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初四日，皇帝启程巡视京城附近的霸州等地。十三日，御舟穿过白洋淀，停泊在今安新县内的郭里口村。在这里，康熙对随侍的直隶巡抚赵弘燮说，我天天读书，对农业的事一直留心。去年底下了大雪，开春雨水也足，百姓很高兴，早早就下了种。但是恐怕春天麦苗疯长，将来会有“二疸之虞”，你们这些做地方官的要遍示民间，让百姓把麦苗锄的稀疏一点，以防后患。康熙最后说，“朕以民生为念，劝农为本，已有所知，不得不示。”
　　 所谓“二疸”，就是黄疸、黑疸，对应今天所说的小麦锈病、黑穗病。康熙说这话的时候，俨然农业科学权威。
　　 十天后，御舟又到了天津附近的响口村。康熙对赵弘燮说，我看这回经过的这些村子，生活水平勉强还可以，就是没听见读书的声音，但是社会要想好起来，还是读书最重要。你去跟这些村子的人都说说，叫他们多设义学，请人来教书，子弟们也好成人。康熙说的义学是民间自发设立的公共学塾，由宗族、里甲或富户承担经费，主要面对贫寒子弟。
　　赵弘燮有没有把康熙的要求“遍示民间”，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政府能力而言，事实上不可能把皇帝一时兴起的意旨传达到所有的基层民众。更何况像皇帝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见这种具体指示，究竟有没有必要传达给经验丰富的华北老农，地方官大概也心知肚明。
　　 不久，康熙告诉大臣们，按照钦天监的计算，四月初一要发生日食，古老的说法是，日食都是因为皇帝施政有差，上天示警，如今虽然可以精准预报，说明日食只不过是自然之常，但大家也不妨各抒己见，谈谈有哪些“应改应行之事”。大臣们回报说：“现在内外诸事，皆自圣衷裁断，稍有不合之处，即令改正，所以小大之事，无不厘然就理，良法美意，皆可为万世法，实无应改应行之事。”
　　 皇帝听了这样的奉承话，并不满意。他说我觉得有几件事需要改的。第一，你们上的表章里面，颂圣的话太多，这都是套语，以后要简化。第二，你们大臣之间，师生之间，说话也不要那么多虚文，不要发议论就互相推赞，一写信就互相吹捧。第三，你们还爱注解古书，注解的时候又常常推尊自己的老师前辈。这些都是关系到世道人心的大事，你们要注意。
　　 当日大臣听了皇帝的训示，想必会十分意外。朝廷内外，无论大事小情，皇帝都要钦定，都有可能干预，如今日食发生，皇帝下诏求言，虚心问政，满以为恭维几句就可以敷衍过去，谁也没想到皇帝的意思并不是让大臣提意见，而是让他们自我批评。大臣们没能领会皇帝意图，没意识到自我贬损才是恭维的最好办法，“世道人心”果然是好不了了。
　　 有了这番教训，六部九卿不敢怠慢，没过几天就上了个折子，请求禁止“注释一切古书”。中国传统一向以古代经典为本，陈陈相因者不足论，即便有新的思想发生，也常托古言志，用注释古书的方式出之，那原因除了好古的惯性之外，无非是因为依托经典乃是最安全的著述方式，如今竟也要一禁了之，可算开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
　　 好在康熙虽然刻薄，并不昏庸，说虽然很多古书并不需要注释，不过也有些道理深奥的，确实还需要注解发挥，这个禁令不能下。
　　 其实大臣的提议十分有趣，因为当时康熙正在编纂《御纂性理精义》，刚刚编好《御纂周易折中》，此前已经编好了《御纂朱子全书》《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数年后还将编成《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等书，还有一部研究数学的《御制数理精蕴》也在编。如果真的禁止注释一切古书，等于说经典只能由皇帝来解释，读书人无权插嘴，而这些皇帝挂名、实则由文臣代劳的解经之作，也会处于微妙的尴尬境地。
　　 考虑到这一点，就明白大臣的提议其实是一种抗议。你要大家提意见，我就说凡事都是你定的，所以没有意见可提;你要大家小心著书，我就说干脆都禁止，只留皇帝一人说话，岂不省事。既然皇帝在无论什么问题上都要做专家，无论农业技术、水利工程、社会教育，还是经典注疏、微言大义，皇帝都要表现得十分内行，都要指导，大臣们当然也乐得谨守奉行，把责任都推给皇帝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