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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 风险社会;理性知识;经验知识;感性知识;默会知识;知识融合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43-09
〔作者简介〕张康之，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在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迅速提升，人们意识到启蒙时期通过确定抽象的原子化个人开展社会建构的方案太过简单化，与社会复杂性的现实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不一致性，从而要求把拓扑学的视角引入社会科学中。这一做法得到了现象学哲学理论的支持，社会科学家们运用拓扑学的原理把社会理解为现象上的多维度构成形态，进而要求社会实践避免在某个单一层面上投放关注和精力。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中，要求看到社会的拓扑结构，深描出社会治理的多重空间，以便根据不同空间的情况而开展针对性更强的社会治理。但是，社会科学中的这种观念仍然是在传统的理性范式中建构起来的，假设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分离，让观察者可以定于某个静止的点去进行观察。所以，由社会科学生产出来的知识还不能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要求。
我们现在所处的风险社会呈现出来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行动，所需要的知识以及知识生产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在这里，行动者在任何情况下所置身于其中的情境都具有世界整体的总体性，而且这个世界是非结构性的，至多可以说它在行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本体的意义上有着网络结构。所以，对这个世界的拓扑结构的理解或定义并不合乎实情。虽然人类得以传承的知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相信培根的断言：“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在行动中得到检验，需要成为适应高度复雜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知识，而且知识生产也许不再是专业性的活动，而是在行动中完成的。这是因为：其一，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它是去结构化的，或者说，我们无从把握其结构;其二，这一条件下的行动是不能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区分中去加以认识的，而是一个在行动展开中无分主体、客体的持续互动的世界。因而，知识生产不再是认识论所描述和规划的认识过程，以至于在认识论路线中产生的知识也需要接受重新检验。
一、知识的多样性和历史性
知识具有多种类型，有信仰的知识、生活的知识和满足好奇心的理解的知识等，也会因为社会生活和实践的领域不同而存在各种各样的知识。如果对知识进行分类，会区分出许多的类型，而且知识的交叉性也意味着严格的分类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绝大多数的知识都是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属于行动的知识，也同时是从属于行动的知识，需要满足行动的要求。否则，行动就会成为盲动。所以说，知识以及基于知识和反映知识的技能是产生于也兴盛于社会需求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看到的是，“随着民主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的广为传播，演说的才能日见吃香，修辞学教师迎合了这种需要。同样，政治学教师教导学生如何处理集会事宜。最后，出现了专教争论和巧辩的老师，他们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坏的说成好的。这项本领在法庭上更有妙用，被告要为自己辩护，老师就教他怎样故意牵强附会和提出反论。”①有了知识的依靠，似乎无所不能，就像罗素所言，可以在政治生活、法庭辩论、教学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
人们如何获得知识？用罗素的话说，对待未知无非有两种态度，反映在人的行动中就是：“一种是接受别人得自书本或神灵启示而宣告已知的东西;另一种是要亲身走出去看看，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态度。”②这是公认的知识获得和增长的两条路径，即从书本上、实践中去获得和增长知识。但是，如果希望所获得的知识实现对现实的深度理解，还需要进行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建立在想象以及对想象的验证中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更注重从现实出发去进行想象。当我们有了想象，可以到书本中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实践经历去验证想象。由此，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就是对现实的深度把握。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把知识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知识的起点确认为实践，是一种狭隘的知识观念。因为，人类拥有多种类型的知识，许多类型的知识可能并不是根源于实践的，而是人们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并且也形成了系统，以知识体系的形式出现。
知识是与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肯定是包含着一种世界观的。一般认为，知识是认识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而知识的系统化则意味着形成了世界观。这是带有机械主义色彩的认识论给我们描述的一条线性路径，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世界观也可能先于知识而出现，是在人们拥有了某种世界观的时候，才会基于这一世界观而开展认识活动并形成知识体系，从而证明了那个世界观。这种情况意味着世界观决定了认识过程和认识方式，通过认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都无非是要证明世界观。比如，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就不是认识的结果，它的无比庞大的知识体系都是出于证明上帝及其创世的世界观。不过，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包含着世界观，而且人类认识史也证明了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能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形成知识体系，持有一种世界观的人或人群对这一世界观理解上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地发展出属于枝蔓的旁系知识体系。如果思想家在阐释某一世界观时创立了理论，不同的思想家创立了不同的理论，那么理论间的差异就会促进知识的发展，并显现出知识的庞杂，以至于需要求助于学术研究去对知识进行梳理。所以，学术研究总会倡导回归经典的原则和要求。事实上，一旦这种要求被提出来，关于经典的认识又会出现分歧。这个时候，也还会出现一种要求知识创新的声音对学术研究加以贬抑和扰乱。 其实，对学术研究提出的回归经典的要求而言，也许学者们并不知道那个作为世界观的东西不是表露在经典文本的文字上的，而是包含在字里行间的。那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暗空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做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发现自己。同样，对主张知识创新的“捣乱者”而言，他也许并不知道在知识方面是不存在创新的问题，所有的知识都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而生产知识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就是世界观，阐释这种世界观的各种思想、理论是一些必要的辅料。所以，只要涉及创新问题，就已经触及理论、思想了，考虑到已经存在着多种理论和多元化的思想，再图创新无非是要再度偏离那一世界观。当然，上述所讲的是理性知识形成和演进的图谱，还存在一类难以归入工业社会理性范畴的知识，即经验知识。从量的角度看，经验知识更多，对日常行为的影响也更大。一般而言，经验知识没有体系化的问题，而是以无限包容性的形式出现，每日每时都会将经验转化为知识，也会将许多知识淘汰掉。如果说出现了地方性的经验知识体系的话，那也是一种微型的体系，而且是处在变动中的。所以，在地域、人群等物理的意义上，经验知识是散布的、并无关联的具体知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所拥有的经验知识也是不同的。如果它们之间也有共同的方面的话，其实是只有“相似性”而无“同一性”的。
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描述一幅统一的世界构图，总是希望推展出某种同一的世界观。即便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不同，也总是努力将那些不同限制在政治的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强化所谓科学世界观的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存在着征服经验知识的意图，但从来也未达成过。既然对经验知识的征服是不成功的，也就转而采取了贬抑经验知识的策略。所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经验知识的轻蔑，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以及职业活动中更多应用的是经验知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的运行轨道发生了改变。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世界的统一构图做出了否定，世界观不仅需要包容、承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世界观本身也应反映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任何一种世界观都不能够将自己视为唯一性的。如此一来，若执着于世界观谱系中知识的话语权，就会陷入无尽的冲突中，从而为风险社会的阴影再涂上一层黑墨。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同知识体系间的相互承认和包容是必要的。而且，那些自命为理性知识的体系也应对经验知识做出承认和包容。事实上，在这一条件下，当事件的因果关系模糊不清时，或者说，在散布的、间断性的、偶发的事件之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时，经验知识在行动上的效力会更强。在近代几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理性知识一直处于对话语权的争夺中，而经验知识从来都在人的行为选择和行动中默默地发挥作用，从不争夺话语权。所以，经验知识天生地就有着宽容和灵活性的品质，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态，以适应面对不同行动事项的要求。其实这已经构成了一种历史趋势，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比如物理学上的“平行宇宙”假说，就为多样化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证明。所以，经验知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放在“平行宇宙”假说的思路上，就是自然而然事情。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包括知识进化史，知识进化的过程也形成了一条历史轨迹，有些知识被淘汰，也有一些知识积淀下来成为常识。总的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与这个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也构成了时代特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的地球上存在着生物多样性，那么也同样存在着知识多样性。就像澳大利亚存在着袋鼠、中国存在着熊猫一样，知识也有地域性特征，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具有地域性的独特知识。考虑到知识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让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当代与未来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实现了沟通，那么当我们通过这个桥梁时，应当表达对知识的尊重。对于地域性知识，我们应当承认其独特性。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变得钟情于普遍性的、理性的科学知识，从而产生一种轻蔑规范知识的傲慢心态，更不应因为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就对属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大加挞伐。就如我们希望维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也应接受知识多样性的事实。应当反对过去曾经出现或依然盛行的任何科学知识霸权，我们相信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换言之，科学知识也应被当作领域性知识看待，拥有科学知识的人应当表达对其他类型的知识的承认和尊重。当然，也许我们拥有某个专业，开展专业性活动，在我们的行动中运用的是专业知识，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专业之外的知识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些知识的价值，也决不应成为轻视、排斥那些知识的理由。恰恰相反，这应当成为我们表达敬畏、尊重那些知识的原因。也许在专业之内因为对共享知识的理解不同而发生争执是有意义的，但超出专业范围而去表达对其他类型知识的意见则是轻率的，是自我浅薄的一种表现。当然，知识承认和尊重还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已经能够证明人有了开放心胸。在普遍倡导学习的背景下，还有积极地学习那些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知識的必要性。事实上，无数经验都证明了，对超出自己专业知识的学习是提升个人素质的最佳路径。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正是这种对多样性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才能造就合格的行动者。
二、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
康德（Immanuel Kant）声称他所要做的工作是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对他之后的许多学者形成了某种误导，断定康德哲学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二重属性，甚至概括出了“二元论”的说法。然而，康德在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个问题上做得并不成功，因为他像孩童搭积木一样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简单地叠加到一起，他的贡献只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凿出了一些榫眼，并用楔子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木块榫起而成为他的哲学体系。具体地说，康德把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合并成为理性生成和演进的路线，构成了一个线性的框架，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是被作为质料而填充到他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中的。所以，康德并不是什么二元论者，而是一位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个方面都不彻底的哲学家。不过，在康德框架所展现的理性生成图式中，即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演进历史或逻辑中，经验（无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被放在历史的较早阶段的，这也是逻辑结构的底层。在知识属性的理解中，如果存在着经验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差别，也许在康德的哲学隐喻中所包含的是对理性知识的偏爱。也就是说，在康德哲学的天秤中，是向理性知识一方倾斜的。 纯粹理性的知识是清楚明白的，它的全部内容都在其形式上得到了标注，不包含隐喻，在传递和交流的过程中，没有默会的问题，也不需要通过想象去加以把握。一切包含着隐喻的知识，且在传递和交流中需要通过默会去加以把握的，需要通过想象去增值和赋值的，都应归入经验知识的范畴。由此看来，在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其实是包含着大量经验知识的，在实践中，大量操作性的知识也属于经验知识。在纯粹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的比较中，可以认为经验知识背后存在着某种灵魂，而纯粹理性知识则没有。如果我们把纯粹理性知识比作有血有肉的形体，那么经验知识则是承载了灵魂的形体。经验知识与感性知识是一种知识的两种表述，在实践的意义上，感性知识被表述为经验知识;在认识的意义上，经验知识则被表述为感性知识。
理性知识追求同一性，而感性知识恰恰是以差异的形式出现的。对理性知识所构成的体系而言，逻辑上的同一性是不容置疑的，任何矛盾或逻辑缺环都是不能容忍的。与之不同，感性知识并不遵循什么逻辑，表面看来，感性知识甚至会给人以“大杂烩”的印象，每一种知识都构成一个似乎是独立的“种群”，相互之间并无什么联系，却又黏结在一起而和谐共在。人们拥有着差异性很强的感性知识，却不会产生在它们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冲动，不会产生将它们打通的要求，也不会因为不同种类的感性知识的并存而产生烦恼。只有在认识论哲学希望从感性知识中获取理性知识的时候，才会按照康德的路线运用知性范畴去对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并形成理性知识。所以，在认识论给我们描述的知识生成路径中，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的转化是在抽象概括中进行的，首先形成概念，然后用概念存储知识和运载知识，使知识得到传播和扩散。然而，在理性知识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则要首先实现向感性知识的转化，去除概念而达到“得意妄言”的效果。这也就是知识的潜移默化，即转化为理性知识接受者所拥有的感性知识，然后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理性知识有一条脱离感性知识而独立发展的道路，其起点往往是问题的提出。但是，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理性可以确认问题，证明问题是个问题，而最初所萌生的问题意识，则是感性的。问题一旦经过理性确证，就可以在问题的引领下进行探索，并形成理性知识。即便如此，在理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也不排除大量感性因素的介入。就感性知识的生成来看，也存在着问题触发机制，但这种情况是较少的，更多的感性知识生成过程包含着直观和想象，是直接地在直观和想象中获得了感性知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时时面对的都是全新的情况，行动者所拥有的和获得的是大量的感性知识，在感性知识未及向理性知识转化时，情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在行动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感性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理性知识高于感性知识，因为这两类知识不存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问题，尽管康德以来的人们把某种认识论偏见深深植入心中而表达了对理性知识的无比崇尚。如上所述，我们认为理性知识必然存在着向感性知识转化的要求，当我们将“潜移默化”这个词用于描述知识习练和学习过程时，所指的就是理性知识向感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和达到的境界。经过了潜移默化的过程，理性知识得到了否定，转化为感性知识，也就能够在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经过这种转化的知识是能够得到灵活运用的。感性知识的离散分布也决定了它在扩散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向性，会表现出无目的扩散的状况。一般而言，只有在目的性不强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才表现出无序扩散的状况，而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则表现为附着于理性知识上，随着理性知识的扩散而扩散。这个时候，感性知识往往不被人觉察，是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在信息技术普遍应用的条件下，感性知识更多的是借助于网络的平台而得到扩散的。虽然感性知识的扩散依然是无目的、无方向性的，却因为网络的自由属性而得到迅速而且覆盖面更广的扩散，使得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的理性知识相形见绌。
还存在着一种通用的、通行的、具体性的知识，人们将其称作“常识”。常识既可能是理性知识的感性化，也可能是感性知识的累积效应。在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常识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出发点，但是，却不能成为依据。在行动中，我们一旦面对具体的情境和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时，恰恰要把对常识的反思作为第一件事来做，以防我们受到常识的蒙蔽。我们认为，从历史进步的视角看，常识往往属于知识体系中的保守部分，在每个时代都会加以删减和增补，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总体看来，“常识”是在外部世界作用于人时而给予人的关于外部世界表象的认知。如果这种认识是单一的，也许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知识，却是无意义的知识。因为，它至多也只能予人以诸如“守株待兔”的行为。但是，一旦这种认知与人的联想相结合，或者说，这种关于外在世界表象的认知一旦得到联想的支持和促进，就会朝着经验知识的方向发展。
常识属于感性知识的范畴，它是经验知识之外的那部分感性知识。从表面来看，感性知识在空间意像上的离散分布显得缺乏方向性，不像理性知识那样可以集中地指向某个问题和行动目标。不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明确指向问题和行动目标的知识恰恰會存在着命中率低的问题。相反，离散分布的感性知识却在随即响应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感性知识反映在人际交往和共同行动中具有默会的特征，通过相似性的语言、符号等就能在人们之间实现知识共享，而不是像理性知识那样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借助于准确的概念、清晰的图表和模型等来表达。
三、默会知识与知识的融合
难于传递和交流的经验知识以神秘认识最为典型，这种知识大都属于个体性的精神或者生理体验。就如舍勒（Max Scheler）所指出的，“神秘的认识具有高度个体化的、孤立存在的、甘于孤独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却是与那些世界性倾向结合在一起的。从原则上说，人们都假设神秘的知识是‘语言所难以表述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清晰透彻的’、由各种观念组成的精神方面的神秘主义，而且，也适用于‘模糊神秘的’、人们用来使自己与不断进行自我创造的自然界（naturanaturans）之‘根源’（Urgrund）等同起来的生机论方面的神秘主义。”③在人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条件下，这种个性化的神秘知识将会呈现出大幅萎缩的状况。因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社会所构成的压力迫使人们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处在随时准备行动的状态中。而且，当一切行动都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时，人们会有着自觉地和主动地交流经验知识的要求，不仅无暇去接受神秘性的个人体验，也不愿意去探寻神秘的知识。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经验知识的类型做出某种规定，作为行动者的人在响应这种规定的情况下会自觉地拒绝神秘体验。 在历史上，也存在着一种似乎神秘的默会知识，它也不存在传递和交流的问题，而是表现为一种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说的“共感”。对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而言，它却是有着极其重要价值的知识。默会知识在表现上是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它是隐性的，所以需要通过默会的方式去传递和沟通，以至于对人的领悟能力以及主动性都提出了要求。实际上，默会知识并不需要传递和交流，只是在思维形式化的语境下我们才把人们之间的“共感”形态称作传递和交流。在合作行动中，虽然默会知识不能取代理性知识的功能，但其作用则是不可小觑的。默会知识根源于经验，是经验理性的体现，它是包含在经验知识背后的具有经验理性属性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入理性知识的范畴。但是，默会知识在形式上是不同于科学化的理性知识的，因为它直接产生于实践之中。合作行动中的行动者是在行动中学习和掌握默会知识的，一方面是在人际间学习，另一方面是在行动中领悟。当我们指出它是一种共感形态时，其实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后一方面，即属于在行动中领悟的知识，即使在人际间学到的默会知识，也需要在行动中去加以验证并进行再领悟和强化。
当波兰尼（Karl Polanyi）揭示了“默会知识”的存在时，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人的交往和行动打开了一个视窗，让我们看到人们之间的默契配合似乎是一种本能。当然，波兰尼所提出的“默会知识”这一概念完全是出于解释的需要，或者说，是在对个体知识构成各个层面的叙述中而列出了“默会知识”这一项。至于它能否被纳入认识论的“知识”范畴，也许是可疑的，至少他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令人信服的交代。但是，在人的合作行动中，我们却明显地感到存在着默会知识，正是因为存在着默会知识而使人们的行动表现出了一种默契的境况。其实，在我们承认默会知识是人的一种知识形态时，也明显地看到它并不是认识论知识范畴中的知识，而是人的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和指称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拥有独立存在的形态，不是存在于已经书写的文本之中，而是具体地存在于人的交往和行动过程之中，会因人、因事、因情境而异。一般而言，默会知识需要在某种外因的诱使和激发下才成为一种在场的知识。比如，在人的交往和沟通中，当语言作为沟通媒介而失灵的时候，人们可能会用某种肢体语言——诸如手势、眼神——唤起交往者的理解。如果对方意会到所指，那么也就表明默会知识被调动起来，成为在场的知识且其所能指是非常清楚的。
总之，默会知识是认识论知识之外的另一类型的知识，它的形成和发挥作用，都不从属于认识论的路线，也不涵括分析性思维。人们习惯于把认识论知识分为理性的和感性的，但对于默会知识却无法进行这种分类。这是因为，在认识论的理解阈限中，默会知识显得较为神秘，是不被思考和讨论的东西。但是，默会知识的实践功能是很强的，特别是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条件下的交往实践中，往往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总的来说，人拥有两类知识，一种是从属于认识论理解的知识，另一种是默会知识。这两类知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情况下，默会知识是得益于认识论知识而成长起来的，同时，在人的交往实践中，默会知识又能够补足认识论知识的不足。在历史定位中看，工业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认识论范式为认识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促进力。随着社会显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后，默会知识的作用将日益彰显。我们也需要指出，习俗、习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默会知识相近的特征，但习俗、习惯不是默会知识。或者说，习俗、习惯只是一种思维和行为的定势，而默会知识则是灵动的，而且也是理性的，又是因人而异的。默会知识中也许包含着习俗、习惯的内容，但这方面的内容是很少的。因为，习俗、习惯是显露于外的，是人们共有的和必须遵从的，在一定程度上，习俗、习惯也意味着某种强制性，对人形成压制。所以，对于习俗、习惯，并不需要人们去加以领悟，即不需要通过领悟那种经验理性并转化为可以占有的知识。不过，在有着共同习俗、习惯的人们之间，会看到默会知识于其交往和共同行动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当从波兰尼那里了解到默会知识的概念后，我们更加坚信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小的一部分。一般认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知识。人类除了拥有理性知识之外，还拥有感性知识。除了这两类知识，在意识形态的建构逻辑中，在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中，在艺术想象的物化过程中，甚至在那些流传至今的原始巫术的持有人那里，都存在着既非感性也非理性的知识。如果希望对与文化相关的知识做出感性或理性的归类，就会感到非常困难。所以，无论在种类还是内容上，知识都是多样而庞杂的，在知识之间也许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矛盾和沖突着的知识却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许多人能够同时拥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在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时，在不同领域中开展活动时，都能够准确地调用所需要的知识，同时把那些不需要的知识隐藏起来。在他拥有多种类型的知识时，那些知识在他这个载体这里可能没有丝毫的违和感。相反，如果一个人坚持某一类型的知识而对其他知识采取排斥的态度，或者捍卫某一类知识而对其他类型的知识做出公开挞伐，那么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是偏激的和心理不健全的。事实上，这类人也极容易患上某类神经疾病。
社会亦如个人，知识共在和融合才是一种良好的状态。工业社会之所以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及受人广泛诟病，就是因为它用资本主义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这两类知识充斥了人的几乎全部生存空间，对其他类型的知识做出无情的排斥。而且，由于社会科学对科学知识的迷信，社会知识也被科学知识所置换，以至于真正的社会知识走向萎缩。鉴于此，在预示着人类走出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我们所应憧憬的是一个知识整合的社会的到来。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我们应防止任何为了某类知识而排斥其他知识的霸权心态及其做法，我们应赋予所有知识存在以正当性，即使是那些明显具有不合理性的知识，也应在存在的意义上得到承认。
舍勒认为，在历史上，知识类型是多样的，知识社会学应当把各种类型的知识都纳入视野中，并尽可能充分地评估每一种类型的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效果。舍勒说，“许多文化人类学家所发现的关于原始人的集体世界观的各种特殊事实变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而且，存在于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关于灵魂的知识还有形而上学的‘知识’以及宗教的‘知识’和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还有它那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在一个政治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秩序之间的那些富有渗透力的、结构方面的相似之处，也都变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对知识社会学而言，勾勒存在于世界观、灵魂观、上帝观和各种社会组织层次之间的结构性相关状态的轮廓，是一个特殊的调查研究对象;无论就知识的所有各种基本形式（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知识）而言，还是对于社会发展的所有各种层次来说，这些结构性相关状态都是有效的。”④这些知识并不是同在于一个时代和并行的，虽然它们之间是有某些交叉甚至重叠的，却可能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轮番登场的，呈现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某种逻辑上的后来者否定和扬弃先行者。其实，在历史的维度上，它们是有着时间上的先后的。在近代以来的人们的观念中，所要致力于奋斗的正是要从那些关于灵魂的、宗教的等方面的知识中解放出来，这也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是再一次对各类知识及其价值进行重估的契机。如果工业社会的知识是从属于解放的需要，那么在我们遭遇了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则需要重建知识体系。与服务解放要求的知识重建不同，这种知识体系的重建也许更多地属于既有知识的融合范畴。所以，它不是一场简单地将历史颠倒过来的运动。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不同种类的知识是潜在互补的，主张知识多样化，即允许多种类型的知识共存，就是合理的。即便不同类型的知识会在表面上产生冲突，也可以相信，潜在的互补对于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肯定是积极的。如果考虑到知识背后的思维方式，我们甚至会认为不同类型知识的共在和相互激荡是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正如一些科学家认为量子力学可以在佛经中找到思想依据一样，认为科学一定是反宗教的看法可能是一种较为肤浅的见识。在工业社会的实践中，即无论是在社会治理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唯一的、权威性的价值无涉的科学有效地贬抑和压制着可供选择的替代性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概念”。⑤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只有多样性的知识共在，而且这种共在是一种融合了的共在，才能对人的共生共在形成有力的支持。只要不同类型的知识能够奉行相互承认的原则，即便发现了和感受到了知识冲突，也能找到共处之道。事实上，不同知识类型间的相互承认所带来的就是，在一切需要的场景中都可以实现随机性的融合。
四、合作行动中的知识及其应用
也许人们会以为，工业社会后期的知识大爆炸是要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做好准备。显然，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需要在巨大的知识库中调用所需的知识去支持行动，而知识大爆炸似乎在冥冥之中做出了这项准备。但是，我们却认为这种准备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就知识的类型来看，这种知识大爆炸是发生在理性知识类型之中的。虽然它包含着突破理性知识框架的隐喻（比如，20世纪后期以来因为对知识的掌握出现了困难，致使高等学校在教学中不得不引入案例教学去代替对知识的掌握），但知识大爆炸却是与知识片面性并存的，是理性知识意义上的知识大爆炸。
同一类知识也就是同质性的知识，并不存在融合的问题，因为同一类知识的融合不仅没有意义也无从展开。所以，我们说这种知识大爆炸并未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提供可靠的准备。即便我们肯定了工业社会后期知识大爆炸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做了准备，也应看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每一项行动所需要的知识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在这个维度上，同样会看到工业社会理性知识库存无论多么大也不可能满足行动的要求。所以，我们突出强调行动者的经验和创新在行动中的价值。对经验和创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知识的轻视，反而会极大地促进知识生产的节奏。也就是说，其一，知识融合不可能;其二，知识大爆炸并不意味着知识充分。这就是我们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所遇到的知识支持不足问题。
我们还需看到，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并不全是真知识，而是存在着大量的伪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伪知识在量上要远远超过真知识。即便是在科学精神播撒到了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伪知识在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存在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舍勒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揭示道，“这种伪知识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都既没有意识到存在于这种‘知识’背后的各种利益的集体根源，也没有意识到下列情况，即他们只有作为一个群体而且只是由于从属于这些群体之中的一个群体，才会共同拥有这种知识”。⑥这种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只为特定群体中的人所共享，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区域性的。所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这些知识所承载的也许就是偏见，或者说这些知识本身就意味着偏见。在很多情况下，偏见的持有者也许会凭借着某种话语霸权而将之推行、传播和强加于人。事实上，这些知识是可以在历史之轴上延伸开来的，可以构成传统，而且可以在合理性方面得到证明。比如，关于人天生有着自利的本性这样一种偏见，不仅得到了证明，而且作为一种知识传播开来，也获得了话语霸权。
舍勒认为，“只有当这些‘偏见”系统变成了习惯性的和无意识的东西以后，它们才试图通过人们的宗教思维、形而上学思维抑或实证性科学思维的名义自觉进行的深思熟虑，或者通过利用起源于那些更加高级的知识组织的信条、原则以及理论，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会看到那些新的、被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的混合形式……”⑦在偏见与意识形态调和而成的混合形式中，伪知识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经过群体中知识精英带着偏见的证明，也获得了合理性。在工业社会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冲突各方为了在论战中取胜，都会开足马力，加快、加大伪知识的生产，以求通过伪知识量上的增长而加强偏见的力量。鉴于此，当我们倡导知识融合的时候，是需要对所有的伪知识进行清理的。我们倡导的知识融合并不意味着对伪知识的肯定，只有真知识才有参与融合的资格。
合作行动是人凭借着知识而开展的行动，在人工智能不断升级换代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把机器人当作合作行动中的行动者，而是将其当作工具看待。既然我们把行动者限定为人，那么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思考就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他的意见代表了知识应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过程，而是有着人的情感、道德等因素介入的。在霍耐特看来，根据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观点，在人际交往中需要“以第二人面对其自身心灵状态之关系为模式，来设想主体对第二人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此脉络不再谈知识，而是谈遭逢或置身投入。我们不应将沟通行动者当作一个认知意义上的主体，而应当作一个存在涉入的主体;主体并不是中立地认识他人的感受，他人感受实际上会感染并影响我的自我关系。”⑧这似乎是对知识的价值做出否定的意见，但从一般现象学的角度看，又可以认为是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现实。也就是说，行动者在交往过程中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能在认知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其中包含着情感、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投入，是在相互投入到对方之中而在对方那里得到了回应，又一次一次地往复互动而形成某种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开展行动。
当然，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入合作行动体系之中的可能是陌生人、匿名人等，但不意味着他们是陌生人、匿名人就毫无关联，而必须将合作行动建立在纯粹理性的知识的基础上，因为他们在尚未展开的沟通中已经形成了相互投入的互动关系，包含着他们之间初步的相互承认。在这种初步承认的基础上，一旦开展行动，就会朝着增强信任的方向行进，相互投入也就会顺利进行，并在得到有效沟通的激励下各自都做出越来越大的投入，从而使合作行动的有机性步步增强。的确，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及某种关系的建立，远远超出了认识论的理解，人在交往中的自身感受以及对那些感受的表述，与对获得某种知识的体验以及对那种知识的陈述显然不同。“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一个说话者对第二人表达他的感受时，他會做的是引起第二人对这些感受的关注，而毋需援引某种知识为据;因此，第二人在语言上的反应也不可被理解为一种认识的过程。应该说，对于说话者引发他去关注的这些感受，听话者一般在回应中所传达的只是他的‘共感’。”⑨ 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人与人相交是一种感性互动的过程，需要讲道理去说服对方从而让对方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事项是极少的。即便这种情况出现了，对方表面上同意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可能是违心的，属于一种屈服而不是平等的沟通和互动。所以，真正平等的沟通和互动大都拒绝大道理，不需要以深奥的理论为基础，也不对理性知识表现出更多要求。然而，就理论而言，在理解人的沟通和交往互动时，往往受认识论模式的限制。也就是说，该模式在日常生活世界所造成的误导危害太深，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记得人际间存在着彼此同情共感这一事实。⑩事实上，“和哲学上常见的预设不同，构成社会互动肌理的，并不是认知活动的素材，而是各种承认态度之实料。我们之所以能够无碍地理解其他人的感觉陈述，是因为我们先行地采取了一种态度，而当我怀着此种承认态度时，他人感觉陈述中对我的行动要求便如同自然而然既存着一般。”[11]
霍耐特思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就人与对象的关系来看，即便按照认识论的认知模式，将主体与客体分开而将认识过程说成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从观察开始的，是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认识过程。可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观察与行动是统一在同一个过程中的，行动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如果强行在思维中将观察与行动区分开来，就会将观察者视作认识主体。但是，由于并不存在静止的观察对象，所要观察的事物都是随着行动并在行动中发生变化的，观察本身就介入到这种变化之中，以至于无法将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事物区分为不同部分的存在，更何况观察者也就是行动者。总之，可以归类到观察之中的直观判断、感知、领会、思维、解释等都是存在于行动过程中的，构成了行动的一部分或行动的具体环节。没有先行于行动的纯粹观察和知识，也没有完全从行动系统之外输入的纯粹知识和经验，所有这些资源都是经过行动者的领会、解释等思维过程而在行动中发挥作用的。
在风险社会中，面对着各种各样威胁到生存的问题，行动者必须有着坚定的信心，“决心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能在”。[12]行动者努力去争取的就是，“明确地把展开的事物和揭示的事物占为己有，这就是有所确知地存在。生存的源始真理要求有一种同样源始的确知，亦即要求处在决心所开展的东西中。决心为自己给出当下实际的处境并把自己带入这种处境。处境是无法事先加以计算或像一个等待把握的现成东西那样给定的。只有在一种自由的、事先无所确定但却对可确定性敞开的毅然决然之中，处境才始展开。”[13]决心、毅力就是这种条件下勇敢的标志，表现出的是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勇气。在风险社会中，对行动者的这种要求还不只是一种道德规定，而是反映出对生存压力的回应。行动者的决心丝毫也不意味着蛮干，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知识、方法、经验等不足以对行动提供充分支持的时候，决心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事实上，根据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看法，决心是具有“知”的功能的。“先行的决心同时给予此在对其封闭状态的源始确知。此在先行地下了决心，从而就对持驻的、基于本己存在就可能的失落于常人的无决心状态保持其敞开。无决心状态作为此在的持驻的可能性被一道确知。决心对其本身是透彻的;决心领会到：能在的不确定性只有在面向当下处境的决定中才能使自己得到规定。决心对自始至终统治着那一生存着的存在者的不确定性有所知。”[14]
面对复杂性的对象，人们只能把握其相似性特征。或者说，在思维中获得对象的相似性映像，从而在加以表述的时候求助于隐喻、类比等方式。隐喻、类比等在述义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主体的想象力。同时，也需要得到读者、听者的想象力的配合。在人们之间的沟通中，通过隐喻、类比方式的述义把说者、作者的想象力与听者、读者的想象力连接到一起，并在这两种想象力的碰撞中实现了意义的生产和建构。这与认识论的反映模式是不同的。因为，在认识论的反映模式中，是把认识的结构制作成知识，通过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去表述知识。在把知识传授给听者、读者的时候，是要求听者、读者做个被动的接受者。即使在交流、沟通的交往过程中，每一个可以被分割开来的环节也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听者、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不需要想象力的支持和配合，因而不参与知识的生产。通过隐喻、类比的述义，在交流、沟通中因为把想象力激发了出来，也就使交流、沟通的双方同时进入了意义的生产和建构之中。
对此，如果做出政治联想，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包含着霸权，知识生产过程极易被特定的社会阶层、特定的人垄断，知识的传播和传授往往成了支配过程，接受知识的人在无形之中接受了支配。如果这个过程受到操控，一些人就可以制造出许多伪知识并强迫人们去接受，进而听从其安排。现代民主政治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控制和支配方式。一旦知识生产的重要地位为意义建构所取代，人们的平等才真正地有了保障。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特定的人（群）都无法单独使意义建构付诸实现，而是需要在广泛的社会互动、联动中去进行意义建构。在具体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对方更强、更丰富的想象力恰恰是我所期待和欣赏的，因为那可以使意义建构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而不像知识那样在不平等的人之间单向流动。也许有人会说，意义建构也会由单个人去做，比如某人恍然所悟，体验到了某种令其陶醉的意义。实际上，意义建构的逻辑本身就要求把人放到平等的地位上。我们认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不仅仅是依靠知识的行动，而是在知识的应用中包含着意义建构。或者说，合作行动中的知识是包含着意义的知识，而不是纯粹的知识。这也说明，所谓知识融合并不只是不同类型的知识相融合，同时是在融合中赋予意义的，是把意义也融合到知识之中了。
① ②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马家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5、4页。
③ ④ ⑥ ⑦ 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9、73-74、24、24页。
⑤ 马茨·阿尔维森、休·维尔莫特：《理解管理：一种批判性的导论》，戴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92页。
⑧ ⑨ ⑩ [11]阿克塞尔·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2、72、74、75页。
[12][13][14]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50、350-351、351页。
（责任编辑：陈 果）
〔关键词〕 风险社会;理性知识;经验知识;感性知识;默会知识;知识融合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43-09
〔作者简介〕张康之，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在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迅速提升，人们意识到启蒙时期通过确定抽象的原子化个人开展社会建构的方案太过简单化，与社会复杂性的现实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不一致性，从而要求把拓扑学的视角引入社会科学中。这一做法得到了现象学哲学理论的支持，社会科学家们运用拓扑学的原理把社会理解为现象上的多维度构成形态，进而要求社会实践避免在某个单一层面上投放关注和精力。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中，要求看到社会的拓扑结构，深描出社会治理的多重空间，以便根据不同空间的情况而开展针对性更强的社会治理。但是，社会科学中的这种观念仍然是在传统的理性范式中建构起来的，假设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分离，让观察者可以定于某个静止的点去进行观察。所以，由社会科学生产出来的知识还不能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要求。
我们现在所处的风险社会呈现出来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行动，所需要的知识以及知识生产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在这里，行动者在任何情况下所置身于其中的情境都具有世界整体的总体性，而且这个世界是非结构性的，至多可以说它在行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本体的意义上有着网络结构。所以，对这个世界的拓扑结构的理解或定义并不合乎实情。虽然人类得以传承的知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相信培根的断言：“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在行动中得到检验，需要成为适应高度复雜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知识，而且知识生产也许不再是专业性的活动，而是在行动中完成的。这是因为：其一，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它是去结构化的，或者说，我们无从把握其结构;其二，这一条件下的行动是不能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区分中去加以认识的，而是一个在行动展开中无分主体、客体的持续互动的世界。因而，知识生产不再是认识论所描述和规划的认识过程，以至于在认识论路线中产生的知识也需要接受重新检验。
一、知识的多样性和历史性
知识具有多种类型，有信仰的知识、生活的知识和满足好奇心的理解的知识等，也会因为社会生活和实践的领域不同而存在各种各样的知识。如果对知识进行分类，会区分出许多的类型，而且知识的交叉性也意味着严格的分类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绝大多数的知识都是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属于行动的知识，也同时是从属于行动的知识，需要满足行动的要求。否则，行动就会成为盲动。所以说，知识以及基于知识和反映知识的技能是产生于也兴盛于社会需求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看到的是，“随着民主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的广为传播，演说的才能日见吃香，修辞学教师迎合了这种需要。同样，政治学教师教导学生如何处理集会事宜。最后，出现了专教争论和巧辩的老师，他们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坏的说成好的。这项本领在法庭上更有妙用，被告要为自己辩护，老师就教他怎样故意牵强附会和提出反论。”①有了知识的依靠，似乎无所不能，就像罗素所言，可以在政治生活、法庭辩论、教学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
人们如何获得知识？用罗素的话说，对待未知无非有两种态度，反映在人的行动中就是：“一种是接受别人得自书本或神灵启示而宣告已知的东西;另一种是要亲身走出去看看，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态度。”②这是公认的知识获得和增长的两条路径，即从书本上、实践中去获得和增长知识。但是，如果希望所获得的知识实现对现实的深度理解，还需要进行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建立在想象以及对想象的验证中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更注重从现实出发去进行想象。当我们有了想象，可以到书本中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实践经历去验证想象。由此，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就是对现实的深度把握。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把知识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知识的起点确认为实践，是一种狭隘的知识观念。因为，人类拥有多种类型的知识，许多类型的知识可能并不是根源于实践的，而是人们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并且也形成了系统，以知识体系的形式出现。
知识是与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肯定是包含着一种世界观的。一般认为，知识是认识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而知识的系统化则意味着形成了世界观。这是带有机械主义色彩的认识论给我们描述的一条线性路径，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世界观也可能先于知识而出现，是在人们拥有了某种世界观的时候，才会基于这一世界观而开展认识活动并形成知识体系，从而证明了那个世界观。这种情况意味着世界观决定了认识过程和认识方式，通过认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都无非是要证明世界观。比如，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就不是认识的结果，它的无比庞大的知识体系都是出于证明上帝及其创世的世界观。不过，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包含着世界观，而且人类认识史也证明了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能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形成知识体系，持有一种世界观的人或人群对这一世界观理解上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地发展出属于枝蔓的旁系知识体系。如果思想家在阐释某一世界观时创立了理论，不同的思想家创立了不同的理论，那么理论间的差异就会促进知识的发展，并显现出知识的庞杂，以至于需要求助于学术研究去对知识进行梳理。所以，学术研究总会倡导回归经典的原则和要求。事实上，一旦这种要求被提出来，关于经典的认识又会出现分歧。这个时候，也还会出现一种要求知识创新的声音对学术研究加以贬抑和扰乱。 其实，对学术研究提出的回归经典的要求而言，也许学者们并不知道那个作为世界观的东西不是表露在经典文本的文字上的，而是包含在字里行间的。那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暗空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做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发现自己。同样，对主张知识创新的“捣乱者”而言，他也许并不知道在知识方面是不存在创新的问题，所有的知识都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而生产知识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就是世界观，阐释这种世界观的各种思想、理论是一些必要的辅料。所以，只要涉及创新问题，就已经触及理论、思想了，考虑到已经存在着多种理论和多元化的思想，再图创新无非是要再度偏离那一世界观。当然，上述所讲的是理性知识形成和演进的图谱，还存在一类难以归入工业社会理性范畴的知识，即经验知识。从量的角度看，经验知识更多，对日常行为的影响也更大。一般而言，经验知识没有体系化的问题，而是以无限包容性的形式出现，每日每时都会将经验转化为知识，也会将许多知识淘汰掉。如果说出现了地方性的经验知识体系的话，那也是一种微型的体系，而且是处在变动中的。所以，在地域、人群等物理的意义上，经验知识是散布的、并无关联的具体知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所拥有的经验知识也是不同的。如果它们之间也有共同的方面的话，其实是只有“相似性”而无“同一性”的。
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描述一幅统一的世界构图，总是希望推展出某种同一的世界观。即便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不同，也总是努力将那些不同限制在政治的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强化所谓科学世界观的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存在着征服经验知识的意图，但从来也未达成过。既然对经验知识的征服是不成功的，也就转而采取了贬抑经验知识的策略。所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经验知识的轻蔑，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以及职业活动中更多应用的是经验知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的运行轨道发生了改变。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世界的统一构图做出了否定，世界观不仅需要包容、承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世界观本身也应反映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任何一种世界观都不能够将自己视为唯一性的。如此一来，若执着于世界观谱系中知识的话语权，就会陷入无尽的冲突中，从而为风险社会的阴影再涂上一层黑墨。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同知识体系间的相互承认和包容是必要的。而且，那些自命为理性知识的体系也应对经验知识做出承认和包容。事实上，在这一条件下，当事件的因果关系模糊不清时，或者说，在散布的、间断性的、偶发的事件之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时，经验知识在行动上的效力会更强。在近代几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理性知识一直处于对话语权的争夺中，而经验知识从来都在人的行为选择和行动中默默地发挥作用，从不争夺话语权。所以，经验知识天生地就有着宽容和灵活性的品质，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态，以适应面对不同行动事项的要求。其实这已经构成了一种历史趋势，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比如物理学上的“平行宇宙”假说，就为多样化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证明。所以，经验知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放在“平行宇宙”假说的思路上，就是自然而然事情。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包括知识进化史，知识进化的过程也形成了一条历史轨迹，有些知识被淘汰，也有一些知识积淀下来成为常识。总的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与这个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也构成了时代特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的地球上存在着生物多样性，那么也同样存在着知识多样性。就像澳大利亚存在着袋鼠、中国存在着熊猫一样，知识也有地域性特征，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具有地域性的独特知识。考虑到知识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让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当代与未来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实现了沟通，那么当我们通过这个桥梁时，应当表达对知识的尊重。对于地域性知识，我们应当承认其独特性。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变得钟情于普遍性的、理性的科学知识，从而产生一种轻蔑规范知识的傲慢心态，更不应因为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就对属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大加挞伐。就如我们希望维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也应接受知识多样性的事实。应当反对过去曾经出现或依然盛行的任何科学知识霸权，我们相信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换言之，科学知识也应被当作领域性知识看待，拥有科学知识的人应当表达对其他类型的知识的承认和尊重。当然，也许我们拥有某个专业，开展专业性活动，在我们的行动中运用的是专业知识，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专业之外的知识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些知识的价值，也决不应成为轻视、排斥那些知识的理由。恰恰相反，这应当成为我们表达敬畏、尊重那些知识的原因。也许在专业之内因为对共享知识的理解不同而发生争执是有意义的，但超出专业范围而去表达对其他类型知识的意见则是轻率的，是自我浅薄的一种表现。当然，知识承认和尊重还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已经能够证明人有了开放心胸。在普遍倡导学习的背景下，还有积极地学习那些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知識的必要性。事实上，无数经验都证明了，对超出自己专业知识的学习是提升个人素质的最佳路径。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正是这种对多样性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才能造就合格的行动者。
二、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
康德（Immanuel Kant）声称他所要做的工作是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对他之后的许多学者形成了某种误导，断定康德哲学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二重属性，甚至概括出了“二元论”的说法。然而，康德在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个问题上做得并不成功，因为他像孩童搭积木一样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简单地叠加到一起，他的贡献只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凿出了一些榫眼，并用楔子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木块榫起而成为他的哲学体系。具体地说，康德把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合并成为理性生成和演进的路线，构成了一个线性的框架，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是被作为质料而填充到他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中的。所以，康德并不是什么二元论者，而是一位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个方面都不彻底的哲学家。不过，在康德框架所展现的理性生成图式中，即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演进历史或逻辑中，经验（无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被放在历史的较早阶段的，这也是逻辑结构的底层。在知识属性的理解中，如果存在着经验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差别，也许在康德的哲学隐喻中所包含的是对理性知识的偏爱。也就是说，在康德哲学的天秤中，是向理性知识一方倾斜的。 纯粹理性的知识是清楚明白的，它的全部内容都在其形式上得到了标注，不包含隐喻，在传递和交流的过程中，没有默会的问题，也不需要通过想象去加以把握。一切包含着隐喻的知识，且在传递和交流中需要通过默会去加以把握的，需要通过想象去增值和赋值的，都应归入经验知识的范畴。由此看来，在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其实是包含着大量经验知识的，在实践中，大量操作性的知识也属于经验知识。在纯粹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的比较中，可以认为经验知识背后存在着某种灵魂，而纯粹理性知识则没有。如果我们把纯粹理性知识比作有血有肉的形体，那么经验知识则是承载了灵魂的形体。经验知识与感性知识是一种知识的两种表述，在实践的意义上，感性知识被表述为经验知识;在认识的意义上，经验知识则被表述为感性知识。
理性知识追求同一性，而感性知识恰恰是以差异的形式出现的。对理性知识所构成的体系而言，逻辑上的同一性是不容置疑的，任何矛盾或逻辑缺环都是不能容忍的。与之不同，感性知识并不遵循什么逻辑，表面看来，感性知识甚至会给人以“大杂烩”的印象，每一种知识都构成一个似乎是独立的“种群”，相互之间并无什么联系，却又黏结在一起而和谐共在。人们拥有着差异性很强的感性知识，却不会产生在它们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冲动，不会产生将它们打通的要求，也不会因为不同种类的感性知识的并存而产生烦恼。只有在认识论哲学希望从感性知识中获取理性知识的时候，才会按照康德的路线运用知性范畴去对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并形成理性知识。所以，在认识论给我们描述的知识生成路径中，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的转化是在抽象概括中进行的，首先形成概念，然后用概念存储知识和运载知识，使知识得到传播和扩散。然而，在理性知识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则要首先实现向感性知识的转化，去除概念而达到“得意妄言”的效果。这也就是知识的潜移默化，即转化为理性知识接受者所拥有的感性知识，然后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理性知识有一条脱离感性知识而独立发展的道路，其起点往往是问题的提出。但是，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理性可以确认问题，证明问题是个问题，而最初所萌生的问题意识，则是感性的。问题一旦经过理性确证，就可以在问题的引领下进行探索，并形成理性知识。即便如此，在理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也不排除大量感性因素的介入。就感性知识的生成来看，也存在着问题触发机制，但这种情况是较少的，更多的感性知识生成过程包含着直观和想象，是直接地在直观和想象中获得了感性知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时时面对的都是全新的情况，行动者所拥有的和获得的是大量的感性知识，在感性知识未及向理性知识转化时，情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在行动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感性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理性知识高于感性知识，因为这两类知识不存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问题，尽管康德以来的人们把某种认识论偏见深深植入心中而表达了对理性知识的无比崇尚。如上所述，我们认为理性知识必然存在着向感性知识转化的要求，当我们将“潜移默化”这个词用于描述知识习练和学习过程时，所指的就是理性知识向感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和达到的境界。经过了潜移默化的过程，理性知识得到了否定，转化为感性知识，也就能够在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经过这种转化的知识是能够得到灵活运用的。感性知识的离散分布也决定了它在扩散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向性，会表现出无目的扩散的状况。一般而言，只有在目的性不强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才表现出无序扩散的状况，而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则表现为附着于理性知识上，随着理性知识的扩散而扩散。这个时候，感性知识往往不被人觉察，是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在信息技术普遍应用的条件下，感性知识更多的是借助于网络的平台而得到扩散的。虽然感性知识的扩散依然是无目的、无方向性的，却因为网络的自由属性而得到迅速而且覆盖面更广的扩散，使得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的理性知识相形见绌。
还存在着一种通用的、通行的、具体性的知识，人们将其称作“常识”。常识既可能是理性知识的感性化，也可能是感性知识的累积效应。在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常识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出发点，但是，却不能成为依据。在行动中，我们一旦面对具体的情境和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时，恰恰要把对常识的反思作为第一件事来做，以防我们受到常识的蒙蔽。我们认为，从历史进步的视角看，常识往往属于知识体系中的保守部分，在每个时代都会加以删减和增补，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总体看来，“常识”是在外部世界作用于人时而给予人的关于外部世界表象的认知。如果这种认识是单一的，也许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知识，却是无意义的知识。因为，它至多也只能予人以诸如“守株待兔”的行为。但是，一旦这种认知与人的联想相结合，或者说，这种关于外在世界表象的认知一旦得到联想的支持和促进，就会朝着经验知识的方向发展。
常识属于感性知识的范畴，它是经验知识之外的那部分感性知识。从表面来看，感性知识在空间意像上的离散分布显得缺乏方向性，不像理性知识那样可以集中地指向某个问题和行动目标。不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明确指向问题和行动目标的知识恰恰會存在着命中率低的问题。相反，离散分布的感性知识却在随即响应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感性知识反映在人际交往和共同行动中具有默会的特征，通过相似性的语言、符号等就能在人们之间实现知识共享，而不是像理性知识那样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借助于准确的概念、清晰的图表和模型等来表达。
三、默会知识与知识的融合
难于传递和交流的经验知识以神秘认识最为典型，这种知识大都属于个体性的精神或者生理体验。就如舍勒（Max Scheler）所指出的，“神秘的认识具有高度个体化的、孤立存在的、甘于孤独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却是与那些世界性倾向结合在一起的。从原则上说，人们都假设神秘的知识是‘语言所难以表述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清晰透彻的’、由各种观念组成的精神方面的神秘主义，而且，也适用于‘模糊神秘的’、人们用来使自己与不断进行自我创造的自然界（naturanaturans）之‘根源’（Urgrund）等同起来的生机论方面的神秘主义。”③在人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条件下，这种个性化的神秘知识将会呈现出大幅萎缩的状况。因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社会所构成的压力迫使人们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处在随时准备行动的状态中。而且，当一切行动都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时，人们会有着自觉地和主动地交流经验知识的要求，不仅无暇去接受神秘性的个人体验，也不愿意去探寻神秘的知识。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经验知识的类型做出某种规定，作为行动者的人在响应这种规定的情况下会自觉地拒绝神秘体验。 在历史上，也存在着一种似乎神秘的默会知识，它也不存在传递和交流的问题，而是表现为一种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说的“共感”。对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而言，它却是有着极其重要价值的知识。默会知识在表现上是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它是隐性的，所以需要通过默会的方式去传递和沟通，以至于对人的领悟能力以及主动性都提出了要求。实际上，默会知识并不需要传递和交流，只是在思维形式化的语境下我们才把人们之间的“共感”形态称作传递和交流。在合作行动中，虽然默会知识不能取代理性知识的功能，但其作用则是不可小觑的。默会知识根源于经验，是经验理性的体现，它是包含在经验知识背后的具有经验理性属性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入理性知识的范畴。但是，默会知识在形式上是不同于科学化的理性知识的，因为它直接产生于实践之中。合作行动中的行动者是在行动中学习和掌握默会知识的，一方面是在人际间学习，另一方面是在行动中领悟。当我们指出它是一种共感形态时，其实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后一方面，即属于在行动中领悟的知识，即使在人际间学到的默会知识，也需要在行动中去加以验证并进行再领悟和强化。
当波兰尼（Karl Polanyi）揭示了“默会知识”的存在时，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人的交往和行动打开了一个视窗，让我们看到人们之间的默契配合似乎是一种本能。当然，波兰尼所提出的“默会知识”这一概念完全是出于解释的需要，或者说，是在对个体知识构成各个层面的叙述中而列出了“默会知识”这一项。至于它能否被纳入认识论的“知识”范畴，也许是可疑的，至少他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令人信服的交代。但是，在人的合作行动中，我们却明显地感到存在着默会知识，正是因为存在着默会知识而使人们的行动表现出了一种默契的境况。其实，在我们承认默会知识是人的一种知识形态时，也明显地看到它并不是认识论知识范畴中的知识，而是人的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和指称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拥有独立存在的形态，不是存在于已经书写的文本之中，而是具体地存在于人的交往和行动过程之中，会因人、因事、因情境而异。一般而言，默会知识需要在某种外因的诱使和激发下才成为一种在场的知识。比如，在人的交往和沟通中，当语言作为沟通媒介而失灵的时候，人们可能会用某种肢体语言——诸如手势、眼神——唤起交往者的理解。如果对方意会到所指，那么也就表明默会知识被调动起来，成为在场的知识且其所能指是非常清楚的。
总之，默会知识是认识论知识之外的另一类型的知识，它的形成和发挥作用，都不从属于认识论的路线，也不涵括分析性思维。人们习惯于把认识论知识分为理性的和感性的，但对于默会知识却无法进行这种分类。这是因为，在认识论的理解阈限中，默会知识显得较为神秘，是不被思考和讨论的东西。但是，默会知识的实践功能是很强的，特别是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条件下的交往实践中，往往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总的来说，人拥有两类知识，一种是从属于认识论理解的知识，另一种是默会知识。这两类知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情况下，默会知识是得益于认识论知识而成长起来的，同时，在人的交往实践中，默会知识又能够补足认识论知识的不足。在历史定位中看，工业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认识论范式为认识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促进力。随着社会显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后，默会知识的作用将日益彰显。我们也需要指出，习俗、习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默会知识相近的特征，但习俗、习惯不是默会知识。或者说，习俗、习惯只是一种思维和行为的定势，而默会知识则是灵动的，而且也是理性的，又是因人而异的。默会知识中也许包含着习俗、习惯的内容，但这方面的内容是很少的。因为，习俗、习惯是显露于外的，是人们共有的和必须遵从的，在一定程度上，习俗、习惯也意味着某种强制性，对人形成压制。所以，对于习俗、习惯，并不需要人们去加以领悟，即不需要通过领悟那种经验理性并转化为可以占有的知识。不过，在有着共同习俗、习惯的人们之间，会看到默会知识于其交往和共同行动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当从波兰尼那里了解到默会知识的概念后，我们更加坚信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小的一部分。一般认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知识。人类除了拥有理性知识之外，还拥有感性知识。除了这两类知识，在意识形态的建构逻辑中，在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中，在艺术想象的物化过程中，甚至在那些流传至今的原始巫术的持有人那里，都存在着既非感性也非理性的知识。如果希望对与文化相关的知识做出感性或理性的归类，就会感到非常困难。所以，无论在种类还是内容上，知识都是多样而庞杂的，在知识之间也许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矛盾和沖突着的知识却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许多人能够同时拥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在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时，在不同领域中开展活动时，都能够准确地调用所需要的知识，同时把那些不需要的知识隐藏起来。在他拥有多种类型的知识时，那些知识在他这个载体这里可能没有丝毫的违和感。相反，如果一个人坚持某一类型的知识而对其他知识采取排斥的态度，或者捍卫某一类知识而对其他类型的知识做出公开挞伐，那么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是偏激的和心理不健全的。事实上，这类人也极容易患上某类神经疾病。
社会亦如个人，知识共在和融合才是一种良好的状态。工业社会之所以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及受人广泛诟病，就是因为它用资本主义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这两类知识充斥了人的几乎全部生存空间，对其他类型的知识做出无情的排斥。而且，由于社会科学对科学知识的迷信，社会知识也被科学知识所置换，以至于真正的社会知识走向萎缩。鉴于此，在预示着人类走出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我们所应憧憬的是一个知识整合的社会的到来。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我们应防止任何为了某类知识而排斥其他知识的霸权心态及其做法，我们应赋予所有知识存在以正当性，即使是那些明显具有不合理性的知识，也应在存在的意义上得到承认。
舍勒认为，在历史上，知识类型是多样的，知识社会学应当把各种类型的知识都纳入视野中，并尽可能充分地评估每一种类型的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效果。舍勒说，“许多文化人类学家所发现的关于原始人的集体世界观的各种特殊事实变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而且，存在于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关于灵魂的知识还有形而上学的‘知识’以及宗教的‘知识’和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还有它那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在一个政治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秩序之间的那些富有渗透力的、结构方面的相似之处，也都变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对知识社会学而言，勾勒存在于世界观、灵魂观、上帝观和各种社会组织层次之间的结构性相关状态的轮廓，是一个特殊的调查研究对象;无论就知识的所有各种基本形式（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知识）而言，还是对于社会发展的所有各种层次来说，这些结构性相关状态都是有效的。”④这些知识并不是同在于一个时代和并行的，虽然它们之间是有某些交叉甚至重叠的，却可能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轮番登场的，呈现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某种逻辑上的后来者否定和扬弃先行者。其实，在历史的维度上，它们是有着时间上的先后的。在近代以来的人们的观念中，所要致力于奋斗的正是要从那些关于灵魂的、宗教的等方面的知识中解放出来，这也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是再一次对各类知识及其价值进行重估的契机。如果工业社会的知识是从属于解放的需要，那么在我们遭遇了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则需要重建知识体系。与服务解放要求的知识重建不同，这种知识体系的重建也许更多地属于既有知识的融合范畴。所以，它不是一场简单地将历史颠倒过来的运动。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不同种类的知识是潜在互补的，主张知识多样化，即允许多种类型的知识共存，就是合理的。即便不同类型的知识会在表面上产生冲突，也可以相信，潜在的互补对于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肯定是积极的。如果考虑到知识背后的思维方式，我们甚至会认为不同类型知识的共在和相互激荡是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正如一些科学家认为量子力学可以在佛经中找到思想依据一样，认为科学一定是反宗教的看法可能是一种较为肤浅的见识。在工业社会的实践中，即无论是在社会治理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唯一的、权威性的价值无涉的科学有效地贬抑和压制着可供选择的替代性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概念”。⑤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只有多样性的知识共在，而且这种共在是一种融合了的共在，才能对人的共生共在形成有力的支持。只要不同类型的知识能够奉行相互承认的原则，即便发现了和感受到了知识冲突，也能找到共处之道。事实上，不同知识类型间的相互承认所带来的就是，在一切需要的场景中都可以实现随机性的融合。
四、合作行动中的知识及其应用
也许人们会以为，工业社会后期的知识大爆炸是要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做好准备。显然，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需要在巨大的知识库中调用所需的知识去支持行动，而知识大爆炸似乎在冥冥之中做出了这项准备。但是，我们却认为这种准备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就知识的类型来看，这种知识大爆炸是发生在理性知识类型之中的。虽然它包含着突破理性知识框架的隐喻（比如，20世纪后期以来因为对知识的掌握出现了困难，致使高等学校在教学中不得不引入案例教学去代替对知识的掌握），但知识大爆炸却是与知识片面性并存的，是理性知识意义上的知识大爆炸。
同一类知识也就是同质性的知识，并不存在融合的问题，因为同一类知识的融合不仅没有意义也无从展开。所以，我们说这种知识大爆炸并未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提供可靠的准备。即便我们肯定了工业社会后期知识大爆炸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做了准备，也应看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每一项行动所需要的知识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在这个维度上，同样会看到工业社会理性知识库存无论多么大也不可能满足行动的要求。所以，我们突出强调行动者的经验和创新在行动中的价值。对经验和创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知识的轻视，反而会极大地促进知识生产的节奏。也就是说，其一，知识融合不可能;其二，知识大爆炸并不意味着知识充分。这就是我们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所遇到的知识支持不足问题。
我们还需看到，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并不全是真知识，而是存在着大量的伪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伪知识在量上要远远超过真知识。即便是在科学精神播撒到了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伪知识在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存在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舍勒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揭示道，“这种伪知识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都既没有意识到存在于这种‘知识’背后的各种利益的集体根源，也没有意识到下列情况，即他们只有作为一个群体而且只是由于从属于这些群体之中的一个群体，才会共同拥有这种知识”。⑥这种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只为特定群体中的人所共享，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区域性的。所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这些知识所承载的也许就是偏见，或者说这些知识本身就意味着偏见。在很多情况下，偏见的持有者也许会凭借着某种话语霸权而将之推行、传播和强加于人。事实上，这些知识是可以在历史之轴上延伸开来的，可以构成传统，而且可以在合理性方面得到证明。比如，关于人天生有着自利的本性这样一种偏见，不仅得到了证明，而且作为一种知识传播开来，也获得了话语霸权。
舍勒认为，“只有当这些‘偏见”系统变成了习惯性的和无意识的东西以后，它们才试图通过人们的宗教思维、形而上学思维抑或实证性科学思维的名义自觉进行的深思熟虑，或者通过利用起源于那些更加高级的知识组织的信条、原则以及理论，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会看到那些新的、被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的混合形式……”⑦在偏见与意识形态调和而成的混合形式中，伪知识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经过群体中知识精英带着偏见的证明，也获得了合理性。在工业社会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冲突各方为了在论战中取胜，都会开足马力，加快、加大伪知识的生产，以求通过伪知识量上的增长而加强偏见的力量。鉴于此，当我们倡导知识融合的时候，是需要对所有的伪知识进行清理的。我们倡导的知识融合并不意味着对伪知识的肯定，只有真知识才有参与融合的资格。
合作行动是人凭借着知识而开展的行动，在人工智能不断升级换代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把机器人当作合作行动中的行动者，而是将其当作工具看待。既然我们把行动者限定为人，那么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思考就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他的意见代表了知识应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过程，而是有着人的情感、道德等因素介入的。在霍耐特看来，根据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观点，在人际交往中需要“以第二人面对其自身心灵状态之关系为模式，来设想主体对第二人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此脉络不再谈知识，而是谈遭逢或置身投入。我们不应将沟通行动者当作一个认知意义上的主体，而应当作一个存在涉入的主体;主体并不是中立地认识他人的感受，他人感受实际上会感染并影响我的自我关系。”⑧这似乎是对知识的价值做出否定的意见，但从一般现象学的角度看，又可以认为是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现实。也就是说，行动者在交往过程中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能在认知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其中包含着情感、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投入，是在相互投入到对方之中而在对方那里得到了回应，又一次一次地往复互动而形成某种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开展行动。
当然，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入合作行动体系之中的可能是陌生人、匿名人等，但不意味着他们是陌生人、匿名人就毫无关联，而必须将合作行动建立在纯粹理性的知识的基础上，因为他们在尚未展开的沟通中已经形成了相互投入的互动关系，包含着他们之间初步的相互承认。在这种初步承认的基础上，一旦开展行动，就会朝着增强信任的方向行进，相互投入也就会顺利进行，并在得到有效沟通的激励下各自都做出越来越大的投入，从而使合作行动的有机性步步增强。的确，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及某种关系的建立，远远超出了认识论的理解，人在交往中的自身感受以及对那些感受的表述，与对获得某种知识的体验以及对那种知识的陈述显然不同。“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一个说话者对第二人表达他的感受时，他會做的是引起第二人对这些感受的关注，而毋需援引某种知识为据;因此，第二人在语言上的反应也不可被理解为一种认识的过程。应该说，对于说话者引发他去关注的这些感受，听话者一般在回应中所传达的只是他的‘共感’。”⑨ 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人与人相交是一种感性互动的过程，需要讲道理去说服对方从而让对方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事项是极少的。即便这种情况出现了，对方表面上同意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可能是违心的，属于一种屈服而不是平等的沟通和互动。所以，真正平等的沟通和互动大都拒绝大道理，不需要以深奥的理论为基础，也不对理性知识表现出更多要求。然而，就理论而言，在理解人的沟通和交往互动时，往往受认识论模式的限制。也就是说，该模式在日常生活世界所造成的误导危害太深，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记得人际间存在着彼此同情共感这一事实。⑩事实上，“和哲学上常见的预设不同，构成社会互动肌理的，并不是认知活动的素材，而是各种承认态度之实料。我们之所以能够无碍地理解其他人的感觉陈述，是因为我们先行地采取了一种态度，而当我怀着此种承认态度时，他人感觉陈述中对我的行动要求便如同自然而然既存着一般。”[11]
霍耐特思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就人与对象的关系来看，即便按照认识论的认知模式，将主体与客体分开而将认识过程说成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从观察开始的，是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认识过程。可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观察与行动是统一在同一个过程中的，行动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如果强行在思维中将观察与行动区分开来，就会将观察者视作认识主体。但是，由于并不存在静止的观察对象，所要观察的事物都是随着行动并在行动中发生变化的，观察本身就介入到这种变化之中，以至于无法将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事物区分为不同部分的存在，更何况观察者也就是行动者。总之，可以归类到观察之中的直观判断、感知、领会、思维、解释等都是存在于行动过程中的，构成了行动的一部分或行动的具体环节。没有先行于行动的纯粹观察和知识，也没有完全从行动系统之外输入的纯粹知识和经验，所有这些资源都是经过行动者的领会、解释等思维过程而在行动中发挥作用的。
在风险社会中，面对着各种各样威胁到生存的问题，行动者必须有着坚定的信心，“决心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能在”。[12]行动者努力去争取的就是，“明确地把展开的事物和揭示的事物占为己有，这就是有所确知地存在。生存的源始真理要求有一种同样源始的确知，亦即要求处在决心所开展的东西中。决心为自己给出当下实际的处境并把自己带入这种处境。处境是无法事先加以计算或像一个等待把握的现成东西那样给定的。只有在一种自由的、事先无所确定但却对可确定性敞开的毅然决然之中，处境才始展开。”[13]决心、毅力就是这种条件下勇敢的标志，表现出的是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勇气。在风险社会中，对行动者的这种要求还不只是一种道德规定，而是反映出对生存压力的回应。行动者的决心丝毫也不意味着蛮干，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知识、方法、经验等不足以对行动提供充分支持的时候，决心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事实上，根据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看法，决心是具有“知”的功能的。“先行的决心同时给予此在对其封闭状态的源始确知。此在先行地下了决心，从而就对持驻的、基于本己存在就可能的失落于常人的无决心状态保持其敞开。无决心状态作为此在的持驻的可能性被一道确知。决心对其本身是透彻的;决心领会到：能在的不确定性只有在面向当下处境的决定中才能使自己得到规定。决心对自始至终统治着那一生存着的存在者的不确定性有所知。”[14]
面对复杂性的对象，人们只能把握其相似性特征。或者说，在思维中获得对象的相似性映像，从而在加以表述的时候求助于隐喻、类比等方式。隐喻、类比等在述义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主体的想象力。同时，也需要得到读者、听者的想象力的配合。在人们之间的沟通中，通过隐喻、类比方式的述义把说者、作者的想象力与听者、读者的想象力连接到一起，并在这两种想象力的碰撞中实现了意义的生产和建构。这与认识论的反映模式是不同的。因为，在认识论的反映模式中，是把认识的结构制作成知识，通过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去表述知识。在把知识传授给听者、读者的时候，是要求听者、读者做个被动的接受者。即使在交流、沟通的交往过程中，每一个可以被分割开来的环节也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听者、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不需要想象力的支持和配合，因而不参与知识的生产。通过隐喻、类比的述义，在交流、沟通中因为把想象力激发了出来，也就使交流、沟通的双方同时进入了意义的生产和建构之中。
对此，如果做出政治联想，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包含着霸权，知识生产过程极易被特定的社会阶层、特定的人垄断，知识的传播和传授往往成了支配过程，接受知识的人在无形之中接受了支配。如果这个过程受到操控，一些人就可以制造出许多伪知识并强迫人们去接受，进而听从其安排。现代民主政治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控制和支配方式。一旦知识生产的重要地位为意义建构所取代，人们的平等才真正地有了保障。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特定的人（群）都无法单独使意义建构付诸实现，而是需要在广泛的社会互动、联动中去进行意义建构。在具体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对方更强、更丰富的想象力恰恰是我所期待和欣赏的，因为那可以使意义建构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而不像知识那样在不平等的人之间单向流动。也许有人会说，意义建构也会由单个人去做，比如某人恍然所悟，体验到了某种令其陶醉的意义。实际上，意义建构的逻辑本身就要求把人放到平等的地位上。我们认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不仅仅是依靠知识的行动，而是在知识的应用中包含着意义建构。或者说，合作行动中的知识是包含着意义的知识，而不是纯粹的知识。这也说明，所谓知识融合并不只是不同类型的知识相融合，同时是在融合中赋予意义的，是把意义也融合到知识之中了。
① ②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马家驹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5、4页。
③ ④ ⑥ ⑦ 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9、73-74、24、24页。
⑤ 马茨·阿尔维森、休·维尔莫特：《理解管理：一种批判性的导论》，戴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92页。
⑧ ⑨ ⑩ [11]阿克塞尔·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2、72、74、75页。
[12][13][14]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50、350-351、351页。
（责任编辑：陈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