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建立的寻租博弈模型从微观视角对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与污水排放量的关系展开探讨可知，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共融性，寻租现象可能存在。对西部各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知，寻租程度和西部污水排放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地方政府；寻租；企业；污水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17-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已经变成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废水、废气、废物排放量增速很快。1997—2009年，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就分别增长了1.28倍、3.56倍和2.79倍。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2010年，我国六分之一的主要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沿海地区的空气污染也日趋严重，一半的城市面临着酸雨的侵袭①。国内外学者在环境污染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和启示，比如有些学者对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1][2][3]，也有学者对“污染天堂”假说作了实证分析[4]，还有学者从管制、排污权交易等视角分析了环境污染问题[5]。
查阅这些学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从显性影响因素出发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对一些隐性因素则很少涉猎，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排污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分析也有待深入。同时，研究对象一般都是基于某个国家整体数据的视角，对区域的单独研究则不是太多。我们还发现，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从宏观或者中观的视角出发，很少从微观角度去研究污染问题。
而近年来西部的水污染日趋严重，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一些省份，污染较为严重，而且这些污染严重的地方人口密度一般较大，即便有些地方污染不太严重，可人口密度却很低。虽然西部地区目前还没有东部或者中部地区水污染严重，但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和对西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要求，西部地区废水（尤其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鉴于分析方向的侧重点不同和数据的可得性，文章选取的研究区域为西部，被解释变量仅为废水排放量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研究西部水污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发现由于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共融性，设租、寻租现象可能存在，环境规制部门可能设租，排污企业可能会通过寻租途径俘获相关政府环境规制部门。所以，文章首先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寻租博弈模型，然后进一步通过对西北各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文章的理论假说：寻租是导致西部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寻租的博弈分析
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途径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将是最有效的机制。然而，后来很多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由于一些经济体制的制约或者引导，现实社会中，个人趋利避害的竞争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们认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实现最优的选择）有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寻租理论就是主要研究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竞争活动的一种经济理论。我们发现，在一些国家中，大多数人获得财富的途径通常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通过创新思维来刻苦研究、发明一些新产品而获得较多的财富和荣誉；但是，也有一些社会人士会通过坑蒙拐骗或是行贿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方式来谋取利润和财富。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所说的道德范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人可能都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理性人。发生上述行为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相关的制度设置、制度环境以及一个国家的政策激励方向所导致的。寻租理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来研究人们的行为，这为我们客观理性的看待政府部门腐败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于寻租理论，国内外学者均作了大量研究。寻租概念虽然是由安·奥·克鲁格于1974年提出，但塔洛克早在1967年即已对相关理论作了初步阐述。他在1967年发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已经开始涉及寻租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其着眼点并不是寻找寻租现象产生的道德范畴，而是从相关经济条件出发研究寻租出现的原因。萨伊对寻租活动的成本、收益作了实证研究，并对这种寻租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负效应作出规范性判断。他认为：“如果某个人或某阶级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阻止别人的竞争，他就取得特殊权利，而以整个社会为牺牲，使整个社会遭到损失。他就一定可得到不是完全来自他提供的生产服务而是部分构成于为他私人利益向消费者征收的赋税的利润。这种利润通常由他和政府分享。政府不正当的给予他们扶持，就是因为这些利润。”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动范围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陆丁则认为，一项扭曲市场的政策要延续下去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当严重，从而形成一个维持这个政策的利益集团；二是该政策造成的租金应当集中在少数寻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6]。
结合以上理论，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环境污染问题方面，政府和排污企业间会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呢？自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权力，很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Qian和Roland[7]、张晏和龚六堂[8]通过实证分析分别指出，财政分权改革给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市场化激励，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姚洋[9]则认为，财政分权改革转变了传统的统收统支的机制，通过引入分成制等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财政分权改革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中国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标准是以能否更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为依据[10]。而短期内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短期内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需要更大的环境污染，所以，在“唯GDP指挥棒”的指挥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过暂时牺牲环境来换取更多的经济增长。 （一）模型假设
（二）均衡分析
在中国，关于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甚至有些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区间，而且环境监察部门对于有些污染的数量和污染程度的取证比较难，技术水平较高，很难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这就给污水排放企业寻租创造了一定的制度环境。同时，环境规制部门出于增加当地GDP的考虑，并以此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或者更大的晋升概率，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地方政府允许企业超额排放污水，并因此接受一定的租金可能是一个最优选择和均衡状态。我们发现，按照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即便查出有寻租腐败行为的存在，它们对政府官员和排污企业的惩罚力度也不是很大。所以，排污企业寻租、政府部门接受租金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加。鉴于以上分析的内容，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寻租活动是影响污水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寻租程度和污水排放量正相关，寻租程度越严重，该地区的废水排放量就越大。
三、寻租与污水排放量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正如引言所说，西部很多省份的废水排放量在这些年出现了持续增加的现象，而且西部地区为了更快的发展地方经济，工业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污水排放数量尤其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可能会增长的越来越多，因此，文章选取西部各省份③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寻租与污水排放量的关系。文章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1）；西藏自治区有些数据缺失，因此文中排除该自治区，主要考虑西部其他省份；寻租腐败的指标则源自《中国检察年鉴》上各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立案的情况。
我们选取了西部地区1997—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污水排放的指标，这是因为工业废水排放量是污水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寻租行为很难界定，无法进行直接量化，我们只能选择一些类似的替代变量。和有些学者的处理方法相似，我们同样选择各省每百万人口中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来表示寻租腐败的程度，立案数量越多则意味着该省的寻租程度越严重。除了核心变量寻租（rent-seeking）程度外，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的其他因素也很多，考虑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在文章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工业化水平（Industry）：方法是采用工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我们猜测工业化水平越高，废水的排放量就越大。（2）财政分权程度（Decentral）：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区的污染水平可能就越高[11]，因此，我们推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废水的排放量越大，关于财政分权的衡量标准很多，我们采用其中的财政支出比重作为分权指标的度量来反映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即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③总支出的比率④；（3）城市化水平（urban），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推测城市化水平越高，废水排放量应该就越多。
因此，我们将相关分析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不同省份及不同年份上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或者一般的时间序列数据最大的不同是，它具有三个维度：个体、指标和时间，这种具有三维信息的数据结构称为面板数据（panel data）。有的文献中也把这种数据称为平行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传统的单独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可靠的行为方程，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的分析。它的优点是：能够控制不同个体的异质性，能够减少各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面板数据还提高了估计参数的显著性水平、能够构造出较为复杂的行为模型。因此，最近这些年，面板数据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表达式是：
式（2）是考虑k个经济指标在N个个体及T个时间点上的变化关系。其中i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琢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xit表示对应于被解释变量yit的解释变量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u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的白噪声假设。
判断样本数据属于哪一种模型，需要利用协方差分析来构造检验F2和F1统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一般有两种假设：
可见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3，即模型为不变参数模型，无须作进一步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检验假设H1。如果接受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2，即模型为变截距模型，反之拒绝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1，即模型为变参数模型。其中，S1，S2，S3分别是（5）、（4）、（3）的残差平方和∑eit2。如果F2大于给定的置信水平下的F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2；继续进行检验；如果F1大于某个置信水平下F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1，模型为变参数模型，反之，如果F1小于某个置信水平下分布临界值，则接受H1，模型为变截距模型。
（三）检验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的二维性，若模型设定错误，或者参数估计方法不当，都将对估计结果造成很大的偏差，不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因此要首先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
根据F1检验的结果，我们知道该模型应该设定为变截距模型，该模型根据误差项的设定不同可以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文章采用Hausman检验，识别面板模型类型。其结果如表3。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ausm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1，所以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文章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来分析问题。
根据上述模型，笔者应用Eviews6.0软件对相关数据作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我们把最终的模型设定为：
其中，该模型里的变量和前文所述相同，liqi，t表示污水排放量，renti，t表示寻租程度，urbit表示城市化水平，indit表示工业化水平，denit表示产业化水平。从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修正后R2的达到0.764 242，拟合程度相对较好。从表4的检验结果很明显可以看出，寻租（rent-seeking）的回归系数是0.214 501，其t值为2.819 883，P值为0.005 6，这表明该变量在1%的水平下这个参数也是显著的。因此，寻租程度和中国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寻租程度越严重，污水排放量超标的就会越多，这也就证实了文章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说。同时，我们看到财政分权程度这个变量的t值为2.389 59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显著的，其回归系数为1.852 936，这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环境污染就越严重，这和一些学者的实证结果是相似的。而另外两个控制变量工业化水平（industry）与城市化水平（urban）的系数均不显著，而且城市化水平和污水排放量是负相关的，这个实际情况不太符合，但是其二者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变量，故不予以考虑。 四、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在建立寻租博弈模型后，提出了相应假说，寻租和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存在着正相关，然后根据西部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了实证检验，其结果显示：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寻租现象，寻租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两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完全和我们的假说一致。
在未来一些年内，由于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污染水平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这就要求必须想出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去尽量减少寻租活动出现的概率。首先，司法部门应该健全、完善和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减少甚至消除法律空白地带，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法律执行力度，对寻租活动的双方给予更为严重的惩罚[12]。最后，要加强公众对环境污染现象的监督工作，让公众真正参与进来，他们是大量污水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公众监督、举报污水排放量的动机较强。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官员“唯GDP指挥棒”的晋升指标，通过多元化的指标来引导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把环境保护程度也同时列入到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指标中来，以此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进而促进全国范围内和谐、持续的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环保部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所做的年度评估报告。
②这和很多学者的做法不同，他们一般都是同时研究废水、废气和废物，鉴于西部有些地区水污染较为严重，我们仅仅研究废水排放量。
③西部各省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④zhang和Gong（2005）验证了该指标的可行性，并且支出指标比收入指标更能反映实际分权水平。Zhang和Zou（1998）也采用了相对于收入规棋的支出指标，结论与其他指标一致。
参考文献：
[1]林伯强，蒋竺均.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
[2]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5）.
[3]Grossman.G.and Krueger A.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C]. 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NBER，Cambridge MA.1991.
[4]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0，（1）.
[5]余耀军.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分析[J].私法研究，2009.
[6]陆丁.寻租理论.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7]Qian an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77）.
[8]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6，（1）.
[9]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
[11]杨瑞龙，章泉，周业安.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7.
[12]曹胜亮，黄学里.城镇化进程与我国农村生态保护[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关键词：地方政府；寻租；企业；污水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17-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已经变成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废水、废气、废物排放量增速很快。1997—2009年，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就分别增长了1.28倍、3.56倍和2.79倍。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2010年，我国六分之一的主要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沿海地区的空气污染也日趋严重，一半的城市面临着酸雨的侵袭①。国内外学者在环境污染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和启示，比如有些学者对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1][2][3]，也有学者对“污染天堂”假说作了实证分析[4]，还有学者从管制、排污权交易等视角分析了环境污染问题[5]。
查阅这些学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从显性影响因素出发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对一些隐性因素则很少涉猎，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排污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分析也有待深入。同时，研究对象一般都是基于某个国家整体数据的视角，对区域的单独研究则不是太多。我们还发现，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从宏观或者中观的视角出发，很少从微观角度去研究污染问题。
而近年来西部的水污染日趋严重，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一些省份，污染较为严重，而且这些污染严重的地方人口密度一般较大，即便有些地方污染不太严重，可人口密度却很低。虽然西部地区目前还没有东部或者中部地区水污染严重，但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和对西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要求，西部地区废水（尤其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鉴于分析方向的侧重点不同和数据的可得性，文章选取的研究区域为西部，被解释变量仅为废水排放量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研究西部水污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发现由于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共融性，设租、寻租现象可能存在，环境规制部门可能设租，排污企业可能会通过寻租途径俘获相关政府环境规制部门。所以，文章首先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寻租博弈模型，然后进一步通过对西北各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文章的理论假说：寻租是导致西部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寻租的博弈分析
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途径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将是最有效的机制。然而，后来很多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由于一些经济体制的制约或者引导，现实社会中，个人趋利避害的竞争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们认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实现最优的选择）有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寻租理论就是主要研究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竞争活动的一种经济理论。我们发现，在一些国家中，大多数人获得财富的途径通常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通过创新思维来刻苦研究、发明一些新产品而获得较多的财富和荣誉；但是，也有一些社会人士会通过坑蒙拐骗或是行贿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方式来谋取利润和财富。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所说的道德范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人可能都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理性人。发生上述行为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相关的制度设置、制度环境以及一个国家的政策激励方向所导致的。寻租理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来研究人们的行为，这为我们客观理性的看待政府部门腐败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于寻租理论，国内外学者均作了大量研究。寻租概念虽然是由安·奥·克鲁格于1974年提出，但塔洛克早在1967年即已对相关理论作了初步阐述。他在1967年发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已经开始涉及寻租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其着眼点并不是寻找寻租现象产生的道德范畴，而是从相关经济条件出发研究寻租出现的原因。萨伊对寻租活动的成本、收益作了实证研究，并对这种寻租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负效应作出规范性判断。他认为：“如果某个人或某阶级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阻止别人的竞争，他就取得特殊权利，而以整个社会为牺牲，使整个社会遭到损失。他就一定可得到不是完全来自他提供的生产服务而是部分构成于为他私人利益向消费者征收的赋税的利润。这种利润通常由他和政府分享。政府不正当的给予他们扶持，就是因为这些利润。”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动范围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陆丁则认为，一项扭曲市场的政策要延续下去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当严重，从而形成一个维持这个政策的利益集团；二是该政策造成的租金应当集中在少数寻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6]。
结合以上理论，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环境污染问题方面，政府和排污企业间会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呢？自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权力，很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Qian和Roland[7]、张晏和龚六堂[8]通过实证分析分别指出，财政分权改革给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市场化激励，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姚洋[9]则认为，财政分权改革转变了传统的统收统支的机制，通过引入分成制等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财政分权改革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中国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标准是以能否更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为依据[10]。而短期内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短期内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需要更大的环境污染，所以，在“唯GDP指挥棒”的指挥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过暂时牺牲环境来换取更多的经济增长。 （一）模型假设
（二）均衡分析
在中国，关于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甚至有些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区间，而且环境监察部门对于有些污染的数量和污染程度的取证比较难，技术水平较高，很难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这就给污水排放企业寻租创造了一定的制度环境。同时，环境规制部门出于增加当地GDP的考虑，并以此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或者更大的晋升概率，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地方政府允许企业超额排放污水，并因此接受一定的租金可能是一个最优选择和均衡状态。我们发现，按照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即便查出有寻租腐败行为的存在，它们对政府官员和排污企业的惩罚力度也不是很大。所以，排污企业寻租、政府部门接受租金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加。鉴于以上分析的内容，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寻租活动是影响污水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寻租程度和污水排放量正相关，寻租程度越严重，该地区的废水排放量就越大。
三、寻租与污水排放量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正如引言所说，西部很多省份的废水排放量在这些年出现了持续增加的现象，而且西部地区为了更快的发展地方经济，工业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污水排放数量尤其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可能会增长的越来越多，因此，文章选取西部各省份③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寻租与污水排放量的关系。文章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1）；西藏自治区有些数据缺失，因此文中排除该自治区，主要考虑西部其他省份；寻租腐败的指标则源自《中国检察年鉴》上各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立案的情况。
我们选取了西部地区1997—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污水排放的指标，这是因为工业废水排放量是污水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寻租行为很难界定，无法进行直接量化，我们只能选择一些类似的替代变量。和有些学者的处理方法相似，我们同样选择各省每百万人口中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来表示寻租腐败的程度，立案数量越多则意味着该省的寻租程度越严重。除了核心变量寻租（rent-seeking）程度外，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的其他因素也很多，考虑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在文章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工业化水平（Industry）：方法是采用工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我们猜测工业化水平越高，废水的排放量就越大。（2）财政分权程度（Decentral）：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区的污染水平可能就越高[11]，因此，我们推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废水的排放量越大，关于财政分权的衡量标准很多，我们采用其中的财政支出比重作为分权指标的度量来反映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即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③总支出的比率④；（3）城市化水平（urban），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推测城市化水平越高，废水排放量应该就越多。
因此，我们将相关分析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不同省份及不同年份上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或者一般的时间序列数据最大的不同是，它具有三个维度：个体、指标和时间，这种具有三维信息的数据结构称为面板数据（panel data）。有的文献中也把这种数据称为平行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传统的单独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可靠的行为方程，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的分析。它的优点是：能够控制不同个体的异质性，能够减少各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面板数据还提高了估计参数的显著性水平、能够构造出较为复杂的行为模型。因此，最近这些年，面板数据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表达式是：
式（2）是考虑k个经济指标在N个个体及T个时间点上的变化关系。其中i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琢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xit表示对应于被解释变量yit的解释变量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u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的白噪声假设。
判断样本数据属于哪一种模型，需要利用协方差分析来构造检验F2和F1统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一般有两种假设：
可见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3，即模型为不变参数模型，无须作进一步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检验假设H1。如果接受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2，即模型为变截距模型，反之拒绝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1，即模型为变参数模型。其中，S1，S2，S3分别是（5）、（4）、（3）的残差平方和∑eit2。如果F2大于给定的置信水平下的F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2；继续进行检验；如果F1大于某个置信水平下F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1，模型为变参数模型，反之，如果F1小于某个置信水平下分布临界值，则接受H1，模型为变截距模型。
（三）检验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的二维性，若模型设定错误，或者参数估计方法不当，都将对估计结果造成很大的偏差，不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因此要首先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
根据F1检验的结果，我们知道该模型应该设定为变截距模型，该模型根据误差项的设定不同可以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文章采用Hausman检验，识别面板模型类型。其结果如表3。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ausm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1，所以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文章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来分析问题。
根据上述模型，笔者应用Eviews6.0软件对相关数据作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我们把最终的模型设定为：
其中，该模型里的变量和前文所述相同，liqi，t表示污水排放量，renti，t表示寻租程度，urbit表示城市化水平，indit表示工业化水平，denit表示产业化水平。从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修正后R2的达到0.764 242，拟合程度相对较好。从表4的检验结果很明显可以看出，寻租（rent-seeking）的回归系数是0.214 501，其t值为2.819 883，P值为0.005 6，这表明该变量在1%的水平下这个参数也是显著的。因此，寻租程度和中国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寻租程度越严重，污水排放量超标的就会越多，这也就证实了文章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说。同时，我们看到财政分权程度这个变量的t值为2.389 59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显著的，其回归系数为1.852 936，这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环境污染就越严重，这和一些学者的实证结果是相似的。而另外两个控制变量工业化水平（industry）与城市化水平（urban）的系数均不显著，而且城市化水平和污水排放量是负相关的，这个实际情况不太符合，但是其二者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变量，故不予以考虑。 四、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在建立寻租博弈模型后，提出了相应假说，寻租和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存在着正相关，然后根据西部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了实证检验，其结果显示：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寻租现象，寻租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两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完全和我们的假说一致。
在未来一些年内，由于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污染水平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这就要求必须想出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去尽量减少寻租活动出现的概率。首先，司法部门应该健全、完善和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减少甚至消除法律空白地带，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法律执行力度，对寻租活动的双方给予更为严重的惩罚[12]。最后，要加强公众对环境污染现象的监督工作，让公众真正参与进来，他们是大量污水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公众监督、举报污水排放量的动机较强。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官员“唯GDP指挥棒”的晋升指标，通过多元化的指标来引导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把环境保护程度也同时列入到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指标中来，以此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进而促进全国范围内和谐、持续的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环保部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所做的年度评估报告。
②这和很多学者的做法不同，他们一般都是同时研究废水、废气和废物，鉴于西部有些地区水污染较为严重，我们仅仅研究废水排放量。
③西部各省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④zhang和Gong（2005）验证了该指标的可行性，并且支出指标比收入指标更能反映实际分权水平。Zhang和Zou（1998）也采用了相对于收入规棋的支出指标，结论与其他指标一致。
参考文献：
[1]林伯强，蒋竺均.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
[2]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5）.
[3]Grossman.G.and Krueger A.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C]. 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NBER，Cambridge MA.1991.
[4]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0，（1）.
[5]余耀军.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分析[J].私法研究，2009.
[6]陆丁.寻租理论.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7]Qian an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77）.
[8]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6，（1）.
[9]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
[11]杨瑞龙，章泉，周业安.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7.
[12]曹胜亮，黄学里.城镇化进程与我国农村生态保护[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