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鄧小平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邓小平主编《红星》报便是鲜活的事例。
《红星》报是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于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洋溪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报纸（属总政治部机关报）。1933年5月，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乐安县的南村区当巡视员（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旋即被改派到宁都的一个村庄参加劳动，同年8月，被分配至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任《红星》报主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邓小平没有计较职务高低，他亲手操办的《红星》报，先后开辟了10多种副刊和专栏，共70多期，发行量达1.73万份，成为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与《斗争》的出版物，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独树一帜。
那时编《红星》报，邓小平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仅有两个人，条件又极其简陋。据邓小平1972年11月回忆：当时编辑《红星》报的各项工作任务，由他和一个通讯员两人承担，因而编辑工作业务量相当大。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邓小平都亲自动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翻开红星报，你会到处发现父亲的手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有父亲写的标题……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报上醒目的木刻标题字体遒劲有力、清雅俊秀，大多出自邓小平之手。
邓小平总是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他白天一般忙于采写、修改稿件，晚上还要编排、校对。校对时邓小平一丝不苟，错漏之处很少。这期间周恩来曾送给邓小平一盏马灯，供其晚上编报用，如今这盏马灯已成为邓小平当年办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他主编的《红星》报，从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共出版67期……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又出版了七八期。
邓小平力求把《红星》报办出特色，使之真正成为苏区军民的良师益友。他凭着多年办报纸杂志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朴实的文风，从形式到内容对《红星》报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使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刚接任主编时，邓小平考虑到原来的油印期刊式报纸，虽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但因出版间隔时间长，不能及时反映部队生活和指导部队建设，于是他决定将《红星》报恢复成创刊时的4开铅印，每5天1期，并重编期号；还首次增出32开的《红星副刊》。这样一来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加大了信息量，充实了报纸内容。为活跃版面，增强宣传效果，邓小平还广泛约请作者设计报头、题饰和尾花。因印刷厂设备简陋，铅字不够用，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时，遇到缺字就采用几个小号铅字拼凑在一块，使其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字。
邓小平坚持群众办报思想，力求做到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如《列宁室》栏目，指导如何学习革命理论；《群众工作》栏目反映军民关系，介绍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军事常识》栏目宣传有关战略战术的知识；《卫生防病常识》栏目介绍常见病、多发病和战地救护等知识。《红星》报还发表了大量的插图和美术作品，评论甚至理论文章，也常配有漫画或图画，并利用《猜谜语》《山歌》《红军歌曲》等栏目活跃生活。邓小平特别注重报纸的导向性言论。几乎每一期，他都要配发一篇社论或重要的署名文章。凡涉及红军建设等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社论或文章加以引导。在他任主编期间，有近半数的社论由他亲笔撰写。《红星》报就像“一架大无线电台，各地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见解一致：在革命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作战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而主张“诱敌深入”。但“左”倾临时中央仍一味强调红军应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由于未采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红军战事吃紧，根据地越来越小，这令邓小平十分着急。为此，他认为要充分利用《红星》报这个宣传主阵地，不失时机地登载文笔犀利、能针砭时弊同时又具有权威性的文章，以正视听。
1933年8月初，纪念八一南昌起义6周年之际，邓小平便抓住时机，决定向毛泽东约稿。而此时的毛泽东实际上已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仅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当时不少人对毛泽东避犹不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作“鬼都不上门”。一天傍晚，邓小平信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到邓小平，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起办报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对如何办报的一些看法。离别时，邓小平说：“主席，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您为我们的《红星》报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不知您有没有时间。”毛泽东特地问道：“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邓小平明白其意，但仍坚定地表示：“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1933年8月14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文中叙述了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场景，盛赞红军英勇作战的精神。全文贯穿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同“左”倾临时中央领导所推崇的“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不放过苏区一寸土地的“阵地战”“街市战”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当广大红军指战员得知“子任”即毛泽东时，纷纷奔走相告。他们饱受了打所谓“阵地战”带来的苦头，自然怀念起这位“游击专家”，并期望他能早日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在那非同寻常的政治氛围下，邓小平敢于刊文旗帜鲜明地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邓小平在《红星》报开辟《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深刻揭露红军中存在的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贪生怕死、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鞭挞丑恶褒扬正义，极富战斗风格。《红星》报要求通讯员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当邓小平发现通讯员写的有关扩大红军的报道存在虚假现象时，就及时在《铁锤》专栏给予严肃批评，而且批评的内容很广泛，也不顾及被批评者的职务高低。《法厅》专栏则对红军中发生的极少数受到军法处罚的案件予以报道，以惩一儆百。《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红军中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又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应有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从中受到警醒与教育”；它还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错误和纠正的办法”。
从严治军才能造就雄师劲旅。“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破坏党政、军政、军民关系，忽视党内干部教育和群众利益，造成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时有发生。为严肃党纪加强教育，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号召部队争做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逆境中的邓小平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消沉颓唐，总是豁达乐观、百折不挠，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人生追求。他说：“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红星》报是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于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洋溪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报纸（属总政治部机关报）。1933年5月，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乐安县的南村区当巡视员（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旋即被改派到宁都的一个村庄参加劳动，同年8月，被分配至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任《红星》报主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邓小平没有计较职务高低，他亲手操办的《红星》报，先后开辟了10多种副刊和专栏，共70多期，发行量达1.73万份，成为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与《斗争》的出版物，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独树一帜。
那时编《红星》报，邓小平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仅有两个人，条件又极其简陋。据邓小平1972年11月回忆：当时编辑《红星》报的各项工作任务，由他和一个通讯员两人承担，因而编辑工作业务量相当大。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邓小平都亲自动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翻开红星报，你会到处发现父亲的手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有父亲写的标题……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报上醒目的木刻标题字体遒劲有力、清雅俊秀，大多出自邓小平之手。
邓小平总是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他白天一般忙于采写、修改稿件，晚上还要编排、校对。校对时邓小平一丝不苟，错漏之处很少。这期间周恩来曾送给邓小平一盏马灯，供其晚上编报用，如今这盏马灯已成为邓小平当年办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他主编的《红星》报，从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共出版67期……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又出版了七八期。
邓小平力求把《红星》报办出特色，使之真正成为苏区军民的良师益友。他凭着多年办报纸杂志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朴实的文风，从形式到内容对《红星》报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使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刚接任主编时，邓小平考虑到原来的油印期刊式报纸，虽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但因出版间隔时间长，不能及时反映部队生活和指导部队建设，于是他决定将《红星》报恢复成创刊时的4开铅印，每5天1期，并重编期号；还首次增出32开的《红星副刊》。这样一来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加大了信息量，充实了报纸内容。为活跃版面，增强宣传效果，邓小平还广泛约请作者设计报头、题饰和尾花。因印刷厂设备简陋，铅字不够用，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时，遇到缺字就采用几个小号铅字拼凑在一块，使其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字。
邓小平坚持群众办报思想，力求做到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如《列宁室》栏目，指导如何学习革命理论；《群众工作》栏目反映军民关系，介绍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军事常识》栏目宣传有关战略战术的知识；《卫生防病常识》栏目介绍常见病、多发病和战地救护等知识。《红星》报还发表了大量的插图和美术作品，评论甚至理论文章，也常配有漫画或图画，并利用《猜谜语》《山歌》《红军歌曲》等栏目活跃生活。邓小平特别注重报纸的导向性言论。几乎每一期，他都要配发一篇社论或重要的署名文章。凡涉及红军建设等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社论或文章加以引导。在他任主编期间，有近半数的社论由他亲笔撰写。《红星》报就像“一架大无线电台，各地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见解一致：在革命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作战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而主张“诱敌深入”。但“左”倾临时中央仍一味强调红军应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由于未采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红军战事吃紧，根据地越来越小，这令邓小平十分着急。为此，他认为要充分利用《红星》报这个宣传主阵地，不失时机地登载文笔犀利、能针砭时弊同时又具有权威性的文章，以正视听。
1933年8月初，纪念八一南昌起义6周年之际，邓小平便抓住时机，决定向毛泽东约稿。而此时的毛泽东实际上已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仅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当时不少人对毛泽东避犹不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作“鬼都不上门”。一天傍晚，邓小平信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到邓小平，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起办报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对如何办报的一些看法。离别时，邓小平说：“主席，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您为我们的《红星》报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不知您有没有时间。”毛泽东特地问道：“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邓小平明白其意，但仍坚定地表示：“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1933年8月14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文中叙述了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场景，盛赞红军英勇作战的精神。全文贯穿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同“左”倾临时中央领导所推崇的“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不放过苏区一寸土地的“阵地战”“街市战”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当广大红军指战员得知“子任”即毛泽东时，纷纷奔走相告。他们饱受了打所谓“阵地战”带来的苦头，自然怀念起这位“游击专家”，并期望他能早日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在那非同寻常的政治氛围下，邓小平敢于刊文旗帜鲜明地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邓小平在《红星》报开辟《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深刻揭露红军中存在的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贪生怕死、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鞭挞丑恶褒扬正义，极富战斗风格。《红星》报要求通讯员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当邓小平发现通讯员写的有关扩大红军的报道存在虚假现象时，就及时在《铁锤》专栏给予严肃批评，而且批评的内容很广泛，也不顾及被批评者的职务高低。《法厅》专栏则对红军中发生的极少数受到军法处罚的案件予以报道，以惩一儆百。《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红军中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又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应有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从中受到警醒与教育”；它还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错误和纠正的办法”。
从严治军才能造就雄师劲旅。“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破坏党政、军政、军民关系，忽视党内干部教育和群众利益，造成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时有发生。为严肃党纪加强教育，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号召部队争做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逆境中的邓小平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消沉颓唐，总是豁达乐观、百折不挠，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人生追求。他说：“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