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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是桂林战时文化（文艺）的一部分，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1）文艺译作数量惊人，涉及期刊种类繁多，读者面广；（2）名家云集，翻译队伍涉及壮、中、青三代，并以中年为主；（3）期刊出现翻译连载和“翻译专号”及纪念某位外国作家或诗人的“专辑”和“特辑”；（4）纯文艺翻译杂志《文学译报》的创刊和出现以“翻译”为名的《翻译杂志》等等。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桂林 期刊 文艺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and Journal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Guilin War
WEI Youqing[1], WU Yuesheng[2]
([1] Gui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iyang, Guizhou 550081;
[2]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Guangxi 543002)
AbstractIn Guilin wartime, journ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ts) ia a part of Guilin wartime,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show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A surprising numb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journals, a wide range of readers; (2) Masters gathering , the translation team involved in strong, young three generations, and mainly middle-aged; (3) Serial and journal inadequate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 special issue" and commemorate certain foreign writers or poets of the "album" and "Series"; (4 ) translation of pure literary magazine "Literary translation News" founde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ranslation" in the name of "Translation Journal", and so on.
Key wordsSino-Japanese War; Guilin; journal; litera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1937年7月7日爆發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随后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导致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桂林，作为战时广西省政府所在地，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和相对“民主”、“开明”的政治氛围，吸引大批内迁文化人士、学术机构团体、报纸报刊、出版社等云集桂林，使桂林成为战时著名的文化阵地之一。
期刊凭借自身周期短、信息快、售价廉等优势，迅速在桂林发展起来。借助期刊这一媒介的蓬勃发展，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也跟着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文艺）运动向前发展的一股力量。但由于桂林抗战文化（文艺）研究者长期将目光投向此时期文学创作、戏剧、歌曲、木艺、党的领导等方面的研究，而对翻译活动的研究重视不够，使得对这段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处于“待开发的地带”。再加上译作散见于各类期刊，不易收集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期刊译作的研究长期处于“人为的欠缺”。因此，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不可避免的处于尴尬局面，尽管其在1938-1945年间取得一系列令人侧目的成就，但鲜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为此，笔者尝试对此时期的期刊文艺翻译活动进行研究，总结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点。
1 文艺译作数量惊人，涉及期刊种类繁多，读者面广
据统计，战时桂林共发行期刊248种，其中有56种刊登文艺译作，译作数量惊人，多达860篇。在这56种期刊中，涉及的期刊种类繁多，综合类杂志，如：《文化杂志》、《半月文萃》；科学文化类杂志，如《乐群》；政治杂志，如：《朝鲜义勇队通讯》；文学类杂志，如：《诗创作》、《文学译报》；艺术类杂志，如：《新音乐》、《木艺》、《戏剧春秋》。在这些种类繁多的杂志中，其中又以文学类杂志刊登的译作最多。与此同时，这些杂志涉及的读者面广，有专门针对工人的，如：《新工人》；针对青年的，如：《自学》、《青年生活》；针对妇女的，如：《广西妇女》、《妇女岗位》；针对少年儿童的，如：《少年之友》、《儿童漫画》等。
2 名家云集，翻译队伍涉及壮、中、青三代，并以中年为主
活跃在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的名家如云，按其年龄段来分，可大体可分为壮年（1900年前出生）、中年（1900-1914年出生）、青年（1915年后出生）。壮年的有著名作家茅盾、翻译家曹靖华、教育家夏丏尊等。中年的有戴望舒、卞之琳、黄药眠、巴金、艾芜、施蛰存、孟十还、方敬、夏衍、焦菊隐、穆木天、梁宗岱、胡仲持、戈宝权、林焕平、瞿白音、丽尼、李健吾、胡风、庄寿慈、孟昌、彭慧、周行、何家槐等等。有很多已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出版家、电影评论家、职业翻译家等。他们约占到整支队伍人数的80%-90%，是期刊文艺翻译的主力和骨干。青年的有：蒋路、魏荒弩、温致义、秦似、陈原等，这些在当时还仅是翻译爱好者的青年人，有不少人后来成长为优秀的文学翻译家。
3 期刊出现翻译连载和“翻译专号”及纪念某位外国作家或诗人的“专辑”和“特辑”
期刊由于篇幅有限，倾向于刊登短篇作品。但对于那些特别优秀的长篇作品也不忍弃之，只好采取“连载”的形式将其刊登出来，如：《诗》三卷五期至六期连载《玛耶可夫斯基的被捕》；《文学译报》一卷一期至三期连载《人鼠之间》。
为满足读者对译作的需要，一些文学类杂志不只是零散的刊登一些译作，还出现“翻译专号”，集中刊登译作，如《诗创作》第七期刊登译文46篇，文论译文3篇。此外，还出现纪念某位外国作家或诗人的“专辑”和“特辑”，如：《诗创作》一卷八期出现普式庚一○五年祭专辑，一卷十期有惠特曼五十祭专辑；《文学译报》一卷三期出现“高尔基逝世六周年纪念特辑”。
4 纯文艺翻译杂志《文学译报》的创刊和以“翻译”为名《翻译杂志》的出现
在战争时期的中国，以刊载文艺译作为主的杂志还是比较少，曾先后出现：北京的《奔流》（1928年创刊）和《未名》（1928年创刊）；上海的《译文》（1934年创刊）、《世界文学》（1934年创刊）、《西洋文学》（1940年创刊）、《译林》（1940年创刊）和《译文丛刊》（1941年创刊）；成都的《金沙》（1941年创刊）和重庆的《时与潮文艺》（1943年创刊）。地处偏远的桂林，在战时也诞生了一份纯文艺翻译杂志——《文学译报》（1942年创刊），这在当时的桂林，乃至中国，都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该刊由文学翻译爱好者蒋路、伍孟昌、秦似、庄寿慈等创办起来，主要介绍现代写实作家及作品。
5 期刊文艺翻译活动经历“缓慢发展”、“高速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
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虽是桂林战时文化（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但其有自身独特的分期和发展态势。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呈现三种发展态势，即：第一阶段，1938年3月1日第一篇文艺译作《关于木刻与漫画》在《战时艺术》發表至1940年12月底的缓慢发展期；第二阶段，1941年1月初至1943年12底的高速发展期；第三阶段，1944年1月初至最后一篇文艺译作《从军记<下>》在《宇宙风》第139期发表的衰落期。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于其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受到来自当时政治、经济、读者、译者、出版社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
6 文学体裁完备，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论文、童话故事、民间故事、歌曲、谚语、笑话、报告文学、剧本等
桂林期刊文艺翻译涉及的体裁众多，有诗歌，如惠特曼的《反叛之歌》；小说有莫泊桑的《项链》等；散文有高尔基的《海燕》等；论文有费德林的《论郭沫若之〈屈原〉》等；童话故事有王尔德的《夜莺与蔷薇》等；民间故事有立陶宛的《三姐妹和他们兄弟故事》等；歌曲的有苏联歌曲《我流浪遍了西方》等；乌克兰的谚语和笑话（配有插图）。此外，还有报告文学和剧本，这是需要特别提起的。报告文学，凭借其直接而迅速反映现实的特点，在抗战期间迅速成为最广泛最适切地反映这动乱时代的文学形式，成为时代的宠儿。它不仅受到作家们的喜爱，也受到译者的青睐。话剧，在桂林抗战期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和斗争方式，它蓬勃的发展迫切需要好的剧本。获取剧本的来源除了自主创作，另外就是翻译。桂林期刊刊登过的剧本有爱尔兰拉辛的三幕剧《审判日》、《青年军官》（《苏·伏罗夫元帅》序幕）和匈牙利拔拉希的《莫扎特》等。
7 “抗日”和“反战”成为当时译作的主题
“翻译，无论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五次翻译高潮，无不证明这一点。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五四”至新中国成立的文学翻译，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多学科、全方位的翻译格局。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作为“五四”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不论其产生、发展和结束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密不可分，就连“译什么”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紧密联系。
“译什么”在那个“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战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是个民族倾向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极有可能像梁实秋一样“犯错误”。虽然当时文艺界对梁实秋的言论有些扭曲，批判也有些激烈，但从对梁的批判可以看到：在那战火纷飞、内忧外患的抗日战争年代，作为有识之士，更应该关注和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育功能应置于文学的艺术性上。文艺界对梁“与抗战无关”论调的批判，有利于统一文艺界包括翻译界的思想，把大家牢牢拧到“有利于抗战”这一股绳上，各项活动，包括翻译活动要紧紧围绕“抗日救亡”和“反战”来展开。“抗日”、“反战”题材的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译作的首选，期间对苏俄文学的大量译介便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
8 大量译作来自苏俄，部分来自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少量来自弱小国家，来自法西斯国家的文学并不没有被排除在外
8.1 苏俄文学
由于苏俄文学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教育意义，及它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的极为相似，正在饱受国际法西斯国家的蹂躏，苏俄文学自然受到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的关注，并长期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翻译的重点，译作数量约占整个桂林抗战期间全部译作的70%-80%。对苏俄文学的大量译介，主要集中在柴霍夫、萨尔蒂珂夫、普希金、马耶可夫斯基、莱蒙托夫、高尔基、果戈理、屠格涅夫、普希金、雪夫兼珂、肖洛珂夫、托尔斯泰、契科夫等作家的作品上。普希金的《加尔索的俘虏》、《欧根·奥尼金》等，莱蒙托夫的《帆》、《远帆》、《孤帆》等，高尔基的《苦命人巴威》、《饥饿的人们》等，肖洛珂夫的《静静地顿河》、《在顿河上》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安娜·卡列尼娜》等，都译介到桂林。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更是加大对苏俄文学的译介，纷纷推出有关“苏德战争”的特辑，如：《野草》刊登孟昌翻译爱伦堡《人类跟我们在一起》和《巴黎在法西斯的铁蹄下》，法捷耶夫作《复H·约翰逊》等；《文艺生活》刊登托尔斯泰《我号召憎恨》，爱伦堡《我看见过他们》等。这些译文及时反映苏俄人们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壮举，并有利地配和当时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的开展。在译介苏俄文学时，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何家槐翻译了系列苏联工厂史；二是，曹靖华翻译了不少苏联民间故事。
8.2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
对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译介在此期间也不容忽视，其译作数量仅次于苏俄文学之后。英国文学中最好的要数其诗歌。在翻译英国文学时，桂林期刊文艺翻译工作者自然不忘翻译它的诗歌。《诗创作》在第10、12、14、16、17、18期连续刊载“现代英国诗抄”，介绍21位诗人，27首诗歌。在英国众多诗人当中，拜伦及其诗歌最受青睐。拜伦，英国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其一生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在梁启超、马君武等人的“努力”下，拜伦作为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民族解放英雄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在抗日战争期间，桂林翻译工作者希望再次借助“拜伦”这一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更多民众，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因此，对其作品和经历等进行较多译介，如：《半月新诗·半月文艺》13、14期合刊刊登拜伦名篇《哀希腊》；《诗创作》16期刊登《诗人拜伦的地中海旅行》和18期《大海颂》；《诗》3卷4期刊登《普式庚论拜伦》。除了拜伦，奥登的诗歌、王尔德的童话及萧伯纳的剧本也都译介到战时桂林。
美国文学虽然年轻，但其凭借新鲜、活泼及反映现实生活迅速的特点，在桂林抗战期间也大受欢迎。对美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惠特曼、爱伦坡、萨洛阳、斯坦贝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赛珍珠等人的作品上。其中，又以惠特曼、斯坦贝克和杰克·伦敦最受关注。由于惠特曼诗歌中所渗透出来的强烈情感及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使得桂林期刊文艺翻译工作者对其作品甚是喜爱，对其诗歌的译介就超过20首，如《反叛之歌》、《养牛者》、《你，民主政治哟》、《致失败者》等。在惠特曼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时，《诗创作》一卷十期还刊出惠特曼五十祭专辑。由于斯坦贝克的个人经历及其和杰克·伦敦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对现实的反思及反战思想，也使得他们及其作品在桂林深受欢迎。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馒头坪》、《五分钱一箱》等及杰克·伦敦的《强者的力量》、《生火》、《奴隶》等，先后被译介到战时桂林。
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雨果、巴尔扎克、A·栾豹等作家身上。提到这段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不得不提及一位翻译家，那就是穆木天。他是我国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第一个译者，也是公认的卓越的巴尔扎克译者之一。在旅桂期间，他继续致力于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发表译作《夏贝尔上校》（连载）、《长生不老药》、《勾卜塞克》等。雨果的战斗性小说《光明》、《我的童年》、《劳苦的人们》、《田园生活》等，及A·栾豹的《人羊神的头》、《惊愕者》、《感兴》等也由穆木天译介到战时桂林。
8.3 弱小民族文学
“弱小民族文学”的所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的特征。抗战时期，中国人在那些同样受西方列强压制的“弱小民族”身上，看到了与自己同样的命运，在他们的文学中，听到了同样的抗议之声，体会到同样的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情感。因此，“弱小民族文学”成为继苏俄文学、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之后，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界的又一关注对象。来自捷克、印度、爱尔兰、波兰、乌克兰、瑞典、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立陶宛、西班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发生内战）、阿拉伯等国的文学作品都有在期刊上发表。虽然这些作品来自的国家众多，但分散到各个国家时，各国文学译作的数量并不多。大名鼎鼎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及印度泰戈尔在此时期也有作品译介到桂林，但很少，各有一篇。此外，尼赫鲁，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1947-1964），所作的《茄梦娜之病》、《监狱风景线》、《风雨·山林·虫鸟》、《铁窗内外》也被译介到桂林。与此同时，为了让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精神鼓舞中国人民，戴望舒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钞》， 黄药眠翻译了《给国际纵队》。
8.4 法西斯国家文学
对于来自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文学作品，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从民族利益出发，有选择地翻译那些对抗战有利，特别是能够有效揭露法西斯侵略战争罪行和反战的作品，但此类作品数量不多。在翻译霍夫曼斯塔尔《德国的小说》序文时，冯至曾写下这样的话语：“……作者写出德国人的长处，也写出他的天性里不能避免的弱点；他在最后一段里所说的，不使人想到现在的德国所走的歧途吗？”从这不难看出当时译者在选择翻译来自法西斯国家文学时的良苦用心：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不管其来自反法西斯国家还是来自法西斯国家，都可为我所用。在译介来自法西斯国家的文学时，侧重于日本方面。在沦陷区译坛或销声匿迹，或受到严控的中野重治的作品却得以在桂林出版：《诗》新一卷二期发表其两首诗歌，《诗创作》1942年10期发表其《布尔乔亚诗选手惠特曼》。此外，《文学译报》1942年1卷4期发表还死于日本特高警察酷刑下小林多喜二的《为了市民之故》，《文艺生活》1942年2卷4期刊登反战作家鹿地亘的《鲁迅魂》，《半月文萃》1944年3卷1期和3期连载被日本军国主义称为“娇声卖国贼”绿川英子的《在战斗的中国》等。在译介德国文学方面，主要倾向于介绍歌德和海涅的诗歌，及当代德国流亡作家的作品，如：卡罗萨的《在东战线》。这些来自法西斯国家作家笔下的作品不仅有利于向世人揭露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暴行，鼓舞更多人反抗法西斯侵略，而且也有利于丰富我国抗战文学宝库，使之多姿多彩。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808LX398 “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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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益群等.文艺期刊索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30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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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春英.抗战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J].日本研究,1989(1):84.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桂林 期刊 文艺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and Journal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Guilin War
WEI Youqing[1], WU Yuesheng[2]
([1] Gui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iyang, Guizhou 550081;
[2]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Guangxi 543002)
AbstractIn Guilin wartime, journ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ts) ia a part of Guilin wartime,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show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A surprising numb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journals, a wide range of readers; (2) Masters gathering , the translation team involved in strong, young three generations, and mainly middle-aged; (3) Serial and journal inadequate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 special issue" and commemorate certain foreign writers or poets of the "album" and "Series"; (4 ) translation of pure literary magazine "Literary translation News" founde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ranslation" in the name of "Translation Journal", and so on.
Key wordsSino-Japanese War; Guilin; journal; litera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1937年7月7日爆發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随后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导致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桂林，作为战时广西省政府所在地，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和相对“民主”、“开明”的政治氛围，吸引大批内迁文化人士、学术机构团体、报纸报刊、出版社等云集桂林，使桂林成为战时著名的文化阵地之一。
期刊凭借自身周期短、信息快、售价廉等优势，迅速在桂林发展起来。借助期刊这一媒介的蓬勃发展，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也跟着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文艺）运动向前发展的一股力量。但由于桂林抗战文化（文艺）研究者长期将目光投向此时期文学创作、戏剧、歌曲、木艺、党的领导等方面的研究，而对翻译活动的研究重视不够，使得对这段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处于“待开发的地带”。再加上译作散见于各类期刊，不易收集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期刊译作的研究长期处于“人为的欠缺”。因此，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不可避免的处于尴尬局面，尽管其在1938-1945年间取得一系列令人侧目的成就，但鲜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为此，笔者尝试对此时期的期刊文艺翻译活动进行研究，总结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点。
1 文艺译作数量惊人，涉及期刊种类繁多，读者面广
据统计，战时桂林共发行期刊248种，其中有56种刊登文艺译作，译作数量惊人，多达860篇。在这56种期刊中，涉及的期刊种类繁多，综合类杂志，如：《文化杂志》、《半月文萃》；科学文化类杂志，如《乐群》；政治杂志，如：《朝鲜义勇队通讯》；文学类杂志，如：《诗创作》、《文学译报》；艺术类杂志，如：《新音乐》、《木艺》、《戏剧春秋》。在这些种类繁多的杂志中，其中又以文学类杂志刊登的译作最多。与此同时，这些杂志涉及的读者面广，有专门针对工人的，如：《新工人》；针对青年的，如：《自学》、《青年生活》；针对妇女的，如：《广西妇女》、《妇女岗位》；针对少年儿童的，如：《少年之友》、《儿童漫画》等。
2 名家云集，翻译队伍涉及壮、中、青三代，并以中年为主
活跃在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的名家如云，按其年龄段来分，可大体可分为壮年（1900年前出生）、中年（1900-1914年出生）、青年（1915年后出生）。壮年的有著名作家茅盾、翻译家曹靖华、教育家夏丏尊等。中年的有戴望舒、卞之琳、黄药眠、巴金、艾芜、施蛰存、孟十还、方敬、夏衍、焦菊隐、穆木天、梁宗岱、胡仲持、戈宝权、林焕平、瞿白音、丽尼、李健吾、胡风、庄寿慈、孟昌、彭慧、周行、何家槐等等。有很多已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出版家、电影评论家、职业翻译家等。他们约占到整支队伍人数的80%-90%，是期刊文艺翻译的主力和骨干。青年的有：蒋路、魏荒弩、温致义、秦似、陈原等，这些在当时还仅是翻译爱好者的青年人，有不少人后来成长为优秀的文学翻译家。
3 期刊出现翻译连载和“翻译专号”及纪念某位外国作家或诗人的“专辑”和“特辑”
期刊由于篇幅有限，倾向于刊登短篇作品。但对于那些特别优秀的长篇作品也不忍弃之，只好采取“连载”的形式将其刊登出来，如：《诗》三卷五期至六期连载《玛耶可夫斯基的被捕》；《文学译报》一卷一期至三期连载《人鼠之间》。
为满足读者对译作的需要，一些文学类杂志不只是零散的刊登一些译作，还出现“翻译专号”，集中刊登译作，如《诗创作》第七期刊登译文46篇，文论译文3篇。此外，还出现纪念某位外国作家或诗人的“专辑”和“特辑”，如：《诗创作》一卷八期出现普式庚一○五年祭专辑，一卷十期有惠特曼五十祭专辑；《文学译报》一卷三期出现“高尔基逝世六周年纪念特辑”。
4 纯文艺翻译杂志《文学译报》的创刊和以“翻译”为名《翻译杂志》的出现
在战争时期的中国，以刊载文艺译作为主的杂志还是比较少，曾先后出现：北京的《奔流》（1928年创刊）和《未名》（1928年创刊）；上海的《译文》（1934年创刊）、《世界文学》（1934年创刊）、《西洋文学》（1940年创刊）、《译林》（1940年创刊）和《译文丛刊》（1941年创刊）；成都的《金沙》（1941年创刊）和重庆的《时与潮文艺》（1943年创刊）。地处偏远的桂林，在战时也诞生了一份纯文艺翻译杂志——《文学译报》（1942年创刊），这在当时的桂林，乃至中国，都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该刊由文学翻译爱好者蒋路、伍孟昌、秦似、庄寿慈等创办起来，主要介绍现代写实作家及作品。
5 期刊文艺翻译活动经历“缓慢发展”、“高速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
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虽是桂林战时文化（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但其有自身独特的分期和发展态势。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呈现三种发展态势，即：第一阶段，1938年3月1日第一篇文艺译作《关于木刻与漫画》在《战时艺术》發表至1940年12月底的缓慢发展期；第二阶段，1941年1月初至1943年12底的高速发展期；第三阶段，1944年1月初至最后一篇文艺译作《从军记<下>》在《宇宙风》第139期发表的衰落期。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于其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受到来自当时政治、经济、读者、译者、出版社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
6 文学体裁完备，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论文、童话故事、民间故事、歌曲、谚语、笑话、报告文学、剧本等
桂林期刊文艺翻译涉及的体裁众多，有诗歌，如惠特曼的《反叛之歌》；小说有莫泊桑的《项链》等；散文有高尔基的《海燕》等；论文有费德林的《论郭沫若之〈屈原〉》等；童话故事有王尔德的《夜莺与蔷薇》等；民间故事有立陶宛的《三姐妹和他们兄弟故事》等；歌曲的有苏联歌曲《我流浪遍了西方》等；乌克兰的谚语和笑话（配有插图）。此外，还有报告文学和剧本，这是需要特别提起的。报告文学，凭借其直接而迅速反映现实的特点，在抗战期间迅速成为最广泛最适切地反映这动乱时代的文学形式，成为时代的宠儿。它不仅受到作家们的喜爱，也受到译者的青睐。话剧，在桂林抗战期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和斗争方式，它蓬勃的发展迫切需要好的剧本。获取剧本的来源除了自主创作，另外就是翻译。桂林期刊刊登过的剧本有爱尔兰拉辛的三幕剧《审判日》、《青年军官》（《苏·伏罗夫元帅》序幕）和匈牙利拔拉希的《莫扎特》等。
7 “抗日”和“反战”成为当时译作的主题
“翻译，无论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五次翻译高潮，无不证明这一点。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五四”至新中国成立的文学翻译，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多学科、全方位的翻译格局。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活动作为“五四”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不论其产生、发展和结束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密不可分，就连“译什么”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紧密联系。
“译什么”在那个“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战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是个民族倾向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极有可能像梁实秋一样“犯错误”。虽然当时文艺界对梁实秋的言论有些扭曲，批判也有些激烈，但从对梁的批判可以看到：在那战火纷飞、内忧外患的抗日战争年代，作为有识之士，更应该关注和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育功能应置于文学的艺术性上。文艺界对梁“与抗战无关”论调的批判，有利于统一文艺界包括翻译界的思想，把大家牢牢拧到“有利于抗战”这一股绳上，各项活动，包括翻译活动要紧紧围绕“抗日救亡”和“反战”来展开。“抗日”、“反战”题材的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译作的首选，期间对苏俄文学的大量译介便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
8 大量译作来自苏俄，部分来自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少量来自弱小国家，来自法西斯国家的文学并不没有被排除在外
8.1 苏俄文学
由于苏俄文学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教育意义，及它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的极为相似，正在饱受国际法西斯国家的蹂躏，苏俄文学自然受到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的关注，并长期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翻译的重点，译作数量约占整个桂林抗战期间全部译作的70%-80%。对苏俄文学的大量译介，主要集中在柴霍夫、萨尔蒂珂夫、普希金、马耶可夫斯基、莱蒙托夫、高尔基、果戈理、屠格涅夫、普希金、雪夫兼珂、肖洛珂夫、托尔斯泰、契科夫等作家的作品上。普希金的《加尔索的俘虏》、《欧根·奥尼金》等，莱蒙托夫的《帆》、《远帆》、《孤帆》等，高尔基的《苦命人巴威》、《饥饿的人们》等，肖洛珂夫的《静静地顿河》、《在顿河上》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安娜·卡列尼娜》等，都译介到桂林。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更是加大对苏俄文学的译介，纷纷推出有关“苏德战争”的特辑，如：《野草》刊登孟昌翻译爱伦堡《人类跟我们在一起》和《巴黎在法西斯的铁蹄下》，法捷耶夫作《复H·约翰逊》等；《文艺生活》刊登托尔斯泰《我号召憎恨》，爱伦堡《我看见过他们》等。这些译文及时反映苏俄人们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壮举，并有利地配和当时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的开展。在译介苏俄文学时，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何家槐翻译了系列苏联工厂史；二是，曹靖华翻译了不少苏联民间故事。
8.2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
对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译介在此期间也不容忽视，其译作数量仅次于苏俄文学之后。英国文学中最好的要数其诗歌。在翻译英国文学时，桂林期刊文艺翻译工作者自然不忘翻译它的诗歌。《诗创作》在第10、12、14、16、17、18期连续刊载“现代英国诗抄”，介绍21位诗人，27首诗歌。在英国众多诗人当中，拜伦及其诗歌最受青睐。拜伦，英国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其一生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在梁启超、马君武等人的“努力”下，拜伦作为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民族解放英雄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在抗日战争期间，桂林翻译工作者希望再次借助“拜伦”这一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更多民众，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因此，对其作品和经历等进行较多译介，如：《半月新诗·半月文艺》13、14期合刊刊登拜伦名篇《哀希腊》；《诗创作》16期刊登《诗人拜伦的地中海旅行》和18期《大海颂》；《诗》3卷4期刊登《普式庚论拜伦》。除了拜伦，奥登的诗歌、王尔德的童话及萧伯纳的剧本也都译介到战时桂林。
美国文学虽然年轻，但其凭借新鲜、活泼及反映现实生活迅速的特点，在桂林抗战期间也大受欢迎。对美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惠特曼、爱伦坡、萨洛阳、斯坦贝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赛珍珠等人的作品上。其中，又以惠特曼、斯坦贝克和杰克·伦敦最受关注。由于惠特曼诗歌中所渗透出来的强烈情感及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使得桂林期刊文艺翻译工作者对其作品甚是喜爱，对其诗歌的译介就超过20首，如《反叛之歌》、《养牛者》、《你，民主政治哟》、《致失败者》等。在惠特曼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时，《诗创作》一卷十期还刊出惠特曼五十祭专辑。由于斯坦贝克的个人经历及其和杰克·伦敦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对现实的反思及反战思想，也使得他们及其作品在桂林深受欢迎。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馒头坪》、《五分钱一箱》等及杰克·伦敦的《强者的力量》、《生火》、《奴隶》等，先后被译介到战时桂林。
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雨果、巴尔扎克、A·栾豹等作家身上。提到这段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不得不提及一位翻译家，那就是穆木天。他是我国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第一个译者，也是公认的卓越的巴尔扎克译者之一。在旅桂期间，他继续致力于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发表译作《夏贝尔上校》（连载）、《长生不老药》、《勾卜塞克》等。雨果的战斗性小说《光明》、《我的童年》、《劳苦的人们》、《田园生活》等，及A·栾豹的《人羊神的头》、《惊愕者》、《感兴》等也由穆木天译介到战时桂林。
8.3 弱小民族文学
“弱小民族文学”的所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的特征。抗战时期，中国人在那些同样受西方列强压制的“弱小民族”身上，看到了与自己同样的命运，在他们的文学中，听到了同样的抗议之声，体会到同样的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情感。因此，“弱小民族文学”成为继苏俄文学、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之后，桂林战时期刊文艺翻译界的又一关注对象。来自捷克、印度、爱尔兰、波兰、乌克兰、瑞典、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立陶宛、西班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发生内战）、阿拉伯等国的文学作品都有在期刊上发表。虽然这些作品来自的国家众多，但分散到各个国家时，各国文学译作的数量并不多。大名鼎鼎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及印度泰戈尔在此时期也有作品译介到桂林，但很少，各有一篇。此外，尼赫鲁，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1947-1964），所作的《茄梦娜之病》、《监狱风景线》、《风雨·山林·虫鸟》、《铁窗内外》也被译介到桂林。与此同时，为了让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精神鼓舞中国人民，戴望舒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钞》， 黄药眠翻译了《给国际纵队》。
8.4 法西斯国家文学
对于来自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文学作品，桂林期刊文艺翻译界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从民族利益出发，有选择地翻译那些对抗战有利，特别是能够有效揭露法西斯侵略战争罪行和反战的作品，但此类作品数量不多。在翻译霍夫曼斯塔尔《德国的小说》序文时，冯至曾写下这样的话语：“……作者写出德国人的长处，也写出他的天性里不能避免的弱点；他在最后一段里所说的，不使人想到现在的德国所走的歧途吗？”从这不难看出当时译者在选择翻译来自法西斯国家文学时的良苦用心：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不管其来自反法西斯国家还是来自法西斯国家，都可为我所用。在译介来自法西斯国家的文学时，侧重于日本方面。在沦陷区译坛或销声匿迹，或受到严控的中野重治的作品却得以在桂林出版：《诗》新一卷二期发表其两首诗歌，《诗创作》1942年10期发表其《布尔乔亚诗选手惠特曼》。此外，《文学译报》1942年1卷4期发表还死于日本特高警察酷刑下小林多喜二的《为了市民之故》，《文艺生活》1942年2卷4期刊登反战作家鹿地亘的《鲁迅魂》，《半月文萃》1944年3卷1期和3期连载被日本军国主义称为“娇声卖国贼”绿川英子的《在战斗的中国》等。在译介德国文学方面，主要倾向于介绍歌德和海涅的诗歌，及当代德国流亡作家的作品，如：卡罗萨的《在东战线》。这些来自法西斯国家作家笔下的作品不仅有利于向世人揭露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暴行，鼓舞更多人反抗法西斯侵略，而且也有利于丰富我国抗战文学宝库，使之多姿多彩。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
（200808LX398 “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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