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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涵义、原因、形式和关注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告诫全党，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当前反腐倡廉形势基础上提出的明确要求。科学研究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有利于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关键词]反腐败；监督机制；复杂性；关注点；民主监督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24-04
近年来，党中央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明显。然而，新型案件在增多，形成四大特点：权钱交易现象严重；行业“潜规则”犯罪突出；领导干部犯罪社会负面影响大；权钱交易间接化、利益实现期权化、作案手段智能化。这引发了人们对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深入研究。
一、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涵义
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不难看出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揭露党内存在着的腐败和坚决打击腐败的决心。
（一）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背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各种新经济组织不断增多，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搞官商勾结，谋取私利；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多样化，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把竞争压力转化为动力，但不少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引发行贿受贿等行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利于社会思想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但受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使一些党员干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侵害群众，腐化堕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中纪委向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披露。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案金额222.03亿元。
以上数据反映，现在腐败案件还是多发易发，决定了反腐败必然面临着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的复杂局面，这种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将长期存在。我们既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又要充满信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三）必须深入了解党的十八大后党建面临的新情况。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一些人没有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受到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党员数量增加，基层党组织增多，党员流动性增强，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与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党员思想变化的实际不完全适应，党的教育和管理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
（四）必须清醒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政治意识淡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住诱惑，堕入了腐败的泥坑。这些都增加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程度。对此，我们既要积极应对，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原因
这些年来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既有“80后现象”，也有“59现象”。纪检监察工作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在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的同时，要深入分析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
二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影响着、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
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利益集团腐蚀着党员干部。多元利益主体在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复杂。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不少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有的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利欲熏心，公然索贿受贿。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对于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从而形成窝案。
三、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形式
（一）“两面人生”。时下，“政治明星”一词颇值玩味：一方面指某人精明强干，作风果敢，政绩斐然，仕途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另一方面又代表某人喜欢作秀，爱造声势，搞亮点，行为语言具有个性。这样的官员在位时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明星”。 “政治明星”的出现，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官场沉闷、唯诺的不良风气，对于工作局面迅速有效地打开，无疑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一些可圈可点的政绩，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造福了一方百姓。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廉政制约监督机制还存在缺陷和不能完全发挥效能的情况下，某些“政治明星”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鲜明的“刚”性，容易把他们带入“贪欲”的泥淖。
（二）“边腐边升”。这些年来，党中央高悬反腐利剑，空前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尤其是那些作风庸俗腐化，仕途又在平步青云的腐败分子，惩处后无不叫人拍手称快。“边腐边升”现象虽然不能说是十分普遍，但可以肯定地说时有发生，而且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较广，这些危险信号必须引起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警醒。这些官员为什么能够“边腐边升”？还有多少“边腐边升”的官员没有得到及时查处？
剖析此类案例，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的丧失。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在成绩面前洋洋得意，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步滑向腐败的泥潭。虽然如此，有的腐败官员由于伪装得好，一时没有被组织发现，有的甚至还“边腐边升”。当然应该说也有一些“边腐边升”的贪官在腐败之前可能也曾有理想信念，也作出一定的贡献，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地位的升迁，权力的膨胀，理想信念发生偏向甚至丧失，导致经济上的犯罪和生活上的腐化堕落。
（三）“前腐后继”。近来，河南省又一位交通厅长倒下了，现任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贪腐被纪检部门“双规”。在此之前，河南省交通厅已经连续有三任厅长因为腐败而落马。现由董永安来完成河南交通厅厅长“四连腐”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每位厅长在任之时都信誓旦旦，论起“廉政”朗朗上口、头头是道：
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
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上任时就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刚上任时也称要吸取前任的教训，提出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 “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的“两个原则”。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在河南省交通厅竟然是四任厅长前“腐”后继。河南省交通厅长的职位似乎已成了高危职业，简直让人感到可怕。为什么每位厅长说起廉政来都言辞动人，而在实际中又都成了十足的腐败贪官呢？看起来反腐倡廉说来容易做来难，廉政建设任重道远。而在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机制上，不给腐败分子提供机会是最关键的。
（四）“公权私用”。公权私用，顾名思义就是将公家的权力变相化作个人谋私的权力，用以谋取小团体利益、群体利益或是个人利益。它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侵吞公共财产、危害国家安全为前提的权力腐败行为，危害甚大，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即便中央对此三令五申，然而在个别地方却屡禁不止，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公权私用不仅成了当权者比官衔高低炫耀民众的资本，而且成了部分公权者爱慕虚荣、奢侈浮华的“盛宴”和“享受”。而“公权私用”及其腐败具有阶段性理论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夯实了“公权私用”的理论基础，摧生了“公权私用”的泛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反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在提醒广大领导干部，要用法治的思想去工作，而不是人治。法治取代人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要做到依法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就得健全权力监督体系，揪出抹杀真相的“特权群体”，让权力的运行公诸于众！
四、腐败斗争复杂性的几个关注点
（一）腐败案件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需要。从近年来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案件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一是易发多发的趋势，呈现群体化、巨额化。涉案人数越来越多，集体违纪违法案件增多，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大案要案有所上升。
二是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呈现高管化、期权化。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领导干部和高管居多；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外商牟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下海以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收益十分丰厚。
三是从境内向境外发展的趋势，呈现涉外化、潜规则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不法分子勾结，共同犯罪；有的腐败分子利用国家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腐败分子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象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上述腐败案件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说明，要有效防治腐败，必须在积极预防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势头。
（二）执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四个考验”
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如果执政党不能敏锐地回应考验，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必然导致严重后果。目前，腐败案件愈益呈现以下新特点：从腐败类型来看，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体的复合型腐败案件居高不下；从腐败主体的职位来看，腐败案件在权力过于集中而缺乏有效监督的重要职位上加速蔓延，表现为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增多，垂直系统领导干部腐败增多，学校招生、看病就医、打官司和人事安排中腐败案件增多。我们要及时揭露重大违纪违法问题。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通过网上举报等方式，发现、分析、排查腐败案件线索，推动反腐败斗争上新水平。 党的执政背景，其实质在于尊重和遵循法制、规律，形成有助于保持和提升先进性、纯洁性的现代制度体系。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探索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听取民意制等现代方式，使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使人民的意愿和呼声得到更及时更充分的回应。再比如对于腐败现象，既要以干事创业来焕发党员干部的奋斗精神，又要通过建设廉洁城市等现代途径和制度，营造人人痛恨腐败现象、人人远离腐败陷阱的社会氛围。
（三）坚决消除潜在的“四个危险”。胡锦涛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极大，对党和人民的利益危害极大，对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危害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查办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社会反响大，能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增强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因此，我党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作为查办案件的重点对象，坚决查办党员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案件，以此推动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
（四）切实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一是推进党务公开更加规范。党对需要公开的内容实行科学分类，力求全面、真实。在基层，对党员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除依法保密事项外，原则上都做到如实公开。在公开的程序上力求规范，形成刚性制度，做到时间与内容相适应，公开的顺序先党内后党外，公开的形式则按照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简便实用、方便群众的原则。
二是着力强化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充分发挥各监督职能部门的作用，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切实发挥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协调作用，充分调动党委、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全党动手、上下贯通、社会支持、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把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落到实处。坚决做到劲头不松懈，力度不减弱，力量有加强。
三是群众监督渠道进一步拓宽。在监督工作中，要落实好群众的知情权；广开言路，扩大群众的评议权；保护群众的检举权，重视对群众检举问题的查处；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顺应群众的意愿，善于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群众监督渠道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四是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更加重视和支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虚心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新闻媒体也更注意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正面宣传为主和积极开展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五是创新其他社会监督方式。通过推广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监督”、家庭监督、公众监督等，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和方方面面力量参与监督活动，将领导干部始终置于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扩大监督效果。创新监督方式，我们也可以借鉴、尝试国外好的做法。如：2013年1月15日俄罗斯《消息报》请总统顾问和助理、总统办公厅各司局负责人对内阁成员的工作进行评定，结果7位部长的工作得“优”，9位为“中规中矩”，5位为“低效”。有评论认为，这一自上而下的监督要比当前群众监督的效果更明显、更有力、更可信。通过实施多形式、全方位的监督，督促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纪法规，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形象。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学习会议上指出：“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讲话揭示了反腐败斗争复杂性及腐败的恶果。我们着力从理论上研究反腐败斗争复杂性，就是要认真把握和体现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以改革精神推进制度建设，以创新思路寻求治本办法。注重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就是要坚持治标和治本、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既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又加大预防教育力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田湘波，何亚霓.非公有领域职务犯罪：涵义、预防意义、形式、原因及预防对策[J].预防职务犯罪研究，2012（2）.
[2]郭树清.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应增强五种意识抓住五个环节[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2）.
[3]崔海荣.深入推进预防腐败改革和制度建设[J].党风廉政建设，2012（3）.
[4]张深源，张惠康.论党的十七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特点[J].上海监察研究，2012（3）.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2&ZD076）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 特约编辑：胡中良
[关键词]反腐败；监督机制；复杂性；关注点；民主监督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24-04
近年来，党中央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明显。然而，新型案件在增多，形成四大特点：权钱交易现象严重；行业“潜规则”犯罪突出；领导干部犯罪社会负面影响大；权钱交易间接化、利益实现期权化、作案手段智能化。这引发了人们对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深入研究。
一、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涵义
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不难看出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揭露党内存在着的腐败和坚决打击腐败的决心。
（一）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背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各种新经济组织不断增多，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搞官商勾结，谋取私利；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多样化，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把竞争压力转化为动力，但不少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引发行贿受贿等行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利于社会思想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但受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使一些党员干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侵害群众，腐化堕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中纪委向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披露。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案金额222.03亿元。
以上数据反映，现在腐败案件还是多发易发，决定了反腐败必然面临着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的复杂局面，这种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将长期存在。我们既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又要充满信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三）必须深入了解党的十八大后党建面临的新情况。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一些人没有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受到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党员数量增加，基层党组织增多，党员流动性增强，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与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党员思想变化的实际不完全适应，党的教育和管理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
（四）必须清醒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政治意识淡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住诱惑，堕入了腐败的泥坑。这些都增加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程度。对此，我们既要积极应对，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原因
这些年来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既有“80后现象”，也有“59现象”。纪检监察工作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在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的同时，要深入分析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
二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影响着、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
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利益集团腐蚀着党员干部。多元利益主体在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复杂。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不少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有的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利欲熏心，公然索贿受贿。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对于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从而形成窝案。
三、反腐败斗争复杂性的形式
（一）“两面人生”。时下，“政治明星”一词颇值玩味：一方面指某人精明强干，作风果敢，政绩斐然，仕途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另一方面又代表某人喜欢作秀，爱造声势，搞亮点，行为语言具有个性。这样的官员在位时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明星”。 “政治明星”的出现，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官场沉闷、唯诺的不良风气，对于工作局面迅速有效地打开，无疑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一些可圈可点的政绩，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造福了一方百姓。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廉政制约监督机制还存在缺陷和不能完全发挥效能的情况下，某些“政治明星”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鲜明的“刚”性，容易把他们带入“贪欲”的泥淖。
（二）“边腐边升”。这些年来，党中央高悬反腐利剑，空前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尤其是那些作风庸俗腐化，仕途又在平步青云的腐败分子，惩处后无不叫人拍手称快。“边腐边升”现象虽然不能说是十分普遍，但可以肯定地说时有发生，而且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较广，这些危险信号必须引起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警醒。这些官员为什么能够“边腐边升”？还有多少“边腐边升”的官员没有得到及时查处？
剖析此类案例，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的丧失。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在成绩面前洋洋得意，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步滑向腐败的泥潭。虽然如此，有的腐败官员由于伪装得好，一时没有被组织发现，有的甚至还“边腐边升”。当然应该说也有一些“边腐边升”的贪官在腐败之前可能也曾有理想信念，也作出一定的贡献，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地位的升迁，权力的膨胀，理想信念发生偏向甚至丧失，导致经济上的犯罪和生活上的腐化堕落。
（三）“前腐后继”。近来，河南省又一位交通厅长倒下了，现任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贪腐被纪检部门“双规”。在此之前，河南省交通厅已经连续有三任厅长因为腐败而落马。现由董永安来完成河南交通厅厅长“四连腐”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每位厅长在任之时都信誓旦旦，论起“廉政”朗朗上口、头头是道：
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
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上任时就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刚上任时也称要吸取前任的教训，提出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 “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的“两个原则”。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在河南省交通厅竟然是四任厅长前“腐”后继。河南省交通厅长的职位似乎已成了高危职业，简直让人感到可怕。为什么每位厅长说起廉政来都言辞动人，而在实际中又都成了十足的腐败贪官呢？看起来反腐倡廉说来容易做来难，廉政建设任重道远。而在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机制上，不给腐败分子提供机会是最关键的。
（四）“公权私用”。公权私用，顾名思义就是将公家的权力变相化作个人谋私的权力，用以谋取小团体利益、群体利益或是个人利益。它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侵吞公共财产、危害国家安全为前提的权力腐败行为，危害甚大，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即便中央对此三令五申，然而在个别地方却屡禁不止，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公权私用不仅成了当权者比官衔高低炫耀民众的资本，而且成了部分公权者爱慕虚荣、奢侈浮华的“盛宴”和“享受”。而“公权私用”及其腐败具有阶段性理论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夯实了“公权私用”的理论基础，摧生了“公权私用”的泛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反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在提醒广大领导干部，要用法治的思想去工作，而不是人治。法治取代人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要做到依法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就得健全权力监督体系，揪出抹杀真相的“特权群体”，让权力的运行公诸于众！
四、腐败斗争复杂性的几个关注点
（一）腐败案件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需要。从近年来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案件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一是易发多发的趋势，呈现群体化、巨额化。涉案人数越来越多，集体违纪违法案件增多，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大案要案有所上升。
二是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呈现高管化、期权化。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领导干部和高管居多；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外商牟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下海以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收益十分丰厚。
三是从境内向境外发展的趋势，呈现涉外化、潜规则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不法分子勾结，共同犯罪；有的腐败分子利用国家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腐败分子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象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上述腐败案件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说明，要有效防治腐败，必须在积极预防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势头。
（二）执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四个考验”
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如果执政党不能敏锐地回应考验，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必然导致严重后果。目前，腐败案件愈益呈现以下新特点：从腐败类型来看，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体的复合型腐败案件居高不下；从腐败主体的职位来看，腐败案件在权力过于集中而缺乏有效监督的重要职位上加速蔓延，表现为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增多，垂直系统领导干部腐败增多，学校招生、看病就医、打官司和人事安排中腐败案件增多。我们要及时揭露重大违纪违法问题。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通过网上举报等方式，发现、分析、排查腐败案件线索，推动反腐败斗争上新水平。 党的执政背景，其实质在于尊重和遵循法制、规律，形成有助于保持和提升先进性、纯洁性的现代制度体系。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探索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听取民意制等现代方式，使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使人民的意愿和呼声得到更及时更充分的回应。再比如对于腐败现象，既要以干事创业来焕发党员干部的奋斗精神，又要通过建设廉洁城市等现代途径和制度，营造人人痛恨腐败现象、人人远离腐败陷阱的社会氛围。
（三）坚决消除潜在的“四个危险”。胡锦涛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极大，对党和人民的利益危害极大，对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危害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查办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社会反响大，能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增强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因此，我党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作为查办案件的重点对象，坚决查办党员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案件，以此推动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
（四）切实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一是推进党务公开更加规范。党对需要公开的内容实行科学分类，力求全面、真实。在基层，对党员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除依法保密事项外，原则上都做到如实公开。在公开的程序上力求规范，形成刚性制度，做到时间与内容相适应，公开的顺序先党内后党外，公开的形式则按照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简便实用、方便群众的原则。
二是着力强化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充分发挥各监督职能部门的作用，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切实发挥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协调作用，充分调动党委、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全党动手、上下贯通、社会支持、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把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落到实处。坚决做到劲头不松懈，力度不减弱，力量有加强。
三是群众监督渠道进一步拓宽。在监督工作中，要落实好群众的知情权；广开言路，扩大群众的评议权；保护群众的检举权，重视对群众检举问题的查处；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顺应群众的意愿，善于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群众监督渠道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四是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更加重视和支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虚心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新闻媒体也更注意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正面宣传为主和积极开展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五是创新其他社会监督方式。通过推广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监督”、家庭监督、公众监督等，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和方方面面力量参与监督活动，将领导干部始终置于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扩大监督效果。创新监督方式，我们也可以借鉴、尝试国外好的做法。如：2013年1月15日俄罗斯《消息报》请总统顾问和助理、总统办公厅各司局负责人对内阁成员的工作进行评定，结果7位部长的工作得“优”，9位为“中规中矩”，5位为“低效”。有评论认为，这一自上而下的监督要比当前群众监督的效果更明显、更有力、更可信。通过实施多形式、全方位的监督，督促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纪法规，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形象。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学习会议上指出：“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讲话揭示了反腐败斗争复杂性及腐败的恶果。我们着力从理论上研究反腐败斗争复杂性，就是要认真把握和体现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以改革精神推进制度建设，以创新思路寻求治本办法。注重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就是要坚持治标和治本、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既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又加大预防教育力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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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2&ZD076）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 特约编辑：胡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