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卷”二字，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具体场景很多：
　　比如，资产价格上升，这等于持有资产的人对没有持有资产却准备购入的人进行“征税”，这是一种“代际剥削”。上车越晚的人，买单越多。
　　再比如，因为通胀和名义工资增长的停滞，工薪族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不但无法承担奢侈消费，甚至对优质蛋白食物的价格也越发敏感。而与此同时，作为资方的企业主同样感到成本走高，利润下跌。
　　还比如，很多行业已经停止了扩张，企业规模开始收缩，僧多粥少，后入者越来越难以升职。而中层和高层管理者也担心随时失去职务，因为行业集体下行，自己跳槽也没有去处。
　　显而易见，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以上这些内卷场景都有一个共同原因，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每个人开始承担后果。如果经济体在一段时间之内无法寻找新的增长点，那么所有人都将愈发内向寻求利益的再分配，从而进入内部博弈。这是一种全社会财富螺旋式衰减的前兆。
　　东亚的很多经济体都曾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承受过长期的经济放缓乃至停滞。但很多人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效地减缓了内卷对社会的伤害。其成功经验，值得今天的人去参考。

外派干部

　　2008年，中国实施“两税合并”的改革，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为25%。至此，外资企业在税收领域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在之后的日子，外资企业的光芒也因为各种因素而逐渐褪去。但在此之前，“外企白领”一直都是被工薪族视为上乘的职业选择。
　　不过，在外企最为红火的年代，中国的外企白领也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在外资企业尤其是日韩企业中，中国本土职员的职业晋升往往有着很低的天花板。比如，在苏州、东莞和深圳的很多日韩制造业企业，即使是基层工厂管理层，也基本上是日本人和韩国人担任。中国人即便管理能力出色，也难有机会担当大任。
　　中国台湾的台资企业同样有这个问题，相比于日韩企业，在大陆职员的“天花板限制”问题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些台资制造业巨头，最基层的车间负责人可能都要由台湾同胞来担任。
　　截然不同于日韩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欧美企业一般会更加开放，其中国区管理层往往有着更多的大陆人身影。

只有向外，才能避免在本地劳动力市场陷入恶劣的“逐底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自然会把更多的管理岗位留给“自己人”，于是形成了一种东亚独有的“外派企业干部”文化。

　　那么，为何有这种东西差异？至少可以找出两个原因：
　　首先，欧美企业相对于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与中国大陆的同行业企业之间有着更大的技术代差，它们处在产业链最顶端。因此，欧美企业不担心中国人在技术和管理上的追赶，戒心不重，愿意给优秀的本土管理者机会。而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则处在产业链的较低环节，更担心未来与大陆企业正面竞争，因此戒心重，不愿意给本土管理者机会，从而防止技术和管理外溢给未来的竞争对手。
　　另外一个角度是，欧美企业很多是金融和IT企业。金融企业需要拿到金融牌照，并且要时刻与位于北京的监管部门沟通或博弈。而IT企业的大客户很多是国企，要知道在1990年代，只有国企才买得起IBM的服务器。于是，金融和IT的外资企业非常需要“懂政府”“懂国企”的人来具体操盘中国区的运营。所以，这些领域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有着“深厚背景”的本土中国人担任要职。实际上，很多有着北方大院背景的中国人的确抓住了机会，成为了第一代500强跨国公司的本土高管。
　　但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则多是制造业企业。它们的产品在中国大陆制造或组装，然后销往海外，既不需要金融牌照，也不直接与国企大客户打交道，并不特别看重政府关系。所以，没有必要聘请大陆本土高管，久而久之，在企业内部越来越形成了一种排斥大陸本土管理者的传统。
　　显然，以上两大原因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也反映了全球产业链的地区分工特征和不同地区企业文化的差异。然而，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在大举投资于中国大陆之前，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曾经历了经济增长的放缓，整个社会有着陷入内卷的巨大风险，比如失业率开始抬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能在本地找到低薪工作。
　　换句话说，日韩和中国台湾的年轻人必须走出来，才能避免内卷。只有向外，才能避免在本地劳动力市场陷入恶劣的“逐底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自然会把更多的管理岗位留给“自己人”，于是形成了一种东亚独有的“外派企业干部”文化。

资本与人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正是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大举投资大陆的爆发年代。此时，各个经济体内部其实遇到了麻烦。
　　在很多人看来，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开始，其实不然。从1985年到1994年之间，日本国内经济依然处于可观的增长通道之中。但19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经济增速迅速下滑，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在社会内部，工资增长缓慢，高薪岗位缩减，阶层固化，不少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和生育失去兴趣，所谓的“御宅族”“平成废物”正是兴盛于这一时期。
　　韩国的变化也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1995年，韩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1996年，韩国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韩国对全世界宣布自己正式进入发达国家序列。但到了1997年，韩国便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外汇储备消耗殆尽，韩国政府只能向IMF申请紧急贷款援助。韩国40年经济增长的神话从此被打破。 　　中国台湾在1990年代的日子也不好过。1990年代初是台湾经济的巅峰，其经济总量相当于当时大陆的40%，但之后，大陆不断发展，而台湾经济则不断面临成本走高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岛内经济增长停滞。台湾南部的一些年轻人求职无门，只能去菲律宾做餐厅服务生，台湾媒体对此一度大肆报道，抨击当局发展经济不力。
　　但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却迈入了经济增长的高速通道。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15年，GDP增长从未低于7%。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这10多年时间，超过一半的年份GDP增长率都在9%以上，2007年的增长率更是达到14.23%的巅峰。
　　资本，它是对全球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嗅觉最灵敏的物种。日韩与中国台湾的资本准确地预见到了两件事：一是随着内部成本走高和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将放缓，本地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必然下降；二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将是不可逆的趋势。于是，资本汹涌进入中国大陆。
　　与资本相伴而来的，还有管理人员。某种意义上讲，大量日韩和中国台湾的年轻“企业干部”正是来到中国大陆，找到发展机会，才避免了整整一代人的内卷化。经济地理版图的巨变会耗费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这只是全球经济史的一瞬间，但对个人来说，这是一辈子。抓住一瞬间的机会，不但避免了内卷，还逆转了人生。

向外突破，是一条被证明过的大道。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因为它有很多条件。

　　直到今天，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青岛、大连、苏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或核心城市，城市中心最核心的物业，很多都是这群曾经外来的历史幸运儿持有。他们在中国大陆经济刚起步时候拿到了最高的薪水，在楼市尚未抬头的时间不断购入物业，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财务自由。由于人民币的坚挺，他们即使将物业置换为美元，放在全球也应该属于财富金字塔上层的人群。
　　显然，20年前这些日韩干部倘若留在国内，或者说台湾的年轻理工毕业生留在岛内，他们便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财务自由。换句话说，东亚制造业企业干部们的人生历程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个体来说，对抗产业变革和经济地理位移的大趋势，无疑于螳臂当车，最终只会大概率陷入内卷化的挣扎。相反，最应该做的是顺应大势，不给自己设限，向外突破。
　　向外突破，是一条被证明过的大道。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因为它有很多条件。

一些启示

　　20多年前，东亚经济体的企业干部群体通过向外突破，尤其是进入中国大陆发展，避免了在本地的内卷。但不能忽略关键的一点是，人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是同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地区的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那么也断然没有这些企业干部的发展机会。资本的流动，是人员流动以突破内卷的先决条件。
　　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海外资产。之后的时间，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资本管制。彼时，日本的财经治理者曾对这样一对矛盾进行权衡。
　　一方面，如果放开资本管制，由于日元升值的趋势，那么资本肯定会外流，趁着日元高估，收购海外资产，对企业和投资机构来说都是非常合算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放开资本管制的代价是，一旦资本外流，房地产泡沫必然破灭，直接威胁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最终，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果断选择放松了资本管制。房地产泡沫当然破灭，但也为企业带来了长期的竞争力，而且日本企业和国民得到了持有全球最优质资产的机会。日本资本流向了两个地方。一是以英美体系，以及瑞士、德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它们收购企业股权，购买政府债券，获得了持续的收益。当然，也有激进者高溢价收购美国的地产和上市公司，最后损失惨重。但前者更普遍。
　　二是投向治理出色，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中国大陆。这些投资主要是汽车、电子等制造业领域的产业资本，伴随产业资本而来的正是大量的日资企业干部。

　　同样，韩国人走的路也和日本人大同小异，而且后劲十足。一份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1%，为618.5亿美元，创下1980年开始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从投资区域来看，对亚洲、北美和欧洲排前三位。按国别来看，对美国投资最多，占23.9%，开曼群岛（13.1%）、中国大陆（9.4%），第四和第五分别为越南（7.2%）和新加坡（4.9%）。
　　可以看出，日韓资本在海外投资上非常坚决，政府的资本流动管制较少。其财经官员非常清楚：随着内部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成本的走高，本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那么投资海外更能让企业和国民受益。把资本留在国内，固然有利于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财金治理操作，但更会带来较高的机会成本，无法让企业和国民分享全球经济在新的地区爆发的资本收益。
　　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日本成为全球海外净资产规模最高的国家，约为2.91万亿美元。同时，日本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把资本留在国内，固然有利于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财金治理操作，但更会带来较高的机会成本，无法让企业和国民分享全球经济在新的地区爆发的资本收益。

　　从日韩的经历可以发现：所谓内卷主要来自经济增长的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来自某些不可逆的条件变化。按照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劳动力的投入，二是资本的投入，三是技术的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对任何经济体来说，这三个条件都有其极限。比如，老龄化必然导致劳动力投入力度的衰减。尤其是当资产价格走高，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更会后继乏力，因为在高房价、高成本之下，人们会主动“计划生育”；二是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会不断降低，过剩的基础设施所能创造的增量财富会越来越少，而且它们自己也会很快折旧；三是技术进步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它需要一个好的创新机制，否则，所谓创新很可能沦为“圈钱专用”的假创新，于经济的真实增长无益。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故事说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当内部增长放缓的时候，资本和人的流动会加速。流动会带来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来自当地普通阶层，并无显赫家世的东亚企业干部们，的确在中国大陆实现过大规模的逆袭。
　　他人的故事，今年读来，并非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