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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命名的世界》我写得比较轻松,半个月写完。本来可以更快些,但那会儿我正写硕士毕业论文,因此每天只写两个小时小说。论文和小说同天提笔,同天写完,字数也差不多。写完后我通读了一遍,觉得小说比论文要好,这可能是因为写作时间的改变。我之前早晚写小说,下午学专业,在那半个月正好掉了个个儿。结果论文写得像小说,小说写得像毕业论文。当然,我更愿意把这篇小说当作是自己的毕业论文,借以思考二十岁以后的时光。
我的研究生专业选择哲学,首先是因为在长长的招生目录里,哲学的参考书目最少,我当时以为学哲学很轻松,这样能保证我写小说的时间。其次,我当时觉得哲学是个好东西,应该对文学有所裨益。但事实走向了反面。三年间,我只写下了两个短篇和几十个糟糕的开头。写《未曾命名的世界》前,我一直反思,哲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我是有害的?后来,我想到了,有害的不是哲学,而是被滥用的哲学语言。
我喜欢有趣的人,刚入学时觉得身边的同学都很有趣,他们不谈论工资、奖金和股票,他们说不一样的话。他们谈论一段感情时,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你的感情出现问题,根源是在认识论的层面。”“我认为是本体论。”“你俩感情破裂,是因为你总是将一个主体换算成对象!”“不对,我依旧把她当主体,但主体间性出了问题。”……他们把词语叫作“语词”,把人叫作“此在”,把吹牛叫作“互为主体现实”……我觉得自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听到的都是新鲜的词。我进入了一个未曾命名的世界。
当然,我和他们也会谈论文学。他们主要是谈论诗。(他们说,诗不是诗歌,诗下降为诗歌。)他们格调高妙,凌空蹈虚,吐出一个个陌生的词。但我开始痛苦,精神在新奇的闲谈中变得稀薄。不论词语有多少面目,痛苦总是让人在痛苦时变得真诚。不真诚的是对痛苦的解释。我想“伟大”这个词语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高尚”这个词语怎么都是高尚的,“思想”这个词无论如何是纯洁的。痛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依旧这样交流。我们是词语掩盖下的陌生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我们用词语铸成城堡,禁闭“邻人”和自己,为自己的“神智健全”沾沾自喜。行话变作黑话,圈子滴水不漏。我们只是在说话。
我用新奇的词语指导写作,充满虚妄的热念。幸好我还有文学的良知。良知的准则是诚实,立得住的就是好的,立不住的就是差的,简单明了,像街头打架。那些时间写的东西几乎都趴在地上。较好的一篇是在疲惫中匆匆写就的,那会儿我放松了自我指导。
我开始看到这种生活的无趣,也看到其中的冷酷。他们对别人的悲欢无视,对自己也冷漠。他们不在乎任何具体的不幸,不觉伤悲,也不感慨。人可以躲在词语的后面,成为另一种阿Q。有位朋友谈起自己糟糕透顶的家庭生活时,嘴角总是微笑。他每说一段往事后,总说:“但爱比死更冷。这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说的。”波德里亚从未说过这话,这是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言。他记错了,或者他很喜欢这句话,但觉得侦探小说家太掉价了,不配说出这样的话,于是篡改为“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他躲到一句很酷的名言背后,觉得安全,而名言起码得是個后现代的哲学家说的。我开始有一点厌烦。厌烦有一点就够了,就像托尔斯泰所说:“只要有一滴水从瓶中溢出,整瓶水往往都会随之倾泻而出。”
我发现了一种恐怖:他们把舌头安在云彩上,却把眼睛深埋在地下。可事实是,眼睛总是长在嘴巴的上面。先要看,然后再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不要想,而要看!”他们很少引用这句话。“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舞蹈。”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也没有被引用过。这两句话都不酷,比不了“但爱比死更冷”,但这两句话都真诚。他们喜欢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句话:“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引用这句话的人不会保持沉默,而企图用这句话让别人沉默。
我开始希望词语都后退,我想到纪伯伦的一段话:“当你们无法与你们的思想和平共处,你们开始说话。当你们无法继续栖身于心灵的孤寂,你们转而栖息于唇舌,而声音成为一种娱乐和消遣。”纪伯伦说得真好,但他并不后现代。词语是用来命名世界的,但词语也可以拒绝世界。哲学是好的,它对于人的精神是一味药,但对于不诚实的人来说,它是《红楼梦》里胡庸医的虎狼药。
在我写《未曾命名的世界》时,远离了那些高妙的谈论,有种被打捞上岸的感觉,生机日日在恢复。我真诚地回忆一些生活的细节,不低看任何一种悲伤。小说主人公孔雪笠就是在词语和世界之间为难的人。他想用“未曾命名的世界”这样的词语来让自己逃避现实生活,一方面又想从真实生活中寻找意义。在小说的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的主人公该走向何处。他有两只眼,一真一假,一只冷酷,一只热烈,我不知道最后是哪一只眼睛主宰了他。他只是走出了我们的视线,走向未知。就像是无数次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一个人迎面走来,和你交谈,然后他又走了过去,消失在一个街角,你再也没有见过他。世界需要命名,这是我们和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之一。但词语滥用,让我们反而走向冷漠。在开口前,世界是沉默的,这需要我们先去看。然后我们开口,吐出一个词,让对应的事物闪亮。眼睛本来就比嘴巴生得高,眼睛也应该比嘴巴高。
我的研究生专业选择哲学,首先是因为在长长的招生目录里,哲学的参考书目最少,我当时以为学哲学很轻松,这样能保证我写小说的时间。其次,我当时觉得哲学是个好东西,应该对文学有所裨益。但事实走向了反面。三年间,我只写下了两个短篇和几十个糟糕的开头。写《未曾命名的世界》前,我一直反思,哲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我是有害的?后来,我想到了,有害的不是哲学,而是被滥用的哲学语言。
我喜欢有趣的人,刚入学时觉得身边的同学都很有趣,他们不谈论工资、奖金和股票,他们说不一样的话。他们谈论一段感情时,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你的感情出现问题,根源是在认识论的层面。”“我认为是本体论。”“你俩感情破裂,是因为你总是将一个主体换算成对象!”“不对,我依旧把她当主体,但主体间性出了问题。”……他们把词语叫作“语词”,把人叫作“此在”,把吹牛叫作“互为主体现实”……我觉得自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听到的都是新鲜的词。我进入了一个未曾命名的世界。
当然,我和他们也会谈论文学。他们主要是谈论诗。(他们说,诗不是诗歌,诗下降为诗歌。)他们格调高妙,凌空蹈虚,吐出一个个陌生的词。但我开始痛苦,精神在新奇的闲谈中变得稀薄。不论词语有多少面目,痛苦总是让人在痛苦时变得真诚。不真诚的是对痛苦的解释。我想“伟大”这个词语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高尚”这个词语怎么都是高尚的,“思想”这个词无论如何是纯洁的。痛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依旧这样交流。我们是词语掩盖下的陌生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我们用词语铸成城堡,禁闭“邻人”和自己,为自己的“神智健全”沾沾自喜。行话变作黑话,圈子滴水不漏。我们只是在说话。
我用新奇的词语指导写作,充满虚妄的热念。幸好我还有文学的良知。良知的准则是诚实,立得住的就是好的,立不住的就是差的,简单明了,像街头打架。那些时间写的东西几乎都趴在地上。较好的一篇是在疲惫中匆匆写就的,那会儿我放松了自我指导。
我开始看到这种生活的无趣,也看到其中的冷酷。他们对别人的悲欢无视,对自己也冷漠。他们不在乎任何具体的不幸,不觉伤悲,也不感慨。人可以躲在词语的后面,成为另一种阿Q。有位朋友谈起自己糟糕透顶的家庭生活时,嘴角总是微笑。他每说一段往事后,总说:“但爱比死更冷。这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说的。”波德里亚从未说过这话,这是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言。他记错了,或者他很喜欢这句话,但觉得侦探小说家太掉价了,不配说出这样的话,于是篡改为“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他躲到一句很酷的名言背后,觉得安全,而名言起码得是個后现代的哲学家说的。我开始有一点厌烦。厌烦有一点就够了,就像托尔斯泰所说:“只要有一滴水从瓶中溢出,整瓶水往往都会随之倾泻而出。”
我发现了一种恐怖:他们把舌头安在云彩上,却把眼睛深埋在地下。可事实是,眼睛总是长在嘴巴的上面。先要看,然后再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不要想,而要看!”他们很少引用这句话。“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舞蹈。”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也没有被引用过。这两句话都不酷,比不了“但爱比死更冷”,但这两句话都真诚。他们喜欢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句话:“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引用这句话的人不会保持沉默,而企图用这句话让别人沉默。
我开始希望词语都后退,我想到纪伯伦的一段话:“当你们无法与你们的思想和平共处,你们开始说话。当你们无法继续栖身于心灵的孤寂,你们转而栖息于唇舌,而声音成为一种娱乐和消遣。”纪伯伦说得真好,但他并不后现代。词语是用来命名世界的,但词语也可以拒绝世界。哲学是好的,它对于人的精神是一味药,但对于不诚实的人来说,它是《红楼梦》里胡庸医的虎狼药。
在我写《未曾命名的世界》时,远离了那些高妙的谈论,有种被打捞上岸的感觉,生机日日在恢复。我真诚地回忆一些生活的细节,不低看任何一种悲伤。小说主人公孔雪笠就是在词语和世界之间为难的人。他想用“未曾命名的世界”这样的词语来让自己逃避现实生活,一方面又想从真实生活中寻找意义。在小说的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的主人公该走向何处。他有两只眼,一真一假,一只冷酷,一只热烈,我不知道最后是哪一只眼睛主宰了他。他只是走出了我们的视线,走向未知。就像是无数次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一个人迎面走来,和你交谈,然后他又走了过去,消失在一个街角,你再也没有见过他。世界需要命名,这是我们和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之一。但词语滥用,让我们反而走向冷漠。在开口前,世界是沉默的,这需要我们先去看。然后我们开口,吐出一个词,让对应的事物闪亮。眼睛本来就比嘴巴生得高,眼睛也应该比嘴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