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近代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道路上有着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对旧史学给予激烈批评，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在史学界掀起不小的讨论。
　　中国古代的史学发达、史籍浩瀚，近代的史学思想和流派更是有了新的发展。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奠基作用，其史学思想的形成和转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分为两部分，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主张，这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一、梁启超其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社会的改良而奔走，他不仅参与维新变法，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对于史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相继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提出的“史学革命”和“新史学”口号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中国史学界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对旧史学的批判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可谓是一针见血，他认为旧史学有所谓的“四弊二病三恶果”，即“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
　　在梁启超看来，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它只是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的历史，平民百姓的历史不在史家的记述范围内，因此它不是中国的历史。当然，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并不全面，“二十四史”并非毫无意义。
　　梁启超批判古代史学家只将目光放在过去，沉迷于过去的历史，而不着眼当下和未来，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笔端毫无进步之思想。这给后来的读者和史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旧史学有不可避免的缺点，梁启超不客气地说：“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梁启超认为古代史学家是一群为特殊阶级服务的人，他批判的是旧史学所服务的对象。旧史学不能实事求是地记录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是狭隘地为古代帝王做个人传记，这在梁启超看来是违背史家写史原则的。
　　在梁启超眼中，写史就应该写所有阶级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记载帝王将相的重大事情和宫廷生活。历史是由全社会的人一起创造的，因此，将劳动人民排斥在外的历史记载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虽然梁启超的某些批判角度不够全面，例如，他认为二十四史是“一大相斫书”，这显然是不客观的评价，但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他能有理有据地提出对中国旧史的批判，开新风气之先，实属可贵。从这个角度出发，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对新史学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史学的界定问题，这对于理解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在梁启超看来，必须了解什么是历史，明确历史包括哪些方面，若是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就给历史下定义，这是无知者的行为。历史所涵盖的范围不是一言一语所能说明的，凡是认为历史仅仅包括重大事件或是仅仅讲述政治经济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因此，了解什么是历史及历史包括哪些方面是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必备的知识。
　　其次，是中国史的地位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的未来充满希望，他认为虽然过去的中国历史存在弊端，需要反思和改进，但是未来的中国历史必将在世界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梁启超认识到了中国历史及文化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历史，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骄傲和自信。他承认旧史学有不可忽略的缺点，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把旧史学放入全盘西化的论调中，而是有预见地指出中国历史在世界文化中将占据重要一席。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肯定，也是梁启超基于对中国历史的自信而产生的想法。
　　再次，是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此，梁启超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梁启超在看待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并没有忽视其他学科对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相反，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史学与其他学科有着直接的关系，学科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于史学的发展和作用，梁启超指出，“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螺线上升的。
　　梁启超说的历史是客观历史过程，他认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的范围，但是一般的历史撰述却只局限于人类。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注意到了歷史研究分“广义”“狭义”两种范围，“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梁启超从古代“一治一乱”的旧思想牢笼里跳出来，打破旧思想的禁锢，这对解放史学家思想至关重要。史学的作用就是“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最后，是梁启超提出的“公理公例”，也就是说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而且主体和客体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认为：“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这指出了历史哲学对于史学的重要作用，缺少了历史哲学的史学，注定会存在某些问题，历史哲学会给写历史的人提供思想指导，在正确历史哲学的指导下，很难写不出优秀的历史文章，因此，优秀的史学必须在正确的历史哲学的指导下完成。
　　四、结语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有不客观的部分，也有宝贵价值。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尤其是对于史学的看法上，梁启超能够破旧立新，坚持自己的看法，将目光放长远，将思路拓宽，这是多么可贵！人们在认识研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时，也应该本着一分为二、全面客观的思想态度。
　　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引领者，在中国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他对旧史学的批判态度为后来的史学家正确看待中国古代史学提供了参考。梁启超为解放中国史学思想、推动中国史学的新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宁夏大学）
　　作者简介：袁小燕（1994-），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