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六十年了。在纪念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六十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们指明解决任务的方向。
　　回想六十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的同时,也存在问题。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和高估自己的能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区分,可以将中国半个多世纪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一九五七年,中国从一九五八年初开始了被定义为“体制下放”的“体制改革”。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计划管理权的下放;(二)企业管辖权的下放;(三)物资分配权的下放;(四)财政权和税收权的下放;(五)劳动管理权的下放。
　　在保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所形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构成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在这种体制支持下,“三年超英、十年超美”,各级政府充分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无偿调拨农民的财产劳力资源,大上基本建设项目,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异想天开的高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由于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大堆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的虚夸数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号称已经完成的钢铁、粮食等生产指标,完全是虚假的。
　　一九五八年末,这种完全脱离实际、一意孤行做法的消极后果终于显现,生产下降,大批工商企业出现亏损,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导致的第二次“共产风”,使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五九年全国共生产粮食一千七百亿公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实际产量两千亿公斤减少了三百亿公斤;一九六○年粮食产量降到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比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七亿公斤还低,全国普遍发生饥荒。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
　　一九六○年秋季,中共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了由陈云任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采取坚决措施来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经济逐渐稳定下来,并在一九六四年大体上得到恢复。
　　不过,在人们庆幸经济秩序恢复的同时,却发现集中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来。于是又酝酿再次进行改革。
　　但是,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由于存在社会主义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样的意识形态障碍,市场取向的改革很难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政府向地方下放计划权力,几乎成了唯一可能的改革选择。因此,此后仍然多次进行过类似于一九五八年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例如,一九七○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为口号的大规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一九五八年“体制下放”的重演。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乱和以随后重新集中而告终。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下,形成了“放—乱—收—死”的怪圈。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转机。由于把整个社会禁锢和使上亿人遭到迫害,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全国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变革救亡图存的共识。中国改革也进入它的第二个阶段。
　　启动改革的第一项行动,是解除思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支持《光明日报》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开端,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意味着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理论是可以怀疑的,原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命令经济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包括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这次运动打破了数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缚,激发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开动脑筋去寻找挽救危亡、求得发展的出路。他们认真总结自己的教训,学习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各种各样变革的设想。
　　至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是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在“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另一种意见的思考范围更加宽广,认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一九八○年初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受第一种思想的影响,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接着把这一改革推广到全国主要的国有企业。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做法的消极方面也很快就表现出来。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增加投资的压力很大,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陷于混乱,使国企改革不得不停下来,整个国民经济也进入新一轮调整。
　　当国有企业的扩大自主权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经掌握实际领导权力的邓小平改变了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以家庭承包制度为基础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当这种“存量不动、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农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党政领导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门,逐步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加上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的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也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开拓出一定的空间,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得以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
　　另一部分人把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他们认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和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主流媒体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原因和应对措施的阐述加强了这种思想倾向。于是,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恢复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以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状况。
　　在这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大众对于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玩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迷惑大众,把反对和打击的目标从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转移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一般“富人”,包括同样身受贵族压榨的中产阶级身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在政治上,则要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做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做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适得其反,更加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吗?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根据过去六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最近,青年记者马国川采访了十位出生在建国前后、有深厚学术修养的经济学家,结集为《共和国一代访谈录》一书出版。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展开,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中,不但可以看到六十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三十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而且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共和国一代访谈录》,马国川著,华夏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