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养老最怕什么？恐怕莫过于“人还在，钱不够”，不过这个问题却越来越成为现实。
一方面，中国养老金空账危机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十几年后的中国将拥有3.4亿老年人口。届时中国退休人口数量将较目前增加1倍，可能成为全球养老金负担最重的国家。通过对比海外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并考虑中国经济特色，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可以寻找公共和私有制之间的平衡点，并鼓励养老基金逐步私有化。
空账危机来袭
中国养老金制度最初是针对城市公共部门员工所制定的以慷慨的固定收益为分配的制度。随后发展成为拥有三柱式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养老保险，由城镇企业及员工共同缴纳）、个人账户（员工缴纳8%）以及企业年金或私人退休金（附图）。考虑到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基金净投资回报不足、未覆盖农村人口、监管缺陷以及安全网不够等因素，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行性受到明显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3亿，但同时每年有3800多万人中断缴纳养老保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有19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达到2.95万亿元，比2011年空账缺口扩大了240亿元。而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推测，截至2012年底，中国养老金备付能力仅为154%，只够支付1年半，据此判断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大于20万亿元。
他山之石
全世界的养老金体系所使用的方法多种多样，成效各不相同，但都旨在尽力实现为民众提供舒适退休生活的共同目标。
美国养老金体系为公私混合体系，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社会保障和个人退休账户（IRA），如401K。其优势在于，通过公共和私有基金相结合来为退休人士提供高标准的生活。不过，缺陷亦很明显。第一是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体系公共部分的融资缺口不断扩大。第二是401K体系的个人投资灵活性过高，由于投资少或投资选择欠佳，可能会使很多人面临退休时养老金不足的困境。
希腊养老金体系被广泛认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效率低下且不公平，是众多人嘲笑的对象：年长者获得更高的收益金，而稍年轻人群的收益金却越来越少或不得不增加供款，甚至数以万计的希腊人死后仍多年接受养老金支付。此外，由于养老金体系的负担由政府承担，希腊养老金体系不具备财政可持续性。一旦经济陷入衰退，养老金体系将遭受巨大冲击。
与希腊相反，瑞典的养老金体系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养老金体系之一，成功经受住了金融危机及其自身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考验（表1）。瑞典养老金体系的公共和私有部分之间较为均衡，既实现了强大的保障网络，又不会给政府预算带来太大压力。并且在两大支柱范围内，瑞典养老金的替换率约为60%，意味着平均收入者在退休付款中可收到其一生平均月薪的60%；相较之下，美国和希腊养老金体系则为领取养老金者分别提供78.2%和95.7%的养老金。
尽管瑞典养老金体系堪称典范，但中国要在中短期内达到此种状态显然不太可行。在中国进行养老金体系全面改革之际，作为同属人均GDP依然较低的新兴经济体成员，智利也许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借鉴，尤其是两国还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收入不均等问题。
在全面改革后，智利拥有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养老金体系之一（表2）。只有少量基础团结养老金资金来自全民税收，为65岁以上的部分人群提供基本养老金；而作为主体的个人私有账户则由20个指定的养老金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在从公共向私有体系的过渡中，智利通过向固定供款体系的转变，成功鼓励个人为自身退休而储蓄。
推进私有化并不意味撒手不管
过于强大的公共体系，如希腊，不仅会导致政府供养退休人员的负担过于沉重，也会消除个人供款并规划自身退休生活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私有化程度过高的体系，如智利，未提供足够的保障网络，导致很多退休人员在年老时无法供养自己。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在考虑私有化程度问题时，实现养老金体系内公共和私有部分的稳固均衡极为关键。
鉴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属性，公共和私有二者的均衡特别棘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均GDP位于世界中等行列，独生子女政策使出生率骤然下降，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政府对于既要扩大覆盖率又要实现高收益基本已经无能为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养老金体系能够彻底撇开责任。类似瑞典的模式，由政府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却把绝大部分供款负担留给个人和企业。私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进一步挑战在于，为管理养老金储蓄建立牢固的基础设施，包括寻找靠谱的私有投资基金，并制定充分的监管措施。
能够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是，必须控制个人养老金计划的灵活程度。希腊养老金体系因为个人在资产配置方面毫无话语权，因此个人经常觉得并未直接拥有养老金，从而失去为养老金供款的积极性。相反，若过于灵活，如智利的养老金体系和美国的401K，可能会导致个人因投资决策不佳而损失即使不是全部但也是很大一部分退休金。因此，合理制定制度的灵活性，在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的前提下，允许一定的投资自由度也是必要的。
一方面，中国养老金空账危机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十几年后的中国将拥有3.4亿老年人口。届时中国退休人口数量将较目前增加1倍，可能成为全球养老金负担最重的国家。通过对比海外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并考虑中国经济特色，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可以寻找公共和私有制之间的平衡点，并鼓励养老基金逐步私有化。
空账危机来袭
中国养老金制度最初是针对城市公共部门员工所制定的以慷慨的固定收益为分配的制度。随后发展成为拥有三柱式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养老保险，由城镇企业及员工共同缴纳）、个人账户（员工缴纳8%）以及企业年金或私人退休金（附图）。考虑到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基金净投资回报不足、未覆盖农村人口、监管缺陷以及安全网不够等因素，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行性受到明显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3亿，但同时每年有3800多万人中断缴纳养老保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有19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达到2.95万亿元，比2011年空账缺口扩大了240亿元。而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推测，截至2012年底，中国养老金备付能力仅为154%，只够支付1年半，据此判断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大于20万亿元。
他山之石
全世界的养老金体系所使用的方法多种多样，成效各不相同，但都旨在尽力实现为民众提供舒适退休生活的共同目标。
美国养老金体系为公私混合体系，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社会保障和个人退休账户（IRA），如401K。其优势在于，通过公共和私有基金相结合来为退休人士提供高标准的生活。不过，缺陷亦很明显。第一是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体系公共部分的融资缺口不断扩大。第二是401K体系的个人投资灵活性过高，由于投资少或投资选择欠佳，可能会使很多人面临退休时养老金不足的困境。
希腊养老金体系被广泛认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效率低下且不公平，是众多人嘲笑的对象：年长者获得更高的收益金，而稍年轻人群的收益金却越来越少或不得不增加供款，甚至数以万计的希腊人死后仍多年接受养老金支付。此外，由于养老金体系的负担由政府承担，希腊养老金体系不具备财政可持续性。一旦经济陷入衰退，养老金体系将遭受巨大冲击。
与希腊相反，瑞典的养老金体系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养老金体系之一，成功经受住了金融危机及其自身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考验（表1）。瑞典养老金体系的公共和私有部分之间较为均衡，既实现了强大的保障网络，又不会给政府预算带来太大压力。并且在两大支柱范围内，瑞典养老金的替换率约为60%，意味着平均收入者在退休付款中可收到其一生平均月薪的60%；相较之下，美国和希腊养老金体系则为领取养老金者分别提供78.2%和95.7%的养老金。
尽管瑞典养老金体系堪称典范，但中国要在中短期内达到此种状态显然不太可行。在中国进行养老金体系全面改革之际，作为同属人均GDP依然较低的新兴经济体成员，智利也许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借鉴，尤其是两国还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收入不均等问题。
在全面改革后，智利拥有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养老金体系之一（表2）。只有少量基础团结养老金资金来自全民税收，为65岁以上的部分人群提供基本养老金；而作为主体的个人私有账户则由20个指定的养老金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在从公共向私有体系的过渡中，智利通过向固定供款体系的转变，成功鼓励个人为自身退休而储蓄。
推进私有化并不意味撒手不管
过于强大的公共体系，如希腊，不仅会导致政府供养退休人员的负担过于沉重，也会消除个人供款并规划自身退休生活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私有化程度过高的体系，如智利，未提供足够的保障网络，导致很多退休人员在年老时无法供养自己。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在考虑私有化程度问题时，实现养老金体系内公共和私有部分的稳固均衡极为关键。
鉴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属性，公共和私有二者的均衡特别棘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均GDP位于世界中等行列，独生子女政策使出生率骤然下降，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政府对于既要扩大覆盖率又要实现高收益基本已经无能为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养老金体系能够彻底撇开责任。类似瑞典的模式，由政府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却把绝大部分供款负担留给个人和企业。私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进一步挑战在于，为管理养老金储蓄建立牢固的基础设施，包括寻找靠谱的私有投资基金，并制定充分的监管措施。
能够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是，必须控制个人养老金计划的灵活程度。希腊养老金体系因为个人在资产配置方面毫无话语权，因此个人经常觉得并未直接拥有养老金，从而失去为养老金供款的积极性。相反，若过于灵活，如智利的养老金体系和美国的401K，可能会导致个人因投资决策不佳而损失即使不是全部但也是很大一部分退休金。因此，合理制定制度的灵活性，在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的前提下，允许一定的投资自由度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