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性格
　　
　　蒋经国性格上，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个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有的人骂得相当难听，有些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见到你们就不知不觉想起老先生，他于心不忍，所以就请你们回到慈湖，没有别的意思。”
　　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几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助手姓张，后来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个日本女人，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深和高不可测的感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熟手的工作人员，都时时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里，特别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的一面给老先生看，这一点和他的弟弟蒋纬国截然不同。蒋纬国总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问题，可是人多半是喜欢听好话的，尤其是老人更不愿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蒋纬国就是喜欢提一些问题告诉老先生，难怪连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纬国将军老是给他“找麻烦”。因而，老先生对蒋经国自然愈来愈有信心，对蒋纬国就没有那样推心置腹。
　　对外的形象上，蒋经国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讲过，他只有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感到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他之所以从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就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却从来不会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从人员心目中，蒋经国这样的行为其实只是要凸显他所谓的亲民作风。但是，在他回到官邸，他涣散的体力使他开始觉得面对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确保权力的不二法门，可是，当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件事情时，再有耐性的人也会开始厌烦，何况，蒋经国那时糖尿病已经慢慢严重，如果每天马不停蹄地跑，难免会有生厌的时候。
　　他的双重性格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面前不经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刚到七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够，他在自己卧室接见党内的重要干部，看到我们在旁边，就故意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示意要我们回避，等我们走开了，他才敢和干部开始讲一些重要的话题。
　　然而平心地讲，蒋经国毕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长处和缺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待蒋经国，就不会有不平衡的感受。
　　
　　神秘性格
　　
　　蒋经国的为人处世，永远是一副神秘兮兮的个性。
　　在长安东路时期，蒋经国经常是自己带着一个司机，开着车出去到处跑。也许是他的任务需要，也许是他有其他的原因，他的司机经常抱怨“找”不到他，因为蒋经国觉得一个人比较方便时，就随时伺机把他的司机给摆脱掉，一个人再搭别人的车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时期蒋经国那种神秘兮兮的性格，还是时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记得有一次，他在荣总住院，经国先生车队还故意在他的座驾上安排了一个假人，坐在主位，然后每天夜晚时分，叫车队开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开回荣总，用这样的方式企图去掩人耳目。其实，比较细心的人早就知道蒋经国是躺在医院里面，用不着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去欺骗人民。
　　蒋经国深怕自己的病情会影响政局发展，所以早期他对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绝不住院。
　　在荣总看病住院，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都有化名，所谓的化名，其实就是用我们侍卫或是副官人员的名字。
　　最早，他在荣总验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后来，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次，我自己要去荣总看病，也需要抽血检验，自己的名字给蒋经国“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这个名字去验血。验血用化名，主要是医生基于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们副官的名字的点子，当然这和蒋经国本人无关。但是，也算是在蒋经国身边发生的一段妙事。
　　
　　威权性格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长官告诉我：“你若是看到蒋经国脖子发红，就要小心了，这表示他要‘杀人’了！”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都是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还是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为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的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医生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经国先生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案例，让人产生警觉。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半个不字。
　　
　　铁面无情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马，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置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治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以后逢人就说:“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赃的！”
　　对犯错的人，或是“不听话”的人铁面无情，对一些所谓的亲朋故旧，有事情去向他求情关说，蒋经国还是从不懂得什么“网开一面”。
　　在内地时期，老先生有位侍卫长姓王，这位老侍卫长，对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说是没话说。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时候，王将军当时早已退休在溪口养老，在此之前，特别是抗战时期，王将军可以说是对老先生寸步不离，老先生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以前，老先生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他的职衔，就叫他“卫兵头”，为老先生的安全工作，王将军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从内地临撤退的时候，王将军扶老携幼，变卖家产，然后跟随当局跑到台湾来。可是，王将军身无长技，在台湾又是人生地不熟，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没有办法，就想到去找老先生帮忙。可是，他想老先生哪有时间去处理他的私事，就去长安东路找蒋经国帮忙，他当然是希望蒋经国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可以让他糊口度日。
　　当时，为了找工作去麻烦蒋经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不轻易替别人介绍工作的。蒋经国那时大概只是敷衍地答应他帮忙，可是一直没有下文。王将军碰了几次钉子，心中实在气得不得了，心想，我为了追随老先生，最后连家产都变卖了跟到台湾来，怎想到连个糊口度日的工作都没法为他代为安排一个，气得从此不再来往。
　　另外一位王将军是安全局的高级首长，王从安全局下来以后，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有实权的职务，他太太和蒋方良关系一向不错，而且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有空还时常在一块儿聊天聚会，她想，先生职务之事请蒋方良去和蒋经国讲讲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王太太就直接去找蒋方良。蒋方良一听，这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她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蒋方良一口答应下来，等蒋经国下班回官邸，就向他转述这个事情。没想到蒋经国第一句话便说:“你不要管这个事！”一方面，他不愿意蒋方良插手公事，另方面也等于拒绝了王姓首长的关说，不准备给他做任何安排。
　　王姓首长对这件事情，到底心里做何感想，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以他在蒋经国身边那么久，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回复，当然满腹不是滋味。
　　对故旧的态度是如此，对亲戚的态度其实也是一样。
　　老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就是蒋经国的侄子，他的父亲与经国先生是堂兄弟关系，孝文他们几兄弟都称这位长辈“伯伯”，是官邸老一辈的侍卫，官拜少将高参退役。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在老先生去世之后，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蒋太太就以堂嫂的身份去找蒋经国，想请他为儿子帮帮忙，能够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好歹也是老先生的秘书，论学问、论人品，自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哪知这些全是蒋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经国根本不理会蒋太太那一套，就直截了当地回绝说:“你叫他参加考试啊！”
　　蒋太太所以会去找他，主要的原因也是以为蒋经国对自己人说不定会比较照顾，谁晓得他还是铁面无情，说不帮忙就是不帮忙。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他很关照，给他一个相当于侍卫室内卫组主任的位子，后来，因为蒋经国不肯帮忙，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只好在士林官邸等退休。
　　蒋经国从来不曾为了亲朋故旧的私事，以公家的名义下条子做什么指示，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为了陈立夫。
　　记得陈立夫先生回国，蒋经国知道他进出没有车子，十分不便，蒋经国马上下了一张条子给士林官邸车队，要他们拨一辆凯迪拉克五人座的汽车给陈立夫，这是我所知道的蒋经国唯一的一次为了故旧的私事，下条子叫下属交办，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廉洁不阿
　　
　　在台湾如今这样一个日趋腐化贪婪的社会，对蒋经国在世时期的廉洁作风，不得不让人兴起一股怀念和景慕的心情。
　　蒋经国一生为公为民，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是，对他的廉洁自持，大概一般人还很难去体会出来。
　　在七海时期，行政院或是“总统府”都会派专员，固定每个月把他的月俸、眷粮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经费，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逢年过节都有送礼的习惯，在他主政时期．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恶习，所以，他是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是民间送礼的。
　　可是，在现时社会当中，送礼好像早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时半刻的时间内没有办法彻底革除，但是，他不能禁绝别人送礼，他却做到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
　　如果，他的办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礼品，诸如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金门酒厂固定送给经国先生的高级金门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会，把所有的礼品提供大家摸彩同乐。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抽到大奖，是一块劳力士金表，那位宪兵抽到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蒋经国自己到死为止，手上都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
　　一丝不苟，是蒋经国从赣南当专员以来，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方面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
　　
　　政治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从整体来看经国先生的政治性格，我觉得他之所以和老先生截然不同，是因为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因素，这些是不容忽视的，到底有哪些背景因素呢？
　　第一，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的生活经验
　　我们要知道的，他早年在苏联，特别是在二次大战正式爆发前，中苏关系并不好的那个阶段，因为家世背景，备受苏联共产党的迫害，生活非常艰苦。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求生存，当然要有一套生存哲学，这套生存哲学的养成，对他后来的人格发展，乃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
　　第二，蒋经国早年曾是苏联共产党党员
　　共产党讲的是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讲究的是唯物辩证法，他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受到这套辩证法则的制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当然，在共产党的生活环境里面，要懂得利用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蒋经国在苏联的时期，刚好是苏联搞这一套东西最厉害的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对人生乃至政治都有他们的一套思维逻辑，是这一代人不能轻易了解的。
　　第三，老先生的刻意培植
　　最早，老先生曾答应让蒋经国这个儿子去远方的苏联，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当然最大的原因也是为了培植蒋经国，将来能够独当一面，或者继承衣钵，后来既然回来了，当然更要好好栽培一番，要不是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凭蒋经国在国民党党政军内部的资历，要想那么快就蹿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国民党迁台，无疑也是蒋经国得以更快继承大统的契机。
　　在蒋经国继承法统之前，老先生当然给了蒋经国最好的一些学习机会，让他懂得去操作国民党的党政军这台大机器，并且了解在操作过程中的一些诀窍和技巧，让他能够更得心应手地去掌控这个政权。
　　由于，老先生在释放他的权力之初，是先把国民党引以为豪的情治系统的这股力量交给蒋经国，他在情治系统这个圈子里浸淫了那么长的时间，当然在个性和作风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综上而言，他的双重性格、神秘性格、翻脸无情、威权性格等等，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固然已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可是毕竟当时的时空背景不一样，何况，他年轻时代乃至他家庭背景，也和外人不同，特殊的主客观条件，特殊的个人际遇，当然会塑造出特殊的性格，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