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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青年作家田耳在其长篇小说《夏天糖》中，用亦庄亦谐的文字、多人叙事的手法以及独特的叙述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三段错恋，指引着读者在咬文嚼字的同时，力争跳出文本的圈子，展开相应的反思与自省。其文本发人深思，催人内省，于平实而不凡的文字中展现作家的力度与责任感。
【关键词】：田耳；错爱；夏天糖
《夏天糖》本是作家田耳发表在2006年第十一期台湾《联合文学》上并获得第十二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的一个短篇小说，但是田耳经过长期沉淀之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写，这就是发表在《钟山》2011年第一期的长篇小说《夏天糖》。将二者稍加对比之后就不难发现，小说篇幅的骤增主要源自大量的社会环境描写的嵌入，即是围绕佴城与莞城所引发的诸多事件。但作者在不惜重墨描写城乡面貌的同时，却依旧保留了江标与铃兰的错位之恋（即短篇小说中的小江与兰兰），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篇。田耳在文中搭建了数对恋爱或婚姻关系，其中最经典的当属江标对铃兰的单恋，铃兰与顾崖的婚外情以及顧丰年与曾毓婕的黄昏恋。梳理这三段合法抑或非法的爱恋关系便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一处共同点，即主体所爱对象与现实实在之间存在严重偏离，甚至对立。主体仅仅是以虚构的方式将其所倾慕的对象肢解为零散的碎片，按照个人的意愿加以拼凑重组，并一厢情愿地封存于个人的想象空间，从而酿成一段段不切实际的“错位之恋”。
与作品中其他人物或忙碌躁动，或无所事事相比，江标的生活要务实且平静得多。没有前卫的观念，也没有时髦的做派，为了补贴家用而跑运输，在成为商业局的正式工人之后依旧如此，想办法把自己的妻子从乡下调进城里，照顾白痴弟弟阿吼，履行着作为丈夫、兄长的职责。但极为吊诡的是，朴实平凡的他却在做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一直在寻找曾经躺在公路上的一个女孩。那时他还相当年轻，在一次跑车的路上，看到一个穿豆绿色衣裳的女孩睡在马路中央。当他下车把这女孩抱开的时候，那女孩闭着眼睛，穿豆绿色衣裳，脸上有着无比幸福的表情。女孩醒来后，还给他吃了一种叫作“夏天糖”的薄荷糖。这一事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十几年过去了，他依然用手工打制着女孩给他吃的那种圆圆的“夏天糖”。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的女孩长大成人后，竟成为混迹色情场所的浪荡女子，这令他难以接受。在犹疑中去求证浪迹色情场所的铃兰是否就是自己曾经遇见过的薄荷糖女孩，成为他人生义务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当他证实后，又极力地维护她，与顾崖厮打，把顾崖跟她拍的裸照毁掉，跟招嫖她的同事打架，帮助她离开佴城。当铃兰无法改变色情场所那种女孩的浪荡时，他带她离开了砂桥，最终让她穿上豆绿色衣裳，开车从她身上轧了过去......
其实单就事件本身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案件。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心灵可分为自我、本我、超我。本我源于本能的冲动，它包括人对自己存在的知觉和欲望的意识，而超我则往往是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自我理想的代表。從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的本我接近“真实我”，而苛刻的超我则更近乎“理想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童年的小女孩和长大后的铃兰其实就如同弗洛伊德所谓的“理想我”和“真实我”。[1]童年小女孩的形象与长大后的铃兰格格不入，实际上就是“真实我”的品质在现实环境中不断显示出与“理想我”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作用是用来约束自身行为，通过主体自身的攻击性来起作用。这种攻击性不是指向外界而是指向自身，转向内部，形成一种对自我的压抑。江标一厢情愿地把对铃兰的那段远去的记忆当作一生的挚爱，并不顾现实的变迁而不改初心。他苦口婆心的规劝铃兰从良，如骑士般无休止对抗任何想占铃兰便宜的人，甚至抛家弃业，带铃兰出游借以了却积聚内心多年的困惑与苦闷。事实上，他所爱的，绝非眼前的铃兰，而是那个躺在草地上向他索要糖果，浑身散发水草味道的纯真女孩。当铃兰厌弃那路面的肮脏，敷衍的席地而卧并搔首弄姿时，江标方才惊醒的发觉，当年那纯真小女孩的形象再也无从找寻：“那时候她很干净，所以也不觉得马路脏。现在她觉得马路脏，要铺东西。”[2]正因为“理想我”和“现实我”的对立，个体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分裂的人。卡伦·霍尼用“理想化意象”来解释这一人格的分裂，理想化意象是“自以为是的意象，或者是彼时彼刻他觉得能够或者应该是的那种意象。”[3]而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那种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霍尼认为，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有一种静止的性质，它不是他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而是一个他顶礼膜拜的观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动性，它刺激人去接近它。是促进成长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宝贵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只会对成长肯定构成障碍，因为它不是否认缺点便是只会谴责缺点。”[4]童年小女孩的气息、着装、动作、甚至是神情成了江标对现在面前这个铃兰的想象性的对象，以至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语境中的种种。到最后理想化意象不仅无法弥补或抚平人内心的冲突，反而使人远离了真实的自我，加剧了“理想我”和“真实我”的分裂。童年含着薄荷糖的小女孩被江标想象成一个“理想化意象”，到小说最后，面对麻木的铃兰，江标才近乎绝望的发现这个“理想化意象”的现实不可能性。当江标开车从铃兰身上碾压过去时，“他看见淡绿色的汁液飞溅上来，纷纷扬扬黏在车玻璃上。风一吹，他依稀闻见了那年初夏，那股清凉温润的气味。”[5]
江标一厢情愿的把对铃兰的那段远去的记忆当作一生的挚爱，并不顾现实的语境执迷不悟。而铃兰在面对顾崖的时候，也陷入了相似的泥淖。铃兰初识顾崖的时候，就被他身上有别于奸商、粗汉的气质所打动，称他为“诗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顾崖诚然在文化修养层面高于同行的黎照里等人，展现的举止也更文雅含蓄，甚至出口便引经据典。可惜，这更多的是一种浅层次的表征。表面看来，顾崖是个有着少许才情的人，但在这少许才情背后隐匿的是一副无异于其他凡俗夫子的肉体凡身。胸无大志、多情，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场所，并且胆怯懦弱，当淫乱不堪的一幕被未婚妻发现时，他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妓女得体，没有一点担当。铃兰眼中的“诗人”，既无法给她物质上的富足，也无法给她感情上的归属，而她偏偏被想象中的“诗人”气质所蒙蔽，并错信不已。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顾丰年与曾毓婕之间，不惑之年的曾阿姨终于走进了婚姻殿堂，并误以为与顾丰年的结合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当经历了网恋之后。曾阿姨才发觉顾丰年这位古稀老人无法给她带来曼妙爱情的享受，她所希冀的，恰恰是自己的丈夫所无法给予的。于是，私奔成了极端而又理所当然的结局。
结语
田耳编制的这三段有些相似的错恋，似乎不是偶然。他似乎在有意的暗示读者，爱情需要幻境，但更需要适时的从幻境中抽离，转而对现实实际深思熟虑，多加留意。片刻的心动更多是感性作用下冲动的结果，缺乏深度的思考与探析，仅仅依据冲动的产物来下定论未免有失偏颇，有时，甚至会导向荒谬的错恋。在某种意义上，从爱情到婚姻之间有一段天然的桥梁，衔接处尤其需要冷静清醒的判断来做润滑剂。“这就是‘夏天糖’提醒人们在吮吸着火热生活之甜时更应有着薄荷般清醒的象征意蕴所在。”[6]
参考文献：
[1]林铁.童年的精神分析——论田耳的小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5]田耳.夏天糖[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331）
[3][4][美]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M].王作虹，议.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1990
[6]龙永干.城市化进程中草根生存的直面与忧思[J].名作欣赏，2014（22）
【摘要】：青年作家田耳在其长篇小说《夏天糖》中，用亦庄亦谐的文字、多人叙事的手法以及独特的叙述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三段错恋，指引着读者在咬文嚼字的同时，力争跳出文本的圈子，展开相应的反思与自省。其文本发人深思，催人内省，于平实而不凡的文字中展现作家的力度与责任感。
【关键词】：田耳；错爱；夏天糖
《夏天糖》本是作家田耳发表在2006年第十一期台湾《联合文学》上并获得第十二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的一个短篇小说，但是田耳经过长期沉淀之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写，这就是发表在《钟山》2011年第一期的长篇小说《夏天糖》。将二者稍加对比之后就不难发现，小说篇幅的骤增主要源自大量的社会环境描写的嵌入，即是围绕佴城与莞城所引发的诸多事件。但作者在不惜重墨描写城乡面貌的同时，却依旧保留了江标与铃兰的错位之恋（即短篇小说中的小江与兰兰），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篇。田耳在文中搭建了数对恋爱或婚姻关系，其中最经典的当属江标对铃兰的单恋，铃兰与顾崖的婚外情以及顧丰年与曾毓婕的黄昏恋。梳理这三段合法抑或非法的爱恋关系便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一处共同点，即主体所爱对象与现实实在之间存在严重偏离，甚至对立。主体仅仅是以虚构的方式将其所倾慕的对象肢解为零散的碎片，按照个人的意愿加以拼凑重组，并一厢情愿地封存于个人的想象空间，从而酿成一段段不切实际的“错位之恋”。
与作品中其他人物或忙碌躁动，或无所事事相比，江标的生活要务实且平静得多。没有前卫的观念，也没有时髦的做派，为了补贴家用而跑运输，在成为商业局的正式工人之后依旧如此，想办法把自己的妻子从乡下调进城里，照顾白痴弟弟阿吼，履行着作为丈夫、兄长的职责。但极为吊诡的是，朴实平凡的他却在做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一直在寻找曾经躺在公路上的一个女孩。那时他还相当年轻，在一次跑车的路上，看到一个穿豆绿色衣裳的女孩睡在马路中央。当他下车把这女孩抱开的时候，那女孩闭着眼睛，穿豆绿色衣裳，脸上有着无比幸福的表情。女孩醒来后，还给他吃了一种叫作“夏天糖”的薄荷糖。这一事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十几年过去了，他依然用手工打制着女孩给他吃的那种圆圆的“夏天糖”。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的女孩长大成人后，竟成为混迹色情场所的浪荡女子，这令他难以接受。在犹疑中去求证浪迹色情场所的铃兰是否就是自己曾经遇见过的薄荷糖女孩，成为他人生义务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当他证实后，又极力地维护她，与顾崖厮打，把顾崖跟她拍的裸照毁掉，跟招嫖她的同事打架，帮助她离开佴城。当铃兰无法改变色情场所那种女孩的浪荡时，他带她离开了砂桥，最终让她穿上豆绿色衣裳，开车从她身上轧了过去......
其实单就事件本身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案件。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心灵可分为自我、本我、超我。本我源于本能的冲动，它包括人对自己存在的知觉和欲望的意识，而超我则往往是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自我理想的代表。從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的本我接近“真实我”，而苛刻的超我则更近乎“理想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童年的小女孩和长大后的铃兰其实就如同弗洛伊德所谓的“理想我”和“真实我”。[1]童年小女孩的形象与长大后的铃兰格格不入，实际上就是“真实我”的品质在现实环境中不断显示出与“理想我”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作用是用来约束自身行为，通过主体自身的攻击性来起作用。这种攻击性不是指向外界而是指向自身，转向内部，形成一种对自我的压抑。江标一厢情愿地把对铃兰的那段远去的记忆当作一生的挚爱，并不顾现实的变迁而不改初心。他苦口婆心的规劝铃兰从良，如骑士般无休止对抗任何想占铃兰便宜的人，甚至抛家弃业，带铃兰出游借以了却积聚内心多年的困惑与苦闷。事实上，他所爱的，绝非眼前的铃兰，而是那个躺在草地上向他索要糖果，浑身散发水草味道的纯真女孩。当铃兰厌弃那路面的肮脏，敷衍的席地而卧并搔首弄姿时，江标方才惊醒的发觉，当年那纯真小女孩的形象再也无从找寻：“那时候她很干净，所以也不觉得马路脏。现在她觉得马路脏，要铺东西。”[2]正因为“理想我”和“现实我”的对立，个体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分裂的人。卡伦·霍尼用“理想化意象”来解释这一人格的分裂，理想化意象是“自以为是的意象，或者是彼时彼刻他觉得能够或者应该是的那种意象。”[3]而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那种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霍尼认为，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有一种静止的性质，它不是他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而是一个他顶礼膜拜的观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动性，它刺激人去接近它。是促进成长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宝贵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只会对成长肯定构成障碍，因为它不是否认缺点便是只会谴责缺点。”[4]童年小女孩的气息、着装、动作、甚至是神情成了江标对现在面前这个铃兰的想象性的对象，以至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语境中的种种。到最后理想化意象不仅无法弥补或抚平人内心的冲突，反而使人远离了真实的自我，加剧了“理想我”和“真实我”的分裂。童年含着薄荷糖的小女孩被江标想象成一个“理想化意象”，到小说最后，面对麻木的铃兰，江标才近乎绝望的发现这个“理想化意象”的现实不可能性。当江标开车从铃兰身上碾压过去时，“他看见淡绿色的汁液飞溅上来，纷纷扬扬黏在车玻璃上。风一吹，他依稀闻见了那年初夏，那股清凉温润的气味。”[5]
江标一厢情愿的把对铃兰的那段远去的记忆当作一生的挚爱，并不顾现实的语境执迷不悟。而铃兰在面对顾崖的时候，也陷入了相似的泥淖。铃兰初识顾崖的时候，就被他身上有别于奸商、粗汉的气质所打动，称他为“诗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顾崖诚然在文化修养层面高于同行的黎照里等人，展现的举止也更文雅含蓄，甚至出口便引经据典。可惜，这更多的是一种浅层次的表征。表面看来，顾崖是个有着少许才情的人，但在这少许才情背后隐匿的是一副无异于其他凡俗夫子的肉体凡身。胸无大志、多情，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场所，并且胆怯懦弱，当淫乱不堪的一幕被未婚妻发现时，他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妓女得体，没有一点担当。铃兰眼中的“诗人”，既无法给她物质上的富足，也无法给她感情上的归属，而她偏偏被想象中的“诗人”气质所蒙蔽，并错信不已。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顾丰年与曾毓婕之间，不惑之年的曾阿姨终于走进了婚姻殿堂，并误以为与顾丰年的结合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当经历了网恋之后。曾阿姨才发觉顾丰年这位古稀老人无法给她带来曼妙爱情的享受，她所希冀的，恰恰是自己的丈夫所无法给予的。于是，私奔成了极端而又理所当然的结局。
结语
田耳编制的这三段有些相似的错恋，似乎不是偶然。他似乎在有意的暗示读者，爱情需要幻境，但更需要适时的从幻境中抽离，转而对现实实际深思熟虑，多加留意。片刻的心动更多是感性作用下冲动的结果，缺乏深度的思考与探析，仅仅依据冲动的产物来下定论未免有失偏颇，有时，甚至会导向荒谬的错恋。在某种意义上，从爱情到婚姻之间有一段天然的桥梁，衔接处尤其需要冷静清醒的判断来做润滑剂。“这就是‘夏天糖’提醒人们在吮吸着火热生活之甜时更应有着薄荷般清醒的象征意蕴所在。”[6]
参考文献：
[1]林铁.童年的精神分析——论田耳的小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5]田耳.夏天糖[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331）
[3][4][美]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M].王作虹，议.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1990
[6]龙永干.城市化进程中草根生存的直面与忧思[J].名作欣赏，20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