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政府调查团来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于12月15日撰写了《长冈乡调查》，系统总结了长冈乡的工作经验。在1934年年初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二大”上，《长冈乡调查》和她的姊妹篇《才溪乡调查》一起，以《乡苏工作的模范》（一）（二）为题，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全体代表（见右图）。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亲笔记录了长冈乡群众1933年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的账目。在募捐时，长冈乡还属于邻近的榔木乡建制：
　　“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毛泽东文中所说的“会员”，是指赤色互济会员。早在1932年4月15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中，毛泽东就指示：“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组织群众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就是实行群众动员的工作之一。
　　毛泽东在文中记述的“铜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铜板，亦即铜元。一串铜元为1000个，当时可以兑换1个银元（大洋）。照此计算，2900位募捐参加者共捐献银元40元左右，这在当时中央苏区经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和经济双重“围剿”，连食盐都只能用老墙土泡水熬制味道苦涩的硝盐甚至“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的情况下，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在当时中央苏区被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这批捐款只有先设法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手中，然后才能转到满洲省委。由于敌我斗争形势严酷，加之史料匮乏，我们不能得知当年中央苏区人民究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了多少款项，且至今仍未找到这批捐款最后下落的记载。但无论这批捐款的结局如何，中央苏区人民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支援和对东北义勇军的情谊，已经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