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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了“男女平等”的思潮，伴随着四方思潮的不断涌入，人们对于女性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良友》画报中的女性以拥有靓丽的外表、健美的体型、优美的舞姿、出众的才华等为主要特点，改变了过去中国女性三从四德、弱不禁风的形象。
女性形象健而美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建构与后殖民时代的观点
我们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如同一切的文化建构，“上海故事” 的讲述， 构成了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正如德塞托所说，文化既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来源也是其产物。同样，这种对文化实践及其所处位置的强调，也是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之一，尤其体现于霍米·巴巴（Bhabha，2004）运用“第三空间”和“文化杂合”等概念对后殖民社会当中文化实践的“之间”（in-between）和“杂合”（hybrid）特性所做的阐释。遵循这些理论概念所铺设的路径，我们将分析的对象看作是具有“文本”形态的文化实践，它发生于具体的时空场所。这里的“场所”，指的不仅是《良友》得以生存的历史时空，而且也包括 “《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所发生的当下时空，由此构成了上海叙事中历史与当下、想象与实体、地方与全球的叠加与穿插。其中，“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不同文化元素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结，恰如深嵌的掌纹，在目睹与洞察中，泄露出生命轨迹的秘密。因此，本文对风靡老上海的《良友》的文本分析，交织了对当下“《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的考察。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试图探究蕴藏在上海这座东亚的都市——这座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这座被称为中国最西化的城市——纹理之中的信息，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伴随着当下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的身份焦虑和意识形态遮蔽。
二、女性形象的分析
女性始終是《良友》画报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良友》不仅以女性为其封面增添魅力，同时在内文中经常介绍最新的欧美时尚和国货时装（多是女装）、世界各国的选美活动（世界小姐、花王等）、中外电影明星的动态 （以女明星为主），而且还开设有妇女界专栏。第99期的《良友》举办了一次关于《良友》画报之“标准女性”的评选活动，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名为《标准女性》的招贴画上。画面的设计颇具匠心，圆形布局中，10位女性的头像在外圈环绕， 在里圈则相应地加注以表示出其成功所在：“如胡蝶之名闻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有宋美龄之相夫贤德，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侍父尽孝， 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在一个纷繁复杂、 新旧并存的时代，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带来了不同的评判标准。万花筒般旋转出的10位女性，的确千姿百态。而透过这万花筒般的景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位《良友》的标准女性，既要有靓丽的外表，健美的体形，优美的舞姿，出众的才华，还要有孝心、贤能美德；既要入得厅堂，甚至可以与男子并肩作战（如林鹏侠般驾驶飞机，响应航空救国之号召），又要进得厨房，相夫教子。而为这种想象奠基的，则是编辑和作者这个基本由男性构成的文化生产群体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混杂传统与现代的意念和表达元素，以深藏着男权的视角，选“看”多元的女性名流，通过将她们赞颂为“标准”而规训女性。这种表意策略所反映出的与传统文化的“藕断丝连”恰巧与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暖昧态度相吻合。
三、人体美与健康美
而另一方面，或许一个较少受传统规范束缚、敢于大胆追求自我欢愉的都市女性的诞生，也标示了在历史尘封中艰难浮出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两者共同部分地构成了《良友》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暧昧文本。对女性的规训，还突出体现在《良友》从创刊之时就一再倡扬的“美”，而这一主题也同样充满了中西杂合。《良友》所推崇的除了东方女性的柔美之情，也有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体美”和“健康美”。《良友》在完成对于“人体美”和“健康美”的阐述过程中，也完成了将女性身体从一件艺术品到一个健康美丽的载体的置换。从中似乎既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警醒的反映，也不乏将女性作为审美价值的载体而予以观赏的客体化趋向。上海都市的发展，包含并体现了女性挣脱传统牢笼的历史趋势：女子学校渐次成立，职业女性人数增加，女性进出公众场合愈加频繁。这些都令女性的社会角色变得更为多面。在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社会、“新”教育等新词新语中，“新女性”往往象征着那些敢于抗争千年“封建”传统，融入时代进步潮流的女性。在救国救民启蒙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五四时期，“解放”了的女性只有投身到进步的集体中才能成为“新女性”。通过上述多面向的女性形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男女两性视角下的女性特定话语（爱国和现代性话语）。
对女性的期待和规训，以及女性自身的追求，如模仿西方流行的装扮、 走出传统家庭领域（私域）等，同时并存、相互交织。《良友》文本中所呈现的身处其时的时代女性们，她们既肩负着民族革命与社会实践的重任，又承载着物质社会中热情与引诱的期望，同时还寄托着对真美善理想的精神追求。她们要激进革命，也要诱人奔放，还要娴美纯静。
被寄予如此多期待的“新女性”、“摩登女郎”、“标准女性”们也促使着包含了多元社会、文化和人性元素的现实与理想之间展开的协商。
女性形象健而美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建构与后殖民时代的观点
我们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如同一切的文化建构，“上海故事” 的讲述， 构成了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正如德塞托所说，文化既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来源也是其产物。同样，这种对文化实践及其所处位置的强调，也是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之一，尤其体现于霍米·巴巴（Bhabha，2004）运用“第三空间”和“文化杂合”等概念对后殖民社会当中文化实践的“之间”（in-between）和“杂合”（hybrid）特性所做的阐释。遵循这些理论概念所铺设的路径，我们将分析的对象看作是具有“文本”形态的文化实践，它发生于具体的时空场所。这里的“场所”，指的不仅是《良友》得以生存的历史时空，而且也包括 “《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所发生的当下时空，由此构成了上海叙事中历史与当下、想象与实体、地方与全球的叠加与穿插。其中，“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不同文化元素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结，恰如深嵌的掌纹，在目睹与洞察中，泄露出生命轨迹的秘密。因此，本文对风靡老上海的《良友》的文本分析，交织了对当下“《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的考察。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试图探究蕴藏在上海这座东亚的都市——这座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这座被称为中国最西化的城市——纹理之中的信息，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伴随着当下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的身份焦虑和意识形态遮蔽。
二、女性形象的分析
女性始終是《良友》画报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良友》不仅以女性为其封面增添魅力，同时在内文中经常介绍最新的欧美时尚和国货时装（多是女装）、世界各国的选美活动（世界小姐、花王等）、中外电影明星的动态 （以女明星为主），而且还开设有妇女界专栏。第99期的《良友》举办了一次关于《良友》画报之“标准女性”的评选活动，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名为《标准女性》的招贴画上。画面的设计颇具匠心，圆形布局中，10位女性的头像在外圈环绕， 在里圈则相应地加注以表示出其成功所在：“如胡蝶之名闻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有宋美龄之相夫贤德，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侍父尽孝， 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在一个纷繁复杂、 新旧并存的时代，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带来了不同的评判标准。万花筒般旋转出的10位女性，的确千姿百态。而透过这万花筒般的景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位《良友》的标准女性，既要有靓丽的外表，健美的体形，优美的舞姿，出众的才华，还要有孝心、贤能美德；既要入得厅堂，甚至可以与男子并肩作战（如林鹏侠般驾驶飞机，响应航空救国之号召），又要进得厨房，相夫教子。而为这种想象奠基的，则是编辑和作者这个基本由男性构成的文化生产群体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混杂传统与现代的意念和表达元素，以深藏着男权的视角，选“看”多元的女性名流，通过将她们赞颂为“标准”而规训女性。这种表意策略所反映出的与传统文化的“藕断丝连”恰巧与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暖昧态度相吻合。
三、人体美与健康美
而另一方面，或许一个较少受传统规范束缚、敢于大胆追求自我欢愉的都市女性的诞生，也标示了在历史尘封中艰难浮出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两者共同部分地构成了《良友》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暧昧文本。对女性的规训，还突出体现在《良友》从创刊之时就一再倡扬的“美”，而这一主题也同样充满了中西杂合。《良友》所推崇的除了东方女性的柔美之情，也有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体美”和“健康美”。《良友》在完成对于“人体美”和“健康美”的阐述过程中，也完成了将女性身体从一件艺术品到一个健康美丽的载体的置换。从中似乎既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警醒的反映，也不乏将女性作为审美价值的载体而予以观赏的客体化趋向。上海都市的发展，包含并体现了女性挣脱传统牢笼的历史趋势：女子学校渐次成立，职业女性人数增加，女性进出公众场合愈加频繁。这些都令女性的社会角色变得更为多面。在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社会、“新”教育等新词新语中，“新女性”往往象征着那些敢于抗争千年“封建”传统，融入时代进步潮流的女性。在救国救民启蒙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五四时期，“解放”了的女性只有投身到进步的集体中才能成为“新女性”。通过上述多面向的女性形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男女两性视角下的女性特定话语（爱国和现代性话语）。
对女性的期待和规训，以及女性自身的追求，如模仿西方流行的装扮、 走出传统家庭领域（私域）等，同时并存、相互交织。《良友》文本中所呈现的身处其时的时代女性们，她们既肩负着民族革命与社会实践的重任，又承载着物质社会中热情与引诱的期望，同时还寄托着对真美善理想的精神追求。她们要激进革命，也要诱人奔放，还要娴美纯静。
被寄予如此多期待的“新女性”、“摩登女郎”、“标准女性”们也促使着包含了多元社会、文化和人性元素的现实与理想之间展开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