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白石洲到底住了多少人。
　　街道说，白石洲北区四村住了大约8.3万人。但住户们觉得，白石洲住的人比这要多得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到街道登记过，15万是比较常被提及的数字。
　　也不会再有机会统计出更精确的数字了，因为人们正从这里搬离。
　　2019年6月30日。白石洲正式开始旧改签约，风传10多年的拆迁消息，最终靴子落地。深圳浩浩荡荡的城市更新工作，进度条在第十年拉到了最大的城中村之一。住户与白石洲一场漫长的告别，走到了尾声。
　　有人把白石洲比作深圳这个庞然大物的下水，它破败肮脏，黑黢黢的巷子永远躺着发臭的垃圾，交杂错乱的电线上常常挂着还滴水的内衣裤，入夜后老鼠会从衣架上踩过，然后在墙沿缝隙偷溜进出租房。
　　但它又异常重要，它是残酷城市生活里一个相对温柔的角落，漂泊的异乡人和低收入者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负担得起的小家;数不清的人曾在这里告别过去的生活，在新据点开始新的生活;形态各异的深漂故事，每天在这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发生。
　　它被称为深漂第一站，但随着拆迁帷幕的开启，白石洲也成为了许多深漂无可奈何的最后一站。那些漂流到白石洲后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将随着人们的离开，宣告中止。

王国诞生

　　白石洲2527栋农民房里，有两栋属于郑红。
　　她住在其中一栋的二层，家里的长形客厅空间开阔，里面布置简单，除了沙发和长桌子，基本没有多余的家具，室内唯一的装饰，应该算两面墙上悬挂的郑红三个女儿的三幅结婚照。郑红自己前些年在黄果树瀑布旅游拍的照片，也嵌在了三幅结婚照大相框的边缘。
　　郑红今年已经71岁了，但她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只有一头齐耳的银发，能给这个岁数做个证。一有人夸她看起来很年轻，她总是一边忙不迭否认，一边却笑开花了。
　　郑红对现在的生活很滿意，农民房的租金是她每月的大头收入，每月还有退休金。以前她还要各户去收租，现在有了网上转账，她坐在家里就能看到账户里每个月的房租进账。多数时候她都闲在家里，住在一起的两个孙子，是她现在唯一需要操心的事情。
　　在白石洲生活的50年，不是一直都这么轻松。
　　郑红1970年从宝安嫁到了白石洲。那年她才22岁。
　　20世纪70年代的白石洲，还没有整栋的农民房，更没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只有大片的农田、泥路和瓦房。那时。郑红每天都要踩在泥巴没到大腿根的地里耕种。偶尔还得跟着丈夫一起出海，“每天干活干到眼冒金星。”
　　夫妇俩只要一赚到钱，就会用来盖房。郑红说，这是农民的特性。“农民赚到钱也不知道要花在什么地方，就喜欢拿来建房。”
　　后来的事情证明，郑红夫妇把鸡蛋放对了篮子一一把钱投资在建房子上，是钱生钱的好办法。
　　郑红记不清白石洲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工厂的，“好似是邓伯伯（邓小平）来的那一年”。工厂的出现，是她过去50年记忆里，白石洲最深刻的变化。
　　工厂带来了工人，而从全国各地来的工人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村民的房子这时候就多了一个自住以外的用途——出租。
　　郑红记得，因为手头的钱不够，当初加盖房子时，钱还是建筑队先垫着的，等一层楼都修建好，就把房间租出去，再拿收回来的租金把欠建筑队的钱给还了。
　　就这样赚一点再建一点。郑红夫妇在白石洲盖起了两栋农民房，其中一栋的建面就超过了700平米，两栋楼共有22套房可以出租，外加一楼两个铺位。
　　郑红把其中一栋楼给了二女儿，因为二女儿在深圳买的房子，正对着一个尖角，从风水地理学上讲不太好。给二女儿的那栋楼，全是有3个房的套房，郑红对这点也不太满意。“以前就该多修些单间。单间比较好租。”
　　郑红留给自己的那栋房子，地理位置优越，走不到8分钟就能抵达最近的地铁口，几百米开外还有一个幼儿园，尽管楼的大门口也是在幽暗的巷子深处，但楼里许多房间都朝向开阔的大马路，所以采光和通风很好，也不需要担心开窗就正对着对门家的问题，算白石洲里居住条件顶好的农民房。

　　也因为这样，郑红的出租房从来不愁租客。一来是搬进来的租客，基本一住就是十几年，比如6楼的租客，从刚来的时候单身到后来结婚再到现在有个两岁的娃，十多年了，也只是从郑红家的4楼挪上了6楼。
　　白石洲永远有人在找房子住。郑红家一有租客搬出，行李刚拉出大马路，就会被正好有租房需求的人遇上，才退租的空房，立马又有新租客住进去。
　　她没想到，后来出租房会这么抢手，现在还有拆迁，郑红更不曾想，自己和其他村民当年对修建房子的执着，竟给深圳打造出了一片专供漂泊者栖息的王国。

流浪白石洲

　　对于老川来说，白石洲也是他漂泊人生里，偶遇的一个可以停泊的沙洲。
　　老川从重庆来深圳已经20多年，最早的时候，他曾经在罗湖东门打过工，后来他萌生了和老乡一起开餐馆的想法，在寻找合适铺面的过程中。他来到了白石洲。
　　“不能说是我找到了白石洲，而是应该说，我流浪漂到了白石洲，最后发现只有这个地方容得下我，才一直呆了下去。”
　　20年的经营，让老川的餐馆在白石洲站稳了脚跟，即使店面不在大马路边上，口碑也够吸引顾客帮衬，在饭点时候把餐桌全部坐满。
　　现在，老川和搭档状态显得松弛。午餐高峰过后，二人各自捧着手机，都在盯着股票软件，一个K线图就够他们杲看许久。老川不时会嘟囔一声“抄底”，坐得差不多了，他才起身，趿着拖鞋，走到餐桌旁收拾整理，腰间别的钥匙，跟着老川慵懒的步伐，摇来晃去。 　　来自石洲的每个人，最初开始漂泊的原因都备不相同。很多时候，这些漂泊的决定并非他们主动的选择，而是人生际遇面前，一个无可奈何的必要。
　　黄瑛在白石洲有个店面，但她已经没有做生意了，那里现在只是作为她的厨房、休息室和会客厅。她大多数时候都会呆在那里，饭点的时候给两个在上初中的孩子做饭，其他闲暇的时候，要么给丈夫在宝安的餐馆做点远程后勤，比如包些饺子，给餐馆40名员工准备员工餐，要么在网上淘点化妆品。
　　她大多数时候都是很随意地挽着一头染过的金发，脖子上戴着皇冠吊坠的金色项链，这在白石洲并不常见。
　　尽管现在的生活尚算优渥，但每当说起当年离开家乡到深圳的原因，黄瑛脸上还是透着些若有若无的愠色。
　　黄瑛当年离开广西老家，是因为没学上了。家里实在拿不出供她上高中的学费，尽管她在升高中的考试里拿了全县第一。
　　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黄瑛跟随比她早辍学同学的脚步，来到了深圳。这些年，她几经辗转，当过服务员，在餐馆做过人员培训，还在一家外资电机厂当过工人。她对这份工作最满意，“在那里当工人拿的工资，数额在全深圳看应该都是数一数二的。”后来，工厂搬到江苏去了，黄瑛没跟着走，而是跟着丈夫来到了白石洲，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
　　时间的流逝和处境的改善，都没能减轻黄瑛对当年中断学业的遗憾。她常常想，如果当初可以一直把学上下去，自己的人生肯定不会是“现在的鬼样子”，“至少也是大公司里的管理人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白石洲生活的底色，却不如表象上那样艳光四射，大多数人在挣扎，拼命想跟上这座城市不断向前的节奏。

　　黄瑛很羡慕一个在老家县城当老师的初中同学，觉得这个同学是所有初中同学里混得最好的一个。“钱，我可能赚得比他多，但我在乎的从来不是钱。我羡慕的是他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

城市生活的残酷物语

　　白石洲的西北边紧邻着深圳的标志性景点世界之窗;东边被大面积的高尔夫球场环绕;北边马路对面，是有着超大水晶吊灯的独栋别墅。但这些都与白石洲无关，白石洲的繁华热闹，自成一派。
　　白石洲小吃店的烟囱从来不会停止冒烟，潮汕糅条、武汉热干面、陕西凉皮，在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白石洲转上一圈，人们就可以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
　　不过得留个心眼，这里路边摊用的食材可能不太新鲜。郑芹去年在白石洲盘下了3个店面，专做面粉和鸡蛋的批发生意。附近一个小吃摊摊主每天早上都会光顾郑芹家的店，专挑运输过程中破损的鸡蛋买，因为这些鸡蛋会相对便宜。郑芹对小吃摊主买破鸡蛋的做法不置可否，“这人啊，不贪心一点，就赚不了钱。”
　　除了不愁没好吃的，白石洲里还有菜市场、杂货店、服装店、理发店、医院、学校，一切应有尽有，只要走出出租屋所在的幽深小巷。基本的生活需求全部都能得到满足。
　　入夜，商店门前招牌的LED灯陆续亮起，“大声公”持续不断地叫嚣着清仓大减价，广场舞见缝插针地在人流较少的空地上跳起，白石洲展现着深圳都市生活另一种格调的繁华。
　　但白石洲生活的底色，却不如表象上那样艳光四射，大多数人在挣扎，拼命想跟上这座城市不断向前的节奏。
　　有时饺子包得多，黄瑛会招揽恰巧在家附近的住户一起吃。黄瑛儿子初三班上的同学，一个缺了门牙的小胖子，偶尔会来。
　　自从白石洲里的工业区率先开拆后，他们一家就从白石洲搬到了附近的光前。新家距离小胖子在白石洲的学校，有10多分钟的车程，中午放学后，小胖子会搭公交车回家，自己捣鼓些午饭吃。这点让他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黄瑛让儿子向小胖子学习，别老是一让做家务就叫不动。
　　不过小胖子也不是每天中午都回家，更多时候，他还是会呆在白石洲，随便找点吃的，然后和同学四处晃悠。
　　在附近打扫街道清洁卫生的老乡柳晓月，也常被黄瑛招呼到家里吃饭。黄瑛知道，柳晓月在白石洲的生活“很不容易”。
　　柳晓月几乎每时每刻都穿着清洁公司给发的工作服，因为个子瘦小，宽大工作服套在她身上根本不贴身。全靠硬挺的布料自己把自己撑起来。1999年养猪生意黄了以后，柳晓月搬到白石洲，她在超市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做起了清洁工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虽然条件清苦，但柳晓月在白石洲20年来的生活也算平淡安稳。
　　但变故旋即发生。去年中秋第二天，柳晓月的女婿、也是两个外孙女的爸爸，突然离世。医生告诉她，女婿是过劳死，家里的顶粱柱，就这样倒下了，
　　现在，柳晓月一家六口人就挤住一个放着两张双层床的铁皮房单间里。黄瑛有时也给柳晓月“支招”，在深圳呆得这么辛苦，还不如回老家去，用20年攒下的积蓄，开个小店。
　　来到白石洲的人，或多或少都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怀抱着某种希冀，但现实有时很残酷，离开可能只是意味着，跳进了生活的另一个陷阱。在白石洲，很少有人会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时，用上“梦想”这样的字眼。

离开

　　即便是拆迁在即，也还有人想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在白石洲短暂寄居。
　　郑红还没签约，所以她的房子还没有清租。最近，刚刚搬空的一个单间迎来了新租户。郑红向房客说明，现在住进来，随时可能要搬走，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会是什么时候。租户不大介意，只是拉着郑红的手，笑着说，“阿姨，那不要太快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白石洲的招租告示栏前。这段时间总有人驻足停留。
　　在华侨城附近从事通信技术工作的白领小张，在等待搬进自己买的房子这段时间，还想继续住在白石洲。他在2010年来到了深圳，在公司宿舍住了3年之后，搬到了白石洲，直到今年8、9月份白石洲大規模清租时，他才从住了6年多的地方搬走。因为买下的房子还在装修，小张只能继续租房子。他在距离白石洲10多公里的西乡租下了两房一厅，“但因为实在住不惯，所以还是想回白石洲找。” 　　白石洲作为漂流者的暂时据点，它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在最后一刻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
　　离开是必然的，剩下的问题只是下一站去哪里。
　　老川和搭档计划春节前收摊回老家。以后就不再来了。对他们来说。似乎没有一个非呆在白石洲或深圳不可的理由，他们从来没把这里当成家，即便在这里开火锅店已经20年有余。拆迁的消息反而像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休息了。“再说了，深圳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我们这些早就超龄了，容不下我们了，还留在这里干嘛。”
　　柳晓月也要回老家，趁着两个外孙女还没开始上学，等白石洲全部清租了，她就把两个孙女带回老家上学。“在深圳供两个小孩上学，压力实在太大了，没办法，只能回去。”
　　现在，柳晓月拼命抓紧最后在白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希望能为外孙女多赚点学费。她白天扫地，晚上下班了就去打点零工，一个月能多挣千把块钱。
　　黄瑛买下的房子在关外，但她一直没把在深圳安家当成人生目标。“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上学，我早就想回老家了，捣鼓—下家里的田地，也比在这里好。”
　　“在深圳，你在大街上跟别人说没钱了，想借个手机来打个电话，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我们老家，这就是个很简单的事，所以说这里的生活没意思。”
　　她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白石洲拆迁重建之后，住宅楼的售价会到8万元/平米，她和朋友都认为，这还只是预先披露的内部选购价，以后真建起来，估计得要10万块一平米。
　　“我就知道，一旦离开了白石洲，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这里来了。”
　　还没搬走的人仍在维持着原来的生活秩序。早晚的广场舞照样跳，路边的商店还在每天叫嚣拆迁跳楼价清货，餐馆的烟囱还在轰隆隆地冒着白烟。
　　柳晓月每天也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扫地工作。她经常要花许多时间把白石洲城市更新办公室门前的空地清理干净，办公室门前总会有许多烟蒂。因为烟蒂时常会卡在砖块之间的缝隙，除了用扫帚清扫，柳晓月还得用手一一将它们抠起。
　　到了傍晚，清洁工们刚刚下班，城市更新办公室门口，又有工作人员点起了烟。
　　烟头在秋风里忽明忽灭。到彻底清租那天，这些被丢弃的烟蒂，也许会一直躺在办公室门前砖塊的缝隙间，直到拆除爆破的尘埃，把它们连同白石洲的记忆，全部埋到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