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天华看不上很多视障者，觉得他们不想表现出盲态或被人认为是盲人，可一旦与其他人出现争执又特别强调盲人身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自己。他不介意被说是盲人，但也很少去刻意关注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被平等对待，这是他真正在意的事。
刘天华做上第一份非按摩类的正式工作是在2009年。
第一天培训，同批入职的4个人，陪同来公司的亲属共计6位。从德国飞来的教练听说后直接发问：“你们还在上幼儿园吗？”几位新人没反应过来。教练很生气：“以后上班天天让人送？要是连路都走不了，就别干这份工作了。”几人私下嘀咕，这教练可真不近人情。那么远的路，还要坐公交，盲人出行需要陪同有什么问题？直到了解这位同为盲人的教练也是一个人从德国汉堡出差来到深圳，乘机、住宿、市内交通全部自理，刘天华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他还没料到，此后十余年中，留待自己去做的“不可思议”的事儿，还很多。
作为视障者，当按摩师是天经地义的营生，工作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
这么多年，除了在包吃住的盲人按摩店待着，就是妻子带着他生活。妻子低视力，但未全盲，刘天华出门全靠她。她不在时，他就哪里都不想去。
“就像人变老一样，不一定是肌肉真的不行了，是受到别人的影射：老人就应该是那样的，你就要那样走路。盲人呢，就应该很低调，别去给人制造麻烦。”他回忆当时的心境。从3岁因青光眼视力受损开始，到23岁完全看不见，后天失明是个漫长的过程。尚能看见一点的时候，刘天华走路还很快，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盲人。后来视力一点点变差，人也一点点瑟缩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千万别招惹任何人”就成了信条。
在他读小学的年代，老家哈尔滨还没有针对盲童的中学。所有同学小学毕业之后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学按摩。刘天华在一个盲童夏令营上认识了上海盲校的同学，于是去了上海借读。那是眼界开阔的两年。学校的所有学科都和普通中学一样，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因为学生是盲童就马马虎虎。读书的乐趣也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你知道的东西多了，才会希望知道更多。”
刘天华在读书
刘天华开始觉得，与其一辈子在一个小地方死守，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
几年后，得知长春大学向社会开放招收盲人学生，刘天华果断报名了。令他失望的是，从大学老师那里接触到的观念，似乎还不及上海的中学。他把大量课余时间放在了学习英文上。抱着“想出去闯荡闯荡”的心思，又背着吉他去了一家西餐厅。面试时中方总经理看他是盲人，直接拒绝。刘天华也有心理准备，没说什么，起身走出门。没走出多远，餐厅大老板回来了，是个韩国人，问他来做什么。“应聘歌手。”刘天华说。“那你唱来听听。”对方说。刘天华唱了几首英文歌，被留了下来。薪水挺高，他兼职驻唱四个月，赚回了三年学费。
这段经历让年轻的刘天华觉得自己也“有点见识了”。这家在长春数一数二的西餐厅，当时的客人都是名流，同事也都是健视者。他第一次与非盲人群体在同一层面上有了大量对话，交往，也竞争。那时刘天华想，自己是有能力处理和“普通人”的关系的。
大学毕业后，刘天华本来争取到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但由于签证问题未能成行。这让他备受打击。20世纪90年代，毕业“包分配”的政策刚刚改革，所谓的“双向选择”对他来说等同于没有单位可去。问同学，同学在桑拿浴室里做按摩，说收入很高。他听了却很泄气：“ 不是看不起，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有校友提到深圳有很多按摩店，客人都是香港人，小费也不少。刘天华心里一亮：深圳，那是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如果一样都要做按摩，去深圳不是更好？
深圳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按摩行业的黄金时代。普通按摩师只要努力，一个月平均能赚到七八千块。“什么概念呢？那时候罗湖是深圳的中心，房价最贵，均价也才三四千。”刘天华回忆。整个店里300多位按摩师，100多位都是盲人。没生意的时候，大家就在男洗手间聊天，商业中心的洗手间干净又宽敞，有一面特别大的玻璃正好对着深圳河，对面就是香港新界的山。熬过了南方闷热的夏天，秋高气爽时，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在那里充满激情地畅想，等以后有了足够的钱，要怎样出去逛一逛，走一走。
“黑暗中对话”
就这样过了6年，直到非典爆发。街上所有的店都关了，老板也支撑不下去，宣布倒闭，他的情绪跌到谷底。3个月后，非典过去，生意恢复了，刘天华又找了个地方继续按摩。但生活就像突然被踩下急刹车后重新启动，突然一切感觉都变了。每天上班下班，“赚钱混日子”，刚毕业时那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逐渐从他身体中被抽离出去，越飘越远。
1988年“黑暗中对话”设立于德国，在全球以授权运营的形式开设体验馆，让来访者体验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也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工作坊培训。2009年，“黑暗中对话”落地香港，并开始尝试向大陆发展。近水楼台的深圳成为试水地，刘天华入职，是第一批体验馆“导赏員”和助理教练之一。
“黑暗中对话”体验馆联合创办人、首席运营官罗志霖第一次见到刘天华时很惊奇。通常同事来访，他们都会去接，刘天华是人直接出现在了门口。“我们公司还不是临街，要往里走一段，再到二楼。我当时就想，盲人怎么会自己就敲门说，我到了？”罗志霖回忆。那是2011年，他在“黑暗中对话”上海总部的市场部门，刘天华则以深圳馆总教练的身份来出差。
“黑暗中对话”与企业联合发起黑盒子公益快闪项目
加入“黑暗中对话”两年，最初在德国教练的“高压”下，刘天华花了一段时间练习走路。其实没练几下就会了，拿着盲杖走路的技术非常简单，而过马路无论技术再怎么熟练也一样不安全。真正需要学习的，只是接受自己拿着盲杖在邻居面前走来走去的样子，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向人开口求助。
“其实就是突破你自己心里的障碍。一旦走出这一步，原来的本性就都回来了。”刘天华说。独立出行对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自由”的感受，这对人的获得感和自我实现感有很高的提升。但在真正开始工作之前，他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并不清楚。刘天华见过太多视障群体相关的活动，大多是通过显示他们的不幸，让参与者感受到同情，以及难过之后对自身眼明的庆幸。
直到第一次做企业工作坊的助教，他发现参与者们热烈讨论的点在于黑暗中没有视觉干扰，也就忽略了用视觉去评判人，而更多在意如何互相帮忙把事情完成。“也就是说，他们的化学反应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而是因为新的协作和相处方式。这项工作根本不要求你展示你惨的那一面，而是强调你强的那一面。这一点特别好。”刘天华说。
同事中有70%都是视障者，在全黑暗的环境中，他们的缺陷成为了优势。刘天华会在活动中“观察”参与者的表现，再在之后光明环境下的复盘中分享自己的见解。参与者中很多都是高管，能为这些在他看来非常聪明的人提供服务，帮他们找出問题，是一种挑战；而每当分析与观点收获共鸣，对参与者真正有所启发的时候，刘天华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大约1/3的客户高管说英文。刘天华在大学期间的英文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但还没达到能连续几小时熟练讲英语的程度，只敢做助教。老板要求他两年之内必须达到做主教练的水平。刘天华只好硬着头皮制定计划，给自己定下每天5 000字的英语阅读量。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香港的主教练不在，老板说，你试试看。“真的压力很大。”刘天华回忆。他像念稿子一样讲完了所有内容，总算完成任务。虽然自己不满意，但客户也没投诉，这一步总算迈出去了。
后来这成了他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千万别去想象一件事能不能做成，一想就会有无数问题让你觉得不能。把包往墙后面一扔，那就没办法了，你要想的就是怎么翻过墙去，把包拿回来。”
从助教、主教练到深圳馆馆长，他接手的事情越来越多。第一次做销售工作，对方已经和上海总部谈过，但还希望与深圳体验馆当面聊聊。刘天华拿着盲杖去了约定的咖啡馆，和对面的两位男士坐下来谈。对方寒暄许久，就是不提正事，他实在忍不住问，要不要聊一聊需求？对方说，啊，不是还有人吗？刘天华说，没有了，就我一个人。
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内心的屏障打破了，但外界对于盲人的认知还存在巨大偏差。后来有了协助销售的非盲人同事，刘天华仍然每次都争取一道去。有一次拿到腾讯的订单，他特别开心：“很多社会企业去抢，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我们靠实力拿到这单，竞争成功，特别好的感觉。”
被平等对待，这是他真正在意的事。刘天华看不上很多视障者，觉得他们不想表现出盲态或被人认为是盲人，可一旦与其他人出现争执又特别强调盲人身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自己。他不介意被说是盲人，但也很少去刻意关注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深圳“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按下了暂停键。“深圳读书会”创始人汪洋联系到他们，表示可以合作开发“黑暗听书会”项目。他们希望这样的创新性项目，能让暂时没有收入但又具备独特阅读和分享能力的盲人们，在专业心理学者的配合下，围绕积极心理学主题展开线下分享与探讨，录制线上音频课程与播客平台合作推出，并展开盲人讲书培训，让更多盲人分享师站上舞台。
只有当社会认知提升，盲人也拥有按摩行业以外的工作机会，才可能真正促进视障群体与社会的融合。他们计划一起把这个项目搬上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受捐9.9元，送出一份线上盲人讲师说书；受捐99元，送出一份线下黑暗听书会门票。
这么做是一种“回报”的姿态，因为了解与平等比关怀更重要。“公益应该是平等的价值交换。每个人都有优势和劣势，当一个人能够利用优势实现自我价值、被人尊重，才是公益真正的实现。”“深圳读书会”负责人这样说。他们曾数次参与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认同这个公益活动的价值，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同时，微信的生态圈和社交属性也使得筹款相对简单快捷，效果直观，但他们也意识到，筹款成功与否与公众的认知度有极大关系，如果不能让公众理解捐赠行为与自己的关联，就很难获得理解和认同。
刘天华对于“黑暗听书会”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是否真的有竞争力抱有隐忧，但他愿意尝试，因为这可以发挥盲人同事们的优势，体验馆能带来的工作机会毕竟有限，而读书分享尤其是线上平台潜力无穷。
他更希望视障群体能得到基本的权利保障，比如上大学的机会，学习更多学科的机会。他深知自己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盲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我挑战去走新的道路，但至少从社会层面而言，不给予盲人平等的获得知识的权利，然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是不公平的。“固有的想法永远是先判断盲人能做什么，然后让他做什么。”刘天华的建议是，“先假设这个人放在这儿有什么不能做的。如果没有，那就让他做。”
被平等对待，这是他真正在意的事。
刘天华做上第一份非按摩类的正式工作是在2009年。
第一天培训，同批入职的4个人，陪同来公司的亲属共计6位。从德国飞来的教练听说后直接发问：“你们还在上幼儿园吗？”几位新人没反应过来。教练很生气：“以后上班天天让人送？要是连路都走不了，就别干这份工作了。”几人私下嘀咕，这教练可真不近人情。那么远的路，还要坐公交，盲人出行需要陪同有什么问题？直到了解这位同为盲人的教练也是一个人从德国汉堡出差来到深圳，乘机、住宿、市内交通全部自理，刘天华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他还没料到，此后十余年中，留待自己去做的“不可思议”的事儿，还很多。
别去给人制造麻烦
作为视障者，当按摩师是天经地义的营生，工作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
这么多年，除了在包吃住的盲人按摩店待着，就是妻子带着他生活。妻子低视力，但未全盲，刘天华出门全靠她。她不在时，他就哪里都不想去。
“就像人变老一样，不一定是肌肉真的不行了，是受到别人的影射：老人就应该是那样的，你就要那样走路。盲人呢，就应该很低调，别去给人制造麻烦。”他回忆当时的心境。从3岁因青光眼视力受损开始，到23岁完全看不见，后天失明是个漫长的过程。尚能看见一点的时候，刘天华走路还很快，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盲人。后来视力一点点变差，人也一点点瑟缩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千万别招惹任何人”就成了信条。
在他读小学的年代，老家哈尔滨还没有针对盲童的中学。所有同学小学毕业之后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学按摩。刘天华在一个盲童夏令营上认识了上海盲校的同学，于是去了上海借读。那是眼界开阔的两年。学校的所有学科都和普通中学一样，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因为学生是盲童就马马虎虎。读书的乐趣也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你知道的东西多了，才会希望知道更多。”
刘天华开始觉得，与其一辈子在一个小地方死守，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
几年后，得知长春大学向社会开放招收盲人学生，刘天华果断报名了。令他失望的是，从大学老师那里接触到的观念，似乎还不及上海的中学。他把大量课余时间放在了学习英文上。抱着“想出去闯荡闯荡”的心思，又背着吉他去了一家西餐厅。面试时中方总经理看他是盲人，直接拒绝。刘天华也有心理准备，没说什么，起身走出门。没走出多远，餐厅大老板回来了，是个韩国人，问他来做什么。“应聘歌手。”刘天华说。“那你唱来听听。”对方说。刘天华唱了几首英文歌，被留了下来。薪水挺高，他兼职驻唱四个月，赚回了三年学费。
这段经历让年轻的刘天华觉得自己也“有点见识了”。这家在长春数一数二的西餐厅，当时的客人都是名流，同事也都是健视者。他第一次与非盲人群体在同一层面上有了大量对话，交往，也竞争。那时刘天华想，自己是有能力处理和“普通人”的关系的。
赚钱混日子
大学毕业后，刘天华本来争取到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但由于签证问题未能成行。这让他备受打击。20世纪90年代，毕业“包分配”的政策刚刚改革，所谓的“双向选择”对他来说等同于没有单位可去。问同学，同学在桑拿浴室里做按摩，说收入很高。他听了却很泄气：“ 不是看不起，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有校友提到深圳有很多按摩店，客人都是香港人，小费也不少。刘天华心里一亮：深圳，那是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如果一样都要做按摩，去深圳不是更好？
深圳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按摩行业的黄金时代。普通按摩师只要努力，一个月平均能赚到七八千块。“什么概念呢？那时候罗湖是深圳的中心，房价最贵，均价也才三四千。”刘天华回忆。整个店里300多位按摩师，100多位都是盲人。没生意的时候，大家就在男洗手间聊天，商业中心的洗手间干净又宽敞，有一面特别大的玻璃正好对着深圳河，对面就是香港新界的山。熬过了南方闷热的夏天，秋高气爽时，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在那里充满激情地畅想，等以后有了足够的钱，要怎样出去逛一逛，走一走。
就这样过了6年，直到非典爆发。街上所有的店都关了，老板也支撑不下去，宣布倒闭，他的情绪跌到谷底。3个月后，非典过去，生意恢复了，刘天华又找了个地方继续按摩。但生活就像突然被踩下急刹车后重新启动，突然一切感觉都变了。每天上班下班，“赚钱混日子”，刚毕业时那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逐渐从他身体中被抽离出去，越飘越远。
强调你强的那一面
1988年“黑暗中对话”设立于德国，在全球以授权运营的形式开设体验馆，让来访者体验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也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工作坊培训。2009年，“黑暗中对话”落地香港，并开始尝试向大陆发展。近水楼台的深圳成为试水地，刘天华入职，是第一批体验馆“导赏員”和助理教练之一。
“黑暗中对话”体验馆联合创办人、首席运营官罗志霖第一次见到刘天华时很惊奇。通常同事来访，他们都会去接，刘天华是人直接出现在了门口。“我们公司还不是临街，要往里走一段，再到二楼。我当时就想，盲人怎么会自己就敲门说，我到了？”罗志霖回忆。那是2011年，他在“黑暗中对话”上海总部的市场部门，刘天华则以深圳馆总教练的身份来出差。
加入“黑暗中对话”两年，最初在德国教练的“高压”下，刘天华花了一段时间练习走路。其实没练几下就会了，拿着盲杖走路的技术非常简单，而过马路无论技术再怎么熟练也一样不安全。真正需要学习的，只是接受自己拿着盲杖在邻居面前走来走去的样子，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向人开口求助。
“其实就是突破你自己心里的障碍。一旦走出这一步，原来的本性就都回来了。”刘天华说。独立出行对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自由”的感受，这对人的获得感和自我实现感有很高的提升。但在真正开始工作之前，他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并不清楚。刘天华见过太多视障群体相关的活动，大多是通过显示他们的不幸，让参与者感受到同情，以及难过之后对自身眼明的庆幸。
直到第一次做企业工作坊的助教，他发现参与者们热烈讨论的点在于黑暗中没有视觉干扰，也就忽略了用视觉去评判人，而更多在意如何互相帮忙把事情完成。“也就是说，他们的化学反应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而是因为新的协作和相处方式。这项工作根本不要求你展示你惨的那一面，而是强调你强的那一面。这一点特别好。”刘天华说。
同事中有70%都是视障者，在全黑暗的环境中，他们的缺陷成为了优势。刘天华会在活动中“观察”参与者的表现，再在之后光明环境下的复盘中分享自己的见解。参与者中很多都是高管，能为这些在他看来非常聪明的人提供服务，帮他们找出問题，是一种挑战；而每当分析与观点收获共鸣，对参与者真正有所启发的时候，刘天华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大约1/3的客户高管说英文。刘天华在大学期间的英文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但还没达到能连续几小时熟练讲英语的程度，只敢做助教。老板要求他两年之内必须达到做主教练的水平。刘天华只好硬着头皮制定计划，给自己定下每天5 000字的英语阅读量。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香港的主教练不在，老板说，你试试看。“真的压力很大。”刘天华回忆。他像念稿子一样讲完了所有内容，总算完成任务。虽然自己不满意，但客户也没投诉，这一步总算迈出去了。
后来这成了他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千万别去想象一件事能不能做成，一想就会有无数问题让你觉得不能。把包往墙后面一扔，那就没办法了，你要想的就是怎么翻过墙去，把包拿回来。”
从助教、主教练到深圳馆馆长，他接手的事情越来越多。第一次做销售工作，对方已经和上海总部谈过，但还希望与深圳体验馆当面聊聊。刘天华拿着盲杖去了约定的咖啡馆，和对面的两位男士坐下来谈。对方寒暄许久，就是不提正事，他实在忍不住问，要不要聊一聊需求？对方说，啊，不是还有人吗？刘天华说，没有了，就我一个人。
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内心的屏障打破了，但外界对于盲人的认知还存在巨大偏差。后来有了协助销售的非盲人同事，刘天华仍然每次都争取一道去。有一次拿到腾讯的订单，他特别开心：“很多社会企业去抢，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我们靠实力拿到这单，竞争成功，特别好的感觉。”
被平等对待，这是他真正在意的事。刘天华看不上很多视障者，觉得他们不想表现出盲态或被人认为是盲人，可一旦与其他人出现争执又特别强调盲人身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自己。他不介意被说是盲人，但也很少去刻意关注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挑战走新的道路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深圳“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按下了暂停键。“深圳读书会”创始人汪洋联系到他们，表示可以合作开发“黑暗听书会”项目。他们希望这样的创新性项目，能让暂时没有收入但又具备独特阅读和分享能力的盲人们，在专业心理学者的配合下，围绕积极心理学主题展开线下分享与探讨，录制线上音频课程与播客平台合作推出，并展开盲人讲书培训，让更多盲人分享师站上舞台。
只有当社会认知提升，盲人也拥有按摩行业以外的工作机会，才可能真正促进视障群体与社会的融合。他们计划一起把这个项目搬上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受捐9.9元，送出一份线上盲人讲师说书；受捐99元，送出一份线下黑暗听书会门票。
这么做是一种“回报”的姿态，因为了解与平等比关怀更重要。“公益应该是平等的价值交换。每个人都有优势和劣势，当一个人能够利用优势实现自我价值、被人尊重，才是公益真正的实现。”“深圳读书会”负责人这样说。他们曾数次参与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认同这个公益活动的价值，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同时，微信的生态圈和社交属性也使得筹款相对简单快捷，效果直观，但他们也意识到，筹款成功与否与公众的认知度有极大关系，如果不能让公众理解捐赠行为与自己的关联，就很难获得理解和认同。
刘天华对于“黑暗听书会”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是否真的有竞争力抱有隐忧，但他愿意尝试，因为这可以发挥盲人同事们的优势，体验馆能带来的工作机会毕竟有限，而读书分享尤其是线上平台潜力无穷。
他更希望视障群体能得到基本的权利保障，比如上大学的机会，学习更多学科的机会。他深知自己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盲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我挑战去走新的道路，但至少从社会层面而言，不给予盲人平等的获得知识的权利，然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是不公平的。“固有的想法永远是先判断盲人能做什么，然后让他做什么。”刘天华的建议是，“先假设这个人放在这儿有什么不能做的。如果没有，那就让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