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陈冠中写过一篇短文，以此为名。2000年，这位香港作家离开他觉得最宜居的台北后，回到1990年代初混过两年的北京。然后，一住就是13年。
　　没人会完全根据是否宜居决定去哪里住。他这么认为。北京可批评的地方很多，却又有别的地方替代不了的吸引力。“对名、利、权有追求的人一定会选择北京。”

他追求的也是这些吗？

　　“我喜欢在那边混，能碰到各种有意思的人，给我很多启发。其他作家不见得非呆在北京，但我觉得我呆在那里有可能掌握一些素材，对我写中国议题有帮助。我搬回北京就是想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
　　非小说类的文字，关于中国，关于香港，都写了一些，最想写的小说却迟迟出不来。他怀疑自己够不够了解中国。每次觉得应该懂了，总有新一轮魔幻现实冒出来。
　　2009年动心写《盛世》，几个月后小说完成，陈冠中松了一口气。“2000到2009差不多是中国发展最快的10年，去做事或赚钱都是最好的时机，我完全没去做这些，就为了写小说，如果写不出来怎么向自己交代？写出来的同时也就清楚了，暂时我要以写小说为惟一的志业，其他文章能不写就不写了。”
　　小说写的是2013年——“世界经济于金融海啸后，全球格局进入冰河时期，中国却安然避过劫难，反而开始步入千年一遇的盛世。”陈冠中说他其实是想写当前：中国开始以盛世来想自己，而这意味着什么。经过了2008这一戏剧化的年份，周围朋友跟他观点不一样。“如果写2009年，他们可能还是会说中国不是这样，我干脆弄一个2013，解说我的观点。但我不想推得太远，因为就是要写当时。”
　　开始他就觉得小说大概不会在大陆出版，决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但始终有些焦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港台版推出之后，十几个国家陆续引译。内地倒也有几家出版社找来，只是后来都没了消息。其中一家出了他的另一部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他个人而言，的确至今“什么都没有发生”，倒是给网上书店带去了一点麻烦。有老板告诉他，卖过《盛世》之后，他的店被关了。

除了汉族，惟一熟的是藏族

　　《裸命》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盛世》之后，陈冠中原本想写《良民》。主人公是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生，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时期，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入藏。时移世易，他经历了“动乱”，也经历了市场化大潮，援藏班子一轮一轮地更新，他却像“钉子户”般驻守西藏。当初的许多想法都改变了，他做了无数妥协，却仍不断地向自己解释，这几十年来西藏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但2012年初，陈冠中坐不住了。一年多来发生了这么多事，自己再慢悠悠地写一个良民怎么转变有点说不过去。裸命这个意象突然冒出來。只用一个下午他便想好了人物、主题和架构。因为，其实已经积累了二十多年。
　　1980年代末他还在香港做电影，机缘巧合结识了《教父》导演科波拉。当时科波拉想拍亚洲题材，请他做制片人。他就提议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故事。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就像末代皇帝。他跟英国人查尔斯·贝尔交过朋友，贝尔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那样的冒险家，在一些事务上指点过他。对好莱坞来说，这是一个末代皇帝加上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太有吸引力了。
　　于是，他们买了贝尔的传记开始筹备。陈冠中就在那时读了关于藏区的史料。电影因为科波拉的公司财务出现问题胎死腹中，当时他其实已经想过拍摄的地点，“在印度西北，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里面有一个佛教区，叫拉达克，那里有个叫小布达拉宫的建筑。”
　　为电影做调研时，知道了《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于是在索甲经过香港时托人引见。索甲也很神奇，说他应该是宗萨仁波切的学生，宗萨过一阵会来，找他就行了。几个月后，宗萨来到香港，又去见他。宗萨说要回印度。他本就要去印度调研，自然跟着去了。在印度的住地离达兰萨拉——约两个小时路程，他便去那里见了些僧人和历史学家。
　　原本是淡漠的，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世界。而后因为想学佛教，他拜宗萨为师，跟着去了不丹、尼泊尔、印度以及大陆的藏区。
　　第一次到拉萨是1992年。当时陈冠中替香港的投资者做大陆地区的文化投资，其中一个项目跟拉萨有关。“我最记得拉萨新华社的记者，还有在拉萨文化机构的驻藏大学生。他们说他们的精神食粮就是每个月收到的《读书》，我很感动，在中国那么边远的地方还有人看《读书》。”后来他去台北，还做了3年《读书》的海外出版人。
　　有这些因缘，再加上慢慢结识了一些藏族知识分子和熟悉藏区的汉人知识分子，结果“56个民族，除了汉族，惟一熟的就是藏族”。
　　为了写《良民》，2011年陈冠中去过一次拉萨。既然改了题目，2012年他又去了一次。“这次是从格尔木坐小车进藏，想要完整地经历一下这段路程，一个地点一个地点过，再去看看最近情况怎样。”用他的话说，写小说“要事先准备很多对的资料，最后才可以虚构一点东西”。
　　到了拉萨，住在游客们住的酒店。“朋友介绍朋友，告诉我去见谁，我就会去找他们聊天。很多人都有担心，有非常熟的朋友推荐过去，才会稍微好好说点东西。”
　　拉萨已经相当现代化，同内地城市没太大分别。尽管这一段时间国际游客少了，涌来的汉地游客仍在刺激着经济。“因为繁荣，出现了很多娱乐场所，挺混杂的。”政府部门的大院旁边，可能就有豪华的大型“酒店”，门前一溜穿制服的“公主”。

“裸命”究竟是什么？

　　陈冠中原是好交游的，真到要干活时却相当有纪律。“我能坐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早上起来，不上网不看微博，差不多从8点写到12点，状态好下午继续，晚上再看一点东西，夜生活完全推掉。每天都写，要是断了一天，气都有点断了。” 　　就这样坐了八九个月，2012年10月，《裸命》完成。今年年初，港台各出一版。这部十余万字的小说由主人公强巴以第一人称口述，分为3个部分，标题醒目：“肉团”、“刍狗”、“异域”。他既不想浪漫化汉人，也不想浪漫化藏人和西藏。
　　强巴是个普通的藏族青年，和汉族青年一样，喜欢性，喜欢车，喜欢上网，喜欢游戏。他没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生活得很本能。他从小就说普通话，但对成语却一知半解，称之为“四个字的句子”。
　　在拉萨做生意的汉人梅姐请他做专职司机和“助理”。朋友们都说他是梅姐的小藏獒，他不在意。因为跟着梅姐，钱、衣服、享受，什么都不缺，当然也不缺性。但他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提不起性欲，要靠想着别的女人才硬得起来，而且想过一次的女人再想就没用了。小头不听大头指挥，令他担忧现有的生活一去不返（小说中基本只剩器官和动作的描写，还要直白得多，没有丝毫浪漫的感觉）。
　　梅姐的女儿贝贝，更让他“移性别恋”，决意去北京找她。路上，遭遇飞蠓雨，上千条生命撞死在他的车玻璃上；之后又目击了一场车祸，沃尔沃跟夏利相撞，沃尔沃上的人吓破了胆却只轻伤，后者粉身碎骨断头而死，只因“配备太不对称、太不对称了”。最后，一位搭车客尼玛，给他讲了一路的历史课。
　　刚到北京，强巴就被贝贝指派去参加了志愿者的救狗行动。然后，两人很快好了又分。用陈冠中的话说，“他们没有很强的理由也可以有性关系，有了性关系也不一定要在一起，不在一起也不一定翻脸，甚至可以互相扶一把。关系挺平等，大家都挺想得通。”
　　贝贝推荐强巴去梅姐朋友公司做保安。他们的任务是堵截上访者，再关押到北京郊外的宾馆。强巴说服自己，这是在实现梦想，凭借自力在北京工作，一步步往上走，心里却总堵得慌。
　　陈冠中考虑最多的就是强巴这个人物。“我要跟着他的眼睛看，不超过他的理解范围。他去北京后碰到的事，他是一知半解的，而且他看到的也都很片面，好像推开门看到一些东西然后门就关上了。他都不知道有些事真的假的，短信里出现一下，微博上出现一下，马上就没了。他越来越感觉，事情不像他以前想的那么简单，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他心里很不舒服。却说不出来为什么。”
　　来到北京的尼玛说中了强巴心里的感觉：
　　“现在做人不都是这样了吗？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不缺了，其实是都给撩起来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范围东走走西看看，但是都走不远飞不掉，都给挂起来了，只不过是拴你的缰绳长点短点、松点紧点那种的。我们平常人模人样，其实心里明白，不都是弓着腰做人的吗？”
　　“裸命”是什么？往浅了想，是赤裸裸的身体本能。往深了想，道家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佛家说众生没有分别，一条命、一口气而已。而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概念“bare life”里，有些人被剥夺公民权，不受法律保障只受法律惩罚，是为“裸命”。小说中这一层意思最是触目惊心。强巴的“上级”阿力说，“像你这样的人，人人都可以杀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你做掉，誰都不会有事，都没有刑法责任。你算是什么，不就是一条命，人命不值几个钱。像你这样的人，说你意外死你就意外死，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像你这样的人，叫你顶案你就顶案，说你犯过多少刑案你就犯了多少刑案，等判死吧。”
　　这并不是玩笑话。当3个穿制服的人走进宾馆时，要不是强巴反应快，差点真的被拉去做顶罪者。最后，他还是在贝贝的帮助下，离开了北京。他闭上眼睛观想自己那口气。一口气，一条命，一口气，一条命……
　　《裸命》的暧昧、矛盾、复杂，自然不可能在概述中传递。
　　对小说可能引起的反响，陈冠中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裸命》大概会得罪很多人：愤青会觉得不过瘾，文青会觉得太直接、赤裸，汉族知识分子会认为这个题材太边缘，而藏族知识分子大概会认为对今日藏人的困境着力不够。”他知道自己的写法未必能讨好，“但既然写了就这样吧”。
　　他心里有好多题目，越想越多，都是跟当下中国有关的。“对自己来说好像都挺有趣，挺有挑战的，然后都要做功课，要再思考，在小说上想到一个方法解决。可能一边写一边又有新的想法，最后未必能完成。我自己不太有信心，但我知道现在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我很愿意这样坐下来一直写小说，直到哪天写不出来。”
　　他觉得这是他晚年“最为得体的事业”。

“小说有一些位置是留给老性命的”

　　人物周刊：前些天看到你接受采访说，差不多到50岁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真是这样吗？
　　陈冠中：做了很多事，到2003年，51岁，决定都推掉，连一些顾问都不做了，打算专心写东西。其实一直都想写，但之前这些年做电影、电视，写得很少。从1994到2000，我在台北呆了6年。其实前4年已经做完了我要做的事，最后两年基本上在混。台北这地方特别好，但我觉得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想知道中国有什么正在发生。所以回来了，回来就是为了写东西。但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写小说要到2009年，写完《盛世》就知道我上瘾了，我要写小说了。

　　人物周刊：小说为什么比别的文体更适合表达你想表达的？
　　陈冠中：2005年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论述的绛树两歌》，在台湾的《思想》杂志发表。绛树是一个唐朝歌女，据说可以一张嘴同时唱两首歌。我就说说不定我们谈中国需要学会这种绝技，每一句话、每一个句子都能同时有两个意思，好坏在一起，不是只说一边，但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个本事。 　　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想法，所谓绛树两歌，甚至两歌仍然不够，多声道一起出现，能不能做到？说不定小说可以，一个文本里面同时有多声道。以前写长的文章，每次都觉得好像还有意念没有说好，但我没办法放进去了。读者读起来也是，要么读这里要么读那里，往往不能读出整个意思来。这事情让我有点沮丧。后来我跟一个德国人聊。他是一家大报驻北京很多年的记者，撰写了超过一百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各种东西都写了，但是都没用，他说他一点都没改变德国对中国的印象。他没办法一篇文章写清楚两个东西或者更复杂的东西。
　　人物周刊：读者没办法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
　　陈冠中：根本组织不起来。前几年我有一个加拿大朋友，他才离谱，来之前觉得中国人现在是不是还穿“毛装”啊？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们给自己的媒体骗了，中国好得很。其实西方媒体现在有两种文章，有的是说中国发展、有趣的一面，有的正相反，纽约时报中文网谈中国就有不同的声音。但读者是组织不起来的，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或者不好的。那位德国记者说，他不知道怎么去写，才能让德国人理解中国。现在我也是在尝试着写中国，真的不容易。小说里那些挺矛盾、挺暧昧的东西，希望读者能感觉到一点，自己再去想一想。
　　人物周刊：《裸命》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极其直接的性描写，小说出版之后有没有引起争议？
　　陈冠中：比较有趣的是现在大家好像都不太介意性这个事情了，谈到性一点都不惊讶，几乎没人说它色情，甚至有人始终替我辩护，说这个不是色情。我觉得能这么直接面对是好的。读中文小说的人心态有改变，大家知道有些是色情，有些是性，可以谈的，如果适当的话是可以接受的。我看好像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看了之后也想写点东西，但是作为汉族知识分子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他们有顾虑，觉得自己对这个议题还不够熟，态度很难摆正，怕写得不对。另外就是担心写这个可能会有点问题。最后汉族知识分子谈论这本小说时都是强调性的部分，希望能引起别人的兴趣，算是帮我的忙吧，但就不能谈论族群的问题。里面是有性，但性不是惟一可以谈论的题目。
　　人物周刊：《盛世》和《裸命》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似乎不只是想讲一个故事，就你的小说而言描述和解释现实有多重要？
　　陈冠中：我觉得小说不能分析或解释现实，也不能提供答案或出路。但写得好的话，可以帮读者感觉、体验到现实，其他文体也许做不到。比如《裸命》里面这种感觉，用报告文学来写，不见得读者都能领会。可能有一个很怪异的维度、境界，还没有被好好解说的，但是你写对了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有另外一种东西是以前没感觉到的。它用一般的语言说不清楚，小说是个很好的工具，自由度挺大的，所以我想用小说写中国当前的状况，把现实穿透一下。不见得做得到，但是一直想做。
　　人物周刊：你朋友马家辉说你是个很精准的人，总能在对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你觉得这个评语是否精准？
　　陈冠中：我的经验是，做得不精准的人家忘了，因为不精准就失败了，失败的事没人知道，因为不在记录里，你做成功了人家可能会记得。这也是我做电影之后才知道的。大家记住的电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失败的电影没人记得。
　　人物周刊：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包括杂志、电影、电视、音乐，过日子的方式有点像《裸命》里说的“交朋友、长见识”，现在还有那么强的好奇心吗？
　　陈冠中：现在体力不容许我做这么多事，完全把它们内化在小说里了。小说经过几百年历史，形式和内容足够复杂。只是在自己内心里兜兜转转，就把很多兴趣给放进去了。小说可能跟诗不一样。诗人有很多是不阅世的，小说可以是很杂家的东西，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年轻人当然也可以写好小说，但有一种小说是老练的人写的，可以这样说。
　　人物周刊：你现在想写的肯定不是年轻人那种小说。
　　陈冠中：对，小说有一些位置是留给老性命的。西方人说，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做了调查研究再写。很多人写的是类型小说，需要一支小队伍先做研究，然后写一个恐怖分子，或者写一场金融危机。另一种就是，生活一番再写小说，就像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这种，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前者还可以确定写作周期，只要做好调查就能写；后者没这么容易，很可能有几年写得快有几年写不出来。我大概是在两者中间，有些自己的经历，有些自己的体验，再加一点调查研究。
　　人物周刊：你心里有没有所谓目标读者？
　　陳冠中：我心里的读者首先就是大陆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怎么谈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自己也还没弄清楚，所以《盛世》出来之后我最喜欢的评语之一是说，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到同一个门外了，可惜你没有把门踢破让我们知道怎么走进去。带到同一个门外，就是大家能聚集在一个地方做讨论。起码对这个现象、现实，大家已经有共识，本来连现实都没有共识。但到了门外我没有力气把这个门踢开。
　　人物周刊：除了小说，还有什么一直想做但至今没做的？
　　陈冠中：现在这么清楚要写小说，已经没有欲望去做别的事了。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能让我在90年代就有现在的觉悟，可能会好一点，作品多一点嘛，也会写多一点90年代。可惜那时并没写，有几个题材现在时机过了很难再写。比如说邓小平刚刚南巡之后，中国的味道、北京的味道，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甚至直到2003年SARS之前，那个感觉都挺好的。
　　北京当时有三里屯，三里屯还有一个南街，晚上大家在路边喝酒，有点穷的感觉，我后来写《波希米亚北京》就是有点抓那个情况。当时那些“波希米亚人”有点穷的，现在他们有钱了，那些画家。我从1992年来北京，跟圆明园画家村的人差不多都很熟，还想过拿点钱出一本他们的画册，最后没做出来而已。那些东西我都没写，现在再写就是写以前的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写，有没有精力去写。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写现在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陈冠中：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论述所表达出来的跟中国的新现状有很大差距，所以还可以写很多东西，这样大家才有可能越来越清楚我们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慢慢理解这个新的常态。我们现在的论述可能还没做到，所以我觉得有些小空间可以尝试进去填补一下。我也写了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香港很多事没有足够的作家把它写出来，这也是让我有点遗憾的事。比如说从1980年代到1997年香港有50万跟我同代的人移民了，到今天都没有好小说写出来。这是什么样的经历，那时有很多评论，现在好像都忘了，没有小说好好记录下来，我觉得挺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