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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中速增长阶段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2012年11月26日，由青岛市国资委主办的2013“财智对话——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青岛举行。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我国在2020年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次“财智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以“中国经济前景展望”为题，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进行了精彩分析。本刊特将其演讲内容进行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排位，我国排在全球100位之后。总量很大，人均很低，增长很快，发展极不平衡，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即使遭遇国际金融危机，面对世界经济的整体下滑，我国经济依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增长速度背后，我国经济却也存在明显的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011年，天津的人均GDP为8.34万元，超越上海的8.18万元和北京的8.05万元，排在第一位。而我国人均GDP最低的省份贵州，只有1.64万元，不到天津的20％。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如果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达不到小康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当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日益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为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由此也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要么低迷，要么衰退，其经济排位、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经济地位的影响力都在下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66万亿美元，“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的经济总量均排在全球前12位。
如果以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1：6.4588折算，2011年，我国GDP约合7.3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1.4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为10.5％。剔除价格因素，我国经济增长9.2％。如果把GDP的名义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算在内，这一增长为24％。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0％，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也来自于中国，这都证明我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高速增长后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把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四类。按照这一分类标准，21世纪之前我国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2000年以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除了面临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还面临如何翻越高收入之墙，建设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挑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可以凭借低成本的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伴随着成本的上升和后发优势的削弱，以及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经济高速增长会中断，从而出现长达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经济衰退。
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万到1.2万国际元，经济增长通常会出现自然的回落，叫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这种跨越高速增长阶段之后的经济的自然回落，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十六大报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和十七大报告中提及的“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人均GDP跟2000年相比要翻两番”的目标不同，十八大报告的全新表述，既强调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又同时强调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自2010年之后十年里，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要达到7.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为9.2％，所以在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只需要保持年均7％的增长即可实现预期目标。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并不是指所有人的收入都会翻一番，指的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如果增长同样可以达到年均7％，这一目标也可实现。
过去30多年，我国保持了近10％的高增长，未来不可能继续保持如此的高增长。在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可能回落到7％到8％，很多行业会出现亏损，很多企业会面临破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在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市场、社会，短期内都难以适应，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形成新的挑战。
经济增长如同潮涨潮落
一位美国学者曾预言，2013年中国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理由是，金融危机时期的4万亿投资，并没有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当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时，就必然会出现资金使用效率的大幅下降和银行呆坏账的大幅增加，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认同他的分析，但中国却需要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经济的高增长如同涨潮，当潮水涌来时，很多问题和矛盾会被掩盖。经济回落到7％或8％就如同退潮，显露的矛盾和问题就会集中爆发。当地方政府的土地预期收入和财政收入抵押无法更好实现时，投融资平台所隐含的巨大风险，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财政金融风险。 除此之外，未来我国经济还面临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维持长期的社会稳定的挑战。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社会阶层固化。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三类现象：第一类现象是“拼爹”。拼的是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父母一生都在城市打工，但子女工作后还是农民工，他们不但没真正被城市所接纳，没有真正从农民转成市民，也享受不到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第三类是“寒门难出贵子”。北大、清华等名校招生的农村孩子数量逐年下降的背后，是大量农村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得教育资源在农村和城市得不到公平分配。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社会充斥着各种矛盾。只有社会有着充分的流动性，才能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和谐的社会。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十年面对的挑战则主要集中在生产成本上升、转型迫在眉睫，以及大的竞争环境等方面。
在经济增长阶段开始转换的同时，传统的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需要通过加大市场的优胜劣汰，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来提高优势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力。目前，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战略，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本优势，对我国企业形成了双重挤压。
美欧债务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明显放缓，我国外向型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加大。虽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上升，反过来也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
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先后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但是只有不到10％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仍处于乘势而上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同以往。机遇和挑战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面对挑战，如果我们始终处在被动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就没有机遇可言；如果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挑战，则可能创造新的机遇。
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转换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滑坡平稳下降。2012年，滑坡的步伐明显加快。从2002年到2011年，我国经济季度增长的平均水平是10.6％，今年三季度增长只有7.4％，明显偏离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经过了连续6个季度的下降。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回升态势，但始于2010年二季度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下降，到今年三季度，已经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发布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数据证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开始转化。
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主要源于外需萎缩，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及我国基本面的变化。今年我国政府进出口增长的预期目标是10％左右，但到10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长约为6％，离预期目标差距明显。此外，占我国投资比重超过20％的房地产投资，在高速扩张之后，进入调整阶段，并对上下游及相关产业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带来了较大影响，由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引发投融资能力的下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所以，我国经济增长下降，是短期需求收缩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中速增长阶段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推动经济服务化、金融化，发展知识经济，占领全球分工的高端环节，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向外转移，这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以后采取的普遍政策，但也由此带来了产业的空洞化。所以，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普遍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
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发展，不是传统低端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进一步增强在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进一步掌握品牌和核心技术，创造出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新兴产业，从而抢占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
明年的预期目标应在7.5％左右
今年1到10月份，我国出口增长7.8％，全年出口增长约8％。预计2013年我国消费出口的增长将与今年大体持平，但投资的增长会面临下行压力。
2011年，我国保障性住房新开工1000万套，2012年新开32700万套，2013年约是600万套。随着商品房销售的回暖，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将会出现明显下降，两者相互抵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仍然不足。
研究证明，过去十年，我国出口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的波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出口增长10个百分点，将会带来制造业增长2到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东部地区面对成本上涨，以大规模的机械代替劳动的设备更新改造投资，是支撑我国制造业投资高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今年以来，企业盈利水平的大幅下降，中小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以及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都影响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在我国，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总比重，约占整个投资比重的80％，而明年三大部分都将面临下降压力。2013年，在出口增长和消费增长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稳定投资增长上，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
过去30多年，我国消费的增长基本是稳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一方面，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偏低，老百姓没钱可花；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此外，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欲望，但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而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却购买欲望不足。
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应在7.5％左右。7％的预期目标，向市场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滑坡，并不利于稳定经济增长。而7.5％的增长目标，则可以向市场传递出经济稳定的信号。
2013年的中国经济，将处于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到新的平衡点。
（本刊记者宋鑫陶据余斌主旨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有删改，未经本人审阅）
2012年11月26日，由青岛市国资委主办的2013“财智对话——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青岛举行。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我国在2020年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次“财智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以“中国经济前景展望”为题，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进行了精彩分析。本刊特将其演讲内容进行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排位，我国排在全球100位之后。总量很大，人均很低，增长很快，发展极不平衡，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即使遭遇国际金融危机，面对世界经济的整体下滑，我国经济依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增长速度背后，我国经济却也存在明显的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011年，天津的人均GDP为8.34万元，超越上海的8.18万元和北京的8.05万元，排在第一位。而我国人均GDP最低的省份贵州，只有1.64万元，不到天津的20％。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如果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达不到小康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当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日益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为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由此也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要么低迷，要么衰退，其经济排位、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经济地位的影响力都在下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66万亿美元，“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的经济总量均排在全球前12位。
如果以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1：6.4588折算，2011年，我国GDP约合7.3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1.4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为10.5％。剔除价格因素，我国经济增长9.2％。如果把GDP的名义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算在内，这一增长为24％。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0％，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也来自于中国，这都证明我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高速增长后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把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四类。按照这一分类标准，21世纪之前我国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2000年以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除了面临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还面临如何翻越高收入之墙，建设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挑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可以凭借低成本的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伴随着成本的上升和后发优势的削弱，以及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经济高速增长会中断，从而出现长达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经济衰退。
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万到1.2万国际元，经济增长通常会出现自然的回落，叫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这种跨越高速增长阶段之后的经济的自然回落，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十六大报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和十七大报告中提及的“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人均GDP跟2000年相比要翻两番”的目标不同，十八大报告的全新表述，既强调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又同时强调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自2010年之后十年里，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要达到7.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为9.2％，所以在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只需要保持年均7％的增长即可实现预期目标。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并不是指所有人的收入都会翻一番，指的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如果增长同样可以达到年均7％，这一目标也可实现。
过去30多年，我国保持了近10％的高增长，未来不可能继续保持如此的高增长。在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可能回落到7％到8％，很多行业会出现亏损，很多企业会面临破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在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市场、社会，短期内都难以适应，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形成新的挑战。
经济增长如同潮涨潮落
一位美国学者曾预言，2013年中国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理由是，金融危机时期的4万亿投资，并没有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当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时，就必然会出现资金使用效率的大幅下降和银行呆坏账的大幅增加，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认同他的分析，但中国却需要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经济的高增长如同涨潮，当潮水涌来时，很多问题和矛盾会被掩盖。经济回落到7％或8％就如同退潮，显露的矛盾和问题就会集中爆发。当地方政府的土地预期收入和财政收入抵押无法更好实现时，投融资平台所隐含的巨大风险，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财政金融风险。 除此之外，未来我国经济还面临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维持长期的社会稳定的挑战。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社会阶层固化。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三类现象：第一类现象是“拼爹”。拼的是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父母一生都在城市打工，但子女工作后还是农民工，他们不但没真正被城市所接纳，没有真正从农民转成市民，也享受不到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第三类是“寒门难出贵子”。北大、清华等名校招生的农村孩子数量逐年下降的背后，是大量农村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得教育资源在农村和城市得不到公平分配。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社会充斥着各种矛盾。只有社会有着充分的流动性，才能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和谐的社会。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十年面对的挑战则主要集中在生产成本上升、转型迫在眉睫，以及大的竞争环境等方面。
在经济增长阶段开始转换的同时，传统的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需要通过加大市场的优胜劣汰，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来提高优势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力。目前，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战略，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本优势，对我国企业形成了双重挤压。
美欧债务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明显放缓，我国外向型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加大。虽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上升，反过来也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
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先后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但是只有不到10％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仍处于乘势而上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同以往。机遇和挑战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面对挑战，如果我们始终处在被动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就没有机遇可言；如果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挑战，则可能创造新的机遇。
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转换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滑坡平稳下降。2012年，滑坡的步伐明显加快。从2002年到2011年，我国经济季度增长的平均水平是10.6％，今年三季度增长只有7.4％，明显偏离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经过了连续6个季度的下降。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回升态势，但始于2010年二季度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下降，到今年三季度，已经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发布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数据证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开始转化。
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主要源于外需萎缩，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及我国基本面的变化。今年我国政府进出口增长的预期目标是10％左右，但到10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长约为6％，离预期目标差距明显。此外，占我国投资比重超过20％的房地产投资，在高速扩张之后，进入调整阶段，并对上下游及相关产业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带来了较大影响，由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引发投融资能力的下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所以，我国经济增长下降，是短期需求收缩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中速增长阶段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推动经济服务化、金融化，发展知识经济，占领全球分工的高端环节，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向外转移，这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以后采取的普遍政策，但也由此带来了产业的空洞化。所以，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普遍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
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发展，不是传统低端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进一步增强在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进一步掌握品牌和核心技术，创造出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新兴产业，从而抢占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
明年的预期目标应在7.5％左右
今年1到10月份，我国出口增长7.8％，全年出口增长约8％。预计2013年我国消费出口的增长将与今年大体持平，但投资的增长会面临下行压力。
2011年，我国保障性住房新开工1000万套，2012年新开32700万套，2013年约是600万套。随着商品房销售的回暖，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将会出现明显下降，两者相互抵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仍然不足。
研究证明，过去十年，我国出口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的波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出口增长10个百分点，将会带来制造业增长2到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东部地区面对成本上涨，以大规模的机械代替劳动的设备更新改造投资，是支撑我国制造业投资高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今年以来，企业盈利水平的大幅下降，中小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以及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都影响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在我国，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总比重，约占整个投资比重的80％，而明年三大部分都将面临下降压力。2013年，在出口增长和消费增长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稳定投资增长上，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
过去30多年，我国消费的增长基本是稳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一方面，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偏低，老百姓没钱可花；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此外，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欲望，但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而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却购买欲望不足。
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应在7.5％左右。7％的预期目标，向市场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滑坡，并不利于稳定经济增长。而7.5％的增长目标，则可以向市场传递出经济稳定的信号。
2013年的中国经济，将处于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到新的平衡点。
（本刊记者宋鑫陶据余斌主旨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有删改，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