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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曾以先锋的姿态登上文坛，以《在细雨中呼喊》(以下简称《细雨》)为界，余华从“先锋”走向“世俗”, 更多人关注的是他的文学风格的变化，其实一直致力于叙事探索的余华，始终没有放弃对叙事技巧的探究与运用，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事时间上重新解读余华小说《细雨》的叙事策略。
叙事文学离不开时间的扭曲与变形，时间是小说叙事的最基本层面。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叙事时间就是“故事与文本之间按年月次序排列的关系”。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必然涉及两个时间：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叙事时间是叙事者按照一定的叙事策略，把故事情节重新剪辑，对故事时间加以描绘形成的文本时间。由此看来，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并不一致，作家可以任意打破故事时间序列，在作品中重新组合，显示出特殊的艺术意味来。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看，余华《细雨》的叙事打破了原有的时间序列，使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产生分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记忆的逻辑”对时间的重构
关于时间，余华曾说:“当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本着对时间的这种理解，在《细雨》中，作者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打乱时间顺序，造成大量的时间倒错，出色地表现了叙事时间的自由特点。
（一）整体上的“错时”结构
《细雨》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如下：
故事时间：
1、 从我出生到七岁，南门岁月
2、 7—12岁，在孙荡镇与养父母的五年生活
3、 12—18岁，王立强死后，我又被抛弃回到南门的六年生活
叙事时间：
A、从我出生到七岁，南门岁月（书中第一章）
B、12—18岁，王立强死后，我又被抛弃回到南门的六年生活（书中第二章）
C、7—12岁，在孙荡镇与养父母的五年生活（书中第四章）
两种时间对比如下：A1、B3、C2
这便是《细雨》叙事时间呈现的“错时”结构。此外，书中第三章写祖父和祖父的回忆，祖父是在我13岁死去的，关于祖父的回忆的故事的时间跨度是在这三个时间段之内，但集中在第三章呈现。这三个时段并不是一条线上的，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并置，形成三个放射性的叙事单元，相互渗透、解释，形成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分离的总的结构框架。
（二）频繁出现的预叙
余华似乎偏爱预叙的使用，先告诉读者故事中每个人物的结局，并且不厌其烦地频频预告，然后看着故事中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结局，而自己只是作一个旁观的见证人或是全知的上帝。尤其是第一章 “南门” 中，似乎所有的故事的结局，都已经显示出来了，只等后边的人物按照既定的结局慢慢走向自己的宿命。如：
“身穿军装的王立强，在这样的情景里突然出现，使我对南门的记忆被迫中断了五年”是对我五年孙荡镇领养生活的预叙，而小说在第四章才是我在孙荡镇的生活情况的叙写。
“五年以后，当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又和祖父相逢在这条路上”是对我被抛弃，和祖父伴随着家里的一场大火回到家中的预叙。
“我十二岁那年王立强死后，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是对王立强的死的预叙，而具体的死亡过程是在第四章第223页才展开的。
“祖父在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就死去了”祖父的漫长的死亡过程是在第三章“消失”这一篇以独立的故事详细描述。
同样对于我的朋友苏宇的死的预叙，“苏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在第二章“苏宇之死”中，也以独立的篇章加以叙写。
这是小说第一章所出现的所有预叙，比较集中，基本涵盖了整本小说将要讲的人物，如果说这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小说的整体上的预叙的话，那么散在文中每个故事之前的频繁的预叙，足以体现作者的高超的叙事策略。比如“婚礼”篇中对弟弟孙光明的死亡的预叙，“越过了那条后来取走孙光明生命的河流”，“孙光明在临死的前一天，还坐在门槛上向孙光平打听村里谁快要结婚了”，重复对孙光明死亡的预告，直待蓄势而发，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然后以限知视角带读者去经历，既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带着一种宿命感。这样的叙述模式，在苏宇之死、祖父之死和王立强之死等故事中都被广泛的应用。
（三）倒叙的使用
倒叙的方式表明故事的时间已经跨越了一个度，其中的今昔变化往往能产生出一种人生无常感，从而产生一种浓重的悲哀，比如写冯玉青：
“我看到这个女人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出她是谁……当年那个羞羞答答的姑娘，已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母亲了”。
“见到冯玉青以后，我眼前时常出现冯玉青在木桥上抱住王跃进，和鲁鲁抱住那个大男孩这两具同样坚定不移的情景。”
冯玉青前后的变化在“我”的瞬间回忆之中，让我们想起那个被王跃进抛弃、手托下巴思考着自己命运的年轻的女子。她当年对王跃进的抛弃的反抗于今日已荡然无存，无情的命运把她变成了一个出卖自己肉体的没有灵魂的人。“美丽的残酷凋零”让人感到悲哀的同时，引发人们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思索。这种倒叙的技法在文中大量存在，音乐老师前后的变化、哥哥孙光平、苏宇等等，作品就是在这种现在与过去的对比中，笼上了一种悲凉的氛围。
从以上可以看出，时间在余华的笔下，总是呈现着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相分离”的状态，就是这种频繁的预叙、倒叙将时间分割成碎片，几乎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因为是用“记忆的逻辑”进行的重构，并不给人一种混乱感，这也体现着余华对叙事技巧的一种探索，无疑这种探索是成功的。
二、在时间的变异下所形成的重复和循环的叙事方式
《细雨》在传达意蕴的过程中,运用了重复这一时间变异形式。在叙事学中,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是指“讲述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一次一个时间,叙述几次几个时间。这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对应。美国当代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则发现了很多不同的重复形式:“从细小处着眼,我们可以看到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 从大处看,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被复制着”。
（一）词语的重复
《细雨》中“眼泪汪汪”这个词多次出现，用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其中用来形容祖父达到5次之多，另外在“我”、鲁鲁、国庆、孙光明等人都用过， 但重复中却有着不同。祖父孙有元的“眼泪汪汪”，贯穿其一生，从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修桥失败，他承受本应由自己的父亲承受的耻辱，然后是面对被野狗吃掉的母亲，晚年又遭受着自己的儿子孙广才的虐待，就像主人公孙光林所说的那样“那时我所看到的孙有元，是一个眼泪汪汪的祖父”。而“我”、鲁鲁、国庆、孙光明的“眼泪汪汪”更多的是来自一个儿童被抛弃的孤独感。
（二）情节的重复
《在细雨中呼喊》在叙述“我”与祖父在回南门的路上相遇时先后这样写道:
（1）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
（2）五年以后,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命运的巧合使我和祖父相遇在晚霞与乌云纠缠不清的时刻……我们和大火同时抵达家中。
（3）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我看到了远处突然生起了一片火光……
作品中,“我”和祖父是家庭里最不受欢迎的两个人。我们和大火一同回到家中的事实也一度成为遭受排挤的表面原因。作者之所以反复叙述这件事,是因为重复不仅强调事件本身,也凸现出“我”的态度——由叙述转为对他人反应的审视或嘲讽——“我”对父亲荒谬逻辑的嘲讽。将人的荒谬的感觉判断加以反复强调,就能达到嘲讽的效果。正如米克·巴尔所说的那样,重复中每次叙述“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事实是同一个,但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往事获得了不同的意义”。
（三）主题的重复
作品中“被抛弃”的“焦虑”一再重复。孙光林、国庆被亲人抛弃；孙有元年轻时被父母抛弃，年老时被儿孙们抛弃；年幼的鲁鲁被母亲抛弃；李秀英被王立强抛弃等，在主题重复中生命的不可抗拒与脆弱表现得富有震撼力。另外作品中对“死亡”也一再重复，小说的第二章专列了“死去”一节，分别对“弟弟”“母亲”、“父亲”的表现不一的死做了笔墨不少的叙述，但余华似乎还不能就此刹车，在其后的章节里，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祖父”、“曾祖父”、苏宇、王立强等人将此话题不断扯出，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死亡的故事和各种各样的有关死亡的感受和体验，以此来表现对于死亡摆脱不了的兴趣和恐惧。(下转102页)
(上接95页)
另一个是时间变异下的叙述方式是循环，《细雨》的结构便体现了一种循环。南门留给“我”的是充满罪恶的回忆，而孙荡镇的五年伴随着一缕温馨又常在心中驻留。亲情蒙上了阴谋和自私的阴影，养父母给“我”的又只是短暂的温暖，当这短暂的温暖消失后我又要回到漫长的痛苦中去。这正是文本的结构顺序,南门——回到南门,时间好像转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这是一颗无所傍依的心灵在漂泊和颠沛中终究无法走出家庭的阴影,无法找到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安憩的无望挣扎与寻觅。
另一个循环表现在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主题的复现，这种矛盾冲突体现在“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祖父（孙有元）、“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孙广才）、“我”的父亲和“我”（孙光林）相邻两代人的对抗之中，表现出余华对父权及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深层思考。这种矛盾冲突是传统文化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无法抗拒、不可逆转的命运轮回，从中也体现了余华的一种悲观的时间观。
《细雨》是余华尝试着向传统回归的作品,本文从叙事时间上对文本做了解读。在叙事时间上，“记忆的逻辑”对时间的重构，打乱原有的时空顺序，充分体现了叙事时间的自由；在时间的变异下所形成的重复和循环的叙事方式，体现余华的悲观的时间观。总之，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策略。
参考文献:
[1]罗刚.叙事学导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余华.余华作品集——虚伪的作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余华.走向诺贝尔——余华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4]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希利·斯米勒.重复的两种形式[A].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王文华.谈热奈特的叙事时序理论[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作者简介：张晓静（1986-）女，河南漯河人，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2009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叙事文学离不开时间的扭曲与变形，时间是小说叙事的最基本层面。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叙事时间就是“故事与文本之间按年月次序排列的关系”。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必然涉及两个时间：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叙事时间是叙事者按照一定的叙事策略，把故事情节重新剪辑，对故事时间加以描绘形成的文本时间。由此看来，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并不一致，作家可以任意打破故事时间序列，在作品中重新组合，显示出特殊的艺术意味来。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看，余华《细雨》的叙事打破了原有的时间序列，使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产生分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记忆的逻辑”对时间的重构
关于时间，余华曾说:“当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本着对时间的这种理解，在《细雨》中，作者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打乱时间顺序，造成大量的时间倒错，出色地表现了叙事时间的自由特点。
（一）整体上的“错时”结构
《细雨》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如下：
故事时间：
1、 从我出生到七岁，南门岁月
2、 7—12岁，在孙荡镇与养父母的五年生活
3、 12—18岁，王立强死后，我又被抛弃回到南门的六年生活
叙事时间：
A、从我出生到七岁，南门岁月（书中第一章）
B、12—18岁，王立强死后，我又被抛弃回到南门的六年生活（书中第二章）
C、7—12岁，在孙荡镇与养父母的五年生活（书中第四章）
两种时间对比如下：A1、B3、C2
这便是《细雨》叙事时间呈现的“错时”结构。此外，书中第三章写祖父和祖父的回忆，祖父是在我13岁死去的，关于祖父的回忆的故事的时间跨度是在这三个时间段之内，但集中在第三章呈现。这三个时段并不是一条线上的，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并置，形成三个放射性的叙事单元，相互渗透、解释，形成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分离的总的结构框架。
（二）频繁出现的预叙
余华似乎偏爱预叙的使用，先告诉读者故事中每个人物的结局，并且不厌其烦地频频预告，然后看着故事中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结局，而自己只是作一个旁观的见证人或是全知的上帝。尤其是第一章 “南门” 中，似乎所有的故事的结局，都已经显示出来了，只等后边的人物按照既定的结局慢慢走向自己的宿命。如：
“身穿军装的王立强，在这样的情景里突然出现，使我对南门的记忆被迫中断了五年”是对我五年孙荡镇领养生活的预叙，而小说在第四章才是我在孙荡镇的生活情况的叙写。
“五年以后，当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又和祖父相逢在这条路上”是对我被抛弃，和祖父伴随着家里的一场大火回到家中的预叙。
“我十二岁那年王立强死后，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是对王立强的死的预叙，而具体的死亡过程是在第四章第223页才展开的。
“祖父在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就死去了”祖父的漫长的死亡过程是在第三章“消失”这一篇以独立的故事详细描述。
同样对于我的朋友苏宇的死的预叙，“苏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在第二章“苏宇之死”中，也以独立的篇章加以叙写。
这是小说第一章所出现的所有预叙，比较集中，基本涵盖了整本小说将要讲的人物，如果说这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小说的整体上的预叙的话，那么散在文中每个故事之前的频繁的预叙，足以体现作者的高超的叙事策略。比如“婚礼”篇中对弟弟孙光明的死亡的预叙，“越过了那条后来取走孙光明生命的河流”，“孙光明在临死的前一天，还坐在门槛上向孙光平打听村里谁快要结婚了”，重复对孙光明死亡的预告，直待蓄势而发，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然后以限知视角带读者去经历，既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带着一种宿命感。这样的叙述模式，在苏宇之死、祖父之死和王立强之死等故事中都被广泛的应用。
（三）倒叙的使用
倒叙的方式表明故事的时间已经跨越了一个度，其中的今昔变化往往能产生出一种人生无常感，从而产生一种浓重的悲哀，比如写冯玉青：
“我看到这个女人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出她是谁……当年那个羞羞答答的姑娘，已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母亲了”。
“见到冯玉青以后，我眼前时常出现冯玉青在木桥上抱住王跃进，和鲁鲁抱住那个大男孩这两具同样坚定不移的情景。”
冯玉青前后的变化在“我”的瞬间回忆之中，让我们想起那个被王跃进抛弃、手托下巴思考着自己命运的年轻的女子。她当年对王跃进的抛弃的反抗于今日已荡然无存，无情的命运把她变成了一个出卖自己肉体的没有灵魂的人。“美丽的残酷凋零”让人感到悲哀的同时，引发人们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思索。这种倒叙的技法在文中大量存在，音乐老师前后的变化、哥哥孙光平、苏宇等等，作品就是在这种现在与过去的对比中，笼上了一种悲凉的氛围。
从以上可以看出，时间在余华的笔下，总是呈现着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相分离”的状态，就是这种频繁的预叙、倒叙将时间分割成碎片，几乎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因为是用“记忆的逻辑”进行的重构，并不给人一种混乱感，这也体现着余华对叙事技巧的一种探索，无疑这种探索是成功的。
二、在时间的变异下所形成的重复和循环的叙事方式
《细雨》在传达意蕴的过程中,运用了重复这一时间变异形式。在叙事学中,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是指“讲述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一次一个时间,叙述几次几个时间。这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对应。美国当代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则发现了很多不同的重复形式:“从细小处着眼,我们可以看到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 从大处看,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被复制着”。
（一）词语的重复
《细雨》中“眼泪汪汪”这个词多次出现，用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其中用来形容祖父达到5次之多，另外在“我”、鲁鲁、国庆、孙光明等人都用过， 但重复中却有着不同。祖父孙有元的“眼泪汪汪”，贯穿其一生，从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修桥失败，他承受本应由自己的父亲承受的耻辱，然后是面对被野狗吃掉的母亲，晚年又遭受着自己的儿子孙广才的虐待，就像主人公孙光林所说的那样“那时我所看到的孙有元，是一个眼泪汪汪的祖父”。而“我”、鲁鲁、国庆、孙光明的“眼泪汪汪”更多的是来自一个儿童被抛弃的孤独感。
（二）情节的重复
《在细雨中呼喊》在叙述“我”与祖父在回南门的路上相遇时先后这样写道:
（1）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
（2）五年以后,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命运的巧合使我和祖父相遇在晚霞与乌云纠缠不清的时刻……我们和大火同时抵达家中。
（3）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我看到了远处突然生起了一片火光……
作品中,“我”和祖父是家庭里最不受欢迎的两个人。我们和大火一同回到家中的事实也一度成为遭受排挤的表面原因。作者之所以反复叙述这件事,是因为重复不仅强调事件本身,也凸现出“我”的态度——由叙述转为对他人反应的审视或嘲讽——“我”对父亲荒谬逻辑的嘲讽。将人的荒谬的感觉判断加以反复强调,就能达到嘲讽的效果。正如米克·巴尔所说的那样,重复中每次叙述“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事实是同一个,但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往事获得了不同的意义”。
（三）主题的重复
作品中“被抛弃”的“焦虑”一再重复。孙光林、国庆被亲人抛弃；孙有元年轻时被父母抛弃，年老时被儿孙们抛弃；年幼的鲁鲁被母亲抛弃；李秀英被王立强抛弃等，在主题重复中生命的不可抗拒与脆弱表现得富有震撼力。另外作品中对“死亡”也一再重复，小说的第二章专列了“死去”一节，分别对“弟弟”“母亲”、“父亲”的表现不一的死做了笔墨不少的叙述，但余华似乎还不能就此刹车，在其后的章节里，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祖父”、“曾祖父”、苏宇、王立强等人将此话题不断扯出，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死亡的故事和各种各样的有关死亡的感受和体验，以此来表现对于死亡摆脱不了的兴趣和恐惧。(下转102页)
(上接95页)
另一个是时间变异下的叙述方式是循环，《细雨》的结构便体现了一种循环。南门留给“我”的是充满罪恶的回忆，而孙荡镇的五年伴随着一缕温馨又常在心中驻留。亲情蒙上了阴谋和自私的阴影，养父母给“我”的又只是短暂的温暖，当这短暂的温暖消失后我又要回到漫长的痛苦中去。这正是文本的结构顺序,南门——回到南门,时间好像转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这是一颗无所傍依的心灵在漂泊和颠沛中终究无法走出家庭的阴影,无法找到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安憩的无望挣扎与寻觅。
另一个循环表现在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主题的复现，这种矛盾冲突体现在“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祖父（孙有元）、“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孙广才）、“我”的父亲和“我”（孙光林）相邻两代人的对抗之中，表现出余华对父权及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深层思考。这种矛盾冲突是传统文化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无法抗拒、不可逆转的命运轮回，从中也体现了余华的一种悲观的时间观。
《细雨》是余华尝试着向传统回归的作品,本文从叙事时间上对文本做了解读。在叙事时间上，“记忆的逻辑”对时间的重构，打乱原有的时空顺序，充分体现了叙事时间的自由；在时间的变异下所形成的重复和循环的叙事方式，体现余华的悲观的时间观。总之，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策略。
参考文献:
[1]罗刚.叙事学导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余华.余华作品集——虚伪的作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余华.走向诺贝尔——余华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4]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希利·斯米勒.重复的两种形式[A].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王文华.谈热奈特的叙事时序理论[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作者简介：张晓静（1986-）女，河南漯河人，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2009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