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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几十年难得一遇。这主要来源于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更为开放的内地投资市场，以及内地经济发展给香港金融业、物流业、信息资讯业所带来的强烈支撑。这个我们首先要认为是机遇，当然，伴随着内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特大型城市的快速发展，香港也迎来新的挑战，比如说，香港与上海、深圳、广州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
“香港的未来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是记者请教第一个问题时，张炳良教授回答的第一句。
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就“香港接力棒”这个主题作直接点评，但却给整个采访定下了基调。
生于香港，但自小更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时刻关注祖国的变化。23岁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参加过旨在香港早日回归的学生运动，尔后多年在港英政府布政司署、廉政公署等任职，并在这个过程中，分别取得了英国艾斯顿大学科学硕士和英国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哲学家博士学位。
对张炳良教授担任多个社会职务毫不为怪，因为他太忙，以至对他的约访延续多日。
而对他在多个职务之间游刃有余，笔者亦有所见识，因为约好6月21日上午10:30的采访，10:25拨通电话后的第一句是：“杨先生，您好，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可见他做事的条清缕析，并准确无误分别安排的能力。
52岁的张炳良教授，在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新力量网络理事（创会主席）及香港政策研究所创会董事的同时，还任包括行政会议、消费者委员会、香港房屋委员会、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等多个法定组织及政府咨询组织的成员。
关于“接力棒”
《华人世界》:本期我们聚焦在香港回归十年里，各行各业涌现出的一批有为青年，我们用“香港接力棒”来命名，您觉得妥当吗?能否体现这些有为香港青年的内涵?
张炳良:我觉得挺不错，很传神。接力棒嘛，就是从老一辈香港人手上接班，或已做好接班的准备。而且还有从旧港英政府时代过渡到回归后新香港的含义。
另外，“接力棒”这个词很有动感，很像一群跑动的青年。
《华人世界》:您觉得新生代香港青年，如李泽钜、李家杰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一些年轻人，与前辈香港人相比，他们似乎更容易成功，为什么?
张炳良:李泽钜、李家杰的成功，客观上与家族的资本积累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很努力，而且教育背景也比他们的父辈好得多。
但对于绝大多数香港青年而言，他们同样比以前更易成功，因为今天的香港面临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这个重大机遇就是由香港回归所带来的，今天香港的创业环境更成熟，香港青年面对的舞台也更为宽广。
《华人世界》:与前辈香港人比，他们存在哪些特质?有哪些弱点?
张炳良:新一代香港人青年普遍经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更为开阔，这也是香港今天形成相对稳定中产阶级的重要原因。
弱点当然也有，不及老一辈香港人的吃苦耐劳。
机遇还是挑战
《华人世界》:您觉得新香港青年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张炳良:这种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几十年难得一遇。这主要来源于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更为开放的内地投资市场，以及内地经济发展给香港金融业、物流业、信息资讯业所带来的强烈支撑。这个我们首先要认为是机遇，当然，伴随着内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特大型城市的快速发展，香港也迎来新的挑战，比如说，香港与上海、深圳、广州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
当然，这种机遇和挑战还体现在香港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通过改革推动经济大幅增长以来，现在的香港正面临着新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而这个过程本身就给香港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当然，关键这个机遇能不能抓住?对香港而言，这是一个挑战。
《华人世界》:对香港青年而言呢?
张炳良:香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实也就是香港青年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
祖国在心中
《华人世界》:香港回归十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您觉得与内地的支撑有没有关系?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炳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也越来越重要。当然，不能单纯认为是内地支撑，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必定是互利的。
在过去十年里，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很大，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总会优先考虑香港，但最终能否对香港形成支撑，关键还是看香港本身对内地有没有吸引力。
说到底一句话: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很重要，但香港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现在香港人也越来越认为，香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内地。
《华人世界》:这些年，您平均一年来几次内地?您觉得在社会人文环境方面，回归十年来，香港人对祖国的认知有何不同?
张炳良:我每年去内地2—3次，主要做一些学术交流和研究。这些年内地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均取得很大的进步，虽然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缺失，但考虑到内地发展转型期的现实，这很正常。
回归十年来，香港人对祖国的认知最明显就是:刚回归初期，香港人对祖国既亲切又陌生。但最近几年，香港人越来越融入到祖国之中，不但公开场合升国旗时自觉起立的人多了，就是内地取得每一项大的成就，香港人都在心里为之高兴。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很清楚，就是一名中国人，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强大，他们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浓。
《华人世界》:您是出生在香港吗?您的父母呢?
张炳良:我是生在香港，但我的父母都是50年代从广东来到香港的，当时都是20来岁。
与我的父母一样，那个时代来香港的内地人，其实就是想找一个安定些的地方，他们从来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那个时候，家庭里面谈论内地，就是把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谈自己的祖国，这个从来都没变过。
而我从小也是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其实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基本都是如此。上学时与同学、老师谈得最多的，也是内地，因为在我们心中，那是我们的祖国。回归前，香港人身份都不明确，我们出国时都是用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有次我填中国人，最后海关帮我签证时改为香港同胞。
“香港的未来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是记者请教第一个问题时，张炳良教授回答的第一句。
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就“香港接力棒”这个主题作直接点评，但却给整个采访定下了基调。
生于香港，但自小更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时刻关注祖国的变化。23岁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参加过旨在香港早日回归的学生运动，尔后多年在港英政府布政司署、廉政公署等任职，并在这个过程中，分别取得了英国艾斯顿大学科学硕士和英国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哲学家博士学位。
对张炳良教授担任多个社会职务毫不为怪，因为他太忙，以至对他的约访延续多日。
而对他在多个职务之间游刃有余，笔者亦有所见识，因为约好6月21日上午10:30的采访，10:25拨通电话后的第一句是：“杨先生，您好，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可见他做事的条清缕析，并准确无误分别安排的能力。
52岁的张炳良教授，在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新力量网络理事（创会主席）及香港政策研究所创会董事的同时，还任包括行政会议、消费者委员会、香港房屋委员会、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等多个法定组织及政府咨询组织的成员。
关于“接力棒”
《华人世界》:本期我们聚焦在香港回归十年里，各行各业涌现出的一批有为青年，我们用“香港接力棒”来命名，您觉得妥当吗?能否体现这些有为香港青年的内涵?
张炳良:我觉得挺不错，很传神。接力棒嘛，就是从老一辈香港人手上接班，或已做好接班的准备。而且还有从旧港英政府时代过渡到回归后新香港的含义。
另外，“接力棒”这个词很有动感，很像一群跑动的青年。
《华人世界》:您觉得新生代香港青年，如李泽钜、李家杰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一些年轻人，与前辈香港人相比，他们似乎更容易成功，为什么?
张炳良:李泽钜、李家杰的成功，客观上与家族的资本积累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很努力，而且教育背景也比他们的父辈好得多。
但对于绝大多数香港青年而言，他们同样比以前更易成功，因为今天的香港面临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这个重大机遇就是由香港回归所带来的，今天香港的创业环境更成熟，香港青年面对的舞台也更为宽广。
《华人世界》:与前辈香港人比，他们存在哪些特质?有哪些弱点?
张炳良:新一代香港人青年普遍经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更为开阔，这也是香港今天形成相对稳定中产阶级的重要原因。
弱点当然也有，不及老一辈香港人的吃苦耐劳。
机遇还是挑战
《华人世界》:您觉得新香港青年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张炳良:这种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几十年难得一遇。这主要来源于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更为开放的内地投资市场，以及内地经济发展给香港金融业、物流业、信息资讯业所带来的强烈支撑。这个我们首先要认为是机遇，当然，伴随着内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特大型城市的快速发展，香港也迎来新的挑战，比如说，香港与上海、深圳、广州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
当然，这种机遇和挑战还体现在香港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通过改革推动经济大幅增长以来，现在的香港正面临着新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而这个过程本身就给香港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当然，关键这个机遇能不能抓住?对香港而言，这是一个挑战。
《华人世界》:对香港青年而言呢?
张炳良:香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实也就是香港青年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
祖国在心中
《华人世界》:香港回归十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您觉得与内地的支撑有没有关系?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炳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也越来越重要。当然，不能单纯认为是内地支撑，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必定是互利的。
在过去十年里，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很大，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总会优先考虑香港，但最终能否对香港形成支撑，关键还是看香港本身对内地有没有吸引力。
说到底一句话: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很重要，但香港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现在香港人也越来越认为，香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内地。
《华人世界》:这些年，您平均一年来几次内地?您觉得在社会人文环境方面，回归十年来，香港人对祖国的认知有何不同?
张炳良:我每年去内地2—3次，主要做一些学术交流和研究。这些年内地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均取得很大的进步，虽然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缺失，但考虑到内地发展转型期的现实，这很正常。
回归十年来，香港人对祖国的认知最明显就是:刚回归初期，香港人对祖国既亲切又陌生。但最近几年，香港人越来越融入到祖国之中，不但公开场合升国旗时自觉起立的人多了，就是内地取得每一项大的成就，香港人都在心里为之高兴。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很清楚，就是一名中国人，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强大，他们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浓。
《华人世界》:您是出生在香港吗?您的父母呢?
张炳良:我是生在香港，但我的父母都是50年代从广东来到香港的，当时都是20来岁。
与我的父母一样，那个时代来香港的内地人，其实就是想找一个安定些的地方，他们从来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那个时候，家庭里面谈论内地，就是把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谈自己的祖国，这个从来都没变过。
而我从小也是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其实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基本都是如此。上学时与同学、老师谈得最多的，也是内地，因为在我们心中，那是我们的祖国。回归前，香港人身份都不明确，我们出国时都是用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有次我填中国人，最后海关帮我签证时改为香港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