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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慈祥又充满着革命热情的老人,满头笼罩着如银的白发,而她的精神健壮得像青年人一样,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炯炯射人。在她的眉宇举动之间,在她的内心和生命之中,充满着斗争经验、革命热情和伟大的力量。”
——邓颖超
母亲的榜样
蔡特金这个名字,中国人是很熟悉的。但我们有时也会搞错。其实,蔡特金只是她丈夫的姓。她本人名叫克拉拉,1857年7月5日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维德劳村。
克拉拉一头金发,总是梳成一根很粗实的辫子,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每遇不平之事就愈发目光炯炯。
村里只有一所学校,两间教室。她的父亲和一位助理教师教着180名左右学生。克拉拉在学校学习挺用功,在家里也常把大量时间消磨在书上。家里有很多书,她一本接一本地找自己喜欢的书读。那当中有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书,也有狄更斯和拜伦的作品,但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三本历史书——一本描写法国大革命,一本记述瑞士独立战争,还有一本记载教会内部的各种反对教皇权威的活动。
她父母是一对乐善好施的夫妇,在村里很受人们尊敬和信赖。谁心里苦闷,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和委屈,都愿意到埃斯内家里来向他们倾诉。小克拉拉在一旁听着,常常气鼓鼓地瞪圆双目,胸中填满义愤。父母有时也带她去慰问穷人,救济院中的情形使她很受震动。
克拉拉从小对社会的不平有着深切的感触,对穷苦人的境况十分同情。
克拉拉的母亲是当地妇女联合会的创办人。这个联合会是德国最早的妇女组织之一,并与全国性的妇女运动保持着联系。母亲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极端热忱,以及她到处滔滔不绝地演讲和游说,给克拉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思想受到很大影响。
1875年,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承担起抚养子女的重任。
母亲很坚强,生活的不幸没有把她压垮,而且她还继续从事着她的妇女工作。她在莱比锡的“全德妇女联合会”结识了德国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路易丝·奥托和奥古斯特·施密特,并设法使克拉拉进入了施密特主持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在这所学校里,克拉拉获得了当时德国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不仅深化了以前学过的文学和历史知识,而且学会了意大利语、英语和法语。
学校的师生们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克拉拉的观点和立场明显倾向社会主义。
社会大动荡
就在克拉拉从学校毕业的1878年,德国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并对她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年5月11日,流氓无产者赫德尔在柏林菩提树下街开枪行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6月2日,又有一位名叫诺比林的知识分子向威廉一世行刺,使他受到重伤。这两件事原同社会民主党毫无关系,但“铁血宰相”俾斯麦却以它们为借口,颁布了一项针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并为此解散了帝国议会。
1878年10月21日“非常法”生效后,帝国政府肆意镇压工人运动,实行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大兴冤狱。警察雇用的无赖在工人常去的酒店中会突然高呼“皇帝万岁!”谁不起立、脱帽、致敬,谁就犯了“侮辱皇帝”罪。柏林市第七法庭一天之内就曾以这种罪名判处了7人共22年半的监禁。据说有一名妇女因在听说皇帝遇刺时说了句,“他至少不是穷人,可以得到护理”,就被判了刑。
克拉拉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挺身而出,四处募捐,援助受到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
奥西普逃不脱受迫害的命运。但他是外国人,最终被驱逐出境。他辗转去了巴黎。
不久,克拉拉也不顾亲友的劝阻,只身离开祖国,去追寻她的恋人,而且还在1881年正式加入了正在遭受严厉镇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1882年,她来到瑞士的苏黎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刊物《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工作了几个月。在这里她结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等人,并第一次读到了倍倍尔的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妇女才能获得解放”,“妇女参加劳动,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妇女组织可以加强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等等,在克拉拉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年年底,克拉拉来到巴黎,在贫民区一所破旧的房子里找到了她的爱人。从此改姓了蔡特金,并与爱人一起度过了艰辛而又甜蜜的七年时光。
家庭与革命
蔡特金夫妇有了两个孩子,家里充满祥和的天伦之乐,但贫困也随之加剧起来。
他们时常付不出房租,最终被房东撵出了屋子。
克拉拉手边已经没有任何食物,嘴里也再难讲出些什么来安慰两个可怜的孩子。时间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萧瑟的寒风无情地威胁着凄楚的母亲和孩子。今夜在哪里度过?是游民收容所还是街头的路灯下?孩子们能够挨得住吗?
奥西普终于来了,还带来几片面包和一小块发硬的马肉。他把食物分给克拉拉和孩子们。克拉拉又把分给自己的也塞到孩子们手中。
他们在流离失所之中得到一位流亡的俄国女革命者的帮助,暂时寄住在她的一所房子中。
这对革命夫妇生活虽然艰苦,却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奥西普开办政治理论讲习班。克拉拉和奥西普两人都为《社会民主党人》等革命报刊撰写文章,并且写了很多。在他们狭小的陋室中,常有操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不同语言的各国革命者前来聚会,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儿——燕妮和劳拉,她们的丈夫——龙格和拉法格,《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以及巴黎公社的“红色姑娘”路易丝·米歇尔等人。
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奥西普患上了恶性脊髓炎,无法下地行走。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到了克拉拉一人肩上。
“为了丈夫和孩子们,为了社会主义运动,我必须坚持下去!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她在心里反复鼓励着自己。
他们没有稍怠革命工作。奥西普卧病在床,仍坚持写作。克拉拉除肩负家务、侍候有病的丈夫和坚持写作外,还负责为丈夫跑图书馆借书,以保证他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一时期,克拉拉写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1889年1月底,奥西普·蔡特金告别了人世。
克拉拉·蔡特金面色苍白,但没有眼泪。她茫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紧接着就病倒了,好像她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她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挨过了一两个星期。终于,对孩子和事业的责任感使她重新站立了起来。
丈夫逝世后没几个月,蔡特金便参与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确定国际妇女的节日——“三·八”节
18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著名的第二国际从此诞生。
25年前(1864年)的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曾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为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存活12年,至1876年7月宣布解散。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国际”。
时隔25年,各国社会主义者重新召开国际性代表大会,而且从此每隔数年便召开一次。1900年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国际局,1907年通过组织章程。这就是第二国际,它一直存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在列宁领导下,1919年3月又成立了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它存活到1943年6月。
蔡特金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1889年7月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妇女劳动问题》的演说。这是那次大会的五个专题报告之一。蔡特金在报告中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认为妇女参加劳动会导致工人工资降低的观点。她指出,参加劳动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而妇女解放归根结底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任务之一。她号召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
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首次响起的要求劳动妇女的平等权利和彻底解放的呼声,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大会将蔡特金代表劳动妇女提出的要求写进了《关于国际劳工立法的决议》。她的这篇演讲稿也被印成单行本,广泛流传。
1907年,15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在德国斯图加特城召开第一届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特金被推选为联合会书记处书记。1910年8月,各国妇女代表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第二届大会,蔡特金与她的德国战友凯台·董克尔提议以共同举办“妇女日”的形式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根据她们的提案和全体代表的表决,会议决定:“各国社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
1911年3月19日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妇女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俄国彼得格勒女工为庆祝国际妇女节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为支援她们的斗争,全彼得格勒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并由此引发了俄国“二月革命”,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
1921年6月9日～15日,蔡特金出席并主持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为纪念俄国女工1917年的英勇斗争,将每年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的固定日期。这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来历。过去我国报刊常把这个节日的来历与美国芝加哥女工斗争联系在一起,看来是一个误会,或许是与“五·一”节的来历搞混了。
1921年,蔡特金被选为第三国际妇女局书记。自那以后,她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为妇女解放而奋斗。
鉴于蔡特金对国际妇女运动的卓越贡献,人们称誉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与法西斯战斗到最后一息
蔡特金成了国际上最著名的女革命家。她的演说很有感召力,尤其受到广大劳动群众欢迎。每次有她到会演说,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一张蔡特金演说的海报,令警察们如临大敌,忙得不可开交。
敌人企图暗算她,密探经常尾随她,歹徒多次包围她的住所。有一次,是她儿子放出大狗撕咬敌人,蔡特金才得以走脱。还有一次,她出席一个集会,警察突然闯进会场,年逾六旬的蔡特金挺身站到一张椅子上,镇定地高声朗诵:
“假如世界上鬼魅成群,甚至要吞噬我们,我们无须畏惧,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
敌人抓去了蔡特金,但后来又在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她。
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分子进军罗马,在意大利建立起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主义思潮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泛滥。德国的法西斯匪徒在希特勒带领下以慕尼黑为据点,到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工人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于1923年在柏林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蔡特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从此,她便开始了反法西斯活动。
她号召人们,“不要软弱,不要妥协,从最初一瞬起就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她指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把人类拖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蔡特金成为世界上最早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人。
1932年8月,德国国会要举行全体会议。蔡特金是国会中最年长的议员,按照惯例她有权主持国会的开幕式。但当时她不在国内。
法西斯分子痛恨蔡特金,更怕她回国进行反法西斯宣传,便四处扬言要杀害她。年迈体衰的蔡特金不顾法西斯分子的威胁,毅然从莫斯科秘密返回德国。30日,在国会开幕前的一瞬间,她突然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并且慷慨激昂地率先发表了演说,号召国内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
蔡特金疾呼:“投票给希特勒就是投票给战争!”
然而1933年1月,希特勒还是上台,做了德国总理。蔡特金的心都碎了。5月,她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了自己最后的呼声:
“看看德国吧,垂死的、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正在那里向法西斯求救。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毁灭人们肉体和精神的野蛮统治,恢复了中世纪的暴行……”
一个月后——1933年6月20日,76岁的克拉拉·蔡特金在莫斯科附近的阿汉格尔斯克一所疗养院逝世。
22日,她的灵柩在数十万群众簇拥下被抬往红场。她的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
1928年夏,邓颖超曾有幸在莫斯科拜会蔡特金。邓颖超曾回忆:“她是一位慈祥又充满着革命热情的老人,满头笼罩着如银的白发,而她的精神健壮得像青年人一样,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炯炯射人。在她的眉宇举动之间,在她的内心和生命之中,充满着斗争经验、革命热情和伟大的力量……她是一位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邓颖超
母亲的榜样
蔡特金这个名字,中国人是很熟悉的。但我们有时也会搞错。其实,蔡特金只是她丈夫的姓。她本人名叫克拉拉,1857年7月5日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维德劳村。
克拉拉一头金发,总是梳成一根很粗实的辫子,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每遇不平之事就愈发目光炯炯。
村里只有一所学校,两间教室。她的父亲和一位助理教师教着180名左右学生。克拉拉在学校学习挺用功,在家里也常把大量时间消磨在书上。家里有很多书,她一本接一本地找自己喜欢的书读。那当中有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书,也有狄更斯和拜伦的作品,但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三本历史书——一本描写法国大革命,一本记述瑞士独立战争,还有一本记载教会内部的各种反对教皇权威的活动。
她父母是一对乐善好施的夫妇,在村里很受人们尊敬和信赖。谁心里苦闷,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和委屈,都愿意到埃斯内家里来向他们倾诉。小克拉拉在一旁听着,常常气鼓鼓地瞪圆双目,胸中填满义愤。父母有时也带她去慰问穷人,救济院中的情形使她很受震动。
克拉拉从小对社会的不平有着深切的感触,对穷苦人的境况十分同情。
克拉拉的母亲是当地妇女联合会的创办人。这个联合会是德国最早的妇女组织之一,并与全国性的妇女运动保持着联系。母亲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极端热忱,以及她到处滔滔不绝地演讲和游说,给克拉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思想受到很大影响。
1875年,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承担起抚养子女的重任。
母亲很坚强,生活的不幸没有把她压垮,而且她还继续从事着她的妇女工作。她在莱比锡的“全德妇女联合会”结识了德国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路易丝·奥托和奥古斯特·施密特,并设法使克拉拉进入了施密特主持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在这所学校里,克拉拉获得了当时德国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不仅深化了以前学过的文学和历史知识,而且学会了意大利语、英语和法语。
学校的师生们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克拉拉的观点和立场明显倾向社会主义。
社会大动荡
就在克拉拉从学校毕业的1878年,德国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并对她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年5月11日,流氓无产者赫德尔在柏林菩提树下街开枪行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6月2日,又有一位名叫诺比林的知识分子向威廉一世行刺,使他受到重伤。这两件事原同社会民主党毫无关系,但“铁血宰相”俾斯麦却以它们为借口,颁布了一项针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并为此解散了帝国议会。
1878年10月21日“非常法”生效后,帝国政府肆意镇压工人运动,实行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大兴冤狱。警察雇用的无赖在工人常去的酒店中会突然高呼“皇帝万岁!”谁不起立、脱帽、致敬,谁就犯了“侮辱皇帝”罪。柏林市第七法庭一天之内就曾以这种罪名判处了7人共22年半的监禁。据说有一名妇女因在听说皇帝遇刺时说了句,“他至少不是穷人,可以得到护理”,就被判了刑。
克拉拉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挺身而出,四处募捐,援助受到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
奥西普逃不脱受迫害的命运。但他是外国人,最终被驱逐出境。他辗转去了巴黎。
不久,克拉拉也不顾亲友的劝阻,只身离开祖国,去追寻她的恋人,而且还在1881年正式加入了正在遭受严厉镇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1882年,她来到瑞士的苏黎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刊物《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工作了几个月。在这里她结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等人,并第一次读到了倍倍尔的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妇女才能获得解放”,“妇女参加劳动,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妇女组织可以加强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等等,在克拉拉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年年底,克拉拉来到巴黎,在贫民区一所破旧的房子里找到了她的爱人。从此改姓了蔡特金,并与爱人一起度过了艰辛而又甜蜜的七年时光。
家庭与革命
蔡特金夫妇有了两个孩子,家里充满祥和的天伦之乐,但贫困也随之加剧起来。
他们时常付不出房租,最终被房东撵出了屋子。
克拉拉手边已经没有任何食物,嘴里也再难讲出些什么来安慰两个可怜的孩子。时间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萧瑟的寒风无情地威胁着凄楚的母亲和孩子。今夜在哪里度过?是游民收容所还是街头的路灯下?孩子们能够挨得住吗?
奥西普终于来了,还带来几片面包和一小块发硬的马肉。他把食物分给克拉拉和孩子们。克拉拉又把分给自己的也塞到孩子们手中。
他们在流离失所之中得到一位流亡的俄国女革命者的帮助,暂时寄住在她的一所房子中。
这对革命夫妇生活虽然艰苦,却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奥西普开办政治理论讲习班。克拉拉和奥西普两人都为《社会民主党人》等革命报刊撰写文章,并且写了很多。在他们狭小的陋室中,常有操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不同语言的各国革命者前来聚会,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儿——燕妮和劳拉,她们的丈夫——龙格和拉法格,《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以及巴黎公社的“红色姑娘”路易丝·米歇尔等人。
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奥西普患上了恶性脊髓炎,无法下地行走。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到了克拉拉一人肩上。
“为了丈夫和孩子们,为了社会主义运动,我必须坚持下去!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她在心里反复鼓励着自己。
他们没有稍怠革命工作。奥西普卧病在床,仍坚持写作。克拉拉除肩负家务、侍候有病的丈夫和坚持写作外,还负责为丈夫跑图书馆借书,以保证他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一时期,克拉拉写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1889年1月底,奥西普·蔡特金告别了人世。
克拉拉·蔡特金面色苍白,但没有眼泪。她茫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紧接着就病倒了,好像她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她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挨过了一两个星期。终于,对孩子和事业的责任感使她重新站立了起来。
丈夫逝世后没几个月,蔡特金便参与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确定国际妇女的节日——“三·八”节
18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著名的第二国际从此诞生。
25年前(1864年)的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曾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为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存活12年,至1876年7月宣布解散。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国际”。
时隔25年,各国社会主义者重新召开国际性代表大会,而且从此每隔数年便召开一次。1900年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国际局,1907年通过组织章程。这就是第二国际,它一直存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在列宁领导下,1919年3月又成立了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它存活到1943年6月。
蔡特金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1889年7月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妇女劳动问题》的演说。这是那次大会的五个专题报告之一。蔡特金在报告中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认为妇女参加劳动会导致工人工资降低的观点。她指出,参加劳动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而妇女解放归根结底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任务之一。她号召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
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首次响起的要求劳动妇女的平等权利和彻底解放的呼声,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大会将蔡特金代表劳动妇女提出的要求写进了《关于国际劳工立法的决议》。她的这篇演讲稿也被印成单行本,广泛流传。
1907年,15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在德国斯图加特城召开第一届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特金被推选为联合会书记处书记。1910年8月,各国妇女代表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第二届大会,蔡特金与她的德国战友凯台·董克尔提议以共同举办“妇女日”的形式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根据她们的提案和全体代表的表决,会议决定:“各国社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
1911年3月19日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妇女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俄国彼得格勒女工为庆祝国际妇女节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为支援她们的斗争,全彼得格勒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并由此引发了俄国“二月革命”,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
1921年6月9日～15日,蔡特金出席并主持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为纪念俄国女工1917年的英勇斗争,将每年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的固定日期。这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来历。过去我国报刊常把这个节日的来历与美国芝加哥女工斗争联系在一起,看来是一个误会,或许是与“五·一”节的来历搞混了。
1921年,蔡特金被选为第三国际妇女局书记。自那以后,她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为妇女解放而奋斗。
鉴于蔡特金对国际妇女运动的卓越贡献,人们称誉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与法西斯战斗到最后一息
蔡特金成了国际上最著名的女革命家。她的演说很有感召力,尤其受到广大劳动群众欢迎。每次有她到会演说,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一张蔡特金演说的海报,令警察们如临大敌,忙得不可开交。
敌人企图暗算她,密探经常尾随她,歹徒多次包围她的住所。有一次,是她儿子放出大狗撕咬敌人,蔡特金才得以走脱。还有一次,她出席一个集会,警察突然闯进会场,年逾六旬的蔡特金挺身站到一张椅子上,镇定地高声朗诵:
“假如世界上鬼魅成群,甚至要吞噬我们,我们无须畏惧,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
敌人抓去了蔡特金,但后来又在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她。
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分子进军罗马,在意大利建立起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主义思潮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泛滥。德国的法西斯匪徒在希特勒带领下以慕尼黑为据点,到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工人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于1923年在柏林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蔡特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从此,她便开始了反法西斯活动。
她号召人们,“不要软弱,不要妥协,从最初一瞬起就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她指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把人类拖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蔡特金成为世界上最早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人。
1932年8月,德国国会要举行全体会议。蔡特金是国会中最年长的议员,按照惯例她有权主持国会的开幕式。但当时她不在国内。
法西斯分子痛恨蔡特金,更怕她回国进行反法西斯宣传,便四处扬言要杀害她。年迈体衰的蔡特金不顾法西斯分子的威胁,毅然从莫斯科秘密返回德国。30日,在国会开幕前的一瞬间,她突然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并且慷慨激昂地率先发表了演说,号召国内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
蔡特金疾呼:“投票给希特勒就是投票给战争!”
然而1933年1月,希特勒还是上台,做了德国总理。蔡特金的心都碎了。5月,她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了自己最后的呼声:
“看看德国吧,垂死的、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正在那里向法西斯求救。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毁灭人们肉体和精神的野蛮统治,恢复了中世纪的暴行……”
一个月后——1933年6月20日,76岁的克拉拉·蔡特金在莫斯科附近的阿汉格尔斯克一所疗养院逝世。
22日,她的灵柩在数十万群众簇拥下被抬往红场。她的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
1928年夏,邓颖超曾有幸在莫斯科拜会蔡特金。邓颖超曾回忆:“她是一位慈祥又充满着革命热情的老人,满头笼罩着如银的白发,而她的精神健壮得像青年人一样,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炯炯射人。在她的眉宇举动之间,在她的内心和生命之中,充满着斗争经验、革命热情和伟大的力量……她是一位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