段方面走得更远，成为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分、气焰最盛、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对于中共早期一右三“左”的基本特征，毛泽东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深刻分析道：“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从哲学角度对“左”和右进行了界定：“‘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可见，时间维度的立足点是时代特征，哲学理论基础是质量互变规律。
二、立场维度：坚持与发展
仅从时间的维度区分“左”和右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看似激进，实则是右，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有时看似保守，实则是“左”，如在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死搬硬套。这就需要从坚持和发展的立场维度对“左”和右进行界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以左派作为自称，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坚持，表现为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于是从时间维度（“超越”与滞后）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立场维度（坚持与发展）。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率先取得胜利，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和尖锐，已和马恩时期资本主义相对平稳的自由竞争阶段大为不同。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从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和继承。中共早期的“左”倾错误，貌似是以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为榜样，“创造性”提出“一省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实质上不仅不是左，不仅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反而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错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淡化甚至抹煞阶级斗争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右），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仍着重强调阶级斗争，则貌似坚守马克思主义实是“左”的倾向。 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是辩证否定观的体现。坚持，就是肯定，但坚持不是顽固不化，而是对核心要素坚持不懈；发展，就是善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原有理论中不再适应变化条件的部分做出相应调整。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无限的，而具体历史过程则是有始有终的。正确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必须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和具体发展过程的有限性。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承认具体历史过程受其客观条件制约而“暂时”存在的合理性，这个“暂时”存在的状态是不能从头脑中随意抹去的，对于正确反映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思想认识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强调真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实践的拓展和深化而不断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要犯右的错误（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要犯“左”的错误（如教条主义）。用十八大报告的话说，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策略维度：斗争与联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要求处理好斗争与联合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善于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以斗争为主还是以联合为主，做到既在战略上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又在策略上善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革命斗争策略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可行的斗争策略；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就“用和平的方式”，“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恩格斯晚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指出，“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列宁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革命立场，致力于“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而不能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是执行革命妥协策略的范例。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策略方面反“左”反右的成熟是从陕北时期开始的。抗战爆发前，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这一主要危险倾向，而在抗战爆发后，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成为党内主要任务。随着抗战时局的不断变化，“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就交替上升为中共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策略方面的“左”右倾向的特征总结道：“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有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1942年至1927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斗争与联合这一维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从这一维度看，“左”倾和右倾都不善于正确处理敌友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左”倾错误的特征是把朋友甚至自己人当作敌人，在党内组织关系上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惩办主义，在党外关系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右倾错误的特征则是把敌人当朋友甚至当作自己人，在党外关系上表现为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甚至表现为丧失原则的投降主义。
综合三个维度来看，“左”右两种倾向都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具体实际的关系，不能正确处理适当超越与尊重现实的辩证关系、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斗争与联合的辩证关系。从时间维度看，“左”的特点是思想认识貌似“超越”了当下的历史阶段，却把将来要做的事情直接拿到当下做；右的特点则是思想认识滞后于当下的历史阶段，把思想停留在过去。从立场的维度看，“左”的特点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盘”而不能与时俱进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右的特点是貌似发展马克思主义，却实质上走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邪路。从策略的维度看，“左”的特点是片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而不能灵活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去同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右的特点则是片面强调灵活性，在联合中丧失了基本原则，从而把核心利益拱手相让。
当然，上述维度并非平列关系，而是呈现出层次关系：时间维度是划分“左”右的主要的基本的维度，正确把握时代特征是确定党的奋斗纲领和实现特定时期历史任务的主要现实依据；立场维度有助于确定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策略维度有助于确定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的前提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去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 徐晶
关键词：“左”右错误倾向；多维思考；思想路线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6）01-0001-04
“左”右错误倾向都会危及党的事业，正确对待和及时纠正“左”右错误倾向，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条件，也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任务。界定“左”右倾向的标准具有多维性，其原因在于社会生活是多维而错综复杂的，如实践的复杂性、历史条件的复杂性、人们思想认识的差异性，等等。界定“左”和右的基轴是左，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时间维度看，“左”和右表现为“超越”和滞后两个极端；从立场维度看，“左”和右都不善于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从策略的维度看，“左”和右都不能正确把握斗争与联合的政治艺术。
一、时间维度：“超越”与滞后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为对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如果不是正确地把握了时代主题，而是思想上“超越”于或滞后于时代，则会犯“左”或右的错误：时机尚未成熟而误认为时机已成熟，则行动上易犯“左”的错误；时机已成熟而误认为时机未成熟，则行动上易犯右的错误。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考茨基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认为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像一个孕妇，“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考茨基对“左”的特征的描述应该说是恰切的，只不过用错了地方和对象。在列宁看来，此时的考茨基是十足的右，因为他“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没有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俄国革命形势，并且在政治立场上“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
中共早期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大革命失败。时任中央没有积极争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认为“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并批评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没有把握当时的时代特征，而把思想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内，是导致当时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之一。八七会议对这次右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但在反右的同时，却开启了“左”的闸门。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间的第一次“左”倾错误，是基于中央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矫枉过正和对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缺乏深刻认识而导致的。时任中央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盲目举行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进一步的重大损失。1930年6月至9月间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革命开始复兴，并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其特征依然是对形势的误断：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的王明第三次“左”倾错误把此前两次“左”倾错误当成右倾来批，在“超越”发展阶段方面走得更远，成为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分、气焰最盛、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对于中共早期一右三“左”的基本特征，毛泽东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深刻分析道：“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从哲学角度对“左”和右进行了界定：“‘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可见，时间维度的立足点是时代特征，哲学理论基础是质量互变规律。
二、立场维度：坚持与发展
仅从时间的维度区分“左”和右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看似激进，实则是右，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有时看似保守，实则是“左”，如在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死搬硬套。这就需要从坚持和发展的立场维度对“左”和右进行界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以左派作为自称，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坚持，表现为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于是从时间维度（“超越”与滞后）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立场维度（坚持与发展）。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率先取得胜利，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和尖锐，已和马恩时期资本主义相对平稳的自由竞争阶段大为不同。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从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和继承。中共早期的“左”倾错误，貌似是以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为榜样，“创造性”提出“一省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实质上不仅不是左，不仅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反而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错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淡化甚至抹煞阶级斗争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右），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仍着重强调阶级斗争，则貌似坚守马克思主义实是“左”的倾向。 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是辩证否定观的体现。坚持，就是肯定，但坚持不是顽固不化，而是对核心要素坚持不懈；发展，就是善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原有理论中不再适应变化条件的部分做出相应调整。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无限的，而具体历史过程则是有始有终的。正确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必须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和具体发展过程的有限性。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承认具体历史过程受其客观条件制约而“暂时”存在的合理性，这个“暂时”存在的状态是不能从头脑中随意抹去的，对于正确反映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思想认识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强调真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实践的拓展和深化而不断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要犯右的错误（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要犯“左”的错误（如教条主义）。用十八大报告的话说，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策略维度：斗争与联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要求处理好斗争与联合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善于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以斗争为主还是以联合为主，做到既在战略上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又在策略上善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革命斗争策略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可行的斗争策略；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就“用和平的方式”，“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恩格斯晚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指出，“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列宁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革命立场，致力于“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而不能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是执行革命妥协策略的范例。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策略方面反“左”反右的成熟是从陕北时期开始的。抗战爆发前，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这一主要危险倾向，而在抗战爆发后，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成为党内主要任务。随着抗战时局的不断变化，“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就交替上升为中共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策略方面的“左”右倾向的特征总结道：“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有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1942年至1927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斗争与联合这一维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从这一维度看，“左”倾和右倾都不善于正确处理敌友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左”倾错误的特征是把朋友甚至自己人当作敌人，在党内组织关系上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惩办主义，在党外关系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右倾错误的特征则是把敌人当朋友甚至当作自己人，在党外关系上表现为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甚至表现为丧失原则的投降主义。
综合三个维度来看，“左”右两种倾向都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具体实际的关系，不能正确处理适当超越与尊重现实的辩证关系、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斗争与联合的辩证关系。从时间维度看，“左”的特点是思想认识貌似“超越”了当下的历史阶段，却把将来要做的事情直接拿到当下做；右的特点则是思想认识滞后于当下的历史阶段，把思想停留在过去。从立场的维度看，“左”的特点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盘”而不能与时俱进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右的特点是貌似发展马克思主义，却实质上走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邪路。从策略的维度看，“左”的特点是片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而不能灵活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去同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右的特点则是片面强调灵活性，在联合中丧失了基本原则，从而把核心利益拱手相让。
当然，上述维度并非平列关系，而是呈现出层次关系：时间维度是划分“左”右的主要的基本的维度，正确把握时代特征是确定党的奋斗纲领和实现特定时期历史任务的主要现实依据；立场维度有助于确定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策略维度有助于确定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的前提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去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 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