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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使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1995～2018年我国对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数据，基于全球治理指数（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计算中国与农产品贸易伙伴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制度距离，实证检验了制度差异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政治制度距离的缩小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并且发现该机制在制度质量低的贸易伙伴中效果更强，即较小的制度距离有助于缓解制度质量低带来的贸易收缩。该研究补充了农产品贸易领域中制度因素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制度距离;农产品出口;引力模型;政治制度
一、引言
农产品贸易关系着国计民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贸易伙伴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贸易伙伴之间的异质性成为影响我国贸易的潜在重要因素。异质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等硬实力方面，制度环境软实力方面的异质性对贸易问题的影响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North，1990;Anderson & Marcouiller，2002）。由于制度环境错综复杂，且难于度量，因此其对于贸易的影响作用机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难点与热点。制度距离衡量了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制度距离越大，则国家间的制度差异越大。目前已有部分学者研究得出：两国之间较远的制度距离可能引起贸易摩擦，对贸易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双边交易更倾向于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之间发生（潘镇，2006）;国家间存在的制度差异会增加贸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双边贸易（魏浩等，2010）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多集中于贸易对象国制度质量或国家间制度距离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总体贸易的影响，却鲜有针对农产品领域贸易的研究。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在生产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农产品贸易始终是各国重点关注的对象。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农产品贸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逐渐处于逆差状态。农产品的出口成了最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不仅对促进农产品贸易，提高农产品国际地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我国国计民生的稳定亦十分重要。
本文基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56）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进一步拓展，以此对农产品贸易流量问题进行研究，为考察政治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出口农产品额的具体影响，利用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构建国家间政治制度距离的衡量指标。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选择中国对170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8年的农产品出口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North（1990）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一般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和经济制度（契约），而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行为准则，行事惯例等。Scott（1995）将制度环境分为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支柱”。管制制度包括法律，制裁等对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制度指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认知制度是组织内的共同信仰等。
关于贸易与制度的关系，North（1990）提出“贸易由制度启动”的观点，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制度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一国制度质量与贸易流量成正相关关系。De Groot et al（2004）利用引力模型研究证明了正式制度质量的提高往往带来貿易的增加，而贸易双方制度有效性的差异会增加贸易成本，从而阻碍贸易的开展。在农产品出口贸易领域，Bojnec & Ferto（2015）利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制度质量和制度相似性作为非正式贸易壁垒对OECD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更高质量的制度促进了农产品的出口，且制度质量对附加值更高的农产品出口影响更大。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聚焦于一国制度质量如何成为该国比较优势的来源，Nunn & Trefler（2013）度量了一国执行合约的强度，认为制度的确能够通过与要素禀赋等传统比较优势来源完全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
对于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对贸易的影响，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探讨，Kostova（1996）首次提出“制度距离”这一概念，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衡量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张先锋（2016）提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运输成本随着运输效率的提高大幅度下降。地理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作用则愈发突出。关注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制度差异会增加贸易的事前和事后成本从而对贸易造成阻碍，制度相近的国家之间更可能发生双边贸易（Nunn，2007）同样地，De Groot et al（2004）称制度质量相似的国家可能熟悉彼此的商业惯例，减少了贸易摩擦，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开展。从比较优势学说出发的思路则认为若制度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就会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带动出口的增长。Belloc（2006）认为不同国家制度可能被解释为相对优势或劣势，成为出口的动力;而谢孟军（2015）发现当跨国公司选择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作为经营区域时，会倾向于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出口，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
可见，制度作为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已经映入众多学者的视野。然而，鲜有人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基于制度距离视角来研究贸易的发生，关注正式制度效应的研究更是难寻。因此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以往文献主要关注贸易国各自绝对的制度指标，本文则从两国之间相对的制度差异入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丰富了制度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第二，本文检验了发展程度、制度质量等影响渠道，深入探讨了制度距离的影响机制。回答了“制度如何作用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制度距离指标的构建
（一）制度距离的分类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制度的含义众多，制度环境的差异也需要从不同维度来进行分解，Estrin（2009）区分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式制度涉及影响商业策略和运营的法律法规，使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中“监管因素”的绝对差异作为代理变量;非正式制度距离用价值观、规范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来代表。Kostova（1996）根据Scott（1995）提出的制度“三支柱”，将制度距离界定为母国与东道国在管制、规范和认知三方面的制度差异。谢孟君（2015）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的距离，采用全球治理指数（WGI）和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IEF）相应指标的差值作为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政治制度距离，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利用其中的六个制度维度（法制指数、监管质量、政治稳定、腐败控制、政府效能、话语权与问责制）来构建衡量政治制度距离的变量。
（二）制度距离指标
本研究使用目前较为广泛接受和使用的Kogut和Singh（1988）的计算方法来测度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政治制度距离，具体的计算方法为：
InDj={（PEij-PEic）2/Vi}/n
其中，InDj表示第j个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距离，PEij表示第j个贸易伙伴国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指数，PEic表示中国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指数，Vi表示第i个制度维度的方差，n表示制度维度的总数量，本文n为6。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贸易引力模型（Trade Gravity Model）是分析双边贸易量的经典模型之一。Pothonen（1963）和Hasson （1964）最早发现：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流量与它们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地理距离成反比，并由此建立了贸易引力模型。随后，诸多学者从不同的问题视角通过添加变量的方法来对引力模型不断拓展改进（Andersom，1979;Levinsohn，1994 et al）。
本研究借鉴前人成果，把贸易引力模型作为基准模型：
EXMONij=βGiGJ/Dij
等式两边同时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得到如下形式：
LnEXMONij=β0+β1LnGi+β2LnGj+β3LnDij+uij
EXMON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
Gi：表示i国的经济规模
Gj：表示j国的经济规模
Dij：表示i国与j国的地理距离
uij是随机残差
由前述理论分析，贸易活动不仅会受到贸易引力层面因素的影响，也受贸易伙伴国制度层面因素的制约。本文对经典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拓展，考虑了与农产品出口相关的贸易引力因素与其它控制变量，同时引入制度距离来刻画制度层面的因素，建立了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模型改进的设定形式如下：
Lnexmoncjt=β0+β1Lnindcjt+β2Lngdpct+β3Lngdpjt+β4Lndistcj+βkcontrolk+uij
其中，exmoncjt为中国对变量InDctj表示中与j国之间的制度距离，Controlk表示第k个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出口额（exmon）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采用HS编码统计标准，将前24章的农副产品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将数据进行处理及合并，最终选定世界170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时间跨度为1995～2018年。
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中国与贸易国的政治制度距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使用KSI计算方法进行测度。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各国GDP来表示国家经济规模;选取CEPII数据库中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千米）作为地理距离的表征;此外本文设计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是否接壤共两个虚拟变量来测度边界效应并同时起到控制变量的作用。
同时，考虑到中国与其他各国的经济消费能力差异较大，且对货物贸易的出口有着明显的影响，本文继续选取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差额作为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克服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反映一国比较优势状况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之比和贸易伙伴国的农业用地面积大小也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当中;还选取了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劳工自由、金融自由、商业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与投资自由这六个指标的平均值来衡量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开放程度。
最终将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为如下形式，来考察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
Lnexmoncjt=β0+β1Lnindcjt+β2Lngdpct+β3Lngdpjt+β4Lndistcj+β5Lngnidcjt+β6Lnratiojt+β7Lnagrojt+β8Lnopenjt+β9contigcj+β10comlangcj+ucjt
（三）數据来源 具体变量设置及其数据来源均在表1中说明：
（四）描述统计
为了消除潜在异方差的影响，对模型当中主要变量值取对数，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五、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5.1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文需要探究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变量（只随国家改变而不随时间改变）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机制，如果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则会导致这些变量的参数无法估计，因此主要使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探究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如何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分布。基准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经过White检验，拒绝回归模型存在异方差性的假设，故认为随机误差项是同方差性的）
从估计结果来看，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ind）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检验，即制度距离会显著抑制农产品出口。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可能增加贸易双方的适应成本，纠纷解决成本等，造成贸易摩擦，从而抑制农产品贸易的进行。又由于中国涉农企业承受风险能力较弱，制度距离越大，农产品出口所面临的风险越大，企业倾向于减少出口来规避风险。
作为贸易传统引力模型中的重要变量，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和中国经济规模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贸易双方经济规模越大，中国农产品出口越多，这一结论符合经济预期。而贸易双方地理距离显著抑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当两国经济差异越小意味着需求结构越相似，从而农产品双边贸易越多。使用相同语言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额有着1%的显著水平下的正向影响，使用相同语言会减少因沟通不畅产生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成本，体现了一定的“边界效应”。衡量一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劳动比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对资本相对丰裕及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国家，中国农产品出口越多贸易伙伴国市场开放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国市场越是自由开放，越会使得合同的执行更加公正，减少贸易摩擦，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与众多学者研究结论一致。
六、稳健性检验
（一）政治制度距离的另外测度
前文的检验基于全球治理指数衡量的政治制度距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本文继续选取另一常用于衡量政治制度质量的指数：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 发布的国际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 中有关政治风险的12个分指标，包括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简况、内部斗争、外部冲突、腐败、宗教紧张、法律与秩序、种族关系紧张、民主责任与官僚质量。同样使用K-S方法计算，作为衡量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政治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结果见表4列（1）。
从回归结果看，使用ICRG指数衡量的政治制度差异（icrgd）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仍表现出抑制作用，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与采用全球治理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时的估计结果一致，而作用力度更大。其它变量的作用与前文结果出入不大。
（二）其他影响因素
众多文献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量有着实际影响（朱小梅等2006）;贸易伙伴国通胀率反映了该国经济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贸易的开展;一国的外贸依存度与该国的进口额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本文将贸易国消费者物价指数（inflation）、使用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excha）以及外贸依存度（trade）（即一国进出口之和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了缩尾处理）作为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模型当中进行回归，观察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的显著性变化，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实证结果见表4列（3）（4）（5）。
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力度有所减小，但仍在1%的显著水平下起到抑制作用，说明结果稳健。所添加的控制变量人民币汇率显著抑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人民币汇率上升，会削弱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优势，使得农产品出口减少。贸易国消费者物价指数（inflation）越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显著降低，而贸易伙伴国的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额。均符合经济预期。
七、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将全样本分为发达国家（advs）与其它国家（noadvs）两个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见5列（1）（2）。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样本组中，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而在其他国家样本组中，制度距离在5%的显著水平下抑制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普遍拥有较高的制度质量，减小了贸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从而抵消了制度距离造成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对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不再像其它国家那样，更依赖于缩小制度距离来增加农产品出口。
文章继续将其他国家样本组分为发展中国家（devs）和新兴国家（emes）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列（3）（4）。制度距离在发展中国家样本组中不显著，但在新兴国家样本组中在1%的显著水平下抑制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可见这一机制主要作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
文章接下来对全球治理指数（WGI）的六个制度维度取平均值来衡量各国的政治制度质量（inst），并将贸易伙伴国的政治制度质量与中国进行对比，将政治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样本国划分为高质量制度组，而政治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样本国为低质量制度组，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另外，由上文实证分析得知，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贸易国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我们添加代表国家发展程度的变量人均GDP（agdp）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高制度质量组还是低制度质量组，制度距离的增加，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低制度质量组中，制度距离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这可能由于低制度质量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制度质量也就越低，表現为缺乏健全有效的政治制度。造成贸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隐形的贸易成本，从而阻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 为了明确制度距离在高低制度质量组发挥作用的显著差异，文章继续将制度质量和其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ind_inst）加入模型当中进行回归。由表6列（3）可知，加入制度质量变量后，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制度质量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这与王瑞和钟冰平（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列（4）显示：加入制度质量和其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后，制度距离的作用不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交互项产生了多重共线性。而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了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在不断下降，这也验证了前文的实证结果，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得双方更容易达成契约，契约执行过程也更加顺畅，因此通过缩小制度距离的渠道来促进农产品出口的效果下降;而当中国向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出口农产品时，由于契约不容易得到保障且面临较大风险，此时通过缩小制度距离的渠道来促进农产品出口额的空间更大。
八、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的六个指标，计算出中国与农产品贸易伙伴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制度距离”，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与贸易国之间政治制度距离的擴大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可能通过增加贸易双方的适应成本，纠纷解决成本等，造成贸易摩擦，从而抑制农产品贸易的进行。这一作用机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新兴经济体样本组中表现最为显著。
第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随着贸易伙伴国制度质量的提高，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在不断下降，即当中国向低制度质量的国家出口农产品时，通过缩小制度距离来促进农产品出口额的作用相比于高制度质量国家来说空间更大，较小的制度距离有助于缓解制度质量低带来的贸易收缩。
（二）政策建议
根据文章的研究结论，首先，中国应努力在制度建设上做出持续积极的行动。全面提高法治公信力;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大力推进反腐倡廉，防止特权阶层和私人利益集团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次，在开展农产品贸易的过程中，应关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有的放矢地选择农产品贸易策略，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最后，良好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协同进步。中国应展现大国形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制度交流;为制度质量不完善及落后的国家给予援助，改善其制度环境，缩小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从而更好地为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服务。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制度距离;农产品出口;引力模型;政治制度
一、引言
农产品贸易关系着国计民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贸易伙伴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贸易伙伴之间的异质性成为影响我国贸易的潜在重要因素。异质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等硬实力方面，制度环境软实力方面的异质性对贸易问题的影响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North，1990;Anderson & Marcouiller，2002）。由于制度环境错综复杂，且难于度量，因此其对于贸易的影响作用机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难点与热点。制度距离衡量了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制度距离越大，则国家间的制度差异越大。目前已有部分学者研究得出：两国之间较远的制度距离可能引起贸易摩擦，对贸易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双边交易更倾向于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之间发生（潘镇，2006）;国家间存在的制度差异会增加贸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双边贸易（魏浩等，2010）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多集中于贸易对象国制度质量或国家间制度距离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总体贸易的影响，却鲜有针对农产品领域贸易的研究。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在生产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农产品贸易始终是各国重点关注的对象。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农产品贸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逐渐处于逆差状态。农产品的出口成了最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不仅对促进农产品贸易，提高农产品国际地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我国国计民生的稳定亦十分重要。
本文基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56）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进一步拓展，以此对农产品贸易流量问题进行研究，为考察政治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出口农产品额的具体影响，利用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构建国家间政治制度距离的衡量指标。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选择中国对170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8年的农产品出口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North（1990）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一般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和经济制度（契约），而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行为准则，行事惯例等。Scott（1995）将制度环境分为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支柱”。管制制度包括法律，制裁等对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制度指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认知制度是组织内的共同信仰等。
关于贸易与制度的关系，North（1990）提出“贸易由制度启动”的观点，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制度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一国制度质量与贸易流量成正相关关系。De Groot et al（2004）利用引力模型研究证明了正式制度质量的提高往往带来貿易的增加，而贸易双方制度有效性的差异会增加贸易成本，从而阻碍贸易的开展。在农产品出口贸易领域，Bojnec & Ferto（2015）利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制度质量和制度相似性作为非正式贸易壁垒对OECD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更高质量的制度促进了农产品的出口，且制度质量对附加值更高的农产品出口影响更大。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聚焦于一国制度质量如何成为该国比较优势的来源，Nunn & Trefler（2013）度量了一国执行合约的强度，认为制度的确能够通过与要素禀赋等传统比较优势来源完全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
对于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对贸易的影响，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探讨，Kostova（1996）首次提出“制度距离”这一概念，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衡量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张先锋（2016）提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运输成本随着运输效率的提高大幅度下降。地理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作用则愈发突出。关注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制度差异会增加贸易的事前和事后成本从而对贸易造成阻碍，制度相近的国家之间更可能发生双边贸易（Nunn，2007）同样地，De Groot et al（2004）称制度质量相似的国家可能熟悉彼此的商业惯例，减少了贸易摩擦，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开展。从比较优势学说出发的思路则认为若制度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就会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带动出口的增长。Belloc（2006）认为不同国家制度可能被解释为相对优势或劣势，成为出口的动力;而谢孟军（2015）发现当跨国公司选择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作为经营区域时，会倾向于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出口，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
可见，制度作为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已经映入众多学者的视野。然而，鲜有人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基于制度距离视角来研究贸易的发生，关注正式制度效应的研究更是难寻。因此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以往文献主要关注贸易国各自绝对的制度指标，本文则从两国之间相对的制度差异入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丰富了制度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第二，本文检验了发展程度、制度质量等影响渠道，深入探讨了制度距离的影响机制。回答了“制度如何作用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制度距离指标的构建
（一）制度距离的分类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制度的含义众多，制度环境的差异也需要从不同维度来进行分解，Estrin（2009）区分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式制度涉及影响商业策略和运营的法律法规，使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中“监管因素”的绝对差异作为代理变量;非正式制度距离用价值观、规范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来代表。Kostova（1996）根据Scott（1995）提出的制度“三支柱”，将制度距离界定为母国与东道国在管制、规范和认知三方面的制度差异。谢孟君（2015）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的距离，采用全球治理指数（WGI）和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IEF）相应指标的差值作为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政治制度距离，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利用其中的六个制度维度（法制指数、监管质量、政治稳定、腐败控制、政府效能、话语权与问责制）来构建衡量政治制度距离的变量。
（二）制度距离指标
本研究使用目前较为广泛接受和使用的Kogut和Singh（1988）的计算方法来测度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政治制度距离，具体的计算方法为：
InDj={（PEij-PEic）2/Vi}/n
其中，InDj表示第j个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距离，PEij表示第j个贸易伙伴国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指数，PEic表示中国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指数，Vi表示第i个制度维度的方差，n表示制度维度的总数量，本文n为6。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贸易引力模型（Trade Gravity Model）是分析双边贸易量的经典模型之一。Pothonen（1963）和Hasson （1964）最早发现：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流量与它们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地理距离成反比，并由此建立了贸易引力模型。随后，诸多学者从不同的问题视角通过添加变量的方法来对引力模型不断拓展改进（Andersom，1979;Levinsohn，1994 et al）。
本研究借鉴前人成果，把贸易引力模型作为基准模型：
EXMONij=βGiGJ/Dij
等式两边同时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得到如下形式：
LnEXMONij=β0+β1LnGi+β2LnGj+β3LnDij+uij
EXMON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
Gi：表示i国的经济规模
Gj：表示j国的经济规模
Dij：表示i国与j国的地理距离
uij是随机残差
由前述理论分析，贸易活动不仅会受到贸易引力层面因素的影响，也受贸易伙伴国制度层面因素的制约。本文对经典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拓展，考虑了与农产品出口相关的贸易引力因素与其它控制变量，同时引入制度距离来刻画制度层面的因素，建立了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模型改进的设定形式如下：
Lnexmoncjt=β0+β1Lnindcjt+β2Lngdpct+β3Lngdpjt+β4Lndistcj+βkcontrolk+uij
其中，exmoncjt为中国对变量InDctj表示中与j国之间的制度距离，Controlk表示第k个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出口额（exmon）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采用HS编码统计标准，将前24章的农副产品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将数据进行处理及合并，最终选定世界170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时间跨度为1995～2018年。
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中国与贸易国的政治制度距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使用KSI计算方法进行测度。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各国GDP来表示国家经济规模;选取CEPII数据库中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千米）作为地理距离的表征;此外本文设计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是否接壤共两个虚拟变量来测度边界效应并同时起到控制变量的作用。
同时，考虑到中国与其他各国的经济消费能力差异较大，且对货物贸易的出口有着明显的影响，本文继续选取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差额作为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克服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反映一国比较优势状况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之比和贸易伙伴国的农业用地面积大小也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当中;还选取了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劳工自由、金融自由、商业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与投资自由这六个指标的平均值来衡量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开放程度。
最终将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为如下形式，来考察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
Lnexmoncjt=β0+β1Lnindcjt+β2Lngdpct+β3Lngdpjt+β4Lndistcj+β5Lngnidcjt+β6Lnratiojt+β7Lnagrojt+β8Lnopenjt+β9contigcj+β10comlangcj+ucjt
（三）數据来源 具体变量设置及其数据来源均在表1中说明：
（四）描述统计
为了消除潜在异方差的影响，对模型当中主要变量值取对数，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五、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5.1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文需要探究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变量（只随国家改变而不随时间改变）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机制，如果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则会导致这些变量的参数无法估计，因此主要使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探究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如何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分布。基准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经过White检验，拒绝回归模型存在异方差性的假设，故认为随机误差项是同方差性的）
从估计结果来看，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ind）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检验，即制度距离会显著抑制农产品出口。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可能增加贸易双方的适应成本，纠纷解决成本等，造成贸易摩擦，从而抑制农产品贸易的进行。又由于中国涉农企业承受风险能力较弱，制度距离越大，农产品出口所面临的风险越大，企业倾向于减少出口来规避风险。
作为贸易传统引力模型中的重要变量，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和中国经济规模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贸易双方经济规模越大，中国农产品出口越多，这一结论符合经济预期。而贸易双方地理距离显著抑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当两国经济差异越小意味着需求结构越相似，从而农产品双边贸易越多。使用相同语言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额有着1%的显著水平下的正向影响，使用相同语言会减少因沟通不畅产生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成本，体现了一定的“边界效应”。衡量一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劳动比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对资本相对丰裕及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国家，中国农产品出口越多贸易伙伴国市场开放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国市场越是自由开放，越会使得合同的执行更加公正，减少贸易摩擦，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与众多学者研究结论一致。
六、稳健性检验
（一）政治制度距离的另外测度
前文的检验基于全球治理指数衡量的政治制度距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本文继续选取另一常用于衡量政治制度质量的指数：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 发布的国际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 中有关政治风险的12个分指标，包括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简况、内部斗争、外部冲突、腐败、宗教紧张、法律与秩序、种族关系紧张、民主责任与官僚质量。同样使用K-S方法计算，作为衡量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政治制度距离的代理变量，结果见表4列（1）。
从回归结果看，使用ICRG指数衡量的政治制度差异（icrgd）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仍表现出抑制作用，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与采用全球治理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时的估计结果一致，而作用力度更大。其它变量的作用与前文结果出入不大。
（二）其他影响因素
众多文献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量有着实际影响（朱小梅等2006）;贸易伙伴国通胀率反映了该国经济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贸易的开展;一国的外贸依存度与该国的进口额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本文将贸易国消费者物价指数（inflation）、使用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excha）以及外贸依存度（trade）（即一国进出口之和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了缩尾处理）作为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模型当中进行回归，观察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的显著性变化，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实证结果见表4列（3）（4）（5）。
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力度有所减小，但仍在1%的显著水平下起到抑制作用，说明结果稳健。所添加的控制变量人民币汇率显著抑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人民币汇率上升，会削弱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优势，使得农产品出口减少。贸易国消费者物价指数（inflation）越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显著降低，而贸易伙伴国的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额。均符合经济预期。
七、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将全样本分为发达国家（advs）与其它国家（noadvs）两个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见5列（1）（2）。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样本组中，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而在其他国家样本组中，制度距离在5%的显著水平下抑制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普遍拥有较高的制度质量，减小了贸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从而抵消了制度距离造成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对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不再像其它国家那样，更依赖于缩小制度距离来增加农产品出口。
文章继续将其他国家样本组分为发展中国家（devs）和新兴国家（emes）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列（3）（4）。制度距离在发展中国家样本组中不显著，但在新兴国家样本组中在1%的显著水平下抑制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可见这一机制主要作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
文章接下来对全球治理指数（WGI）的六个制度维度取平均值来衡量各国的政治制度质量（inst），并将贸易伙伴国的政治制度质量与中国进行对比，将政治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样本国划分为高质量制度组，而政治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样本国为低质量制度组，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另外，由上文实证分析得知，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贸易国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我们添加代表国家发展程度的变量人均GDP（agdp）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高制度质量组还是低制度质量组，制度距离的增加，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低制度质量组中，制度距离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这可能由于低制度质量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制度质量也就越低，表現为缺乏健全有效的政治制度。造成贸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隐形的贸易成本，从而阻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 为了明确制度距离在高低制度质量组发挥作用的显著差异，文章继续将制度质量和其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ind_inst）加入模型当中进行回归。由表6列（3）可知，加入制度质量变量后，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制度质量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这与王瑞和钟冰平（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列（4）显示：加入制度质量和其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后，制度距离的作用不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交互项产生了多重共线性。而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了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在不断下降，这也验证了前文的实证结果，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得双方更容易达成契约，契约执行过程也更加顺畅，因此通过缩小制度距离的渠道来促进农产品出口的效果下降;而当中国向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出口农产品时，由于契约不容易得到保障且面临较大风险，此时通过缩小制度距离的渠道来促进农产品出口额的空间更大。
八、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的六个指标，计算出中国与农产品贸易伙伴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制度距离”，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与贸易国之间政治制度距离的擴大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可能通过增加贸易双方的适应成本，纠纷解决成本等，造成贸易摩擦，从而抑制农产品贸易的进行。这一作用机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新兴经济体样本组中表现最为显著。
第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随着贸易伙伴国制度质量的提高，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在不断下降，即当中国向低制度质量的国家出口农产品时，通过缩小制度距离来促进农产品出口额的作用相比于高制度质量国家来说空间更大，较小的制度距离有助于缓解制度质量低带来的贸易收缩。
（二）政策建议
根据文章的研究结论，首先，中国应努力在制度建设上做出持续积极的行动。全面提高法治公信力;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大力推进反腐倡廉，防止特权阶层和私人利益集团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次，在开展农产品贸易的过程中，应关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有的放矢地选择农产品贸易策略，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最后，良好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协同进步。中国应展现大国形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制度交流;为制度质量不完善及落后的国家给予援助，改善其制度环境，缩小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从而更好地为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服务。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