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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近日，全国各地主办的以迎接党的十七大为主题的文艺晚会，纷纷高奏管弦乐作品《红旗颂》。
其实，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在42年前创作的《红旗颂》，每天央视播出《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节目便能聆听到这首震撼心灵的主旋律，其全新总谱也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多次再版，各地订购者甚众。在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期间，在每年纪念党的生日、欢渡国庆佳节期间，《红旗颂》总被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青岛等地频频奏响。在广州，《红旗颂》的旋律曾被两千多名合唱团员、三百多名乐手、七十多架钢琴同时演奏，这是这部作品问世以来最大的一次演出阵容。
吕其明曾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音乐创作60余载，用生命的全部热忱讴歌光荣的昨天、辉煌的今天和灿烂的未来。他曾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50余部故事片、200多部(集)电视剧作曲，还创作了10余部管弦乐作品，先后获24项音乐创作奖。其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微山湖》、《啊，故乡》、《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等，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红旗颂》的问世，“上海之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1960年举办“上海之春”以来，新人辈出，新作品不断涌现，已经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文革”之前，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权威的领导机构，由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组成。吕其明是其中年轻的后辈。1965年2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对各演出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因此，一致决定由吕其明赶写一部作品，黄贻钧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
当时，吕其明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他，鼓励他，对他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恐怕难以完成。但又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他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进行了创作。如今他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上海之春”提供这一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氛围；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
当吕其明进行作品酝酿、构思时，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红旗颂》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他一方面对乐曲的结构、创作手法、调性布局、和声配器等等作了周密的安排；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他深深地陷人了对当年峥嵘岁月战斗生活的往事和自己在红旗下成长的回忆之中。
1940年5月，吕其明刚满10岁时，父亲送他和姐姐吕晓晴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文工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与考验，既熔铸了他的灵魂、意志，也赋予他血与火、爱与恨的乐思。在9年部队文工团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他受到严峻的锻炼和革命艺术熏陶。但更重要的是，把他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交融在一起。作为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10岁孩子，确实像进了一所生活大学、艺术大学。1945年9月1日，他15岁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时期，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49年5月26日，他随部队进人上海，同年11月转业到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走上了电影作曲岗位。这段历史，使他刻骨铭心，永难忘怀。
吕其明是在红旗下长大，对红旗有着深厚的感情。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井冈山的绿树丛中、遵义的城堞口、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旁、百团大战指挥所、淮海战役的阵地前，凡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前仆后继，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父亲吕惠生是抗战时期一位新四军高级干部，1945年9月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时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3岁，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由于千百万先烈为革命献身，才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国歌嘹亮，礼炮齐鸣，人群如潮，红旗似海，人们无比激动，无比喜悦，无比自豪。那种走出黑暗获得解放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一在吕其明眼前闪过。就在这时，几十年来，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他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音符在脑海中闪动。他决定写一部以党的辉煌历程为背景，气势磅礴，优美雄浑，雅俗共赏，人民群众喜爱听的管弦乐作品。
吕其明不能不动笔了。在考虑乐曲的和声与配器时，首先要符合乐曲明朗、热情、豪放、颂歌性的总体风格。因此，他运用了传统的、纯朴的、明朗的和声语言，使那种强功能结构的和声背景所烘托的大波浪式的旋律进行，洋溢着壮丽豪迈的气概和崇高的音乐气质，具有英雄性与史诗性的特点。在配器方面，则根据乐曲内容和情感的需要，集中使用铜管乐和弦乐，使其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灿烂辉煌。同时，也特别注意乐曲(强弱，快慢，音色，音域，调性等等)的艺术对比，使乐曲既有变化，又很统一。他在写作中，寻求自己的创作思维、美学追求、艺术风格，澎湃的激情、流畅的乐思与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形式得到高度的综合统一，使《红旗颂》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品。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他写出了《红旗颂》。1965年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6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一首赞美革命红旗的颂歌。乐曲开始，小号奏出以国歌为素材的引子，紧接着，弦乐奏出舒展、优美的颂歌主题，描写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一新中国诞生了！人们仰望红旗，心潮澎湃。乐曲的中间部分，在铿锵有力的三连音节奏进行中，圆号奏出简短有力的曲调，仿佛前进的号角。接着，颂歌主题变成了豪迈的进行曲，象征着在革命红旗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迈开了巨人般的前进步伐。颂歌主题的再现部分，表现了亿万人民对伟大领袖、伟大祖国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尽情歌颂。尾声处号角更加雄伟、嘹亮，形成强劲有力的最高潮，表现了中国人民永远高举红旗，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的英雄气概。整首乐曲气壮山河！
《红旗颂》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在我国音乐舞台上上演率最高，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珠影乐团著名指挥家丁家琳说：“《红旗颂》的演出，影响极大。最近，几乎每个单位都提出一定要演《红旗颂》，演出后反映都很强烈。一部作品，技巧再高，内涵再深，如果没有人喜欢听，甚至连演奏的人都不知道演奏的是什么，它的生命力又在哪里呢?” 2004年春节，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了一台“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红旗颂》作为音乐会的压轴节目，由奥地利国家音乐家交响乐团演奏。当演奏结束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令人激动，令人振奋。这说明，《红旗颂》不仅受到国内听众的喜爱，而且，也受到国外朋友的欢迎。由于《红旗颂》问世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选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42年来，《红旗颂》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经受了历史的审视和实践的检验，而且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在更加辽阔的时空得到了传播。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人心是最权威的裁判员。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富有艺术的生命力。吕其明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她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溶人社会的和鸣，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这就是他的希望和追求。人们的认可与赞许，是他最大的欣慰，也是对他最高的褒奖。正因为如此，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他来说，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年已78岁的吕其明说：“42年来，《红旗颂》使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作曲家要通过毕生的努力，去歌颂时代、歌颂党的事业！作为烈士子弟、共产党员，我将按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永远歌颂红旗、歌颂党！”
其实，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在42年前创作的《红旗颂》，每天央视播出《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节目便能聆听到这首震撼心灵的主旋律，其全新总谱也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多次再版，各地订购者甚众。在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期间，在每年纪念党的生日、欢渡国庆佳节期间，《红旗颂》总被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青岛等地频频奏响。在广州，《红旗颂》的旋律曾被两千多名合唱团员、三百多名乐手、七十多架钢琴同时演奏，这是这部作品问世以来最大的一次演出阵容。
吕其明曾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音乐创作60余载，用生命的全部热忱讴歌光荣的昨天、辉煌的今天和灿烂的未来。他曾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50余部故事片、200多部(集)电视剧作曲，还创作了10余部管弦乐作品，先后获24项音乐创作奖。其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微山湖》、《啊，故乡》、《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等，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红旗颂》的问世，“上海之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1960年举办“上海之春”以来，新人辈出，新作品不断涌现，已经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文革”之前，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权威的领导机构，由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组成。吕其明是其中年轻的后辈。1965年2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对各演出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因此，一致决定由吕其明赶写一部作品，黄贻钧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
当时，吕其明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他，鼓励他，对他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恐怕难以完成。但又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他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进行了创作。如今他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上海之春”提供这一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氛围；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
当吕其明进行作品酝酿、构思时，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红旗颂》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他一方面对乐曲的结构、创作手法、调性布局、和声配器等等作了周密的安排；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他深深地陷人了对当年峥嵘岁月战斗生活的往事和自己在红旗下成长的回忆之中。
1940年5月，吕其明刚满10岁时，父亲送他和姐姐吕晓晴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文工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与考验，既熔铸了他的灵魂、意志，也赋予他血与火、爱与恨的乐思。在9年部队文工团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他受到严峻的锻炼和革命艺术熏陶。但更重要的是，把他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交融在一起。作为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10岁孩子，确实像进了一所生活大学、艺术大学。1945年9月1日，他15岁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时期，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49年5月26日，他随部队进人上海，同年11月转业到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走上了电影作曲岗位。这段历史，使他刻骨铭心，永难忘怀。
吕其明是在红旗下长大，对红旗有着深厚的感情。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井冈山的绿树丛中、遵义的城堞口、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旁、百团大战指挥所、淮海战役的阵地前，凡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前仆后继，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父亲吕惠生是抗战时期一位新四军高级干部，1945年9月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时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3岁，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由于千百万先烈为革命献身，才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国歌嘹亮，礼炮齐鸣，人群如潮，红旗似海，人们无比激动，无比喜悦，无比自豪。那种走出黑暗获得解放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一在吕其明眼前闪过。就在这时，几十年来，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他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音符在脑海中闪动。他决定写一部以党的辉煌历程为背景，气势磅礴，优美雄浑，雅俗共赏，人民群众喜爱听的管弦乐作品。
吕其明不能不动笔了。在考虑乐曲的和声与配器时，首先要符合乐曲明朗、热情、豪放、颂歌性的总体风格。因此，他运用了传统的、纯朴的、明朗的和声语言，使那种强功能结构的和声背景所烘托的大波浪式的旋律进行，洋溢着壮丽豪迈的气概和崇高的音乐气质，具有英雄性与史诗性的特点。在配器方面，则根据乐曲内容和情感的需要，集中使用铜管乐和弦乐，使其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灿烂辉煌。同时，也特别注意乐曲(强弱，快慢，音色，音域，调性等等)的艺术对比，使乐曲既有变化，又很统一。他在写作中，寻求自己的创作思维、美学追求、艺术风格，澎湃的激情、流畅的乐思与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形式得到高度的综合统一，使《红旗颂》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品。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他写出了《红旗颂》。1965年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6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一首赞美革命红旗的颂歌。乐曲开始，小号奏出以国歌为素材的引子，紧接着，弦乐奏出舒展、优美的颂歌主题，描写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一新中国诞生了！人们仰望红旗，心潮澎湃。乐曲的中间部分，在铿锵有力的三连音节奏进行中，圆号奏出简短有力的曲调，仿佛前进的号角。接着，颂歌主题变成了豪迈的进行曲，象征着在革命红旗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迈开了巨人般的前进步伐。颂歌主题的再现部分，表现了亿万人民对伟大领袖、伟大祖国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尽情歌颂。尾声处号角更加雄伟、嘹亮，形成强劲有力的最高潮，表现了中国人民永远高举红旗，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的英雄气概。整首乐曲气壮山河！
《红旗颂》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在我国音乐舞台上上演率最高，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珠影乐团著名指挥家丁家琳说：“《红旗颂》的演出，影响极大。最近，几乎每个单位都提出一定要演《红旗颂》，演出后反映都很强烈。一部作品，技巧再高，内涵再深，如果没有人喜欢听，甚至连演奏的人都不知道演奏的是什么，它的生命力又在哪里呢?” 2004年春节，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了一台“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红旗颂》作为音乐会的压轴节目，由奥地利国家音乐家交响乐团演奏。当演奏结束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令人激动，令人振奋。这说明，《红旗颂》不仅受到国内听众的喜爱，而且，也受到国外朋友的欢迎。由于《红旗颂》问世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选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42年来，《红旗颂》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经受了历史的审视和实践的检验，而且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在更加辽阔的时空得到了传播。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人心是最权威的裁判员。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富有艺术的生命力。吕其明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她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溶人社会的和鸣，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这就是他的希望和追求。人们的认可与赞许，是他最大的欣慰，也是对他最高的褒奖。正因为如此，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他来说，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年已78岁的吕其明说：“42年来，《红旗颂》使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作曲家要通过毕生的努力，去歌颂时代、歌颂党的事业！作为烈士子弟、共产党员，我将按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永远歌颂红旗、歌颂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