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天平四年（五三七），奉命出使萧梁的李业兴，在建康与萧梁的散骑常侍朱异有一段关于郊丘祭祀的问答：
　　朱异问业兴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业兴曰：“委粟是圆丘，非南郊。”异曰：“北间郊、丘异所，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业兴曰：“然，洛京郊、丘之处专用郑解。”（《魏书》卷八十四《儒林·李业兴传》）
　　这种对文化差异性的比较和辩难，是当时南北使臣交聘活动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朱异和李业兴的这次问答，从郊、丘祭祀的差异开始，最终的落脚点是南方和北方在经学解释上的郑玄、王肃之别。由于郑玄学说的影响，祭天礼仪被区分为圆丘、南郊两个场所，并在魏明帝时期一度付诸实践。西晋建立后，放弃郑玄而采用王肃的郊、丘合一学说，圆丘被合并于南郊，并为东晋和南朝所继承。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又采用郑玄学说，在平城南郊设置圆丘，迁都后又设置于洛阳，形成郊、丘分立的祭祀景观，并为东魏北齐邺城所继承。这是朱异和李业兴问答的历史背景。
　　这种祭祀景观上的郑、王之别，是当时广泛存在的南北文化差异的一环，常常被认为是北方学风保守的一个表现。北魏孝文帝釆用郑玄学说重新设置的圆丘，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并未被赋予特别的意义。不过，佐川英治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理解。他发现，孝文帝圆丘祭祀的场景“幽明忽慌，神人杂沓”（《文馆词林》卷六六五《后魏孝文帝祭圆丘大赦诏》），有别于传统的儒家祭天礼仪，而是融合了鲜卑胡族西郊祭天的习俗。其时，“女巫升坛，摇鼓”，孝文帝“与伪公卿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由此他认为，孝文帝重设的圆丘，是一个披着郑玄学说的外衣、实质上承袭游牧文化的圆丘。从太和迁都到隋唐帝国，游牧祭天传统借助于圆丘而得以延续。
　　不难看出，这种对孝文帝圆丘的全新理解，是一个内亚视角的历史观察。类似的例子，还有孝武帝元脩的即位仪式，“用代都旧制，用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北史》卷五《魏本纪五》）。
　　罗新指出：
　　这种被拥戴者以毡托负起来登上首领职位的即位仪式，的确是内亚游牧政治体的古老传统。尽管拓跋鲜卑以前及同时的资料已不可见，但之后上千年间的证据不仅足以证明拓跋的代都旧制的确存在并且曾为北魏长期遵用，而且也说明了内亚传统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历史中的内亚因素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口。（《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18页）
　　这段议论显然也适用于佐川英治对孝文帝圆丘的观察。事实上，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北朝隋唐的都城空间，早在七八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一九三一年，那波利贞发表论文《从中国首都规划史考察唐长安城》，就根据营造者宇文恺等人的家世和族属，认为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布局具有鲜卑胡族的革新性质。这个看法遭到陈寅恪的批评，认为是“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二00二年版，82页。本书完稿于一九四0年）。不过，虽然陈寅恪更强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但从胡族因素这一视角来说，两人却有共通之处。这种看法影响深远，二00一年，以研究唐代长安著称的妹尾达彦同样指出，虽然隋大兴都城建造之时接受了多种文化影响，但其毕竟属于五胡十六国以来的北方游牧政权的都城文化（《长安的都市规划》，高兵兵译，三秦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106页。日文版原刊于二00一年）。佐川英治对圆丘意义的发现，与此一脉相承。
　　孝文帝的圆丘，是佐川英治关于汉唐都城史十余年研究工作的终点。最初的起点，则是对北魏洛阳城“中轴线”的发现。还是在二00四年，因为导师中村圭尔教授的要求，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准备一篇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论文，提交给在大阪市立大学召开的“中国都市的时空世界”会议。他仔细对照北魏洛阳城的几种复原图和相关考古资料，很快发现一个空间现象，即北魏洛阳城的外郭，是以连接太极殿和圆丘的御道作为中轴线而建设的。他认为这是都城设计史上的一个新现象，也是后来隋唐长安城中轴线的先导。这个原本是为了应付导师差事，无意中发现的“中轴线”，影响到他此后十余年的研究兴趣，也成为他此后观察汉唐都城史的基本线索。
　　北魏洛阳城的“中轴线”从何而来？他很自然地将目光上移到魏晋洛阳城，为太极殿和圆丘这两个“中轴线”上的坐标性建筑，寻找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汉晋都城史演变的核心现象之一，是由多宫制走向一宫制，而一宫制的确立又与中轴线的变迁密切相关。曹魏时期太极殿的建设，被认为是一宫制确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佐川英治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要慎重对待曹魏太极殿与一宫制的关系，相应地，魏晋和北魏洛阳城的制度连续性也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南郊之外又单独设立圆丘祭天，始见于曹魏明帝时期，是儒生高堂隆基于郑玄学说而倡议的举措。郑玄将祭祀分为禘（圆丘祭祀吴天）、郊（南郊祭祀上帝）、祖宗（明堂祭祀五帝五神）三个层次，其中，圆丘祭祀的吴天上帝，要高于南郊祭祀的五感生帝。佐川英治将这次圆丘设置与魏明帝的宫殿营造一并观察，指出背后隐含着魏明帝和高堂隆不同的理想诉求——“如果说明帝的宫殿营造是以回归汉武帝为目标，高堂隆的圆丘则是希望通过恢复古礼的原理主义实现理想国家”。
　　魏晋洛阳城的太极殿和圆丘，显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長期以来政治思想积累发展的结果。因此，他又将目光继续上移，分析了汉代都城郊祀的起源及其制度变化。郊祀与天人感应说有关，但西汉长安的郊祀设施，或置或废，并不固定。王莽将其与祖先祭祀结合，力图固定化。东汉时期更进一步固定于南郊。这一过程，也就是田天概括的“走向南郊”（《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209～257页）。佐川英治对照《两都赋》《两京赋》的描述，分析了长安、洛阳祭祀景观的差异，指出随着东汉洛阳南郊的固定化，对于都城空间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郊祀景观差异中隐含着政治思想的变化，是“受命于天”在政治文化运作中变得越来越受重视。而新莽以前，祖宗的权威原本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宗庙在西汉长安的礼制空间中也比郊祀更为重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差异，他又探讨了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意义及其变化过程，指出古代都城规划原本是以宗庙作为重心，西汉长安城继承了这一理念，但随着都城郊祀的出现，宗庙的重要性开始下降，逐渐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与宗庙相关的禁苑也在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