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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规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不同的文化所遵从的价值取向不同，这势必会造成不同文化群体应对自然和社会等外界环境时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通过分析丰乐安置点移民的民族文化传统对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调适的影响，可以窥见移民过程中移民自身的文化系统在其适应性调适中起到的重要的、先导性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传统；移民；适应性
文化是人类为了解决生存而产生的一种机制，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其一切行为都具有该族群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特质，简单来说，“文化始终是人们用来解决其生存问题的机制”[1]。因而，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所做出的行为和选择，亦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选择。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其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心理等随之发生变化，移民为了适应新环境所做出的一系列适应性调试，不仅是居于新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自身的文化系统是影响其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先导性的因素。目前，不少研究者侧重于研究生态移民给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近几年，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对移民的文化传统对其适应性的影响关注甚微。本文将在以丰乐安置点为例，试探讨民族文化传统在移民适应性中的作用。
一、丰乐安置点的概况
榕江县古州镇丰乐村安置点距离县城中心1.5公里，属县城规划区。该安置点与廉租房衔接，每户住房面积50平方米。到2015年4月份，该安置点共安置955户3755人。其中，计划乡摆王、摆拉两个村整村搬迁497户1783人，其他为寨蒿镇、崇义乡和八开乡的零散搬迁户。该安置点的安置模式具有典型性：实行整村搬迁、集中安置，依托城区、园区安置，采用“一个村一栋楼房、一个组一个单元、一个家族一层楼”的方式进行安置。该安置点的移民主体为摆拉村和摆王村，这两个村辖于计划乡。摆王村距乡政府驻地30公里，距县城80公里，主要民族为苗族；摆拉村距乡政府驻地20公里，距县城70公里，主要民族为苗族、水族。两村坐落在海拔1300多米的月亮山主峰上，是典型的深山区。摆拉村和摆王村由于地处深山，农业基本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这些因素使得他们的民族文化较为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下来。为了动言他们搬离 “高坡”①，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2013年春节前摆王、摆拉村303户农民1070人从世代居住的大山搬到了县城，2013年7月，因一直犹豫而暂时未搬迁的194户713人也搬到了县城，至此两个村完成了整村生态移民搬迁，共搬迁了497户1783人。
二、文化传统对丰乐移民的影响
文化传统是“支配着整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势力和精神力量，一种集体的潜意识”[2]，文化传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一代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在这个历程中，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人们遵循它行动，但又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丰乐移民都是从较为偏远的山区搬迁而来的苗族、水族和侗族等少数族，特别是处于月亮山深山区的摆拉村和摆王村，受现代化影响较小，其文化传统较为深厚，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影响着他们移民后的生产和生活。
（一）影响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们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某种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程。当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势必会引起生计方式的变迁，进而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移民传统文化对新环境中生计方式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起到或制约或阻碍的作用。丰乐安置点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概括来说，丰乐移民大部分青年人初中毕业以后就到沿海一带打工，在安置点居住时间长的移民，一部分是妇女和老人，在家带孩子、送小孩读书；一部分是有劳动力、适应能力稍强的人，他们主要靠打零工为生，包括建筑工人、街上的苦力、超市、摩的及部分卖菜等；大部分人两边居住，即一个月在县城做几天零工或闲上几天，又回老家做几天农活。为了移民能够在县城安居下来，榕江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移民解决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榕江县对丰乐安置点移民进行就业前的技能培训，培训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为蔬菜基地、木材加工厂、超市、工业园区等。据榕江县人力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移民后安排到蔬菜基地工作的移民有四五十个，但在2014年走访摸底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人留在蔬菜基地；在永盛木业、甘力木业和永利木业的移民也先后离开了。
移民后，丰乐移民的农耕技能和文化，与县城的工业、服务业所需的劳动技能和意识产生很大矛盾。原有的文化传统制约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在调研中得知，移民大多认为安排的这些工作他们不适应，一是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规律和工作节奏，有村民说：“以前在家想做就做一下，不想做就休息，没人管。”以前在农村做农活，没有约束，而城市的工作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岗位职责规定，很多村民一时适应不了新工作岗位规律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二是劳动技能不适应，“做不惯那边的活路，我出来一个月做几天，吃完了又去做。”很多村民从生下来就呆在村里，很少与外界接触，最多到乡里赶集，找点钱，其余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种庄稼上，在传统的农业种植方面他们是一把好手，但是长期以来的农耕技能与城市的工作要求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一时做不了那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
（二） 影响移民的心理调适
发展是梯度推进的，那些接受现代技术和观念较早的地区和个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相反，受新技术和新观念影响较晚的地区和个人，其文化与现代性的适应较慢。文化习惯促使他们的经济行为、思维等与现代经济社会间存在较大差距，“比如那种几乎出自本能的族群情感、历史记忆、信仰情怀、乡土认知和道德习俗等，对人们的认知、选择和学习（模仿）活动总是具有一种先决性影响，而且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是总是以自觉的方式存在的，它们有时更像是一种本能，于是也就更加难以放弃。”[3]移民后环境的突然改变，移民的文化传统使其在新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表现。丰乐移民一方面很想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因为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其很难融入城市。要融入就得求同，就得改变。而割离意识中原本具有的一些东西本身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变与不变、变什么、怎样变这些问题中，每个移民的思维和行为无不带着原有的民族文化因子。可以说这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较量，“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往往是文化传统的改造问题。”[2]在这个较量和改造的过程中，移民在开始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往往呈现出迷茫和焦虑的精神状态。当问起丰乐安置区移民“你觉得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他们大多游离很久后给出“不知道”的答案。他们大多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心理归属感缺失；而返回原居住地又不似移民前的农民身份，乡土意识正逐渐弱化。在这段特定的时间内，他们作为一种“边际人”②而存在。世代形成的农耕文化使他们在面对城市中陌生的生计方式和人际关系时，一时难以适从，产生一种身份焦虑，一种文化焦虑。 在同一个村寨里面，个人的文化开放程度亦是不同的，从而人与人之间的适应能力也有较大区别。在丰乐安置区，青年人的适应能力远强于年纪较大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适应能力强于文化程度低的人，与外界交流较多的人适应能力又强得多。丰乐移民中：返回原居住地的移民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在他们身上，文化传统的“习惯势力”更大，他们更加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四五十岁那部分人，很多人游走在农村和县城安置区，既不完全脱离乡土，也完全融入城市；相比之下，青年一代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就小得多，他们大多初中毕业后就去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离开居住条件差、交通闭塞的农村是他们乐于接受的。总之，文化开放程度较高的村民，他们会在城市中较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城市的生产、生活。而文化传统较为浓厚的村民，则往往在城市中无所适从，在一次次的碰壁中更加焦虑，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因而他们或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或返回原居住地。
三、结语
通过丰乐安置点移民的适应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其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人们的价值观内在的限定了他们对发展目标的选择和对发展手段的应用。不同的文化所遵从的价值取向不同，势必会造成不同文化群体应对自然和社会等外界环境时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因为文化传统规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文化传统对移民的适应性具有先导性的影响，文化开放程度越大、包容性越强，移民适应性越强；相反，文化相对较封闭的族群，其移民适应性较弱。因为，文化是人们解决生存问题而形成的机制，文化也是文化拥有者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生存能力不仅通过他们的文化体现，而且通过他们的文化获得。移民以后，移民能否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能否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其文化传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的再社会化一定会受到现有资源以及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些资源或环境要素面前， 移民个体并非毫无作为， 他们一定会在适应的同时， 重新对其进行构建。”[4]移民在建构的新的社会环境时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和行为，都是经过其文化过滤的，都带有其文化价值的意义在里面。因而，在搬迁的过程中，须充分关注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应把文化结构对移民的影响考虑在内，所实施的搬迁模式和安置工作应尽量与之相适应。
同时，不仅是在不同的移民群体间，即使在同一群体当中，那些接受现代技术和观念较早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移民后能快速适应转变，并能抓住机遇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相反，适应能力较弱的移民，则有可能因搬迁而更加贫困。因而，在移民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 “马太效应”。③（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项目来源：文章系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美]A·哈维兰著， 期铁硼、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92.
[2] 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8）： 78
[3] 戴庆中.边界漂移的乡土——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0
[4] 马伟华.移民的文化适应：宁夏吊庄移民生活习俗调试调查研究——以芦草洼吊（兴泾镇）为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注解：
① 当地人称农村为“高坡”。
② “边际人”是指处于社会或文化边际或边缘位置的人。这部分人往往会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转型心态，这种心态也就相应的被称为“边际人”心态。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就将具有这种心态的人称为“异乡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作“文化上的混血儿”，即曾经生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文化群体里，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被充分整合到主流社会中去。
③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关键词：文化传统；移民；适应性
文化是人类为了解决生存而产生的一种机制，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其一切行为都具有该族群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特质，简单来说，“文化始终是人们用来解决其生存问题的机制”[1]。因而，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所做出的行为和选择，亦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选择。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其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心理等随之发生变化，移民为了适应新环境所做出的一系列适应性调试，不仅是居于新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自身的文化系统是影响其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先导性的因素。目前，不少研究者侧重于研究生态移民给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近几年，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对移民的文化传统对其适应性的影响关注甚微。本文将在以丰乐安置点为例，试探讨民族文化传统在移民适应性中的作用。
一、丰乐安置点的概况
榕江县古州镇丰乐村安置点距离县城中心1.5公里，属县城规划区。该安置点与廉租房衔接，每户住房面积50平方米。到2015年4月份，该安置点共安置955户3755人。其中，计划乡摆王、摆拉两个村整村搬迁497户1783人，其他为寨蒿镇、崇义乡和八开乡的零散搬迁户。该安置点的安置模式具有典型性：实行整村搬迁、集中安置，依托城区、园区安置，采用“一个村一栋楼房、一个组一个单元、一个家族一层楼”的方式进行安置。该安置点的移民主体为摆拉村和摆王村，这两个村辖于计划乡。摆王村距乡政府驻地30公里，距县城80公里，主要民族为苗族；摆拉村距乡政府驻地20公里，距县城70公里，主要民族为苗族、水族。两村坐落在海拔1300多米的月亮山主峰上，是典型的深山区。摆拉村和摆王村由于地处深山，农业基本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这些因素使得他们的民族文化较为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下来。为了动言他们搬离 “高坡”①，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2013年春节前摆王、摆拉村303户农民1070人从世代居住的大山搬到了县城，2013年7月，因一直犹豫而暂时未搬迁的194户713人也搬到了县城，至此两个村完成了整村生态移民搬迁，共搬迁了497户1783人。
二、文化传统对丰乐移民的影响
文化传统是“支配着整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势力和精神力量，一种集体的潜意识”[2]，文化传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一代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在这个历程中，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人们遵循它行动，但又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丰乐移民都是从较为偏远的山区搬迁而来的苗族、水族和侗族等少数族，特别是处于月亮山深山区的摆拉村和摆王村，受现代化影响较小，其文化传统较为深厚，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影响着他们移民后的生产和生活。
（一）影响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们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某种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程。当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势必会引起生计方式的变迁，进而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移民传统文化对新环境中生计方式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起到或制约或阻碍的作用。丰乐安置点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概括来说，丰乐移民大部分青年人初中毕业以后就到沿海一带打工，在安置点居住时间长的移民，一部分是妇女和老人，在家带孩子、送小孩读书；一部分是有劳动力、适应能力稍强的人，他们主要靠打零工为生，包括建筑工人、街上的苦力、超市、摩的及部分卖菜等；大部分人两边居住，即一个月在县城做几天零工或闲上几天，又回老家做几天农活。为了移民能够在县城安居下来，榕江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移民解决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榕江县对丰乐安置点移民进行就业前的技能培训，培训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为蔬菜基地、木材加工厂、超市、工业园区等。据榕江县人力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移民后安排到蔬菜基地工作的移民有四五十个，但在2014年走访摸底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人留在蔬菜基地；在永盛木业、甘力木业和永利木业的移民也先后离开了。
移民后，丰乐移民的农耕技能和文化，与县城的工业、服务业所需的劳动技能和意识产生很大矛盾。原有的文化传统制约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在调研中得知，移民大多认为安排的这些工作他们不适应，一是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规律和工作节奏，有村民说：“以前在家想做就做一下，不想做就休息，没人管。”以前在农村做农活，没有约束，而城市的工作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岗位职责规定，很多村民一时适应不了新工作岗位规律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二是劳动技能不适应，“做不惯那边的活路，我出来一个月做几天，吃完了又去做。”很多村民从生下来就呆在村里，很少与外界接触，最多到乡里赶集，找点钱，其余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种庄稼上，在传统的农业种植方面他们是一把好手，但是长期以来的农耕技能与城市的工作要求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一时做不了那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
（二） 影响移民的心理调适
发展是梯度推进的，那些接受现代技术和观念较早的地区和个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相反，受新技术和新观念影响较晚的地区和个人，其文化与现代性的适应较慢。文化习惯促使他们的经济行为、思维等与现代经济社会间存在较大差距，“比如那种几乎出自本能的族群情感、历史记忆、信仰情怀、乡土认知和道德习俗等，对人们的认知、选择和学习（模仿）活动总是具有一种先决性影响，而且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是总是以自觉的方式存在的，它们有时更像是一种本能，于是也就更加难以放弃。”[3]移民后环境的突然改变，移民的文化传统使其在新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表现。丰乐移民一方面很想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因为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其很难融入城市。要融入就得求同，就得改变。而割离意识中原本具有的一些东西本身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变与不变、变什么、怎样变这些问题中，每个移民的思维和行为无不带着原有的民族文化因子。可以说这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较量，“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往往是文化传统的改造问题。”[2]在这个较量和改造的过程中，移民在开始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往往呈现出迷茫和焦虑的精神状态。当问起丰乐安置区移民“你觉得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他们大多游离很久后给出“不知道”的答案。他们大多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心理归属感缺失；而返回原居住地又不似移民前的农民身份，乡土意识正逐渐弱化。在这段特定的时间内，他们作为一种“边际人”②而存在。世代形成的农耕文化使他们在面对城市中陌生的生计方式和人际关系时，一时难以适从，产生一种身份焦虑，一种文化焦虑。 在同一个村寨里面，个人的文化开放程度亦是不同的，从而人与人之间的适应能力也有较大区别。在丰乐安置区，青年人的适应能力远强于年纪较大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适应能力强于文化程度低的人，与外界交流较多的人适应能力又强得多。丰乐移民中：返回原居住地的移民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在他们身上，文化传统的“习惯势力”更大，他们更加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四五十岁那部分人，很多人游走在农村和县城安置区，既不完全脱离乡土，也完全融入城市；相比之下，青年一代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就小得多，他们大多初中毕业后就去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离开居住条件差、交通闭塞的农村是他们乐于接受的。总之，文化开放程度较高的村民，他们会在城市中较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城市的生产、生活。而文化传统较为浓厚的村民，则往往在城市中无所适从，在一次次的碰壁中更加焦虑，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因而他们或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或返回原居住地。
三、结语
通过丰乐安置点移民的适应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其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人们的价值观内在的限定了他们对发展目标的选择和对发展手段的应用。不同的文化所遵从的价值取向不同，势必会造成不同文化群体应对自然和社会等外界环境时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因为文化传统规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文化传统对移民的适应性具有先导性的影响，文化开放程度越大、包容性越强，移民适应性越强；相反，文化相对较封闭的族群，其移民适应性较弱。因为，文化是人们解决生存问题而形成的机制，文化也是文化拥有者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生存能力不仅通过他们的文化体现，而且通过他们的文化获得。移民以后，移民能否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能否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其文化传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的再社会化一定会受到现有资源以及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些资源或环境要素面前， 移民个体并非毫无作为， 他们一定会在适应的同时， 重新对其进行构建。”[4]移民在建构的新的社会环境时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和行为，都是经过其文化过滤的，都带有其文化价值的意义在里面。因而，在搬迁的过程中，须充分关注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应把文化结构对移民的影响考虑在内，所实施的搬迁模式和安置工作应尽量与之相适应。
同时，不仅是在不同的移民群体间，即使在同一群体当中，那些接受现代技术和观念较早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移民后能快速适应转变，并能抓住机遇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相反，适应能力较弱的移民，则有可能因搬迁而更加贫困。因而，在移民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 “马太效应”。③（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项目来源：文章系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美]A·哈维兰著， 期铁硼、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92.
[2] 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8）： 78
[3] 戴庆中.边界漂移的乡土——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0
[4] 马伟华.移民的文化适应：宁夏吊庄移民生活习俗调试调查研究——以芦草洼吊（兴泾镇）为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注解：
① 当地人称农村为“高坡”。
② “边际人”是指处于社会或文化边际或边缘位置的人。这部分人往往会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转型心态，这种心态也就相应的被称为“边际人”心态。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就将具有这种心态的人称为“异乡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作“文化上的混血儿”，即曾经生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文化群体里，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被充分整合到主流社会中去。
③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