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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马德民
安第斯山的奇迹
Fernando Parrado
编译／宇
Fernando Parrado讲述史上最惨烈的安第斯山难
苏醒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恐惧、悲哀、思想或记忆，只有黑暗和绝对的宁静。接着阳光出现，淡薄的光线把我惊醒，我像刚刚浮上水面的潜水员，意识开始慢慢恢复；我听到声音，周围开始有了响动，但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然后恍惚中，觉得有个阴影在我眼前漂浮。
“Fernando，你能听见我吗?你还好吗？”
我呆呆地集中视线，阴影聚焦成一张面孔。黑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流露着仁慈，这个人认识我。
“嘿，Fernando，醒醒！”
为什么这么冷，为什么头疼得这么厉害?我想问话，却说不出一个单词。我小心翼翼地抬起手摸了摸头。头发上有崎岖不平的东西，凝结的血块？破裂的头骨？轻轻一按我感觉像摸到了海绵。我的胃一阵痉挛，意识到我正把破碎的头盖骨挤向我的大脑。
“他醒了吗?他听得到吗？”
“说点什么，Fernando！”
“不要放弃，Fernando。我们和你在一起。醒醒!”
我竭尽全力只能发出像蚊子一样的声音。接着有人凑到我耳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
“Fernando，我们坠机了。飞机坠毁了。我们掉到了山上。”
“你明白吗，Fernando？”
整整两天，我一直在昏迷之中，醒来却面对一个噩梦。1972年10月13日是个星期五，我们乘坐的飞机撞到了安第斯山，坠毁在一条冰川上。这架双引擎涡轮螺旋桨Fairchild飞机是我们的橄榄球队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老基督徒队租借的，我们本打算去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一场表演赛。
飞机上包括机组人员，球队支持者，橄榄球队全部球员一共45人。我们中大多数人从还是教会学校的孩子时就开始一起踢球。现在只有28人幸存。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Guido Magri和Francisco Panchito Abal都死了。更糟糕的是，我的母亲Eugenia和我19岁的妹妹Susy也在飞机上；现在我的头摔破了，得知我的母亲未能活下来，Susy也奄奄一息。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那一连串的打击为什么没有摧毁我。悲哀、惊慌突然拽住了我的心脏，我担心自己要发疯了，如此清醒，冷静，好像是飘进我耳朵的声音。他告诉我，不要哭。眼泪浪费盐分。你要生存下去，你需要盐。
死亡
如此的冷静，还有那个冷静无情的声音让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不要为母亲的死哭泣？我被困在雪山上；我的妹妹正在死去：我的头盖骨摔破了？我不应该哭？
在最初几天，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待在妹妹身边，搓她冰冻的手脚，跟她说话，把融化的冰水滴到她的嘴唇上。我不知道她是否清醒，是否知道我陪在她的身边。
“别担心。”我常对她说，“他们会找到我们的，会把我们带回家。”
这时我多么需要父亲的力量。Seler Parrado是一个实际的人，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五金连锁店，使一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我曾经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不会容忍虚假的希望。坠机事故中幸存?在雪山上？在冬季里?不可能。我似乎清楚地看到他躺在蒙得维的亚的家里的床上，被难以想像的巨大伤痛击倒了，我为他心碎。
“我还活着。”我轻轻地对他说。“还活着。”
第八天下午，我躺在Susy身边，让她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突然感到变化；忧虑从她脸上消失。她的身体不再紧张。紧接着她的呼吸停止了，身体凝固。
“Susy?”我苦喊着，“哦，上帝，Susy，求你，不!”我跪下来，开始给她做口对口呼吸。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不顾一切了。最后，我筋疲力尽跌坐在地上，其他人也尝试给她做人工呼吸，可是没有用。她走了，整晚我抱着她。我把她埋葬了，埋在我母亲身边的雪里。
我从未感觉到如此孤寂。我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剩下的几乎全是21岁的大男孩。看着冷漠的雪山，我再次觉得必死无疑。可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看着远处崎岖陡峭的山脊，觉得父亲的爱好像一条生命线牵动着我。我会回家的，我向他起誓。我保证，我不会死在这里!
绝境
最初的撞击撞掉了机翼和机尾，机身掉在一座陡峭的冰川的东坡。只有朝着东方才能看到远处。北面，南面、西面都被耸立的山峰挡住了视线，我们就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古罗马斗兽场，只知道是在安第斯山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坠落的地点位于海拔3600米，我们必须努力扬头才能看到峰顶。
我们希望知道确切位置，可是，惟一的线索是副驾驶临死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们飞过了库里科(Curico)。库里科位于圣地亚哥以南160公里——这意味着，我们靠近安第斯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我们推测位于西面的巨大山脊是安第斯向智利草原过渡的最后高峰。“西边就是智利。”这句话成了支撑我的咒语。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设法活下去。假如没有球队队长Marcel。Perez，我们恐怕连一个晚上也撑不下去。Marcelo打边锋的位置——速度快，勇敢，是能够托付性命的领导者。坠机后，幸存者还沉浸在震惊和迷惘中，Marcelo已经把未受伤者组织成搜救队，去帮助那些仍旧困在座位上、飞机残骸里的伤者。Roberto Canessa和GustavoZerbino，正好就读于医学院的他们尽力照顾伤者。一条18米长的钢管插进了球员Enrlque Platero的腹部，当Gustavo拉出钢管时，内脏也被拉了出来，坚强的Enrique一转身就立刻开始帮助他人。
夜幕降临，Marcelo的临时墙壁使我们没被冻僵。但是度过寒冷的夜晚仍然比较艰难。我们有打火机，很容易点火，但却没有可以燃烧的材料。随身携带的7500美元全部烧掉了，又找到一些碎木片，足够燃两三堆小火。但是短暂的温暖过后，觉得更冷了。夜晚温度降到零下30度，我们挤靠在一起，我尽量把头凑近躺在身边的人的脸，只是为了感受他呼出的一点热气。
多数时候，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组，紧紧抓住一个希望——救援者会找到我们。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
饥饿
第一周结束时，仍然没有盼来救援者的影子。我们开始解决最紧迫的问题，Roberto用飞机座椅的尼龙套子为重伤者做成临时吊床和毯子，喝水不成问题，到处都是雪，但是我们开始饿得头晕眼花。Marcelo已经搜出行李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只有几条巧克力，一些零食，一些葡萄酒。第二天，他开始定量分配食物。每一餐不 过是一块巧克力或一勺果酱，用一口葡萄酒冲下肚，完全不能解决饥饿问题，只是这种进餐方式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力量。
一天早上，我站在机身外，看着手掌上一粒裹着巧克力的花生。这将是最后一点儿食物，我绝望地决定要慢慢享用。我把巧克力舔光，把剩下的花生装进了口袋。第二天，我把花生米分开，将一半塞进嘴里，剩下的一半装回口袋。我把花生含在嘴里，几个小时才肯咬一小口。第三天，剩下的半个花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吃掉了，现在真的是弹尽粮绝了。
我们疯狂寻找食物。驱使我们的并非普通的食欲。当大脑意识到身体细胞开始自我燃烧换取能量，它释放出大量肾上腺素，我们像逃避猛兽的猎物一样逃避饥饿。我们把飞机残骸搜索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撕下皮箱的皮革来吃，虽然明知道它们经过了化学处理，有害无益。我们撕开座垫，希望在里面找到稻草、麦杆，却只发现了一些塑料泡沫，我的脑袋里充满了疯狂的想法，也许某块石头下藏着一只虫子，也许某个地方生长着一棵植物？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所有死者的口袋了吗？有时，在漫长的沉默后，我突然大叫：“这个该死的地方，什么吃的也没有!”
有一些界限，人需要长时间才能跨越。当然，这座山上有食物，有肉，大量的肉，近在咫尺，就埋在机身外，薄薄的一层冰雪下面埋着死去的尸体。让我困惑的是，虽然饥饿令人发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忽略了几百公里内惟一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当思想最终跨越那条界限，那种原始的冲动让我深感震动。
那是一个黄昏的下午，我们躺在机舱内，准备度过寒夜。我的目光落到躺在身边的一个年轻人的正在愈合的伤腿上，伤口中央的肉湿润而鲜嫩，边缘凝结的血结成了疤。我无法把眼睛移开。我闻到空气中血的味道，觉得胃口大开。我抬头，看到其他球员，他们也在注视着那条伤疤。羞耻感让我们挪开了目光。但是，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当我们看到肉，本能地将他当作食物，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恐惧，但是，那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于，一天晚上，我向球队支持者和我信任的朋友Carlitos Paez坦白。
“Carliitos，”我轻声说，“你醒着吗?”
“是。”他咕哝着，“这么冷，谁睡得着？”
“你饿吗？”
“你以为呢？”他有点恼火。
“我们会饿死在这里。”我说，“我觉得营救者暂时无法找到我们。”
“别胡说。”
“我知道，你也知道。”我坚持，“我们不会死在这里。我要回家。”
“可是，你能干什么？”他说，“这里没有食物。”
“有食物。”我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Carlitos开始辗转反侧。
“他妈的，Fernando。”他低声。
“这里有大量食物。”我说，“我们的朋友不再需要他们的身体。”
Carlitos沉默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说：“上帝保佑我们，我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 吃人 接下来几天，Carlitos把我们的对话告诉了其他一些人。一些实际的人，包括医学院学生Gustavo、Roberto和Fito相信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很快我们把所有人召集到机舱内。
一阵漫长的沉默。最后，有人开口：“你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吃死人吗？”
“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罗伯特简单地说，“如果再不吃东西，我们会死，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想再次见到自己的家人。你必须这么做。”
“但是，我们的灵魂怎么办?”有人哭了，“上帝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如果你不吃，就是选择死亡，”Roberto回答。“上帝会原谅自杀吗?”
讨论持续了一个下午。许多人拒绝考虑吃人肉，但是没有人试图劝阻其他的人这么干。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接下来必须解决更可怕的问题。
“这究竟该怎么做?”有人问，“谁勇敢到能够切下朋友的肉？”机舱已经被夜幕笼罩。长久沉默后，我分辨出是Roberto的声音。
“我来做。”他说。
Gustavo站起来冷静地说：“我会帮忙。”
一位前球队队员Fito也站起来，“我也会帮忙。”
有几分钟谁也没有动，然后我们全部走向前，握住旁边人的手发誓：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人死去，别人有权以他的身体为食。Roberto找到一些玻璃碎片，领着他的助手走向墓地，我听到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说话。他们回来时，我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小块肉。
Gustavo递给我一块。那肉呈灰白色，像木头一样硬，非常的冷。我告诉自己，这已经不属于人的一部分。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但是，我还是很迟疑。我避免接触其他人的目光，但是还是从眼角看到有的人像我一样拿着肉，鼓足勇气要吃。其他的人正面无表情地咀嚼着。
最后，我把肉放在嘴里。完全没有味道。我嚼了一两口就强迫自己咽下去，我不觉得有罪恶感，但是感到一种强烈的憎恨，憎恨命运强迫我们在面前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惧之间选择。
无援
第二天早上，雪山上的第十一天，我站在机舱外，看着我们之中一个接近电子专家的人物Roy Harley——身材瘦长的中锋正在摆弄一个被摔扁的晶体管收音机。飞机的无线电的电池和机尾一起摔掉了。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勉强可以收到一些外界信息。那天早上信号像往常一样时断时续，罗伊正打算关机。突然通过杂音，我们听到播音员说，经过十天徒劳的搜寻后，智利政府决定放弃，不再继续寻找10月13日在安第斯山消失的乌拉圭包机。
一阵沉默后Roy开始抽泣。
“什么?”Marcelo大叫，“他说什么?”
Roy喊道：“他们取消了营救!他们抛弃了我们!”Marcelo怒视Roy，好像他在说假话。然后，他突然跪倒，发出痛苦的怒吼。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最担忧的是身体似乎变得越来越弱，再也无法离开。尸体将被我们吃光，剩下的只有大眼瞪小眼，看谁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这样的想法让我迫切离开，走出雪山的机会很小，但反正注定是死，没有什么区别。但不能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我不能一个人出发，于是开始研究周围的人，设想在这群饥饿年轻人中，谁是理想的伴侣。
Marcelo崩溃了，我第一个想到是Roberto——聪明，坚强、倔强、自信，他不在乎别人的废话。如果说谁能以倔强挑战冷酷的安第斯山，那就是他。
“我们必须这么做，Roberto，你和我。”我说，“我们走出去的机会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大。”
“Fernando你疯了。”他粗暴地回答，“看看这些山，你知道他们有多高吗？”
我盯着其中的最高峰说：“或许是Pan de Azucar(乌拉圭最高峰)的两 三倍。”
Roberto嘲笑说，“不要傻了!Pande Azucar只有450米，山上根本没雪!这些山至少要高十倍!”他打量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然后指着机舱说：“进去吧，我快冻死了。”
雪崩
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稍微觉得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自从坠机第八天后，也就是我妹妹死后，再没有死一个人。出于对我的尊重，其他人许诺不会碰我的母亲和苏西的尸体。即使如此，如果分配合理，剩下的肉还可以再吃几个礼拜。
10月29日晚，大家安然入睡。睡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我突然醒来，觉得有一大块东西压在胸口上难以呼吸，脸上又冷又湿。困惑片刻后，我突然意识到：雪崩了!大雪压住了飞机。我的身体似乎被水泥包裹，勉强能呼吸。可是雪立刻钻进我的嘴巴鼻孔，我快要窒息了，奇怪的是思想却清晰起来，我告诉自己死的时候到了，现在我要看看那一边的风景。
这时，一只手把雪从我的脸上拨开，我又被拖回这个世界，吐出嘴里的雪，拼命呼吸新鲜空气。
我听到了Carlltos的声音，“是谁，”
“我，Fernando。”
他离开了!我又听到听到上面传来了混乱的声音，喊叫，哭泣。
“把脸挖出来！”有人大喊，“让他们呼吸!”
“这里，帮帮我!”
“有人看到Marcelo了吗?”
“找到多少人？多少人不见了？”
“快数数!”
片刻后，他们把我挖了出来。有人点着打火机，借着微光，我看到我的一些朋友一动不动，其他人像僵尸一样呆板。我们损失惨重。Marcelo死了。还有Enrique和其他六个人。机身完全被雪覆盖。上面还有多厚的雪?两米？十米？我们被活埋了？
我们用一条铝杆通了几个孔用来呼吸，原来上面只压了几尺厚的雪，但我们用了几个小时才从塞满雪的飞机里挖出一条通道，却发现外面风雪咆哮。被天气所困我们无法睡觉，无法取暖，无法烘干衣服，机身内的雪如此地厚，我们根本无法在里面站立，我们耷拉着脑袋坐着。无法靠近外面的尸体，没有食物，大家迅速变得虚弱。
八名雪崩死者的尸体就在旁边，但我们却迟迟不肯下刀切肉。迄今为止，只有几个人负责从墓地割肉回来，其他人并不知道吃的是谁的尸体。谁能咽得下亲眼看着从新鲜尸体上切下的肉？
大家一致沉默宁可挨饿。可是到了10月31日，暴风雪后第三天，我们再也撑不下去。有人找到一片碎玻璃，扒拉下覆盖在一具尸体上的雪开始切肉。看着他切割一位朋友，听着玻璃划过肌肉皮肤的声音，这种恐怖无以复加。当一块肉被递到我手上，顿时感到恶心，它还没有结冻，而是柔软、油腻的，带着血和软骨。放进嘴里，我不断干呕。一种堕落的罪恶感在腐蚀我的心脏。
启程
我们花了八天时间才清理干净机舱内的雪。现在所有人都确信，惟一的机会是走出去。三次失败的尝试使大家确信，翻越山峰到西边去是不可能的。于是，11月中旬，我们决定向东走，很快就发现山谷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绕向西边。出发后不久，我们发现了丢失的机尾部分，里面装满了巧克力、发霉的三明治，最重要的是还有飞机电池。我们相信它能让无线电重新工作向外界求救。一周之后无线电依然毫无生气。
与此同时，我们又失去两个人，球队的边前卫Arturo Nogueira死于腿部伤口感染，球队支持者RafaelEchavarran腿部长了坏疽，遭了几星期的罪也死了。我们中最强壮的人也开始变得虚弱。许多人眼神中流露出放弃。我自己大概也一样。
更可怕的是食物越来越少。我们敲开头骨，取出大脑，吃掉以前无法想像的部分——肺、骨髓、手、脚。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行为或许不可理解，但是求生的本能实在太强大，当死亡临近时人可以习惯任何东西。
12月的第一个星期，气候开始好转。我们准备最后向西攀登。Fito和他的堂兄切下肉储藏在雪里。其他人把从机身找到的绝缘布缝成睡袋。Roberto几经犹豫后终于同意和我同行，还有绰号Tintin的前锋AntonioVizintin。接连几天，我们不停地做准备：把尼龙座垫罩子做成毯子，用座垫做成靴子，一个可以用来融化雪的瓶子。Roberto把几条裤子的裤腿打结，穿上尼龙带，做成了背包。
Tintin和我迫不及待想出发，但Roberto似乎总是不断找借口推迟行程——睡袋需要缝得更牢、需要恢复体力等等。12月11日，球队的老朋友Numa Turcatti因为腿部感染而死去，残酷的现实敲碎了Roberto的顽固。
12月12日早上，我们坠落在安第斯山上的第61天，我悄悄醒来。头天晚上我已经穿好了全部行头：贴身穿着棉布汗衫和一条女士的裤子，然后套了三条牛仔裤，三件毛衣，穿了四双袜子，外面套上塑料袋保持干燥，再穿上橄榄球鞋。最后我拿起一条铝杆作拐杖，还带了一支口红保护皲裂起泡的嘴唇，又用布把手包了几层，戴上一顶羊毛帽。
打击 我们一言不发，顺着冰川往较低的一座山峰爬去。大家都清楚面对的危险：我们身体虚弱不堪，没有任何登山技巧。开始雪地很硬比较好走，后来雪开始融化，我们不得不一路趟水。我的鞋子很快浸湿了，觉得像拖着一块铁板在走。
中午我们抵达让人头晕的高度，可是在攀登了5～6个小时后，眼前的山峰似乎还是那么远。我的身体渴望放弃，但是本能却在推动着我前进，一步步机械地迈步。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是一台爬山的火车头，很快把Tintin和Roberto远远甩在后面。他们大叫着让我停下，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等他们。吃了一些肉和融化的雪水后，我们都明白麻烦大了。
“你依然认为，在天黑前可以爬上去吗？”Roberto问。
我耸耸肩：“我们该找个露营的地方，如果找不到避风的地方，天亮前会冻死的。”
Roberto站起来，背上背包，咕哝着：“我们干了什么，该遭这样的罪？”
我们接着往上爬。已经是下午近傍晚了，气温开始下降。到黄昏我开始惊慌，爬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希望看得远一些。一块炮弹大小的岩石松动滚落下去。
“小心!小心下面!”我朝下看，只差几厘米岩石就砸到Roberto脑袋上。
“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这个狗娘养的!”他大喊，“你打算杀了我吗？看你在干什么!”然后，他的肩膀开始颤抖。听到他的抽泣，我像被绝望刺中要害。接着愤怒突然涌上来。
“去他妈的!见鬼!”我咕哝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
最后我们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找到一块空地，铺开用铜线和绝缘 布缝成的睡袋。
“你撒尿了吗?我们不能整晚爬进爬出啊。”Roberto又回来了，我如释重负。
“我撒了，”我回答，“你呢？我可不想你撒在睡袋里。”
Roberto生气了：“只有你才会那样干，小心你的大脚。”
我试图睡得更舒服一些，可是寒冷和恐惧让我无法放松。“Roberto你是学医的，疲劳致死是怎么死法？痛吗?还是就那样不省人事?”
“怎么死有区别吗？”他说，“反正是死。”
峭壁
夜晚气温降得如此之低，用来融化雪的瓶子冻裂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冻得硬邦邦的鞋放到阳光下解冻，接着继续攀登。阳光刺眼，多好的天气。
每90米，就有一段接近垂直的峭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脚踩空就会摔死。脑袋里重复着一个单调的声音：左脚放那里，现在伸手去够那个裂缝。那块石头牢靠吗？好，抓稳，相信自己的平衡，小心冰!
我从未如此专注，如此警觉。在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痛苦反而消失了。我将行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我的生命变成了单纯流动的液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推动我们继续前进。一整天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伪巅峰，却发现眼前还是直耸入云的山峰。
日落前我们早早地歇下了。第二天早上，Tintin和我决定继续攀登，而Roberto留下看包裹。几小时后，我们碰上一段几百米高的悬崖，几乎是绝对的垂直，但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冻得很硬的雪。
“这怎么爬得上去？”Tintin问。
我研究了一下悬崖壁，我的脑袋变得愚钝，但很快想起了绑在背上的铝拐杖。
“我们需要台阶。”我说，一边用拐杖在雪上凿出台阶，然后像爬梯子一样爬上去。我们继续前进，挖凿，攀登，又挖凿。
几个小时过去，接近中午时，我们看到山脊线上的蓝天。在经过那么多假巅峰后，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这次我发现自己站在空旷的山顶上。
我不记得那时候是否感到狂喜，如果有也是短暂的。放眼四周每个方向都是一览无尽的山脉。每座都和我们曾经爬过的一样陡峭。我立刻明白包机的副驾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没有飞过库里科，我们根本没有接近安第斯山的西麓，我们的飞机掉在了山脉的中央。
那一时刻我所有的希望、梦想、猜测统统蒸发。我一直以为生命是自然的历程，死亡只是生命的尽头。现在在这个没有生机的地方，我惊恐而清楚地意识到，死亡是无尽的，生命才是短暂而脆弱的梦。
我突然热烈地想念母亲、妹妹和父亲。我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在绝望中，对父亲的记忆仍然让我沉浸在幸福中。我猛然醒悟即使是这些望不到尽头的山峰也无法毁灭我的爱。
我的恐惧消失，我决不让死亡控制我，我要满怀着爱走过那些该死的土地。我将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
很快，我听到下面传来的声音。
“你看见绿色了吗，Fernando？”
我喊回去，“告诉Roberto上来，让他自己看。”
Roberto用了三个小时爬上来。他张望四周，摇着头。“我们完了。”“向下看，“我说，那里有个山谷，没有看到吗？”
“那肯定有100公里。”Roberto说，“我们怎么能办得到？”
“智利就在那儿。”我说，“只是比我们想的要远。”
看上去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计划。Tintin返回坠机地点把肉留给我们，Roberto和我继续前进。那天傍晚，安第斯山的落日尤其壮观。
太阳把群山染成金色，天空绣着红色和紫色的云。
“Roberto，假如我们不是将死的人，这景色会有多美!”他握着我的手。
早晨我们站在山巅。“我们可能走向死亡。”我说，“我宁可走向死亡，也不愿坐以待毙。”
Roberto点头：“你和我是朋友，Fernando，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死在一起。”我们朝西行开始下山。
获救
“从此开始，我们最大的努力是阻止自己思想。阻止自己思想让我太痛苦了，我的处境毫无希望。为了有勇气走下去，我不应该考虑我的处境。不幸的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脑子，它像涡轮机似地转动。但是我还能把我的思想集中在某些景象上。我去想一部影片，我去想一本书。这部影片和这本书的情节，在我脑海中联翩而过。然后思想还是落到我当时的处境上。于是我又想到另一些往事……”多年后Fernando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触目惊心。
1972年12月20日，在跋涉十天后。Fernando Parrado和RobertoCanessa在智利境内的圣马丁碰到了一个牧羊人的营地。幸存者们终于可以喘着粗气睡熟了。两天后。帕拉度领着直升飞机找到了14名幸存者。他们活了下来，安第斯山的幸存者奇迹诞生了。
多年以来，研究幸存的专家们多次和Fernando和Roberto交谈。如果跟他们谈到勇气，他们会不以为然，但是颂扬他们的谦虚，同样不能忠实地表达他们的内心。他们超越这种平凡的品质。如果他们不以为然。倒是出于明智。他们明白，人一旦遇上事变，不会惊慌失措，只是前途茫茫才使人害伯。但是对任何敢于面对事变的人，已经不存在前途茫茫的问题。尤其当我们神志清晰、严肃观察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首先在于其正直。
访谈录
受访者：Fernsndo Parrado(以下简称Nando)
采访者：《户外探险》特邀记者，乌拉圭《EL Obeervador》(观察隶报)Amalio M．
Fern á ndez(以下简称《户外探险》)
关于“活着”
《户外探险》：所有幸存者都活下来了吗？ Nando：是，一共16个人，他们都生活得很好。
《户外探险》：有没有因飞机坠毁而引起的诉讼？
Nando：没有任何政府、组织和个人提起诉讼，那架飞机属于乌拉圭空军。
《户外探险》：《活着》这本书和同名电影描写的场景是否真实？
Nando：它们是非常准确的。我不知道如果读者或观众坐在电影院里，是否能真正领会内心的灼烧和肢体末端的寒冷，能否读懂那饱含着苦难的恐惧。我认为大家看见的所谓“勇气”实际上是恐惧。我很害怕，每分钟都害怕。这不是英雄主义或冒险。这是实实在在的地狱。
《户外探险》：作为电影《活着》的顾问，您对拍摄的结果和方式满意吗？
Nando：是。这部影片在成本和市场两方面都称得上最佳电影。导演马歇尔坦率真诚，真正地全身心拍摄这部电影，况且它的内容百分之百都是真实的。
《户外探险》：您的回忆录叙述非常详细具体。您是否保留了在山上的一些记录？ Nando：没有。忘记一些事是非常困难的!
《户外探险》：为什么您决定现在讲您的故事？
Nando：这不是一个关于飞机失事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我生命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故事。我写了很多文章，并且决定汇集成册。我想在我父亲作古前完成，他已经89岁高龄。通常，当出现攀登事故或发生山难，人们会马上写书。我等待了34年。
关于幸存
《户外探险》：媒体的兴趣在关注你们吃飞机失事受害者尸体的事实上，您对此惊讶吗？
Nando：不，我们不惊奇。我们惊奇的是它可能使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但它也只是使我生存下来的因素之一，我们面临着干渴，疼痛、恐惧等等情形。这本书不是关于那些，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在34年后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反思。
《户外探险》：您现在能够长期不去回想飞机坠毁这件事吗？
Nando：是，有时几星期都不会想起它。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看到家人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件事情。我很庆幸，我还活着，还能和家人团聚。
《户外探险》：您是否想到会再次重返飞机失事的地点？
Nando：我曾经11次回到了那里，我父亲在我母亲、妹妹和朋友的坟上敬献了鲜花。当你在一个专业的向导和一个完善的探险组织陪同下，来到那里会看到令人惊讶的风景。当看到那些大山，我曾经战胜过它们，也许心中有一点点自豪和成就感，但是也有一些悲凉，但没有哀伤和痛苦。
《户外探险》：您在坠机事件后害怕乘坐飞机吗？对您而言这很难吗？
Nando：在坠机以后我害怕见到飞机，但我是赛车手、橄榄球球员、摩托车手。我上课学习飞机驾驶，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空难。现在我很了解它，在飞机上我会像一个婴孩那样熟睡。
《户外探险》：灾难很难让您从容返回正常生活，特别是在回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Nando：我和其他幸存者之间有一个区别。我的头顶有四处开放性创伤，当时我昏迷了三天，醒来后失去了母亲、妹妹和两个最好的朋友。当我回家后，一切都变了。我失掉了半个家庭。三个月，大家都以为我们遇难了。我的衣服被送人了，我的家具搬走了，我的海报和照片从墙上摘去，我的摩托车也被卖了。
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痕迹，除了一些在客厅和我父亲书房里的照片。我去事故前经常光顾的地方，所有青年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他们请我签名，我成了一个怪物。我开始用学习工商管理来摆脱坠机阴影，我们的家庭几乎被摧毁了，因为我的母亲操持了一半家务。当你年纪尚轻，你充满活力，没有什么能改变你。通过我们痛苦的经验才知道，生活与死亡相连，这些是我们的经验。你的惟一现实是出生，某天死亡……这是多年来我认为的，但这些想法被安第斯经历改变。这些是家庭、信心和友谊。
关于自救
《户外探险》：在这漫长的求生路上，需要您学会哪些生存元素？
Nando：怎么与寒冷战斗，怎么把雪作为朋友，而不是你的敌人，以及你如何攀登山峰，通过山口和安全下山。
《户外探险》：在出发求救的路上，什么使得你如此强烈地想到你的父亲？
Nando：我们非常亲近，我一直在想：因事故失去家庭，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户外探险》：如果您和其他队友没有主动自救，获得营救，您认为大家都会遇难吗？
Nando：是，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已经处于生命边缘。我们那时身体状况尚佳，可以勉强做这件事。我们肩负着所有幸存者的希望。当你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变成了一部生存机器。
《户外探险》：在那次艰苦的跋涉中，您一定想到过放弃，怎么坚持下来了？
Nando：我认为这是想看见我的父亲的意愿驱使我坚持了下来。我知道，他活着，而我的母亲和妹妹死了，这会让他濒于疯狂。况且，我不愿意那些大山夺走我的生活和家庭。
关于生活
《户外探险》：在最近的一次重返安第斯活动中，您怎么到达飞机失事点？
Nando：那里非常隔绝。您必须飞行到一个阿根廷小城市San Rafael。从那里再开车三个小时进山，直到无法前行。之后，必须骑马前进，再跋涉两天，然后到达海拔3600米的飞机坠毁点。
《户外探险》：您曾经想带您的家庭去安第斯山，为什么拖到了现在?
Nando：许多年来我的家人有所想法，“为什么?如果我到了世界上最恶劣的地方——我的父亲或我的丈夫遭受非常苦难的地方会怎么样？”他们读了我的书后，决定应该去那个地方。如果我不能和那些艰苦战斗的话，我的孩子也活不到今天。它饱含了非常多的情感因素。
我的女儿Veronica在进山路上被高山反应折磨得憔悴不堪，我问她：如果她不舒服就返回山下。她说，“我想要去您遭受苦难的那个地方，它和我有关系，我必须去看看那里。”它一定是强烈的。我认为他们的拥抱比上百万词汇的描述都更准确。他们站立在我站立过的地方，他们惊奇地攀登那些岩壁。他们问我，“你都做了什么事?”但当你经历了死亡，你就能做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户外探险》：您的妻子支持您的爱好吗？
Nando：她能容忍这些，但她劝告我不要把那些铁家伙们带上床。25年来我一直玩赛车，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7月，我去法国比赛，驾驶Matra M650的560hpV-12引擎车跑出了368公里／小时。我父亲教我怎么驾驶，他是乌拉圭赛车协会的主席。我也爱航行和滑雪，虽然不是太擅长，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平原国度。但是我很爱山。
《户外探险》：您喜欢登山吗？
Nando：冰镐和冰爪很吸引我。去REI户外用品商店时，我好奇地触摸它们。我认为这些装备会在徒步期间帮助我及时摆脱危险的困境。
幸存者们今安在
James Vlahos
编译／李宇飞
逃出安第斯山后，幸存者们无一例外地立刻沉默不语。敏感的记者从他们低垂的脑袋、回避的目光及躲闪的只言片语里，觉察出其中必定有难言的隐情，很快他们从处理失事现场的有关人员那里探明真相：这16名年轻人在安第斯雪山上生活71天的主要食物，竟是死去同伴的尸体。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立刻引起轰动。有几家报纸甚至登出了雪山上残缺尸体的照片。顷刻间，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不再是创造奇迹的英雄，而是生吞人肉的“食人生番”。
为此，幸存者的发言人Pancho Delgado在记者招待会上竭力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一痛苦而又可悲的决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尊敬我们死去的朋友们，然而我们也同样尊敬我们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而我们朋友们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不久，16名年轻人回到家乡Punta del Este。球队的大多数队员 都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如今回到这里，仅剩16人了。这些患难与共的幸存者们，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名为“安第斯部落”。山上发生的事是这个部落的核心机密，他们相约绝不向外透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幸存者们走在街上都生怕撞见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们。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名叫Bobby Francols的小伙子，前往他那死去的好朋友家，企图向他的父母解释山上发生的事。他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空难中可谓九死一生。空难发生时，他坐在机舱后部，幸免于难。在绝望中，他走到燃料箱旁抽烟，险些把汽油箱引爆。幸亏一个难友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来把他拉到一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虽然身陷绝境，但只要有可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助另一个处境更险恶的人的。朋友的父母一声不吭地听他讲述着故事。未了，却冷冷地对他说，他们不想再见到他，只有当他死他们才会得到安宁。这种仇恨是无法缓解的，他们的儿子死了，而这些小子却还活着，而且是吃了不知是谁的儿子的血肉才活下来的!在这些不理智的父母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随着岁月流逝，噩梦般的记忆也逐渐淡忘了。卡拉斯戈镇也趋于平静。
镇上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忘却。直到1991年的一天，小镇上来了个美国人，他想见19年前的幸存者，这才使小镇重掀波澜。这个美国人叫马歇尔，是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当年的幸存者如今都是40岁的中年人了，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马歇尔的到来，使这些已为人父的中年人又重温了当年安第斯山上的悲剧。马歇尔导演表示要把这出史诗般的悲剧搬上银幕，为这些幸存者“正名”。他说服了“安第斯山部落”的成员和他们的父母，拿到了图书改编权。原来，当年在这16名年轻人从雪山回到小镇后，这些做父亲的既为儿子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又为他们不公正地背负“食人生番”的罪名而愤愤不平，为洗刷儿子们蒙受的耻辱，以正视听，16个父亲联合起来，与英国作家皮尔斯保罗里德签约，于197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活着》的书，通过里德的笔，向世人公开了这段充满血泪的悲剧。
“安第斯山部落”中42岁的律师Alvaro Mangino被选派作为代表，与迪斯尼电影公司进行谈判，签订合同并监督制片。迪斯尼公司决定仍用原书名作为片名，并保证忠实于“部落”在雪山上的历史。FernandoParrado由于职业的缘故，被聘为这部电影的拍摄顾问。《活着》是在加拿大一座雪山上拍摄的。大部分幸存者应邀去观看了拍摄现场。1992年底，电影公司特地把样片送到乌拉圭私人影院里为他们放了专场。1993年初，《活着》在世界各地上映。
在好莱坞的影片首映式上，Alvaro Mangino律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多年来受到的指责十分不平，他向观众们诉说了他们重返人间后，备尝冷暖的遭遇，并尖锐地指出：“有时我很想对那些硬把我们纳入‘食人生番’的人说：‘我们吃的是死人，而你们吃的却是活人’。”他的这番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这雷鸣般的掌声，化解了他们郁积多年、饱受煎熬的心病，同时也宣告了这场“安第斯山悲剧”的结束。
34年过去了，Fernando Parrado一共11次重返安第斯山坠机处，向母亲、妹妹和朋友的坟墓上献上鲜花。88岁的父亲促使他写下了《安第斯奇迹》一书，他说：“人们问我为何要等34年才将我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东西。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后，对我说‘谢谢你’，然后他就拥抱了我，那正是我想要的。”在安第斯山脉绝境中，能够再次被父亲拥抱，曾经是他所有的梦想。
每年12月22日，16个幸存者都要聚会一次。
重返安第斯
James Vlahos
编译／李宇飞
当我还在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安第斯幸存奇迹的故事，后来又相继阅读了详细的书刊和电影，心中充满了对那些幸存英雄的崇敬之情。他们是如何走出大山寻求营救的7他们在路上都遇到了什么?这是我非常希望知道的幸存之谜，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能和来自科罗拉多的登山向导Ricardo Pena一起来到南美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了更接近事实真相，我们决定从当年他们出发的地方启程，重走他们求生的路线，我们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情绪激励着他们把自己和同伴们拯救出来。
Ricardo Pena在孩提时代就听说过这个离奇的幸存故事。在成为一名登山向导以后，他一直希望能亲历一次类似的挑战。2005年2月，他决定参观Fairchild 571飞机，并联系到一家户外用品公司提供赞助和装备。Pena和一位当地向导一起来到了飞机坠毁所在地，并意外地发现了当年遗留的Eduardo Strauch的护照、钱包、夹克及太阳镜等其他个人物品。早已失去往日模样的钱包里还保存着施特劳赫的驾照、护照、身份证件和已经褪色的13美元纸钞。
2005年12月，当我和Pena一起飞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时，我们在飞机上遇到了Eduardo Strauch，在以后的五天里，他给了我们热情的款待并帮助我们联系到幸存者并在他们家中坐客。
“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绘的感觉，”Strauch告诉我，“太不可思议了，毕竟事隔多年。”对于失物复得，Strauch称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这让我们对重返安第斯更加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和Roberto Canessa、Fe rnando Parrado一起讨论了重返安第斯的每一个细节，研究了所有的照片和地图，检测了那些从飞机残骸里弄出来的遗留物。在我们离开的前一晚，Strauch与其他四个幸存者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晚会，预祝这次探险能够成功。
当我们出发前，遇到了这次探险的第三个成员Mario Perez。我们驱车穿越了荒无人烟的草原，这是一个比美国内华达沙漠更家荒凉和广袤的区域。我们到达了Cerro Sosneado，这里是安第斯山脉的边缘，我们乘坐的越野车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因为一条汹涌的河流横在面前。越过河后我们开始骑马前行，直到积雪越来越深，马儿也无法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换上登山装备艰难行进。直到此时此刻，真正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我们翻越了数座冰峰，穿过大小冰川后，终于到达了飞机坠毁所在地。来到飞机残骸处，我们拿出当年的照片进行比对，以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当年的幸存者们并不清楚这一位置的海拔高度，现在我们用GPS测得这里海拔3607米。
在距离飞机残骸300米的地方，当年参与营救的部门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落款的日期是1973年1 给幸存者带来莫大的快乐。这种态度帮助他们保持高度的求生欲望，防止自我迈向死亡，这种状态还可以缓解那种不可言传的威胁生命的压力。幸存者总是告诉自己，为你祝福吧——你会生存下去。
6 做营救者而不是受害者
[Be a Rescuer，Never a Victim]
幸存者总是想如何别人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即使这人身处千里之外。
7 幸存历程
[SqoytheSurvival Joumey]
即使身处最恶劣的环境中，幸存者们仍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些可供消遣的方式。逃生过程可能会乏味，等待却是一种艺术。风趣幽默的人身处危险境地往往会产生一些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会带来一些新的可以拯救你自己的策略。无论是唱歌背诗数数，还是玩智力游戏和做数学题，都能使等待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可以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情，可以提高洞察力，平息恐惧。
8 关注美好事物
[See the Beauty]
幸存者们的行为总是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协调，尤其面对精神危机，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对恐惧现象的感觉，不同的环境会刺激不同的感官做出反应。通常看到美好的画面，你的瞳孔会扩张，比如说，注意力集中到湛蓝的天空上，集中到一切美好事物上。
9 学会认输
[Surrender]
事实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死亡是最终的归宿，但不注定是今天。许多幸存者说只有当自己接受了死亡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继续为生存而抗争。“认输但不放弃”这是一种学会正视现实带来的幸存。
10 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Keep faith]
死亡旅程的最后阶段，幸存者们往往被将要活下来的坚定信念所鼓舞。他们往往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深陷绝境的最后几天，感觉体内不断升腾潜在的活力，即使那时自己早已弹尽粮绝。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感觉自己越来越强健，似乎自己被赋予了一种取之不竭的力量。
11 做每一件该做的事
[Do Whatemr Is Necessary]
幸存者们清楚自己的实力从不低或高估。他们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他们从不焦虑，从不畏惧。
12 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只要你还活着，总会有该做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幸存者们不会轻易被厄运击倒，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会重拾信心从头开始。他们保持高涨的精神从利弊两方面看待事故，挖掘大脑记忆中丰富的知识创造出新方法，直到他们成功逃离。他们在逆境中看到机会和希望。
劫难过后，幸存者们从中受益匪浅，并感激他们所经历的灾难。他们甚至把这些经历当作宝贵财富。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经过一次心灵的蜕变，在以后的外出旅行、工作中，面对疾病和不幸都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应当明白，“灵光一现”的状态不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奇迹般地出现，它恰恰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态度以及实践中形成的个人素质的核心，从而使我们必须的这种能力得到强化。一份幸存经历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礼物，向你展示真正的你自己。
安第斯山的奇迹
Fernando Parrado
编译／宇
Fernando Parrado讲述史上最惨烈的安第斯山难
苏醒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恐惧、悲哀、思想或记忆，只有黑暗和绝对的宁静。接着阳光出现，淡薄的光线把我惊醒，我像刚刚浮上水面的潜水员，意识开始慢慢恢复；我听到声音，周围开始有了响动，但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然后恍惚中，觉得有个阴影在我眼前漂浮。
“Fernando，你能听见我吗?你还好吗？”
我呆呆地集中视线，阴影聚焦成一张面孔。黑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流露着仁慈，这个人认识我。
“嘿，Fernando，醒醒！”
为什么这么冷，为什么头疼得这么厉害?我想问话，却说不出一个单词。我小心翼翼地抬起手摸了摸头。头发上有崎岖不平的东西，凝结的血块？破裂的头骨？轻轻一按我感觉像摸到了海绵。我的胃一阵痉挛，意识到我正把破碎的头盖骨挤向我的大脑。
“他醒了吗?他听得到吗？”
“说点什么，Fernando！”
“不要放弃，Fernando。我们和你在一起。醒醒!”
我竭尽全力只能发出像蚊子一样的声音。接着有人凑到我耳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
“Fernando，我们坠机了。飞机坠毁了。我们掉到了山上。”
“你明白吗，Fernando？”
整整两天，我一直在昏迷之中，醒来却面对一个噩梦。1972年10月13日是个星期五，我们乘坐的飞机撞到了安第斯山，坠毁在一条冰川上。这架双引擎涡轮螺旋桨Fairchild飞机是我们的橄榄球队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老基督徒队租借的，我们本打算去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一场表演赛。
飞机上包括机组人员，球队支持者，橄榄球队全部球员一共45人。我们中大多数人从还是教会学校的孩子时就开始一起踢球。现在只有28人幸存。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Guido Magri和Francisco Panchito Abal都死了。更糟糕的是，我的母亲Eugenia和我19岁的妹妹Susy也在飞机上；现在我的头摔破了，得知我的母亲未能活下来，Susy也奄奄一息。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那一连串的打击为什么没有摧毁我。悲哀、惊慌突然拽住了我的心脏，我担心自己要发疯了，如此清醒，冷静，好像是飘进我耳朵的声音。他告诉我，不要哭。眼泪浪费盐分。你要生存下去，你需要盐。
死亡
如此的冷静，还有那个冷静无情的声音让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不要为母亲的死哭泣？我被困在雪山上；我的妹妹正在死去：我的头盖骨摔破了？我不应该哭？
在最初几天，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待在妹妹身边，搓她冰冻的手脚，跟她说话，把融化的冰水滴到她的嘴唇上。我不知道她是否清醒，是否知道我陪在她的身边。
“别担心。”我常对她说，“他们会找到我们的，会把我们带回家。”
这时我多么需要父亲的力量。Seler Parrado是一个实际的人，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五金连锁店，使一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我曾经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不会容忍虚假的希望。坠机事故中幸存?在雪山上？在冬季里?不可能。我似乎清楚地看到他躺在蒙得维的亚的家里的床上，被难以想像的巨大伤痛击倒了，我为他心碎。
“我还活着。”我轻轻地对他说。“还活着。”
第八天下午，我躺在Susy身边，让她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突然感到变化；忧虑从她脸上消失。她的身体不再紧张。紧接着她的呼吸停止了，身体凝固。
“Susy?”我苦喊着，“哦，上帝，Susy，求你，不!”我跪下来，开始给她做口对口呼吸。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不顾一切了。最后，我筋疲力尽跌坐在地上，其他人也尝试给她做人工呼吸，可是没有用。她走了，整晚我抱着她。我把她埋葬了，埋在我母亲身边的雪里。
我从未感觉到如此孤寂。我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剩下的几乎全是21岁的大男孩。看着冷漠的雪山，我再次觉得必死无疑。可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看着远处崎岖陡峭的山脊，觉得父亲的爱好像一条生命线牵动着我。我会回家的，我向他起誓。我保证，我不会死在这里!
绝境
最初的撞击撞掉了机翼和机尾，机身掉在一座陡峭的冰川的东坡。只有朝着东方才能看到远处。北面，南面、西面都被耸立的山峰挡住了视线，我们就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古罗马斗兽场，只知道是在安第斯山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坠落的地点位于海拔3600米，我们必须努力扬头才能看到峰顶。
我们希望知道确切位置，可是，惟一的线索是副驾驶临死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们飞过了库里科(Curico)。库里科位于圣地亚哥以南160公里——这意味着，我们靠近安第斯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我们推测位于西面的巨大山脊是安第斯向智利草原过渡的最后高峰。“西边就是智利。”这句话成了支撑我的咒语。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设法活下去。假如没有球队队长Marcel。Perez，我们恐怕连一个晚上也撑不下去。Marcelo打边锋的位置——速度快，勇敢，是能够托付性命的领导者。坠机后，幸存者还沉浸在震惊和迷惘中，Marcelo已经把未受伤者组织成搜救队，去帮助那些仍旧困在座位上、飞机残骸里的伤者。Roberto Canessa和GustavoZerbino，正好就读于医学院的他们尽力照顾伤者。一条18米长的钢管插进了球员Enrlque Platero的腹部，当Gustavo拉出钢管时，内脏也被拉了出来，坚强的Enrique一转身就立刻开始帮助他人。
夜幕降临，Marcelo的临时墙壁使我们没被冻僵。但是度过寒冷的夜晚仍然比较艰难。我们有打火机，很容易点火，但却没有可以燃烧的材料。随身携带的7500美元全部烧掉了，又找到一些碎木片，足够燃两三堆小火。但是短暂的温暖过后，觉得更冷了。夜晚温度降到零下30度，我们挤靠在一起，我尽量把头凑近躺在身边的人的脸，只是为了感受他呼出的一点热气。
多数时候，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组，紧紧抓住一个希望——救援者会找到我们。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
饥饿
第一周结束时，仍然没有盼来救援者的影子。我们开始解决最紧迫的问题，Roberto用飞机座椅的尼龙套子为重伤者做成临时吊床和毯子，喝水不成问题，到处都是雪，但是我们开始饿得头晕眼花。Marcelo已经搜出行李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只有几条巧克力，一些零食，一些葡萄酒。第二天，他开始定量分配食物。每一餐不 过是一块巧克力或一勺果酱，用一口葡萄酒冲下肚，完全不能解决饥饿问题，只是这种进餐方式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力量。
一天早上，我站在机身外，看着手掌上一粒裹着巧克力的花生。这将是最后一点儿食物，我绝望地决定要慢慢享用。我把巧克力舔光，把剩下的花生装进了口袋。第二天，我把花生米分开，将一半塞进嘴里，剩下的一半装回口袋。我把花生含在嘴里，几个小时才肯咬一小口。第三天，剩下的半个花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吃掉了，现在真的是弹尽粮绝了。
我们疯狂寻找食物。驱使我们的并非普通的食欲。当大脑意识到身体细胞开始自我燃烧换取能量，它释放出大量肾上腺素，我们像逃避猛兽的猎物一样逃避饥饿。我们把飞机残骸搜索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撕下皮箱的皮革来吃，虽然明知道它们经过了化学处理，有害无益。我们撕开座垫，希望在里面找到稻草、麦杆，却只发现了一些塑料泡沫，我的脑袋里充满了疯狂的想法，也许某块石头下藏着一只虫子，也许某个地方生长着一棵植物？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所有死者的口袋了吗？有时，在漫长的沉默后，我突然大叫：“这个该死的地方，什么吃的也没有!”
有一些界限，人需要长时间才能跨越。当然，这座山上有食物，有肉，大量的肉，近在咫尺，就埋在机身外，薄薄的一层冰雪下面埋着死去的尸体。让我困惑的是，虽然饥饿令人发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忽略了几百公里内惟一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当思想最终跨越那条界限，那种原始的冲动让我深感震动。
那是一个黄昏的下午，我们躺在机舱内，准备度过寒夜。我的目光落到躺在身边的一个年轻人的正在愈合的伤腿上，伤口中央的肉湿润而鲜嫩，边缘凝结的血结成了疤。我无法把眼睛移开。我闻到空气中血的味道，觉得胃口大开。我抬头，看到其他球员，他们也在注视着那条伤疤。羞耻感让我们挪开了目光。但是，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当我们看到肉，本能地将他当作食物，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恐惧，但是，那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于，一天晚上，我向球队支持者和我信任的朋友Carlitos Paez坦白。
“Carliitos，”我轻声说，“你醒着吗?”
“是。”他咕哝着，“这么冷，谁睡得着？”
“你饿吗？”
“你以为呢？”他有点恼火。
“我们会饿死在这里。”我说，“我觉得营救者暂时无法找到我们。”
“别胡说。”
“我知道，你也知道。”我坚持，“我们不会死在这里。我要回家。”
“可是，你能干什么？”他说，“这里没有食物。”
“有食物。”我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Carlitos开始辗转反侧。
“他妈的，Fernando。”他低声。
“这里有大量食物。”我说，“我们的朋友不再需要他们的身体。”
Carlitos沉默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说：“上帝保佑我们，我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 吃人 接下来几天，Carlitos把我们的对话告诉了其他一些人。一些实际的人，包括医学院学生Gustavo、Roberto和Fito相信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很快我们把所有人召集到机舱内。
一阵漫长的沉默。最后，有人开口：“你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吃死人吗？”
“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罗伯特简单地说，“如果再不吃东西，我们会死，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想再次见到自己的家人。你必须这么做。”
“但是，我们的灵魂怎么办?”有人哭了，“上帝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如果你不吃，就是选择死亡，”Roberto回答。“上帝会原谅自杀吗?”
讨论持续了一个下午。许多人拒绝考虑吃人肉，但是没有人试图劝阻其他的人这么干。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接下来必须解决更可怕的问题。
“这究竟该怎么做?”有人问，“谁勇敢到能够切下朋友的肉？”机舱已经被夜幕笼罩。长久沉默后，我分辨出是Roberto的声音。
“我来做。”他说。
Gustavo站起来冷静地说：“我会帮忙。”
一位前球队队员Fito也站起来，“我也会帮忙。”
有几分钟谁也没有动，然后我们全部走向前，握住旁边人的手发誓：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人死去，别人有权以他的身体为食。Roberto找到一些玻璃碎片，领着他的助手走向墓地，我听到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说话。他们回来时，我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小块肉。
Gustavo递给我一块。那肉呈灰白色，像木头一样硬，非常的冷。我告诉自己，这已经不属于人的一部分。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但是，我还是很迟疑。我避免接触其他人的目光，但是还是从眼角看到有的人像我一样拿着肉，鼓足勇气要吃。其他的人正面无表情地咀嚼着。
最后，我把肉放在嘴里。完全没有味道。我嚼了一两口就强迫自己咽下去，我不觉得有罪恶感，但是感到一种强烈的憎恨，憎恨命运强迫我们在面前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惧之间选择。
无援
第二天早上，雪山上的第十一天，我站在机舱外，看着我们之中一个接近电子专家的人物Roy Harley——身材瘦长的中锋正在摆弄一个被摔扁的晶体管收音机。飞机的无线电的电池和机尾一起摔掉了。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勉强可以收到一些外界信息。那天早上信号像往常一样时断时续，罗伊正打算关机。突然通过杂音，我们听到播音员说，经过十天徒劳的搜寻后，智利政府决定放弃，不再继续寻找10月13日在安第斯山消失的乌拉圭包机。
一阵沉默后Roy开始抽泣。
“什么?”Marcelo大叫，“他说什么?”
Roy喊道：“他们取消了营救!他们抛弃了我们!”Marcelo怒视Roy，好像他在说假话。然后，他突然跪倒，发出痛苦的怒吼。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最担忧的是身体似乎变得越来越弱，再也无法离开。尸体将被我们吃光，剩下的只有大眼瞪小眼，看谁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这样的想法让我迫切离开，走出雪山的机会很小，但反正注定是死，没有什么区别。但不能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我不能一个人出发，于是开始研究周围的人，设想在这群饥饿年轻人中，谁是理想的伴侣。
Marcelo崩溃了，我第一个想到是Roberto——聪明，坚强、倔强、自信，他不在乎别人的废话。如果说谁能以倔强挑战冷酷的安第斯山，那就是他。
“我们必须这么做，Roberto，你和我。”我说，“我们走出去的机会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大。”
“Fernando你疯了。”他粗暴地回答，“看看这些山，你知道他们有多高吗？”
我盯着其中的最高峰说：“或许是Pan de Azucar(乌拉圭最高峰)的两 三倍。”
Roberto嘲笑说，“不要傻了!Pande Azucar只有450米，山上根本没雪!这些山至少要高十倍!”他打量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然后指着机舱说：“进去吧，我快冻死了。”
雪崩
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稍微觉得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自从坠机第八天后，也就是我妹妹死后，再没有死一个人。出于对我的尊重，其他人许诺不会碰我的母亲和苏西的尸体。即使如此，如果分配合理，剩下的肉还可以再吃几个礼拜。
10月29日晚，大家安然入睡。睡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我突然醒来，觉得有一大块东西压在胸口上难以呼吸，脸上又冷又湿。困惑片刻后，我突然意识到：雪崩了!大雪压住了飞机。我的身体似乎被水泥包裹，勉强能呼吸。可是雪立刻钻进我的嘴巴鼻孔，我快要窒息了，奇怪的是思想却清晰起来，我告诉自己死的时候到了，现在我要看看那一边的风景。
这时，一只手把雪从我的脸上拨开，我又被拖回这个世界，吐出嘴里的雪，拼命呼吸新鲜空气。
我听到了Carlltos的声音，“是谁，”
“我，Fernando。”
他离开了!我又听到听到上面传来了混乱的声音，喊叫，哭泣。
“把脸挖出来！”有人大喊，“让他们呼吸!”
“这里，帮帮我!”
“有人看到Marcelo了吗?”
“找到多少人？多少人不见了？”
“快数数!”
片刻后，他们把我挖了出来。有人点着打火机，借着微光，我看到我的一些朋友一动不动，其他人像僵尸一样呆板。我们损失惨重。Marcelo死了。还有Enrique和其他六个人。机身完全被雪覆盖。上面还有多厚的雪?两米？十米？我们被活埋了？
我们用一条铝杆通了几个孔用来呼吸，原来上面只压了几尺厚的雪，但我们用了几个小时才从塞满雪的飞机里挖出一条通道，却发现外面风雪咆哮。被天气所困我们无法睡觉，无法取暖，无法烘干衣服，机身内的雪如此地厚，我们根本无法在里面站立，我们耷拉着脑袋坐着。无法靠近外面的尸体，没有食物，大家迅速变得虚弱。
八名雪崩死者的尸体就在旁边，但我们却迟迟不肯下刀切肉。迄今为止，只有几个人负责从墓地割肉回来，其他人并不知道吃的是谁的尸体。谁能咽得下亲眼看着从新鲜尸体上切下的肉？
大家一致沉默宁可挨饿。可是到了10月31日，暴风雪后第三天，我们再也撑不下去。有人找到一片碎玻璃，扒拉下覆盖在一具尸体上的雪开始切肉。看着他切割一位朋友，听着玻璃划过肌肉皮肤的声音，这种恐怖无以复加。当一块肉被递到我手上，顿时感到恶心，它还没有结冻，而是柔软、油腻的，带着血和软骨。放进嘴里，我不断干呕。一种堕落的罪恶感在腐蚀我的心脏。
启程
我们花了八天时间才清理干净机舱内的雪。现在所有人都确信，惟一的机会是走出去。三次失败的尝试使大家确信，翻越山峰到西边去是不可能的。于是，11月中旬，我们决定向东走，很快就发现山谷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绕向西边。出发后不久，我们发现了丢失的机尾部分，里面装满了巧克力、发霉的三明治，最重要的是还有飞机电池。我们相信它能让无线电重新工作向外界求救。一周之后无线电依然毫无生气。
与此同时，我们又失去两个人，球队的边前卫Arturo Nogueira死于腿部伤口感染，球队支持者RafaelEchavarran腿部长了坏疽，遭了几星期的罪也死了。我们中最强壮的人也开始变得虚弱。许多人眼神中流露出放弃。我自己大概也一样。
更可怕的是食物越来越少。我们敲开头骨，取出大脑，吃掉以前无法想像的部分——肺、骨髓、手、脚。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行为或许不可理解，但是求生的本能实在太强大，当死亡临近时人可以习惯任何东西。
12月的第一个星期，气候开始好转。我们准备最后向西攀登。Fito和他的堂兄切下肉储藏在雪里。其他人把从机身找到的绝缘布缝成睡袋。Roberto几经犹豫后终于同意和我同行，还有绰号Tintin的前锋AntonioVizintin。接连几天，我们不停地做准备：把尼龙座垫罩子做成毯子，用座垫做成靴子，一个可以用来融化雪的瓶子。Roberto把几条裤子的裤腿打结，穿上尼龙带，做成了背包。
Tintin和我迫不及待想出发，但Roberto似乎总是不断找借口推迟行程——睡袋需要缝得更牢、需要恢复体力等等。12月11日，球队的老朋友Numa Turcatti因为腿部感染而死去，残酷的现实敲碎了Roberto的顽固。
12月12日早上，我们坠落在安第斯山上的第61天，我悄悄醒来。头天晚上我已经穿好了全部行头：贴身穿着棉布汗衫和一条女士的裤子，然后套了三条牛仔裤，三件毛衣，穿了四双袜子，外面套上塑料袋保持干燥，再穿上橄榄球鞋。最后我拿起一条铝杆作拐杖，还带了一支口红保护皲裂起泡的嘴唇，又用布把手包了几层，戴上一顶羊毛帽。
打击 我们一言不发，顺着冰川往较低的一座山峰爬去。大家都清楚面对的危险：我们身体虚弱不堪，没有任何登山技巧。开始雪地很硬比较好走，后来雪开始融化，我们不得不一路趟水。我的鞋子很快浸湿了，觉得像拖着一块铁板在走。
中午我们抵达让人头晕的高度，可是在攀登了5～6个小时后，眼前的山峰似乎还是那么远。我的身体渴望放弃，但是本能却在推动着我前进，一步步机械地迈步。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是一台爬山的火车头，很快把Tintin和Roberto远远甩在后面。他们大叫着让我停下，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等他们。吃了一些肉和融化的雪水后，我们都明白麻烦大了。
“你依然认为，在天黑前可以爬上去吗？”Roberto问。
我耸耸肩：“我们该找个露营的地方，如果找不到避风的地方，天亮前会冻死的。”
Roberto站起来，背上背包，咕哝着：“我们干了什么，该遭这样的罪？”
我们接着往上爬。已经是下午近傍晚了，气温开始下降。到黄昏我开始惊慌，爬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希望看得远一些。一块炮弹大小的岩石松动滚落下去。
“小心!小心下面!”我朝下看，只差几厘米岩石就砸到Roberto脑袋上。
“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这个狗娘养的!”他大喊，“你打算杀了我吗？看你在干什么!”然后，他的肩膀开始颤抖。听到他的抽泣，我像被绝望刺中要害。接着愤怒突然涌上来。
“去他妈的!见鬼!”我咕哝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
最后我们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找到一块空地，铺开用铜线和绝缘 布缝成的睡袋。
“你撒尿了吗?我们不能整晚爬进爬出啊。”Roberto又回来了，我如释重负。
“我撒了，”我回答，“你呢？我可不想你撒在睡袋里。”
Roberto生气了：“只有你才会那样干，小心你的大脚。”
我试图睡得更舒服一些，可是寒冷和恐惧让我无法放松。“Roberto你是学医的，疲劳致死是怎么死法？痛吗?还是就那样不省人事?”
“怎么死有区别吗？”他说，“反正是死。”
峭壁
夜晚气温降得如此之低，用来融化雪的瓶子冻裂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冻得硬邦邦的鞋放到阳光下解冻，接着继续攀登。阳光刺眼，多好的天气。
每90米，就有一段接近垂直的峭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脚踩空就会摔死。脑袋里重复着一个单调的声音：左脚放那里，现在伸手去够那个裂缝。那块石头牢靠吗？好，抓稳，相信自己的平衡，小心冰!
我从未如此专注，如此警觉。在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痛苦反而消失了。我将行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我的生命变成了单纯流动的液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推动我们继续前进。一整天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伪巅峰，却发现眼前还是直耸入云的山峰。
日落前我们早早地歇下了。第二天早上，Tintin和我决定继续攀登，而Roberto留下看包裹。几小时后，我们碰上一段几百米高的悬崖，几乎是绝对的垂直，但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冻得很硬的雪。
“这怎么爬得上去？”Tintin问。
我研究了一下悬崖壁，我的脑袋变得愚钝，但很快想起了绑在背上的铝拐杖。
“我们需要台阶。”我说，一边用拐杖在雪上凿出台阶，然后像爬梯子一样爬上去。我们继续前进，挖凿，攀登，又挖凿。
几个小时过去，接近中午时，我们看到山脊线上的蓝天。在经过那么多假巅峰后，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这次我发现自己站在空旷的山顶上。
我不记得那时候是否感到狂喜，如果有也是短暂的。放眼四周每个方向都是一览无尽的山脉。每座都和我们曾经爬过的一样陡峭。我立刻明白包机的副驾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没有飞过库里科，我们根本没有接近安第斯山的西麓，我们的飞机掉在了山脉的中央。
那一时刻我所有的希望、梦想、猜测统统蒸发。我一直以为生命是自然的历程，死亡只是生命的尽头。现在在这个没有生机的地方，我惊恐而清楚地意识到，死亡是无尽的，生命才是短暂而脆弱的梦。
我突然热烈地想念母亲、妹妹和父亲。我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在绝望中，对父亲的记忆仍然让我沉浸在幸福中。我猛然醒悟即使是这些望不到尽头的山峰也无法毁灭我的爱。
我的恐惧消失，我决不让死亡控制我，我要满怀着爱走过那些该死的土地。我将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
很快，我听到下面传来的声音。
“你看见绿色了吗，Fernando？”
我喊回去，“告诉Roberto上来，让他自己看。”
Roberto用了三个小时爬上来。他张望四周，摇着头。“我们完了。”“向下看，“我说，那里有个山谷，没有看到吗？”
“那肯定有100公里。”Roberto说，“我们怎么能办得到？”
“智利就在那儿。”我说，“只是比我们想的要远。”
看上去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计划。Tintin返回坠机地点把肉留给我们，Roberto和我继续前进。那天傍晚，安第斯山的落日尤其壮观。
太阳把群山染成金色，天空绣着红色和紫色的云。
“Roberto，假如我们不是将死的人，这景色会有多美!”他握着我的手。
早晨我们站在山巅。“我们可能走向死亡。”我说，“我宁可走向死亡，也不愿坐以待毙。”
Roberto点头：“你和我是朋友，Fernando，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死在一起。”我们朝西行开始下山。
获救
“从此开始，我们最大的努力是阻止自己思想。阻止自己思想让我太痛苦了，我的处境毫无希望。为了有勇气走下去，我不应该考虑我的处境。不幸的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脑子，它像涡轮机似地转动。但是我还能把我的思想集中在某些景象上。我去想一部影片，我去想一本书。这部影片和这本书的情节，在我脑海中联翩而过。然后思想还是落到我当时的处境上。于是我又想到另一些往事……”多年后Fernando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触目惊心。
1972年12月20日，在跋涉十天后。Fernando Parrado和RobertoCanessa在智利境内的圣马丁碰到了一个牧羊人的营地。幸存者们终于可以喘着粗气睡熟了。两天后。帕拉度领着直升飞机找到了14名幸存者。他们活了下来，安第斯山的幸存者奇迹诞生了。
多年以来，研究幸存的专家们多次和Fernando和Roberto交谈。如果跟他们谈到勇气，他们会不以为然，但是颂扬他们的谦虚，同样不能忠实地表达他们的内心。他们超越这种平凡的品质。如果他们不以为然。倒是出于明智。他们明白，人一旦遇上事变，不会惊慌失措，只是前途茫茫才使人害伯。但是对任何敢于面对事变的人，已经不存在前途茫茫的问题。尤其当我们神志清晰、严肃观察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首先在于其正直。
访谈录
受访者：Fernsndo Parrado(以下简称Nando)
采访者：《户外探险》特邀记者，乌拉圭《EL Obeervador》(观察隶报)Amalio M．
Fern á ndez(以下简称《户外探险》)
关于“活着”
《户外探险》：所有幸存者都活下来了吗？ Nando：是，一共16个人，他们都生活得很好。
《户外探险》：有没有因飞机坠毁而引起的诉讼？
Nando：没有任何政府、组织和个人提起诉讼，那架飞机属于乌拉圭空军。
《户外探险》：《活着》这本书和同名电影描写的场景是否真实？
Nando：它们是非常准确的。我不知道如果读者或观众坐在电影院里，是否能真正领会内心的灼烧和肢体末端的寒冷，能否读懂那饱含着苦难的恐惧。我认为大家看见的所谓“勇气”实际上是恐惧。我很害怕，每分钟都害怕。这不是英雄主义或冒险。这是实实在在的地狱。
《户外探险》：作为电影《活着》的顾问，您对拍摄的结果和方式满意吗？
Nando：是。这部影片在成本和市场两方面都称得上最佳电影。导演马歇尔坦率真诚，真正地全身心拍摄这部电影，况且它的内容百分之百都是真实的。
《户外探险》：您的回忆录叙述非常详细具体。您是否保留了在山上的一些记录？ Nando：没有。忘记一些事是非常困难的!
《户外探险》：为什么您决定现在讲您的故事？
Nando：这不是一个关于飞机失事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我生命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故事。我写了很多文章，并且决定汇集成册。我想在我父亲作古前完成，他已经89岁高龄。通常，当出现攀登事故或发生山难，人们会马上写书。我等待了34年。
关于幸存
《户外探险》：媒体的兴趣在关注你们吃飞机失事受害者尸体的事实上，您对此惊讶吗？
Nando：不，我们不惊奇。我们惊奇的是它可能使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但它也只是使我生存下来的因素之一，我们面临着干渴，疼痛、恐惧等等情形。这本书不是关于那些，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在34年后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反思。
《户外探险》：您现在能够长期不去回想飞机坠毁这件事吗？
Nando：是，有时几星期都不会想起它。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看到家人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件事情。我很庆幸，我还活着，还能和家人团聚。
《户外探险》：您是否想到会再次重返飞机失事的地点？
Nando：我曾经11次回到了那里，我父亲在我母亲、妹妹和朋友的坟上敬献了鲜花。当你在一个专业的向导和一个完善的探险组织陪同下，来到那里会看到令人惊讶的风景。当看到那些大山，我曾经战胜过它们，也许心中有一点点自豪和成就感，但是也有一些悲凉，但没有哀伤和痛苦。
《户外探险》：您在坠机事件后害怕乘坐飞机吗？对您而言这很难吗？
Nando：在坠机以后我害怕见到飞机，但我是赛车手、橄榄球球员、摩托车手。我上课学习飞机驾驶，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空难。现在我很了解它，在飞机上我会像一个婴孩那样熟睡。
《户外探险》：灾难很难让您从容返回正常生活，特别是在回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Nando：我和其他幸存者之间有一个区别。我的头顶有四处开放性创伤，当时我昏迷了三天，醒来后失去了母亲、妹妹和两个最好的朋友。当我回家后，一切都变了。我失掉了半个家庭。三个月，大家都以为我们遇难了。我的衣服被送人了，我的家具搬走了，我的海报和照片从墙上摘去，我的摩托车也被卖了。
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痕迹，除了一些在客厅和我父亲书房里的照片。我去事故前经常光顾的地方，所有青年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他们请我签名，我成了一个怪物。我开始用学习工商管理来摆脱坠机阴影，我们的家庭几乎被摧毁了，因为我的母亲操持了一半家务。当你年纪尚轻，你充满活力，没有什么能改变你。通过我们痛苦的经验才知道，生活与死亡相连，这些是我们的经验。你的惟一现实是出生，某天死亡……这是多年来我认为的，但这些想法被安第斯经历改变。这些是家庭、信心和友谊。
关于自救
《户外探险》：在这漫长的求生路上，需要您学会哪些生存元素？
Nando：怎么与寒冷战斗，怎么把雪作为朋友，而不是你的敌人，以及你如何攀登山峰，通过山口和安全下山。
《户外探险》：在出发求救的路上，什么使得你如此强烈地想到你的父亲？
Nando：我们非常亲近，我一直在想：因事故失去家庭，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户外探险》：如果您和其他队友没有主动自救，获得营救，您认为大家都会遇难吗？
Nando：是，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已经处于生命边缘。我们那时身体状况尚佳，可以勉强做这件事。我们肩负着所有幸存者的希望。当你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变成了一部生存机器。
《户外探险》：在那次艰苦的跋涉中，您一定想到过放弃，怎么坚持下来了？
Nando：我认为这是想看见我的父亲的意愿驱使我坚持了下来。我知道，他活着，而我的母亲和妹妹死了，这会让他濒于疯狂。况且，我不愿意那些大山夺走我的生活和家庭。
关于生活
《户外探险》：在最近的一次重返安第斯活动中，您怎么到达飞机失事点？
Nando：那里非常隔绝。您必须飞行到一个阿根廷小城市San Rafael。从那里再开车三个小时进山，直到无法前行。之后，必须骑马前进，再跋涉两天，然后到达海拔3600米的飞机坠毁点。
《户外探险》：您曾经想带您的家庭去安第斯山，为什么拖到了现在?
Nando：许多年来我的家人有所想法，“为什么?如果我到了世界上最恶劣的地方——我的父亲或我的丈夫遭受非常苦难的地方会怎么样？”他们读了我的书后，决定应该去那个地方。如果我不能和那些艰苦战斗的话，我的孩子也活不到今天。它饱含了非常多的情感因素。
我的女儿Veronica在进山路上被高山反应折磨得憔悴不堪，我问她：如果她不舒服就返回山下。她说，“我想要去您遭受苦难的那个地方，它和我有关系，我必须去看看那里。”它一定是强烈的。我认为他们的拥抱比上百万词汇的描述都更准确。他们站立在我站立过的地方，他们惊奇地攀登那些岩壁。他们问我，“你都做了什么事?”但当你经历了死亡，你就能做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户外探险》：您的妻子支持您的爱好吗？
Nando：她能容忍这些，但她劝告我不要把那些铁家伙们带上床。25年来我一直玩赛车，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7月，我去法国比赛，驾驶Matra M650的560hpV-12引擎车跑出了368公里／小时。我父亲教我怎么驾驶，他是乌拉圭赛车协会的主席。我也爱航行和滑雪，虽然不是太擅长，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平原国度。但是我很爱山。
《户外探险》：您喜欢登山吗？
Nando：冰镐和冰爪很吸引我。去REI户外用品商店时，我好奇地触摸它们。我认为这些装备会在徒步期间帮助我及时摆脱危险的困境。
幸存者们今安在
James Vlahos
编译／李宇飞
逃出安第斯山后，幸存者们无一例外地立刻沉默不语。敏感的记者从他们低垂的脑袋、回避的目光及躲闪的只言片语里，觉察出其中必定有难言的隐情，很快他们从处理失事现场的有关人员那里探明真相：这16名年轻人在安第斯雪山上生活71天的主要食物，竟是死去同伴的尸体。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立刻引起轰动。有几家报纸甚至登出了雪山上残缺尸体的照片。顷刻间，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不再是创造奇迹的英雄，而是生吞人肉的“食人生番”。
为此，幸存者的发言人Pancho Delgado在记者招待会上竭力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一痛苦而又可悲的决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尊敬我们死去的朋友们，然而我们也同样尊敬我们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而我们朋友们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不久，16名年轻人回到家乡Punta del Este。球队的大多数队员 都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如今回到这里，仅剩16人了。这些患难与共的幸存者们，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名为“安第斯部落”。山上发生的事是这个部落的核心机密，他们相约绝不向外透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幸存者们走在街上都生怕撞见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们。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名叫Bobby Francols的小伙子，前往他那死去的好朋友家，企图向他的父母解释山上发生的事。他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空难中可谓九死一生。空难发生时，他坐在机舱后部，幸免于难。在绝望中，他走到燃料箱旁抽烟，险些把汽油箱引爆。幸亏一个难友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来把他拉到一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虽然身陷绝境，但只要有可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助另一个处境更险恶的人的。朋友的父母一声不吭地听他讲述着故事。未了，却冷冷地对他说，他们不想再见到他，只有当他死他们才会得到安宁。这种仇恨是无法缓解的，他们的儿子死了，而这些小子却还活着，而且是吃了不知是谁的儿子的血肉才活下来的!在这些不理智的父母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随着岁月流逝，噩梦般的记忆也逐渐淡忘了。卡拉斯戈镇也趋于平静。
镇上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忘却。直到1991年的一天，小镇上来了个美国人，他想见19年前的幸存者，这才使小镇重掀波澜。这个美国人叫马歇尔，是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当年的幸存者如今都是40岁的中年人了，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马歇尔的到来，使这些已为人父的中年人又重温了当年安第斯山上的悲剧。马歇尔导演表示要把这出史诗般的悲剧搬上银幕，为这些幸存者“正名”。他说服了“安第斯山部落”的成员和他们的父母，拿到了图书改编权。原来，当年在这16名年轻人从雪山回到小镇后，这些做父亲的既为儿子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又为他们不公正地背负“食人生番”的罪名而愤愤不平，为洗刷儿子们蒙受的耻辱，以正视听，16个父亲联合起来，与英国作家皮尔斯保罗里德签约，于197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活着》的书，通过里德的笔，向世人公开了这段充满血泪的悲剧。
“安第斯山部落”中42岁的律师Alvaro Mangino被选派作为代表，与迪斯尼电影公司进行谈判，签订合同并监督制片。迪斯尼公司决定仍用原书名作为片名，并保证忠实于“部落”在雪山上的历史。FernandoParrado由于职业的缘故，被聘为这部电影的拍摄顾问。《活着》是在加拿大一座雪山上拍摄的。大部分幸存者应邀去观看了拍摄现场。1992年底，电影公司特地把样片送到乌拉圭私人影院里为他们放了专场。1993年初，《活着》在世界各地上映。
在好莱坞的影片首映式上，Alvaro Mangino律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多年来受到的指责十分不平，他向观众们诉说了他们重返人间后，备尝冷暖的遭遇，并尖锐地指出：“有时我很想对那些硬把我们纳入‘食人生番’的人说：‘我们吃的是死人，而你们吃的却是活人’。”他的这番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这雷鸣般的掌声，化解了他们郁积多年、饱受煎熬的心病，同时也宣告了这场“安第斯山悲剧”的结束。
34年过去了，Fernando Parrado一共11次重返安第斯山坠机处，向母亲、妹妹和朋友的坟墓上献上鲜花。88岁的父亲促使他写下了《安第斯奇迹》一书，他说：“人们问我为何要等34年才将我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东西。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后，对我说‘谢谢你’，然后他就拥抱了我，那正是我想要的。”在安第斯山脉绝境中，能够再次被父亲拥抱，曾经是他所有的梦想。
每年12月22日，16个幸存者都要聚会一次。
重返安第斯
James Vlahos
编译／李宇飞
当我还在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安第斯幸存奇迹的故事，后来又相继阅读了详细的书刊和电影，心中充满了对那些幸存英雄的崇敬之情。他们是如何走出大山寻求营救的7他们在路上都遇到了什么?这是我非常希望知道的幸存之谜，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能和来自科罗拉多的登山向导Ricardo Pena一起来到南美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了更接近事实真相，我们决定从当年他们出发的地方启程，重走他们求生的路线，我们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情绪激励着他们把自己和同伴们拯救出来。
Ricardo Pena在孩提时代就听说过这个离奇的幸存故事。在成为一名登山向导以后，他一直希望能亲历一次类似的挑战。2005年2月，他决定参观Fairchild 571飞机，并联系到一家户外用品公司提供赞助和装备。Pena和一位当地向导一起来到了飞机坠毁所在地，并意外地发现了当年遗留的Eduardo Strauch的护照、钱包、夹克及太阳镜等其他个人物品。早已失去往日模样的钱包里还保存着施特劳赫的驾照、护照、身份证件和已经褪色的13美元纸钞。
2005年12月，当我和Pena一起飞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时，我们在飞机上遇到了Eduardo Strauch，在以后的五天里，他给了我们热情的款待并帮助我们联系到幸存者并在他们家中坐客。
“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绘的感觉，”Strauch告诉我，“太不可思议了，毕竟事隔多年。”对于失物复得，Strauch称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这让我们对重返安第斯更加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和Roberto Canessa、Fe rnando Parrado一起讨论了重返安第斯的每一个细节，研究了所有的照片和地图，检测了那些从飞机残骸里弄出来的遗留物。在我们离开的前一晚，Strauch与其他四个幸存者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晚会，预祝这次探险能够成功。
当我们出发前，遇到了这次探险的第三个成员Mario Perez。我们驱车穿越了荒无人烟的草原，这是一个比美国内华达沙漠更家荒凉和广袤的区域。我们到达了Cerro Sosneado，这里是安第斯山脉的边缘，我们乘坐的越野车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因为一条汹涌的河流横在面前。越过河后我们开始骑马前行，直到积雪越来越深，马儿也无法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换上登山装备艰难行进。直到此时此刻，真正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我们翻越了数座冰峰，穿过大小冰川后，终于到达了飞机坠毁所在地。来到飞机残骸处，我们拿出当年的照片进行比对，以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当年的幸存者们并不清楚这一位置的海拔高度，现在我们用GPS测得这里海拔3607米。
在距离飞机残骸300米的地方，当年参与营救的部门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落款的日期是1973年1 给幸存者带来莫大的快乐。这种态度帮助他们保持高度的求生欲望，防止自我迈向死亡，这种状态还可以缓解那种不可言传的威胁生命的压力。幸存者总是告诉自己，为你祝福吧——你会生存下去。
6 做营救者而不是受害者
[Be a Rescuer，Never a Victim]
幸存者总是想如何别人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即使这人身处千里之外。
7 幸存历程
[SqoytheSurvival Joumey]
即使身处最恶劣的环境中，幸存者们仍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些可供消遣的方式。逃生过程可能会乏味，等待却是一种艺术。风趣幽默的人身处危险境地往往会产生一些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会带来一些新的可以拯救你自己的策略。无论是唱歌背诗数数，还是玩智力游戏和做数学题，都能使等待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可以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情，可以提高洞察力，平息恐惧。
8 关注美好事物
[See the Beauty]
幸存者们的行为总是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协调，尤其面对精神危机，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对恐惧现象的感觉，不同的环境会刺激不同的感官做出反应。通常看到美好的画面，你的瞳孔会扩张，比如说，注意力集中到湛蓝的天空上，集中到一切美好事物上。
9 学会认输
[Surrender]
事实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死亡是最终的归宿，但不注定是今天。许多幸存者说只有当自己接受了死亡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继续为生存而抗争。“认输但不放弃”这是一种学会正视现实带来的幸存。
10 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Keep faith]
死亡旅程的最后阶段，幸存者们往往被将要活下来的坚定信念所鼓舞。他们往往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深陷绝境的最后几天，感觉体内不断升腾潜在的活力，即使那时自己早已弹尽粮绝。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感觉自己越来越强健，似乎自己被赋予了一种取之不竭的力量。
11 做每一件该做的事
[Do Whatemr Is Necessary]
幸存者们清楚自己的实力从不低或高估。他们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他们从不焦虑，从不畏惧。
12 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只要你还活着，总会有该做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幸存者们不会轻易被厄运击倒，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会重拾信心从头开始。他们保持高涨的精神从利弊两方面看待事故，挖掘大脑记忆中丰富的知识创造出新方法，直到他们成功逃离。他们在逆境中看到机会和希望。
劫难过后，幸存者们从中受益匪浅，并感激他们所经历的灾难。他们甚至把这些经历当作宝贵财富。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经过一次心灵的蜕变，在以后的外出旅行、工作中，面对疾病和不幸都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应当明白，“灵光一现”的状态不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奇迹般地出现，它恰恰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态度以及实践中形成的个人素质的核心，从而使我们必须的这种能力得到强化。一份幸存经历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礼物，向你展示真正的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