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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也作“旅行写作”，是以旅行作为其生产与书写的前提和条件，并以多种写作形式出现，如游记、日记、文学作品等。旅行书写、民族志和旅游民族志反映了对“他者”与“异地”的不同维度的文化表达，为理解现代游历和阐释旅游体验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一、旅行书写：一种旅行话语的意义延伸
1. 西方的旅行书写：真实性与主体性的关照
从中世纪马可·波罗浪漫文学叙事开始，旅行书写就从对宗教朝圣的关注转变为重视个体生命的体验。16世纪的叙事是对“远方”故事和旅行者（traveler）生活世界的关注;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前，欧洲的旅行书写大多都是描述世界、学习地理的百科全书;19世纪初冯·洪堡的美洲旅行是旅行书写的转折点，为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关注他者（the other）和地方，对旅行书写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人类学研究都是从“旅游书写”中复制而来，不过，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保持着与旅行书写的距离，强调其目的的严肃性、专业精神和科学方法，旅行书写则被认为是一种“后现代拼贴画”（postmodern collage）1。现代旅行书写的内容和题材日趋多样化，在旅行者对游历记录与自我描述中尤以第一人称游记常见，并且关注“自我”的中心性，关注旅游体验细节，关注有顺序的旅行实践和空间移动，希望读者看到旅行中的“真实性”。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就体现了旅行对主体生成的意义2，具有“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特点3。
2. 中国的旅行书写：古代山水游历中的人文情怀
中国古典地理著作《山海经》中早已有对“他者”的著述和联想，有认为《山海经》中的神马记述反映了北狄文化和旅行者的见闻4。以游記和山水诗为主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旅行书写的主流，东汉马第伯的《封禅游记》一般被认为是第一篇游记散文。中国山水游记类作品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游记，中国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文以载道”的传统对中国旅行书写有重要影响5。其中，包含了大量不同题材的旅行书写，如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奠基之作《始得西山宴游记》，历史题材的如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日记体题材的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文化题材的如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录》、杜昌丁的《藏行纪程》、杨慎的《滇程记》、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以及后来的现代期刊《旅行杂志》，现代文化游记《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历江河山川后所写《徐霞客游记》，它不仅反映了中原名士以汉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探险考察活动，还记录了明代旅游文化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中国古代文人或传统学者为主的旅游者对“他群”文化的亲历观察和记录描述都是旅行书写。
二、旅行书写与民族志：“自我”的个人叙事与“客观”观察/描述的分离
旅行书写与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过去，人类学家几乎完全依赖于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的文本描述，旅行书写中包含着可能有效的民族志，两者并没有相对独立。从旅行书写到民族志的转变过程，是从有实际目的的旅行叙述到专业描述的转变。
旅行书写与民族志具有一定类似性：第一，两者都在寻求确认文化以及人类旅行的动因和意义;第二，“他者”与“我者”互为主体性，并表现在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中;第三，都是跨文化视野和对他者文化的表达;第四，民族志写作的格式和风格或多或少会受旅行叙事、传教士的书信和日记等书写作品的影响。
旅行书写与民族志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旅行书写主要是对游历的叙事，其中贯穿着“参与式观察”。民族志学者对游客的观察有可能是“隐蔽”的，是“人类学者的凝视”，使“参与式观察”变成“非参与性观察”1，且从那些观察与访谈中“整理”出资料，对内容及细节的陈述、修改、分析等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文本。其次，旅行书写的叙事结构允许呈现出更为个人的、主观的、浪漫的叙述，民族志文本则体现了一种按时间、地理、事件以及各种关系等为线索所“组织”起来的世界，并主张中立角度和客观视角。再次，旅行书写或多或少是“叙述式”的（narratively），而民族志文本更多是“描述式”（descriptively），民族志文本倾向于掩盖旅行者的具体人物以及发生变化的确切时间和地方环境。最后，旅行研究可能采用单学科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而民族志研究则将特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都结合在一起进行“深描”。甚至，民族志知识不是以“原始”形式提供的，而是以一种使其适应人类学学科概括的形式进行的“半加工”，民族志文本也通常被认为是最符合马林诺斯基式田野工作的文学形式2。
三、从旅行书写到旅游民族志：“主体间性”“凝视性”和“自反性”的相关性
1.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维度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指出，“旅行者”（traveler）和“民族志者”（ethnographer）两者都将读者经由“文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传达另一个地方的知识，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学体裁中观察和解释旅行3。贾斯汀·施塔格尔（Justin Stagl）等则认为，两种旅行者都对所获旅游体验整理后以可接受的方式将某种文化传达给相应群体，其区别在于“程度上”的差异，包括专业性、系统知识和转述方式的不同，“非专业旅行者”和“专业民族志者”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收集外出旅行经历或游历，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不同的读者，但旅行者是将自己及其游历告诉给自己原来的社会文化群体②。
旅游民族志是对旅游者（tourist）和他者文化的深入描述和分析，其复杂性与“人”有关。“主体间性”强调从主体角度出发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以及对人际关系中的主体性理解，主要内容是研究一个主体怎样与作为完整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旅行者、民族志者与旅游者既是书写的主体，也是文本中被观察被阅读的重要内容;且他们作为主体的主观性与作为客体的“他观性”存在，而“主位”与“客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都会影响到文本的不同。 2. “凝视性”维度
早期的旅行者常与冒险家（adventurers）、流浪者（wanderers）一起被描述为“原始人类学家”（proto-anthropologists）和“原始游客”（proto-tourists）。旅行者和探险家、传教士、殖民者、移民、流亡者、民族志者/人类学者都有不同的旅行经历，这体现在地点、个人和文化界限上的跨越，但这些人中也有些是没有旅行日记或旅行记录的，很少有呈现“自我”（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条件与可能4。如果将游历视为一种时间的过程，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共同使整个旅程成为一种隐喻，是一种象征发现“自我”和“他者”的过程。
瓦斯利基·加兰尼-穆塔（Vasiliki Galani-Mouta）对“旅行者”“民族志者”和“旅游者”的关联与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民族志实践（ethnographic practices）、旅游话语（tourism discourse）和旅行叙事（travel narrative）等方面的实例揭示了自我的发现和表达过程，是凝视（gaze）异地和他者的结果，他们三者都能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实现游历，三者都可被视为“凝视者”，他们在凝视异地和他者的同时也在寻找“自我”，人类学家在凝视他者时于自反范式（self-reflexive paradigm）中获得“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而旅行者和旅游者是无法获得的。在旅行者的旅行书写中，对他者文化的凝视和呈现表现在旅游体验对文明与原始、现代与传统、熟悉与异国、自我与他者的协调中;而民族志文本主要反映了人类学家通过文本生产来调和“异国情调”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3. “自反性”（reflexivity）维度
“自反性”也是旅行者、民族志者和旅游者三者间相关联的地方。自反性是关于主體的认识论问题，即“观他者以反思自我”，包括自我对抗（self-refutation）与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双重含义，如“作家-旅行者”（author-traveler）群体的出现。“作家-旅行者”前往异国寻找“异国情调”，可能会意识到旅行的内在维度，但不会以自我反思的方式。他们中一部分作者强调自我身份，刻意将自己与游客身份分开，也有一些作者隐藏自我身份，将对语言、社会和文化的观察转化为一种叙事。总的来看，“作家-旅行者”们创作的“他者”故事和形象都与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兴趣直接相关，且来自他们自己原来的社会文化中1。反身性问题，也提供了一种洞察民族志学者和旅行者对自身分析的维度。
四、结语：旅行书写中的知识隐喻
旅行书写隐含着特定的知识隐喻，它不仅是一种旅行话语意义的延伸，也是一个文本旅行的生产空间和在一个流动的断裂的空间中被构建的意义。旅行书写可以作为一种文本实践被分析，如“帝国文体”（imperial stylistics）的空间地理想象，“我者”“他者”“旅行者”的含义在旅行书写中也被重新阐释，并展现出各类主体及其不同存在空间2。旅行书写还体现了一种文本式旅行，旅行书写的不同表达形式不仅因不同的社会环境或文化场域所造成，也是由作者话语所决定的，特别是表达主体的“自我”、思想、观念都会造成各种文本差异。
从旅行者、旅游者和民族志者三者的内在性可探寻旅行书写、民族志与旅游民族志在主体间性、凝视性和自反性三种维度方面的关联与差异，由此，从旅行书写到民族志再到旅游民族志更是自我与他者、凝视与被凝视、局内人与局外人、个体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话语体系的全方位展现。国外对旅行书写，对这种旅行中所闻所见的记录、写作和文本的研究早已受到关注，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它不仅从理论层面丰富了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对旅游民族志以及自我民族志等民族志方法研究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者系该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副教授;收稿日期：2021-07-01）
一、旅行书写：一种旅行话语的意义延伸
1. 西方的旅行书写：真实性与主体性的关照
从中世纪马可·波罗浪漫文学叙事开始，旅行书写就从对宗教朝圣的关注转变为重视个体生命的体验。16世纪的叙事是对“远方”故事和旅行者（traveler）生活世界的关注;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前，欧洲的旅行书写大多都是描述世界、学习地理的百科全书;19世纪初冯·洪堡的美洲旅行是旅行书写的转折点，为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关注他者（the other）和地方，对旅行书写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人类学研究都是从“旅游书写”中复制而来，不过，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保持着与旅行书写的距离，强调其目的的严肃性、专业精神和科学方法，旅行书写则被认为是一种“后现代拼贴画”（postmodern collage）1。现代旅行书写的内容和题材日趋多样化，在旅行者对游历记录与自我描述中尤以第一人称游记常见，并且关注“自我”的中心性，关注旅游体验细节，关注有顺序的旅行实践和空间移动，希望读者看到旅行中的“真实性”。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就体现了旅行对主体生成的意义2，具有“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特点3。
2. 中国的旅行书写：古代山水游历中的人文情怀
中国古典地理著作《山海经》中早已有对“他者”的著述和联想，有认为《山海经》中的神马记述反映了北狄文化和旅行者的见闻4。以游記和山水诗为主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旅行书写的主流，东汉马第伯的《封禅游记》一般被认为是第一篇游记散文。中国山水游记类作品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游记，中国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文以载道”的传统对中国旅行书写有重要影响5。其中，包含了大量不同题材的旅行书写，如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奠基之作《始得西山宴游记》，历史题材的如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日记体题材的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文化题材的如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录》、杜昌丁的《藏行纪程》、杨慎的《滇程记》、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以及后来的现代期刊《旅行杂志》，现代文化游记《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历江河山川后所写《徐霞客游记》，它不仅反映了中原名士以汉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探险考察活动，还记录了明代旅游文化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中国古代文人或传统学者为主的旅游者对“他群”文化的亲历观察和记录描述都是旅行书写。
二、旅行书写与民族志：“自我”的个人叙事与“客观”观察/描述的分离
旅行书写与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过去，人类学家几乎完全依赖于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的文本描述，旅行书写中包含着可能有效的民族志，两者并没有相对独立。从旅行书写到民族志的转变过程，是从有实际目的的旅行叙述到专业描述的转变。
旅行书写与民族志具有一定类似性：第一，两者都在寻求确认文化以及人类旅行的动因和意义;第二，“他者”与“我者”互为主体性，并表现在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中;第三，都是跨文化视野和对他者文化的表达;第四，民族志写作的格式和风格或多或少会受旅行叙事、传教士的书信和日记等书写作品的影响。
旅行书写与民族志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旅行书写主要是对游历的叙事，其中贯穿着“参与式观察”。民族志学者对游客的观察有可能是“隐蔽”的，是“人类学者的凝视”，使“参与式观察”变成“非参与性观察”1，且从那些观察与访谈中“整理”出资料，对内容及细节的陈述、修改、分析等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文本。其次，旅行书写的叙事结构允许呈现出更为个人的、主观的、浪漫的叙述，民族志文本则体现了一种按时间、地理、事件以及各种关系等为线索所“组织”起来的世界，并主张中立角度和客观视角。再次，旅行书写或多或少是“叙述式”的（narratively），而民族志文本更多是“描述式”（descriptively），民族志文本倾向于掩盖旅行者的具体人物以及发生变化的确切时间和地方环境。最后，旅行研究可能采用单学科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而民族志研究则将特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都结合在一起进行“深描”。甚至，民族志知识不是以“原始”形式提供的，而是以一种使其适应人类学学科概括的形式进行的“半加工”，民族志文本也通常被认为是最符合马林诺斯基式田野工作的文学形式2。
三、从旅行书写到旅游民族志：“主体间性”“凝视性”和“自反性”的相关性
1.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维度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指出，“旅行者”（traveler）和“民族志者”（ethnographer）两者都将读者经由“文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传达另一个地方的知识，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学体裁中观察和解释旅行3。贾斯汀·施塔格尔（Justin Stagl）等则认为，两种旅行者都对所获旅游体验整理后以可接受的方式将某种文化传达给相应群体，其区别在于“程度上”的差异，包括专业性、系统知识和转述方式的不同，“非专业旅行者”和“专业民族志者”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收集外出旅行经历或游历，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不同的读者，但旅行者是将自己及其游历告诉给自己原来的社会文化群体②。
旅游民族志是对旅游者（tourist）和他者文化的深入描述和分析，其复杂性与“人”有关。“主体间性”强调从主体角度出发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以及对人际关系中的主体性理解，主要内容是研究一个主体怎样与作为完整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旅行者、民族志者与旅游者既是书写的主体，也是文本中被观察被阅读的重要内容;且他们作为主体的主观性与作为客体的“他观性”存在，而“主位”与“客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都会影响到文本的不同。 2. “凝视性”维度
早期的旅行者常与冒险家（adventurers）、流浪者（wanderers）一起被描述为“原始人类学家”（proto-anthropologists）和“原始游客”（proto-tourists）。旅行者和探险家、传教士、殖民者、移民、流亡者、民族志者/人类学者都有不同的旅行经历，这体现在地点、个人和文化界限上的跨越，但这些人中也有些是没有旅行日记或旅行记录的，很少有呈现“自我”（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条件与可能4。如果将游历视为一种时间的过程，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共同使整个旅程成为一种隐喻，是一种象征发现“自我”和“他者”的过程。
瓦斯利基·加兰尼-穆塔（Vasiliki Galani-Mouta）对“旅行者”“民族志者”和“旅游者”的关联与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民族志实践（ethnographic practices）、旅游话语（tourism discourse）和旅行叙事（travel narrative）等方面的实例揭示了自我的发现和表达过程，是凝视（gaze）异地和他者的结果，他们三者都能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实现游历，三者都可被视为“凝视者”，他们在凝视异地和他者的同时也在寻找“自我”，人类学家在凝视他者时于自反范式（self-reflexive paradigm）中获得“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而旅行者和旅游者是无法获得的。在旅行者的旅行书写中，对他者文化的凝视和呈现表现在旅游体验对文明与原始、现代与传统、熟悉与异国、自我与他者的协调中;而民族志文本主要反映了人类学家通过文本生产来调和“异国情调”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3. “自反性”（reflexivity）维度
“自反性”也是旅行者、民族志者和旅游者三者间相关联的地方。自反性是关于主體的认识论问题，即“观他者以反思自我”，包括自我对抗（self-refutation）与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双重含义，如“作家-旅行者”（author-traveler）群体的出现。“作家-旅行者”前往异国寻找“异国情调”，可能会意识到旅行的内在维度，但不会以自我反思的方式。他们中一部分作者强调自我身份，刻意将自己与游客身份分开，也有一些作者隐藏自我身份，将对语言、社会和文化的观察转化为一种叙事。总的来看，“作家-旅行者”们创作的“他者”故事和形象都与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兴趣直接相关，且来自他们自己原来的社会文化中1。反身性问题，也提供了一种洞察民族志学者和旅行者对自身分析的维度。
四、结语：旅行书写中的知识隐喻
旅行书写隐含着特定的知识隐喻，它不仅是一种旅行话语意义的延伸，也是一个文本旅行的生产空间和在一个流动的断裂的空间中被构建的意义。旅行书写可以作为一种文本实践被分析，如“帝国文体”（imperial stylistics）的空间地理想象，“我者”“他者”“旅行者”的含义在旅行书写中也被重新阐释，并展现出各类主体及其不同存在空间2。旅行书写还体现了一种文本式旅行，旅行书写的不同表达形式不仅因不同的社会环境或文化场域所造成，也是由作者话语所决定的，特别是表达主体的“自我”、思想、观念都会造成各种文本差异。
从旅行者、旅游者和民族志者三者的内在性可探寻旅行书写、民族志与旅游民族志在主体间性、凝视性和自反性三种维度方面的关联与差异，由此，从旅行书写到民族志再到旅游民族志更是自我与他者、凝视与被凝视、局内人与局外人、个体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话语体系的全方位展现。国外对旅行书写，对这种旅行中所闻所见的记录、写作和文本的研究早已受到关注，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它不仅从理论层面丰富了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对旅游民族志以及自我民族志等民族志方法研究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者系该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副教授;收稿日期：202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