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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增长以GDP为参量，但是GDP是各行业GDP的加总，而加法不能反映各行业相互作用关系，必然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整体国力是由使用价值通过乘法合成，本文以整体国力为参量探讨经济增长的模型，以体现各行业的相互作用关系。
本文以使用价值为要素，以整体国力为参量，参照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给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并与其他增长模型进行了比较：因素更全面、参量更现实、能反映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
一、以使用价值为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又称自我抑制性方程。逻辑斯蒂方程微分形式：dy/dt=ky（b-y）。式中，b是y增长的最大值，k是参数。曲线呈s形。y的增长速度一方面正比于自身，以自身现有条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比于b-y，即自身剩余发展空间，受到了自我抑制。基本特征是：在时间t很小时，呈指数型增长，而当t增大时，增长速度就下降，且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确定的值，例如人口增长速度。
经济发展速度也应遵从逻辑斯蒂曲线：初期实力弱而发展空间大，此时发展速度低；中期实力逐步强大且尚有较大发展空间，此时经济高速发展；后期实力强大但发展空间受限，此时发展速度降低（经济危机一般出现在该阶段）：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符合自我抑制增长的情形。当有新的发展空间出现时，则在原有增长的基础上又开始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曲线。例如蒸汽机、电力、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不断给经济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无疑给经济带来一次次新一轮的增长，在这些时代的末期经济发展速度降低。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算老几”并不重要》提取经济发展的因素：发展空间（即市场，包括内需和外需）、收入标准偏差倒数（或基尼系数）、管理、资金、科技、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自然条件、观念。这些因素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必要条件关系且呈正相关，所以服从乘法原理，形成整体关系式，是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展，该生产函数只考虑了资金、科技、劳动力等三个因素。经济增长速度预测一般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之上。内需+外需对应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中的剩余发展空间，发展空间的引入使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建立了联系；其他因素对应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中的自身现有基础。
更为全面的发展因素可以从整体国力模型中提取，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逻辑斯蒂曲线近似为指数曲线，假设整体国力模型中每个因素的发展函数都处于初始阶段，那么整体国力发展函数也为指数函数。实际情况是每个因素的发展进程不一致，而且每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多次出现逻辑斯蒂曲线，此时将每个因素的发展曲线通过整体国力模型进行合成为整体国力发展曲线，此时整体国力发展曲线就不再是指数函数曲线了，而且在短时期内不是逻辑斯蒂曲线，只有长时期才近似为逻辑斯蒂曲线，每个因素的逻辑斯蒂增长均可使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在这些因素中，不是每个因素都服从逻辑斯蒂曲线，例如资源、生态、环保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如果不注意保护，会逐渐消耗，呈现减函数曲线趋势。张一方提出了相近的经济增长模型，比本模型比引入消费因素，所以可以解释经济的衰退。
在不提高每个因素投入的条件下，社会分工可提高生产效率，其机制在于各要素之间的乘法关系，而整体国力模型是将各因素通过乘法整合在一起，所以本体系以整体国力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参量，不仅省去了社会分工这个因素，而且能准确反映社会分工的作用。
经济增长模型分为内生模型和外生模型两类，新经济增长理论力图将新古典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从整体国力模型看，不存在内生外生之分，任何一个因素都是整体国力模型中地位平等的一个因子，不仅科技进步如此，甚至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区分外生内生没什么意义。根据突变论可知越是稳定的因素，如果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越显著；根据乘法性质，越是薄弱因子，其发生变化对结果的影响越敏感。对于稳定因素，不可轻易改变它，因为它会给社会带来地震，应缓慢改变它，所以需要从薄弱因子上着手，根据整体国力模型找出与先进国家在哪些因素中差距最大，以便确定着力点。
二、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模型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代表，纳入了资本、劳动、技术三个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崔巍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提出的模型：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法制度+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此模型比西方经济学中的模型纳入的因素全面。本体系给出的模型纳入了整体国力涉及的所有因素，二级指标达100多个，比崔巍模型更全面。
社会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显著的，而索洛一斯旺模型未引入政治制度，诺斯增长理论纳入了社会制度，而本体系模型可将量化的政治因素纳入。本体系模型解决了社会分工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因为分工是个数学无法表述的因素或者说它不成为一个具体的因素，虽然杨小凯和博兰德（Y-B）模型表面解决了分工对效率的提高问题，但依旧是通过劳动技能的提高来解决的，依然处在斯密的解释阶段，实质是劳动力投入提高的问题。贝克尔和默菲、杨小凯和博兰德分别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和结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但本模型已经通过乘法体了现社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也即无需再用分工程度反映分工的贡献，杨小凯以交易效率表征分工程度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交易效率提高可涉及很多因素，而不是只有分工可提高交易效率。
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数中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的贡献率是按照索洛余值法给出的，余值法就是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排除，剩余的就是科技进步的贡献，所以这个余值不是纯科技进步贡献，它还包含了其他因素的贡献；这样计算是因为没有科技进步无法计量。而整体国力模型中每个因素都可计量，甚至政治因素都可以计量，所以以本体系给出的模型无需采用余值法，使每个因素对进步的贡献率都是纯粹的。
西方经济学以GDP为指标体现经济增长，本体系模型以整体国力替代GDP，崔巍模型对此不明确。整体国力比GDP更有现实意义，因为整体国力是各事物使用价值的集中体现。
将需求纳入了模型，从而使增长曲线可以呈现s型，即起步发展缓慢、中间加速发展、后期发展速度减缓，最后达到极限。崔巍、索洛一斯旺等模型未考虑发展空间。
三、结论
本体系的模型只体现了经济的分段增长，未能体现现实中经济发展的衰退阶段，所以需要结合各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完善；同时本体系的模型表述了经济增长的机制，除了包括整体国力模型中的因素，还应该如其他学派那样给出具体的增长因素或者说将这些因素补充进入整体国力模型，如储蓄率。本体系的增长模型不仅包括了投入因素，还包括了需求空间，所以较西方经济学中的模型更完善。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必须包括以最优化行为分析来决定每个时点上的资源配置比例这一部分，这个原则可使经济发展速度最优化，值得借鉴。需要注意的是本体系的因变量是整体国力，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因变量是总产出。这里存在因变量的量纲问题，整体国力的量纲随因变量的数量不同而难以确定下来，除非统一因变量的数量与种类；总产出的量纲为货币单位，而当因变量数量、种类发生变化时，其因变量的量纲也应该发生变化，这是不符合原则的。
本文以使用价值为要素，以整体国力为参量，参照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给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并与其他增长模型进行了比较：因素更全面、参量更现实、能反映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
一、以使用价值为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又称自我抑制性方程。逻辑斯蒂方程微分形式：dy/dt=ky（b-y）。式中，b是y增长的最大值，k是参数。曲线呈s形。y的增长速度一方面正比于自身，以自身现有条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比于b-y，即自身剩余发展空间，受到了自我抑制。基本特征是：在时间t很小时，呈指数型增长，而当t增大时，增长速度就下降，且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确定的值，例如人口增长速度。
经济发展速度也应遵从逻辑斯蒂曲线：初期实力弱而发展空间大，此时发展速度低；中期实力逐步强大且尚有较大发展空间，此时经济高速发展；后期实力强大但发展空间受限，此时发展速度降低（经济危机一般出现在该阶段）：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符合自我抑制增长的情形。当有新的发展空间出现时，则在原有增长的基础上又开始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曲线。例如蒸汽机、电力、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不断给经济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无疑给经济带来一次次新一轮的增长，在这些时代的末期经济发展速度降低。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算老几”并不重要》提取经济发展的因素：发展空间（即市场，包括内需和外需）、收入标准偏差倒数（或基尼系数）、管理、资金、科技、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自然条件、观念。这些因素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必要条件关系且呈正相关，所以服从乘法原理，形成整体关系式，是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展，该生产函数只考虑了资金、科技、劳动力等三个因素。经济增长速度预测一般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之上。内需+外需对应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中的剩余发展空间，发展空间的引入使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建立了联系；其他因素对应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中的自身现有基础。
更为全面的发展因素可以从整体国力模型中提取，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逻辑斯蒂曲线近似为指数曲线，假设整体国力模型中每个因素的发展函数都处于初始阶段，那么整体国力发展函数也为指数函数。实际情况是每个因素的发展进程不一致，而且每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多次出现逻辑斯蒂曲线，此时将每个因素的发展曲线通过整体国力模型进行合成为整体国力发展曲线，此时整体国力发展曲线就不再是指数函数曲线了，而且在短时期内不是逻辑斯蒂曲线，只有长时期才近似为逻辑斯蒂曲线，每个因素的逻辑斯蒂增长均可使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在这些因素中，不是每个因素都服从逻辑斯蒂曲线，例如资源、生态、环保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如果不注意保护，会逐渐消耗，呈现减函数曲线趋势。张一方提出了相近的经济增长模型，比本模型比引入消费因素，所以可以解释经济的衰退。
在不提高每个因素投入的条件下，社会分工可提高生产效率，其机制在于各要素之间的乘法关系，而整体国力模型是将各因素通过乘法整合在一起，所以本体系以整体国力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参量，不仅省去了社会分工这个因素，而且能准确反映社会分工的作用。
经济增长模型分为内生模型和外生模型两类，新经济增长理论力图将新古典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从整体国力模型看，不存在内生外生之分，任何一个因素都是整体国力模型中地位平等的一个因子，不仅科技进步如此，甚至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区分外生内生没什么意义。根据突变论可知越是稳定的因素，如果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越显著；根据乘法性质，越是薄弱因子，其发生变化对结果的影响越敏感。对于稳定因素，不可轻易改变它，因为它会给社会带来地震，应缓慢改变它，所以需要从薄弱因子上着手，根据整体国力模型找出与先进国家在哪些因素中差距最大，以便确定着力点。
二、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模型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代表，纳入了资本、劳动、技术三个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崔巍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提出的模型：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法制度+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此模型比西方经济学中的模型纳入的因素全面。本体系给出的模型纳入了整体国力涉及的所有因素，二级指标达100多个，比崔巍模型更全面。
社会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显著的，而索洛一斯旺模型未引入政治制度，诺斯增长理论纳入了社会制度，而本体系模型可将量化的政治因素纳入。本体系模型解决了社会分工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因为分工是个数学无法表述的因素或者说它不成为一个具体的因素，虽然杨小凯和博兰德（Y-B）模型表面解决了分工对效率的提高问题，但依旧是通过劳动技能的提高来解决的，依然处在斯密的解释阶段，实质是劳动力投入提高的问题。贝克尔和默菲、杨小凯和博兰德分别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和结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但本模型已经通过乘法体了现社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也即无需再用分工程度反映分工的贡献，杨小凯以交易效率表征分工程度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交易效率提高可涉及很多因素，而不是只有分工可提高交易效率。
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数中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的贡献率是按照索洛余值法给出的，余值法就是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排除，剩余的就是科技进步的贡献，所以这个余值不是纯科技进步贡献，它还包含了其他因素的贡献；这样计算是因为没有科技进步无法计量。而整体国力模型中每个因素都可计量，甚至政治因素都可以计量，所以以本体系给出的模型无需采用余值法，使每个因素对进步的贡献率都是纯粹的。
西方经济学以GDP为指标体现经济增长，本体系模型以整体国力替代GDP，崔巍模型对此不明确。整体国力比GDP更有现实意义，因为整体国力是各事物使用价值的集中体现。
将需求纳入了模型，从而使增长曲线可以呈现s型，即起步发展缓慢、中间加速发展、后期发展速度减缓，最后达到极限。崔巍、索洛一斯旺等模型未考虑发展空间。
三、结论
本体系的模型只体现了经济的分段增长，未能体现现实中经济发展的衰退阶段，所以需要结合各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完善；同时本体系的模型表述了经济增长的机制，除了包括整体国力模型中的因素，还应该如其他学派那样给出具体的增长因素或者说将这些因素补充进入整体国力模型，如储蓄率。本体系的增长模型不仅包括了投入因素，还包括了需求空间，所以较西方经济学中的模型更完善。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必须包括以最优化行为分析来决定每个时点上的资源配置比例这一部分，这个原则可使经济发展速度最优化，值得借鉴。需要注意的是本体系的因变量是整体国力，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因变量是总产出。这里存在因变量的量纲问题，整体国力的量纲随因变量的数量不同而难以确定下来，除非统一因变量的数量与种类；总产出的量纲为货币单位，而当因变量数量、种类发生变化时，其因变量的量纲也应该发生变化，这是不符合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