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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交流文化的工具。综观整个人类历史，语言的翻译几
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
只要语言文字不同，都离不开翻译。翻译的历史，从人类使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一天
就开始了。本文主要论述传统拥翻译理论，给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传统 翻译理论 研究
中国是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翻译历史。季羡林曾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据学者考证，早在史前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部落、民族间就开始了交际和融合。华夏民族与异邦间的交往始于夏代，《尚书虞书益稷》一书中有“弼成五服”、“外薄四海”的记述。
宋朝根据唐宋以前古籍整理而成的大型工具書《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也有“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之类的记载。这些“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朝并非同族，前来朝贡，语言有殊，必赖于翻译。到了周代，翻译活动有了明确记载。
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里，专门介绍了周王朝的翻译官：《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
《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亦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载“交昧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国来使需通过三位“象胥”，三道翻译手续，方能与周公进行交流。若以周成王（前年一前年）的“周公居摄六年”推算，此译事发生在公元前年左右。这说明我国至少在公元前世纪，就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进行交流的史实。
本文不厌其烦地引述古籍，是想证明中国翻译历史之悠久，翻译实践之丰富。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其生命力深深根植于实践之中。人类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必将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翻译亦不例外。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哲人逐步形成了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这些个人的、总结性的见解是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形态，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作者结合现有研宄成果，加上自己的观点，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做一梳理。王宏印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直觉阶段。”如果按照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分期，又可分为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其中，古代部分对应于肇始阶段，近现代部分对应于古典阶段和玄思阶段，而当代部分则对应于直觉阶段。
在考察王宏印“四分法”后，笔者认为春秋战国至西汉这一阶段，应该出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必少不了翻译的功劳。在《春秋穀梁传》一书中，记载了孔子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桓内斌其君，外成人之乱，受略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部鼎者，部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作为翻译原则，在《春秋榖梁传》另有三次应用：“襄公五年，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绪世子巫如晋。外不言如，而言如，为我事往也。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
《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昭公五年，秋，七月，公至自晋。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名从主人”主张尊重原始名称，事物以主人所称之名为名，“物从中国”或“号从中国”主张以“中国”地区的说法为准。两者结合，构成了最早的专有名词翻译的完整原则。”—原则本身，以及由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转变，在笔者看来，隐含着儒家在处理译名问题时以中国为主的思想，“中国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和衣冠文化、礼仪文化优于外族，华夏是各民族的中心，在民族交往中应处于主体地位。”赵巍认为：“自觉的归化是大国文化意识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在现今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文化观念上的纠葛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意见远未取得统一。但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大一统仍然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其实，孔子思想对传统译论的影响并非局限在“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这八个字上，更多地体现在了其他方面。可以说，中国
传统译论在其萌芽阶段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并一直影响至今。
以上结合翻译史，简要回顾了传统译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统译论来源于翻译实践，根植于传统文化，与国学息息相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并继承发展的。然而，当“西学东渐”的浪潮撬开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学与西学构成了一对矛盾，中西两种话语体系展开竞争，结果却以中国学术话语的失败而告一段落。继承的目的在于借鉴，在于创新，在于应用，将传统译论运用到翻译研宄与实践中去这样才更具实际意义和价值。笔者即想做一尝试，通过观照中国传统译论来研究林少华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1】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冯庆华主编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
只要语言文字不同，都离不开翻译。翻译的历史，从人类使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一天
就开始了。本文主要论述传统拥翻译理论，给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传统 翻译理论 研究
中国是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翻译历史。季羡林曾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据学者考证，早在史前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部落、民族间就开始了交际和融合。华夏民族与异邦间的交往始于夏代，《尚书虞书益稷》一书中有“弼成五服”、“外薄四海”的记述。
宋朝根据唐宋以前古籍整理而成的大型工具書《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也有“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之类的记载。这些“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朝并非同族，前来朝贡，语言有殊，必赖于翻译。到了周代，翻译活动有了明确记载。
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里，专门介绍了周王朝的翻译官：《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
《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亦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载“交昧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国来使需通过三位“象胥”，三道翻译手续，方能与周公进行交流。若以周成王（前年一前年）的“周公居摄六年”推算，此译事发生在公元前年左右。这说明我国至少在公元前世纪，就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进行交流的史实。
本文不厌其烦地引述古籍，是想证明中国翻译历史之悠久，翻译实践之丰富。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其生命力深深根植于实践之中。人类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必将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翻译亦不例外。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哲人逐步形成了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这些个人的、总结性的见解是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形态，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作者结合现有研宄成果，加上自己的观点，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做一梳理。王宏印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直觉阶段。”如果按照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分期，又可分为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其中，古代部分对应于肇始阶段，近现代部分对应于古典阶段和玄思阶段，而当代部分则对应于直觉阶段。
在考察王宏印“四分法”后，笔者认为春秋战国至西汉这一阶段，应该出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必少不了翻译的功劳。在《春秋穀梁传》一书中，记载了孔子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桓内斌其君，外成人之乱，受略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部鼎者，部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作为翻译原则，在《春秋榖梁传》另有三次应用：“襄公五年，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绪世子巫如晋。外不言如，而言如，为我事往也。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
《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昭公五年，秋，七月，公至自晋。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名从主人”主张尊重原始名称，事物以主人所称之名为名，“物从中国”或“号从中国”主张以“中国”地区的说法为准。两者结合，构成了最早的专有名词翻译的完整原则。”—原则本身，以及由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转变，在笔者看来，隐含着儒家在处理译名问题时以中国为主的思想，“中国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和衣冠文化、礼仪文化优于外族，华夏是各民族的中心，在民族交往中应处于主体地位。”赵巍认为：“自觉的归化是大国文化意识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在现今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文化观念上的纠葛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意见远未取得统一。但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大一统仍然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其实，孔子思想对传统译论的影响并非局限在“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这八个字上，更多地体现在了其他方面。可以说，中国
传统译论在其萌芽阶段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并一直影响至今。
以上结合翻译史，简要回顾了传统译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统译论来源于翻译实践，根植于传统文化，与国学息息相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并继承发展的。然而，当“西学东渐”的浪潮撬开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学与西学构成了一对矛盾，中西两种话语体系展开竞争，结果却以中国学术话语的失败而告一段落。继承的目的在于借鉴，在于创新，在于应用，将传统译论运用到翻译研宄与实践中去这样才更具实际意义和价值。笔者即想做一尝试，通过观照中国传统译论来研究林少华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1】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冯庆华主编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