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刘丽代表为我们抛出了一个众所皆知但略带隐讳的问题，“农民工夫妻长久分居导致临时小夫妻的产生”。这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一方外出打工与配偶长期分居，外出务工期间接触了其他异性，在未解除原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另一类表现为留守农村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妇女，因男方常年在外打工，留守的一方感情生活不稳定，在外界的诱惑下，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同居。
　　临时小夫妻虽少，带来的社会和法律问题却很大。从法律上，这涉嫌重婚罪。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涉农民工重婚案件不仅占总数的比例大，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如重庆市巴南法院曾经对2009年1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审理的重婚罪案件进行过调研，该法院在此期间共审理的重婚罪案件161件322人，涉及外出务工农民重婚案件103件206人，数量每年都在上升。
　　同时，这也带来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如返乡农民工或前去城市探望配偶者发现配偶与他人同居后，一时冲动引发的打架斗殴、故意伤害甚至杀人等治安事件或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再如因此导致家庭破裂，引发留守婚生子女的抚养及留守老人的赡养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有些重婚者还生育了子女，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将给先后出生的子女在精神上蒙上阴影，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极其不利。
　　也许大部分临时小夫妻产生的背后都隐含着无奈和辛酸，也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每对临时小夫妻的产生都有着各自的直接原因。有的是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有的是为了实现生活上的互助；甚至有的只是单纯为了解决性需求。可以说，临时小夫妻的产生原因呈现多元化，并且很多带有主观因素。但长久分居无疑是其中较为深层次且客观的原因。
　　因此，要减少“农民工重婚”现象，就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消除或减少“长久分居”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上。首先，劳动监察部门应深入到用工企业、工地，督促其严格落实农民工的带薪休假制度，让这项劳动者应有的基本权利照进现实，为农民工探亲提供可能。其次，用工单位应对农民工群体提供更为人性的关怀，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为分居者提供就业机会；建立起互助小组，鼓励员工在生活上提供互助；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农民工夫妻房，减少配偶探望成本。再者，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对重婚行为予以及时告诫劝解、阻止和管控，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最后，应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視、报纸、电台等媒体及法制宣传活动，加大对在外务工人员及边远山区农村的《婚姻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必要时，可以选择典型的重婚案件深入农村和农民工集中的工厂、工地等开展巡回审判，提高农民工及配偶的法制意识，正视并尊重自身和配偶的婚姻权益。
　　拯救农民工重婚之殇，是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每种社会力量多给农民工兄弟提供一些关注、帮助，也许就能拯救一个家庭；多给农民工兄弟一个善意眼神，一个细微的举手之劳，他们就能多一分温暖，这是你、我、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